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即将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关税——这一压制中国出口与投资，进而影响经济增速的重要因素也将撤去。那么，2019年第三季度6%的经济增速是否见底？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在前面，中国经济的增长又会以什么样的速度实现？

净出口作为支出法GDP的组成部分，往往与消费、投资一起，并称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几乎占到了自身贸易顺差的绝大部分，去年更是增加至2.14万亿元，GDP占比高达2.3%。如果这部分都消失，对经济的破坏是不言而喻的。

今年的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中美贸易的萎缩。据海关总署的数据，今年前10个月中国对美国出口2.39万亿元，下降6.8%，从美国进口6857.4亿元，下降21.5%。但如果从净出口的角度，比去年同期还扩大了0.8%。从更大的范围观察，我们今年前10个月货物贸易的净输出实际上是大幅攀升的，达到了2.35万亿元，扩大了42.3%。

顺差急剧膨胀的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却下探，足以说明是内需或投资出了问题，进出口数字也进一步佐证了上述论断。我们的顺差不是因为出口产品在放量，而是因为进口在萎缩。今年前10个月，出口13.99万亿元，增长4.9%；进口11.64万亿元，下降0.4%。无论出口还是进口都没有跟上国民经济的增速，进口甚至转为负值，说明内需严重不足。

增速下滑，其实完全可以直观地看出来。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靠的是两种大件商品的建设和消费：一个是住房，一个是汽车。今年前9个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了0.1%，只是到了10月才勉强由负转正，微增0.1%，而去年乃至前年都是两位数的增速，更不用说自房改以来房地产行业已经扩张了20年。据民生证券的统计，中国人均居住面积36.65平方米，美国人均65.03平方米，英国人均49.4平方米，法国人均40平方米，似乎还有潜力可挖，可在寸土寸金的东亚，我们只比日本少了2平方米，比韩国还多了2平方米，已经达到了平均水平，更不用说香港人均只有15平方米。

1998年房改前，我们的住房严重不足，人均不足10平方米。从1998～2016年这19年间，全国新增商品房住宅竣工面积达98亿平方米，如果按98平方米一套来计算就是竣工了1亿套房子，这么多套房子完全可以满足上亿个家庭的居住需求。这还只是商品房。如今全国城镇住房存量约2.74亿套，对应存量面积约261亿平方米。户均住房1.13套，其中城区1.07套。中国的住宅市场早已告别了紧缺，进入存量时代。曾经，房地产及其相关的上下游产业最多的时候贡献了20%的GDP，可现在，这一中流砥柱一样的行业哑火了。

汽车业虽然不能与房地产等量齐观，但也堪称居民支出的第二大宗消费。在持续了几十年的增长后，2018年全国乘用车销量下降了2.8%，今年下滑势头还在扩大。尤其是，补贴减少后，多年保持高速扩张的新能源汽车也失去了动力。和住房不同，此前很少有人会预料到我国的汽车市场会饱和，毕竟每千人170辆的保有量，无论和发达国家比还是和人均收入与我们相似的发展中国家比，都远没有“达标”，可我们却在半山腰上止步不前了。表面上，几乎所有的一、二线城市都加入了限购限行的行列，使用不便遏制了汽车的进一步普及；本质上，使用不便却是和城镇土地规划以及土地拍卖制度有关。为了城镇建设用地利益最大化，即使是十八线小县城新建的也都是高层住宅楼，汽车无处停、无路行，放开限购也于事无补。

今年经济突然下行，前几年却一直能维持住6.5%的增速，似乎是个谜。其实不难理解，收入并没有和大件消费同步提高，于是居民加杠杆、企业加杠杆，国家也在加杠杆。如今，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所有人都同时做着越冬的准备，消费骤然变冷。当此时，环保风暴余波带动了猪肉价格暴涨，更加剧了消费者的紧张情绪。

不过，短期的下滑并不意味着宏观经济就没有了增长的动力。实际上，如果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间尺度上，中国仍有颇多的增长潜力还没有释放出来。我们的前面仍有着10年乃至20年的扩张。原因也简单，因为还没有足够发达，有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可借鉴。换言之，我们的后发优势还没消耗完。

因为身处东亚雁阵式经济起飞的第三梯队，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速，似乎并不难，我们有着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先行者的经验。这个雁阵中，我们比日本晚起飞了约40年，比“四小龙”晚了约20年，在时间间隔上基本是没有异议的。9年前，安信证券有一个《三十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潜在增速的趋势转折》研究报告，因为准确预测到202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降到5.5%左右而被广为传播，它把2010年的中国和1968年的日本以及1991年的韩国放在一个起跑线上，做了多种类比，发现把时间之锚定在这两个时间点上，在经济基本面上有着最大化的契合。即使10年之后回头看，这些推算的偏差也不算很大。“四小龙”中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城邦型经济体，不好与相对复杂的经济体进行比较，但我国台湾地区还是可资比较的，基点被安信证券定在了1987年。

那么，10年之后，我们还是可以以当时建立好的坐标，推演中国经济在2020年以后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跨度中的增长潜力。相对的，我们的2020年对应的是日本的1978年、韩国的2001年和台湾地区的1997年。

如果把坐标放在这样一个东亚发展的坐标上，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颇为乐观的展望。上世纪70年代，受石油危机影响和刺激，日本开始了产业结构转型，日本企业大力开发节能技术，开发新能源，同时企业也在瘦身。这一阶段重化学工业比重开始下降，电子、汽车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迅速发展。但那仅仅是一个开始，从整体经济实力和经济质量上看，仅实现了大路货生产的世界一流水平。一些高端产品，如计算机、高级精密仪器、精密机床、高级汽车等，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赶上欧美。上世纪80年代是日本正式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时刻，正因为此才乐观情绪蔓延，招致了资产全面泡沫化。如果以日本为镜，我们看到的将是中国制造从大到强，全面开花的图景。

因为先发，且是第一个出发，日本的崛起猝不及防，因此更劲爆也更快地熄火。“四小龙”汲取了日本的教训，泡沫压制得比较早，也就没有蹈入日本上世纪80年代那样的“最后的疯狂”，自然增速也比较克制。2000年，当时的韩国经济总量约为5600亿美元，到2018年，韩国的GDP达到了1.62万亿美元，增长了1.8倍。按照韩国的增长势头，它很快就会超过加拿大和俄罗斯，跻身全球十大经济体。而中国台湾虽然在本世纪陷入了以“小确幸”为标志的边缘化，但在1997年其GDP是3037亿美元，2007年是4082亿美元，10年间也有三成多的涨幅。2017年中国台湾的GDP是5732亿美元，较之10年前，又有了四成的扩张。可见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如果能成功解决经济治理和社会结构中的矛盾，跨出“中低收入陷阱”，东亚国家均可以发掘后发优势，获得长足的增长。

相对于先发国家和地区，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计划生育政策使老龄化来得早一些，“基建狂魔”的超能力伴生了比较大的杠杆。投资效率相对低一些，与类似时期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相比，我们的人均GDP低一个台阶。惟其如此，可追赶的空间反而更大。

减速不可怕，理顺宏观经济中的结构问题，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