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畅销书作家贾雷德·戴蒙德

 

美国畅销书作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似乎有一种超凡的预言能力，总能够在一个新的大趋势到来之前做出警示。比如，就在大规模全球化即将拉开序幕的1997年，他出版了《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解释了人类社会命运各异的原因，为地球村的建设提供了法理依据。再比如，就在气候变化即将成为全球流行词的2005年，他出版了《崩溃》一书，把保护环境上升到了决定国家安危的高度，为环保概念在全世界的普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19年5月7日，即将年满82岁的戴蒙德又出版了《剧变》（Upheaval）一书，探讨了不同国家应对危机的不同方式。该书出版半年之后，新冠病毒来袭，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无法自拔，这本书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剧变之下的人类行动指南。

《剧变》

 

这三本书被统称为戴蒙德的“人类三部曲”，它们通常都会摆放在书店的历史类书架上。但戴蒙德却不是一个典型的历史学家，他大学学的是人类学，毕业后只身去英国闯荡，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拿到了生理学博士学位。学成之后戴蒙德回到美国，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医学院的生理学系谋得一份教职。这段教书生涯对他而言是有些拧巴的，他一边在讲台上培养未来的医生，一边却又迷上了鸟类学，并在去世界各地观鸟的途中重拾对人类学的爱好，同时又很自然地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差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枪炮、病菌与钢铁》和《崩溃》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出来的。

这两本书都涉及到人类历史，但写法和通常的历史书极为不同。市面上流行的大部分历史书都是描述性质的，书中给出的结论往往都是通过高超的叙述技巧阐述出来的，带有很强的作者个人烙印。这些结论通常也只是“相关”而不是“因果”，因为后者需要严密的逻辑和充分的证据，绝大部分人类历史事件都太过复杂，很难满足这样的条件。

比如，此前有很多历史学家试图解释人类社会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命运，但他们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而且包含了太多的运气成分，比如某位政治精英的横空出世，或者一场天灾的突然降临等等。但戴蒙德是一个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研究者，习惯于运用设计严密的科学实验来寻找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他借用了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地质学和地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影响人类社会命运的诸多因素，发现枪炮、病菌与钢铁这三个因素最为核心，可以用来解释所有其他原因。他对这个结论非常有信心，甚至直接将其用做书名。事实证明这一招极其奏效，读者没有想到看似复杂的人类历史居然只用三个因素就能解释得通，而且这三个解释都非常好记，也很容易流传，因此这本书大获成功，并为作者赢得了1998年度的普利策非虚构图书奖。

之后，戴蒙德又运用类似的方法研究了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写出了《崩溃》一书。为了控制变量的数目，他在这本书里设计了几个精巧的虚拟对照实验，比如把自然条件相似的南太平洋诸岛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或者把位于加勒比海域的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东西两半（分别为多米尼加和海地）互为对照，这就排除了其他因素的干扰，只让生态环境这一个变量起作用，得出的结论让人心服口服。

这两本书可以分别用“地理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来概括，这么做大大简化了两本书的中心思想，方便读者理解和传播，但却也因此而被很多学者诟病，指责戴蒙德忽略了人类历史的复杂性。这些指责自然有其道理，却丝毫不影响戴蒙德的书成为现象级畅销书，原因就在于市面上极少有像这两本书这样用因果关系来解释人类历史的书籍，只要这样的因果关系对于大部分国家成立，就足以让读者心满意足了。

更有意思的是，很多质疑者都来自第三世界国家，他们认为戴蒙德站在白人殖民者的视角看世界，误解了自己的国家和传统文化。比如出生于复活节岛的波利尼西亚人类学家塞尔吉奥·拉普（Sergio Rapu）就认为戴蒙德低估了岛民们保护环境的努力，这个岛生态崩溃的原因不是因为岛民乱砍滥伐，而是岛上的自然条件太差所致。

类似这样的指责同样自有道理，但仍然无法撼动戴蒙德在历史界的地位，因为他代表的是一种主流的研究方法，即只看统计数字，不考虑个案。虽然复活节岛民有可能是非常爱护环境的一群人，但从整体上来讲，大部分原住民的环保记录都乏善可陈，那种认为当地原始人比现代人更懂环保的老派思想禁不起统计数字的检验，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

