1994年9月5日，张海迪参加第六届远南运动会气步枪射击比赛（老北摄/视觉中国）

冲突年代的青年楷模

1980年前后，经过数次重大调整，“上山下乡”运动悄然落幕，上千万知识青年陆续返回城镇，等待就业，各寻出路。此时的张海迪还在山东省聊城市莘县，住在县城文化馆一排三间平房的西屋里，晚上忙着背单词、看小说，白天去城关医院做临时工，为人针灸。张海迪自己也是一名病人，她是在5岁时被查出患有脊髓血管畸形，根据医生的说法，这可能跟当时儿童营养供应不足有关。血管畸形很快造成血肿，压迫脊髓，随后，在成长过程的数次手术中，张海迪失去了6块脊髓板，两根肋骨，以及胸二椎以下的全部知觉。她的脊椎是“S”形，一侧胸腔外是软软的，如果没有轮椅的扶手或被人扶着，她甚至无法支撑自己坐稳。

张海迪并不是聊城人，而是出生于山东省会城市济南，其父张坦夫曾是济南市文联副主席，其母毕江桥则是济南文工团的一名话剧演员，张坦夫夫妇共有三个女儿，1955年出生的张海迪排行老二。张坦夫在“文革”开始时被打成“右派”，1970年获得平反，成为下乡知青带队人，和全家人一起来到了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十八里铺尚楼村，在村里驻扎了3年，直到1973年才调入莘县县城，担任莘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海迪也随父来到县城。

张海迪第一次被报道跟张坦夫的职务并没有直接关系，根据最早发现张海迪的《山东画报》记者李霞的回忆，她有一个朋友是张坦夫的同事，李霞偶然听这个朋友说起过，有个叫张海迪的姑娘，身残志不残。1981年10月下旬，李霞到莘县采访，住在县招待所，听到几个服务员议论一个叫“玲玲”的姑娘，病得厉害。无意间打听，李霞才知道，“玲玲”就是她听说过的张海迪。服务员对张海迪的关切，引起了李霞的极大好奇，半个月后，在另一次采访中，李霞跟同行聊起“玲玲”，同样引起时任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宋熙文的好奇，两人决定一起去采访张海迪。

在前后两次共计十多天的采访过程中，宋熙文认为，张海迪有可能成为典型。他观察到，张海迪虽然没有上过学，却接受了非常积极的家庭教育和书本教育。宋熙文举了个例子，说自己第一次到张家，刚跟张坦夫寒暄，还没有表明采访原因，张坦夫就向张海迪介绍，“这位宋叔叔是新华社记者”。宋熙文后来了解到，这是张家一贯的传统，表明张海迪在家里是受重视的，从来没有因残疾而被歧视或区别对待。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张海迪成了一个乐观要强的姑娘，并在下乡前自学了中小学课程。

下乡后，张海迪没有被动地等待照顾，而是率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认字，为他们演奏手风琴，还自学了针灸，免费为当地村民治疗。宋熙文后来分析，张海迪的医术未必多高明，但在当地当时的医药卫生条件下，这件事让她和当地老少村民打成一片，有木匠免费为她设计了轮椅，孩子们则天天推着她到处玩。因此，在张海迪自己的文学作品中，除了当地村民的坎坷命运，这段农村生活在她生命里留下的是明亮的底色，她甚至记得，自己会和村里的小姑娘互相骂娘吵架，吵完很快就和好了。

当然，张海迪也有过消沉的日子。1973年，张海迪跟随父亲到了莘县县城，周围的年轻人纷纷当兵、上大学或被招工，张海迪却四处碰壁，找不到出路，一度准备自杀，连遗书都写了，但后来又在强烈的求生愿望中挺了过来。在莘县县城期间，张海迪开始自学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包括向一位被打成“右派”的中学老师学习英语，自学德语、日语和世界语，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练习绘画和琵琶，学习之余，她还找机会在医院、皮毛厂做临时工。

