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太阳的东部箱龟

 

记者/刘畅  实习记者/肖舒妍

“文玩”

“养熟了之后，它看着你拿吃的，就朝你跑过来。”胡勰的两只东部箱龟已“年近而立”，它们双眼橘红，头部金黄，从脖颈、四肢到龟壳，黄黑相间的条纹，仿佛远古人类创作的岩画。他养了它们十多年，为它们在家中单独辟出一个龟舍。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有垫土、有花和一个小水池。它们在陆地上生活，隐蔽在花下，只偶尔戏水。早春三月，两只龟刚刚从冬眠里苏醒。

胡勰营造的环境与它们的野外生境类似。东部箱龟原产于美国东部，从堪萨斯州东部、俄克拉荷马州和得克萨斯州到大西洋沿岸的低洼林地里，都有它们的身影。胡勰自上世纪90年代便开始在动物园里照顾箱龟，了解这个物种。虽然原产地在美国，东部箱龟的生存范围仍主要集中在温带地区，与中国北方类似，很适应大洋彼岸的气候，饲养难度不高。箱龟因为缩壳时腹甲和背甲能闭合，头和四肢可以完全藏进壳里的特殊结构，以及像陆龟一样高耸、饱满的背甲，在2005年左右终于吸引到刚刚兴起的中国异宠界的注意，成为龟友最喜爱的一类龟。

而如同北京的花鸟鱼虫市场往往也是售卖奇石、核桃的场所，它们背后有着相似的逻辑。“异宠来到中国，就被开发出‘文玩’式的玩法，要分出个三六九等。”胡勰告诉本刊，国内异宠界的乐趣之一，是像玩核桃一样，把东部箱龟的颜色和花纹变成攀比、炫耀的标准。他虽然养得早，自家龟的品相并不算上乘，不过四肢和背甲都有花纹而已。他喜欢饲养过程本身，琢磨如何用自己的知识让箱龟能在异域顺利产蛋、孵卵，他身边的龟友则有许多在追求品相的路上孜孜不倦。“相比守宫（壁虎）之类的异宠玩家追求品相时，只需看看守宫‘父母’的照片，之后就能配出自己想要的后代的成色，刚出生的箱龟浑身是黑色的，身上的花纹需要等到三四年之后才能完全显现，有更大的随机性。一只品相一般的公龟在2000块钱左右，品相好的母龟则要上万。”胡勰说。

对龟的喜爱，造就了初阶玩家，而对品相的追求在有龟的玩家身上，又催生出源源不断的需求。相同的模式遍及异宠界。胡勰说，虽自2010年，箱龟在国内的玩家手中繁育成功后，大部分需求在国内自己消化，但毕竟是外来物种，国内已有的箱龟难免近亲繁殖，需要不断地补充野外的箱龟，增加基因多样性。进口和自我繁育组成一个紧密运转的引擎。

一位美国道格拉斯中心的园林管理员在环保教育活动中展示箱龟

 

进口箱龟并不容易。包括东部箱龟在内的大部分箱龟列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又称《华盛顿公约》，简称CITES）附录二中，在中国属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随意买卖会触犯刑法。俄克拉荷马大学博士生王剀的研究课题涉及中美野生动物的贸易，他告诉本刊，按照CITES，除了附录一中的物种禁止商业贸易外，其他物种都可以正规出口，其中附录二和附录三中的物种出口，需要美国一方具有出口资质的个人或企业向海关报关，美国鱼类野生动物抽检合格后，开具合法的文件出口到国内，国内海关抽检后入关。

根据正规流程，买方收到货后，拿着种源证明、场地证明、公司执照和自己的身份证明到农业部下属的渔政部门或林业部门办理繁育许可证。二选一的情况看似有些奇怪。因为从生物学上看，箱龟作为在陆栖脊椎动物分类之下的爬行动物，又不在水中生活，显然是陆生动物，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七条的规定，“国务院林业、渔业主管部门分别主管全国陆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渔业主管部门分别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陆生、水生野生动物”，箱龟与本土龟鳖对应，应归林业部门管理。但在本土的龟鳖里，因乌龟、中华鳖等水中生活的物种又有许多具有经济价值，龟鳖类又被划归农业部下属的渔政部门管理、利用。

而据胡勰所知，对养龟人来说，没有人会选择林业部门发放的繁殖许可证，因为林业部门的许可证需要严格的资质审查和行政许可，理论上关于动物的每一次繁育、死亡、买卖的动态都要审查；而渔政部门的许可证则要宽松得多，动物的动态，只需养殖户每年上报即可。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异宠玩家并没有个人的养殖场，不具备资质，且王剀看到的贸易记录显示，美国对中国内地没有合法出口箱龟的记录，“只有香港地区有，出口数量也非常少，一年一个物种的出口量在30只以下”。