作为“人类三部曲”的最终章，《剧变》同样采用了科学加历史的跨界写作方式。但这一次戴蒙德所仰仗的不是他自己的科研领域，而是他妻子玛丽·科恩（Marie Cohen）介绍给他的心理学知识。科恩是一位临床心理咨询师，经常要为遭遇心理危机的人提供帮助。通过多年的实践，危机治疗师们至少发现了12个能够影响一个人能否成功应对危机的因素，分别为：1.直面身处危机的现实，即他是否意识到自己遇到了麻烦；2.愿意承担责任，即他是否在给自己找借口；3.划清界限，即他是否能够正确地指出自己的问题所在，而不是一味地全盘否定自己；4.向外界寻求物质及情感支持，即是否有人愿意帮助他；5.借鉴他人应对危机的方法，即他是否愿意向别人学习；6.自我力量，即他是否有足够强的自信和毅力；7.诚实的自我评估，即他是否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8.应对过往个人危机的经验，即他此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危机；9.耐心，即他能否接受暂时的失败；10.灵活的个性，即他是否愿意尝试新的办法来解决问题；11.核心价值观，即他内心中那个不变的原则是否有商量的余地；12.不受约束，即他在自身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牵挂。

戴蒙德年轻时曾经遭遇过一次重大的个人危机，他用这12个因素分析了自己当年的处境，发现非常符合。然后他又用同样的方法分析了一些国家应对危机的方式，同样相当合适。于是戴蒙德便以这12个因素为模板，完成了这本讲述国家危机的著作。

不过，看完这12条之后，请各位读者扪心自问：自己能记住其中的几条呢？事实上，这12个因素几乎涵盖了心理学的所有要素，戴蒙德也并没有按照重要性进行排序，因为在他心目中这12个因素同等重要，没有高低之分，这就和前两本书的那种简单明了的结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似乎他为了避免之前过于简单化的论述方式所引起的争议，干脆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用12个因素把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都包括了进去，不给批评者留下任何口实。这么做虽然看似天衣无缝，但却也失去了前两本书那种直接而又尖锐的力量，不可避免地变得中庸了。

不过，这一点也正好和心理学本身的特征相吻合。这门学科缺乏其他科学领域那种逻辑上的严密性，反而更加接近传统历史学的特点，那就是长于叙事，短于因果。所以，也许我们不应该用前两本书的标准来要求《剧变》，而是应该将其当作一本传统的历史书去阅读，即把这本书当作案例分析的集合体，而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构建。戴蒙德似乎并不想通过这本书提出任何惊世骇俗的新理论，他只是想把自己这么多年来走南闯北的经历写下来供后人参考而已。

说到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能和戴蒙德相比。他喜欢旅行，几乎跑遍了全世界，并在很多国家长住过。他从小就有很强的语言天赋，至少会讲6种语言，甚至一度打算改行去联合国当口译员，这个本事使得他所能了解到的信息远比一般的旅行者要多得多。但是，这本书并没有像前两本那样以全世界为素材，反而只选择了7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戴蒙德在其中的6个国家（芬兰、智利、印度尼西亚、德国、澳大利亚和美国）都生活过很长的时间，只有日本他没有长住过，但他生活中有很多日本朋友，他们帮助他了解了这个国家的很多情况。

这7个国家遍布世界四大洲，从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全有，基本上涵盖了当今人类社会的大部分情况。这7个国家所面临的危机也各不相同，从外来的（日本、芬兰和澳大利亚）到内部自生的（美国、智利和印度尼西亚）都各有数例，颇具代表性。戴蒙德用心理学家提出的12个因素作为框架，把这7个国家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各自的解决方式逐一分析了一遍，希望能让读者看出国家行为和个人行为之间的联系。

由于国家和个体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戴蒙德却硬要把两者联系在一起，有时便显得过于刻意了。不过，他对这7个国家危机的叙述本身非常值得一读，因为其中夹杂了很多他的个人看法，充满了只有他这样极富经验的老派学者才会有的洞见。读者甚至可以把这些部分当成游记来读，戴蒙德的观察力和归纳能力远胜任何一名资深旅行者。

这7个国家当中，有6个国家所经历的危机发生在很多年前，市面上已有大量更加详细的资料，其价值稍逊。但美国所面临的危机是正在发生的，而戴蒙德住在美国的时间最长，所以这部分内容价值最大，最值得细读。

在戴蒙德看来，美国虽然曾经无比风光，有着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大得多的优势，但目前的美国却面临着很多问题，其中最核心的一个就是政治妥协的加速崩溃。美国的两党冲突正变得越来越激烈，双方越来越不愿意向对方妥协，这一点将极大地影响美国未来的走向。戴蒙德有很多朋友都是高层的从政者，他从这些朋友那里得到了很多一手信息，很多解释都是外行人难以想象的。比如，戴蒙德的一位朋友提到，过去的国会议员们都住在华盛顿，这座城市不大，别看大家平时吵来吵去，但周末却经常在一起聚餐，夫人和孩子们也都有机会成为好朋友，这就增加了双方相互了解的机会。但由于近年来美国国内航班的增加，华盛顿和美国各州之间的通行变得越来越频繁，导致大批国会议员搬离了华盛顿。他们平时在政府机构上班，一到周末就飞回老家和家人度周末，互相之间不再是朋友了，变成了纯粹的政敌。