1981年，宋熙文见到张海迪时，她已经学会了家电维修，在莘县广播局电器维修部开始了正式工作。工作时，有同事和朋友每天会接送她上班，照顾她的日常生活，而她自己每天出门时，需要挤压膀胱排尿，然后长时间将进食和饮水控制在最低限度。同时，她还要忍受巨大的身体疼痛，1981年那次病危，正是因为她长期大量服用止疼片，药物中毒，引起间歇性呼吸停止，后又昏迷不醒达五天五夜。即便如此，坐在轮椅上的张海迪依然爽朗、热情、爱笑。正是这种乐观的精神吸引了宋熙文，他观察到，白天如果张海迪走在街上，会有不认识的老乡围着她问这问那，晚上，年轻人则会聚在她的房间，聊天、唱歌、拉手风琴。

两次采访后，宋熙文完成了外界报道张海迪的第一篇文章：《瘫痪姑娘玲玲的心像一团火》。对这篇文章，宋熙文自我评价写的是“革命英雄主义”，而当时新华社的评稿纪要则称文章是“生活中撷取的一朵鲜花”。两个评价显然含义不同，但不同的人似乎又都被同一种东西打动了，最终，这篇既非写领导，又非写英雄的千字通讯，刊登在了1982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

正是这篇报道，使张海迪有机会被共青团中央看到并选中。1983年2月，共青团中央几经考察后，将张海迪接到了北京，专门召开了媒体见面会。会上，张海迪发挥自己的特长，不光谈了自己的奇特经历，还现场演唱了三首歌：中文的《生活多美好》、英文的《哆唻咪》、日语的《四季歌》。见面会后，几十名记者开始主动日夜守在张海迪的宾馆房间门口，见缝插针，寻求机会采访。

半个多月里，张海迪获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在人民大会堂做了报告，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题词，所有重要报刊杂志都在以大量篇幅发表有关她的通讯、报告文学、社论、照片、连环画、读者来信。作家高伐林曾在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工作，根据他后来的回忆，在所有的报道中，张海迪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两点：一是自强不息，二是热心助人。除此之外，张海迪并不是一个标准的“典型人物”，比如她虽然努力拼搏，服从需要，乐于奉献，但同时也浪漫，爱美，拒绝剪掉长发，努力寻找自我。但也正是看似冲突的性格和经历，让她同时获得了老一辈革命家和新一代知识青年的推崇。

实际上，不光张海迪是冲突的，从1980年到1983年，时代同样是冲突的。琼瑶的小说已经在大陆风靡，人们看武侠，学英语，打破“铁饭碗”，羡慕万元户，但“上山下乡”和经济旧体制留下的伤痕还未远去，《中国青年》杂志在1980年发表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成为时代之问。而3年之后，张海迪则用弱者变强者的切身经历对这个时代之问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得到答案人们显然也是满意的，在两个月左右时间里，全国有4万封信件寄给张海迪，一些信件没有写地址，只写着“张海迪收”，就可以顺利送达。宋熙文后来分析，如果换一个时代，张海迪可能不会造成如此轰动效应，但她的精神不过时。高伐林证实了这点。在80年代末的《青年参考》上有一则调查，日本青少年研究所通过对中国大陆21所高中的1220人进行调查后发现，好几年过去，当时在中国最受高中生欢迎的10名伟大人物中，张海迪依然排名第七，位列爱因斯坦之后，马克思和武则天之前。

平静人生

在后来的自我总结中，张海迪认为，她在80年代得到的荣誉，应该属于80年代所有青年群体，那并不是她个人奋斗的结果。在众多的报告文学中，张海迪有自己最喜欢的作品，《人民日报》1983年3月8日刊登的《向命运挑战——记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这篇文章中，记者称她“付出了极大的自我牺牲，却并不是愁眉苦脸、清心寡欲的苦行主义者，而是享有着生活的美和她特有的欢乐”。

80年代的荣誉给张海迪带来了一些重要的人生选择，比如爱情。王佐良是一名上海知青，初中毕业后下放到安徽庐江县插队，后招工进了巢湖泵嘴厂当一名计量工。下乡期间，他自学了德语和英语。1981年12月29日，王佐良看到了《人民日报》关于张海迪的报道后，提笔开始给张海迪写信，随后两人书信往来不绝。

在遇到王佐良之前，张海迪受到过两次爱情的打击。一次是在莘县，她喜欢一个男孩子，感觉对方也“非常非常喜欢”她，但几年之后，男孩子忽然带着一个女孩子去她家，女孩子健康又漂亮，穿着冬妮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女主角）那样的毛大衣，两人还推着张海迪去看电影。另一次，有一个男性知青朋友告诉她，“海迪，等我下次再来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真的，你获得了幸福”。张海迪认为那是一句含蓄的承诺，但几年后，对方寄来了一张结婚照，希望得到祝福，张海迪立即就把照片撕了。两次恋爱的挫折，张海迪都痛苦万分，如被针扎刀绞，但她并没有放弃对爱情的向往，也没有降低对伴侣的标准，直到遇到理想的爱人王佐良，两人于1982年7月23日领证结婚，相伴至今。

除了爱情，荣誉并没有给张海迪带来更多好运气，很多人都知道张海迪残疾，但很少有人知道，1991年，张海迪鼻部被确诊基底细胞癌，在上海中山医院完成了人生的第六次大手术。因为担心注射麻药会使癌细胞扩散，张海迪接受的是无麻醉手术，从剥离到缝合，缝了40多针。她后来形容，自己当时身心痛苦，甚至希望有人用枪口对着她，在那一瞬间把她打死。

在手术前，张海迪早已完成散文集《鸿雁快快飞》的出版，还花5年时间写出了33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轮椅上的梦》。写作对她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健康人难以体会的身体痛苦。以张海迪的身体状态，平躺在床上她才会好过一点，但真的长时间躺在床上，她的精神又会异常苦痛，她无法忍受时光白白浪费。因此，她只能长时间坐着，忍受身体长出大面积的褥疮，腿脚浮肿，与“持续的，让人无可奈何，又无法抗拒的苦痛”为伴。

但即便如此，1991年的手术后，几乎没有休息，张海迪立刻就投入吉林大学哲学研究生课程的学习，并于1993年获得吉林大学哲学系硕士学位。在那之后，张海迪又先后创作和翻译了上百万字的作品。

但文学并不是张海迪后半生唯一的事业，身体的残疾，让她天然与中国的残疾事业联系在了一起，并见证了中国残疾事业的变化。张海迪在各个场合都提到过一件事，即1984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会标上的“残疾人”让张海迪大为感动，因为在那之前，许多官方文件中，残疾人都被称为残废人。甚至，全国没有一所招收残疾人的大学。张海迪虽然在青少年时期通过自学参加了高考，但实际上她只是去练练手，并没有机会进入大学。

这种差距和变化，在早年国内外的对比中更加明显。1988年，张海迪去日本，当地一家残疾人工厂的厂长开车接她去参观。张海迪上车后，厂长对张海迪说：“请坐好，我可能会开得快一些。我跟你是一样的，也是脊髓损伤者。”当时张海迪极为惊讶，那是她第一次知道，残疾人同样可以驾驶汽车，且能开得又快又好，自由外出。

正是这次在日本的经历，让张海迪于1998年担任政协委员后，立刻在1999年提交了《关于残疾人驾驶机动车辆的提案》，并在随后10年里坚持这一提案。最终，2009年底，公安部发布了《关于修改〈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决定》，其中涉及残疾人驾驶汽车的17条，进一步放宽了申请驾驶证的身体条件，新规定于2010年4月1日起正式施行。截至2018年，全国已有8万多名残疾人领取了机动车驾驶证。

张海迪与残疾人事业的联系更加紧密是在2008年接任邓朴方，成为残联第五届主席团主席，并于2013年和2018年两次获得连任之后。在工作中，张海迪关注的最大重点是康复治疗。根据2015年的数据，中国2600多万持证残疾人中，只有不到30%的人得到过康复服务，且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康复服务短缺的一大原因是，直到目前，中国依然只有70多所本、专科院校开设了康复专业，康复学科体系残缺不全。在此基础上，张海迪一直积极呼吁推动康复大学的建设，最终，2016年，“建设康复大学”被写进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2019年6月4日，教育部正式批复建立康复大学，由山东省主办，驻地青岛，中国残联、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共同建设，目前已启动筹建。

张海迪最近一次出现在新闻中是在2019年7月25日，《平等、参与、共享：新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70年》白皮书发表，她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人们心中的“海迪姐姐”穿一身浅灰色西装，搭配白衬衫，标准性的卷曲黑发依然浓密旺盛。她已经64岁了，但看起来依然年轻而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