类似这样的原因，只有像戴蒙德这样在美国生活多年，有机会接触到大批政客的人才能写得出来。还有一些原因，更是只有像戴蒙德这样的老年学者才能意识得到，比如互联网对美国人社交行为的影响。据戴蒙德回忆，他年轻的时候经常会去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和各种普通人正面交流。但今天的美国人都热衷于刷手机，不再愿意进行这种面对面的社交活动了。这一转变极大地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效率，导致普通美国人的政治观点变得越来越极端化，政治妥协越来越难以达成。戴蒙德认为，如果这一现状不能在短时间里发生改变的话，美国有变成智利的危险。

美国是互联网工业的发源地，所以美国最先开始受到互联网的冲击。如今这股浪潮正以势不可挡之势席卷全球，其影响相信今天的大部分中国人都已经看到了。

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一危机呢？书中没有给出答案。

 

三联生活周刊：这本书是非常个人化的记录，你选择了6个你曾经生活过的国家作为考察对象，书里也引用了很多朋友的话，你提出的12个因素也来自你的心理学家妻子，你有没有担心过这些个人化的信息来源会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呢？

戴蒙德：我书里的观点都来自客观事实，我个人的经验以及我朋友们的观点只不过是对这些客观事实做了注释而已。这些个人化的注释使得那些客观事实变得更加鲜活，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书中的观点。

三联生活周刊：你用人类心理来类比国家管理，但一个人和一个国家很不一样，前者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是为整体服务的，后者只是一个生造出来的概念而已，一个国家中的大多数公民更关心的肯定是个人的利益。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怎么会遵循同一套规则呢？

戴蒙德：一个人和一个国家当然是不同的，我在前言和第一章里详细讨论了两者的不同之处。我并没有说这两个系统遵循同一套规则，我只是说这12个因素当中的一些因素在这两套系统里都派上了用场。比如，一个人会从同伴那里获得帮助，就像一个国家可以从其他国家获得援助一样。有些适用于个人的因素并不适用于国家，但它们可以作为一种比喻，用来描述国家所面临的情况。比如，预测一个人应对危机能力的关键因素是他的“自我力量”（Ego Strength）是否强大，国家显然没有“自我力量”，但个人的“自我力量”可以对应于国家的一个特质，那就是“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两者是可以相互对照的。

三联生活周刊：这本书试图解释不同国家应对危机的方法为什么会如此不同，但你给出了12个原因，实在是太多了，导致这本书更像是对国家差别的一种描述而不是解释。尤其是和你的成名作《枪炮、病菌与钢铁》相比，差别更是明显。在那本书里，你只给出了三个解释，这会让读者的阅读体验更加清晰易懂。所以我很想知道，在你心目中对这个问题是否有更加通俗易懂的解释？比如这个国家到底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民族成分到底是单一的还是复杂的，或者这个国家受到的威胁到底是来自外部的还是来自内部的？

戴蒙德：不同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差别很大，背后的原因确实是非常多的。不但包括你提到的那三点，还包括这个国家的认同感是强是弱，此前是否经历过不同类型的危机，以及是否能得到来自他国的援助，或者是否能够从他国历史中获得经验，等等。

三联生活周刊：一些评论家发文指责你书中的一些事实有误，比如你书里说里根政府从来没有关门过，以及“9·11”之前美国本土没有发生过针对美国公民的恐怖袭击事件，但事实可能正相反，不知你对这些指责怎么看？

戴蒙德：里根政府只发生过短暂的部分关门，没有长时间的彻底关门。“9·11”之前只有一名美国公民在美国本土被恐怖分子谋杀。

三联生活周刊：你书里提到的一些问题以前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了，比如互联网是如何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两极分化的，我想知道你会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戴蒙德：互联网把世界变得更加两极分化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难以解决的！我看到的一些解决办法包括：限制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长；努力增加和朋友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见面时不再盯着手机看，而是看着对方的眼睛；邀朋友一起吃饭，边吃边聊，而不是赶紧把饭吃完后拿起手机，或者在整个饭局期间把手机关掉。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的新冠疫情，全世界都面临剧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指望来自外部的帮助。那么其余11个因素当中，你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个？

戴蒙德：所有那11个因素都很重要！这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承认危机的存在；承担责任；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比如我们曾经是如何消灭天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