“初始种群全是走私来的。”箱龟玩家何以能够获得许可证胡勰不得而知，但他告诉本刊，从香港和台湾经海运私带是一种方式，但海路漫长，一般需要一个多月，龟的死亡率高，更多的方式是空运。资料显示，近两年来，既有美国曾查获空乘人员在自己的行李里夹带箱龟的情况，又有中国留学生因用快递私运箱龟而被判刑的报道。在中国海关，则屡屡发生海关人员查获走私贩子把箱龟与在CITES名录之外、可以任意出口的龟混在一起运来的情况。箱龟被装在饭盒大小、盖上打了孔的塑料盒子里，与其他类似的盒子封在一个大纸箱里。“漏网之鱼”便通过龟贩交到玩家手中，处于“民不举，官不究”的状态。

在香港花鸟市场里带着宠物交谈的人

 

“洗白”

箱龟的走私没有给野外种群带来过多的影响。胡勰说，美国一方管控严格，每年野生箱龟出现在异宠市场上的数量不多，在几十只左右。在野外也仍然随处可见东部箱龟的野生个体。但同在CITES附录二中，中国本土的黄缘闭壳龟，却在养殖场遍地的情况下，野生种群面临不断被“洗白”而濒临灭绝的境况。

箱龟在异宠界有“美国黄缘”的名号，二者仿佛镜像一般。龟的头和四肢能完全藏进壳里的特性，在美洲曰“箱”，在亚洲则名“闭壳”。黄缘闭壳龟的龟壳通体红棕似红木，又像小山一样隆起，还有黄色的边缘，头颈也是金黄色，备受国内外养龟人的青睐。“文玩”的玩法也同样适用，如今市场上一只稚龟的价格在一两千元之间，而成龟至少在7000元以上，能够稳定产蛋，满足玩家繁育乐趣的成龟更是能达到上万元。

“黄缘闭壳龟广泛分布在中国南方丘陵山区的林缘、杂草、灌木中，平时藏在树底下、石缝里。大约在2000年前后，黄缘闭壳龟开始成为异宠界的至宝。”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丁达尔告诉本刊，黄缘闭壳龟的养殖场在南方有许多，有养殖龟鳖传统的两广地区尤甚。因为它们常年生活在陆地上，水产养殖中最棘手的水质问题对它们没有影响，又属于本地龟，能自然冬眠，对食物又不挑剔，只要能安然活到成年，几乎很难死亡。因为用于观赏，刚孵出来的稚龟和成龟都能卖，且价格高昂，河南信阳的一些贫困地区将养殖黄缘闭壳龟作为当地扶贫产业。

丁达尔曾见到，养殖户围一个院子，地面铺上泥土，再挖个水坑，把龟放在院子里，喂它们吃瓜皮和面包虫。但养殖户为了“催熟”，会减少龟的冬眠时间，导致龟壳的营养不良，不如野生龟一般颜色艳丽，龟骨骼也跟不上肉的增长速度，使龟显得肥胖，不能完全缩回壳里。因而野外种群仍是玩家追求的对象。

但像国内所有的龟类研究一样，缺乏具体的科学调查数据，丁达尔为此曾到野外调查黄缘闭壳龟的野外种群数量。“2016年时，安徽皖南地区四个县一年能抓85只野生的黄缘闭壳龟。”丁达尔曾跟随猎户上山寻龟。他告诉本刊，那些猎户自打猎犬年幼时，就培养它们辨别黄缘闭壳龟的气味。进山数日，采山珍的同时，依靠猎犬把藏在树下的黄缘闭壳龟“咬”出来。因而许多野生的黄缘闭壳龟的背上都有猎狗留下的咬痕，那甚至成了以前玩家鉴定时的一个标准。“猎户可能许多天都一无所获，但一只就能卖成千上万元，他们始终乐此不疲。”

猎户属于供应链的最末端，各个山头的猎户把收来的龟卖给龟贩子，龟贩子再将龟卖给养殖户或异宠玩家，黄缘闭壳龟在管理上的混乱暴露在这一系列环节中。由林业部门管还是农业部门管的问题，在东部箱龟不过是走私贩个人的抉择，在黄缘闭壳龟却显得生死攸关。

因没有在1988年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时被列为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缘闭壳龟被林业部门作为“三有”动物（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动物）管理。饲养它们需要林业部门发放“三有”陆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在2013年被列入CITES附录二后，根据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它们成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捕捉野生个体将被视为违法，轻则没收、罚款，重则判刑。

爬友在家里展示自己的鬃鬣蜥

 

但与此同时，人工养殖的黄缘闭壳龟因其经济价值，2011年林业部门退出管理，将其交由以利用资源为目的的农业部门负责，并将其列入《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名录》。理论上来说，农业部门为养殖户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繁育许可证，养殖户能够依证饲养和售卖；同时，农业部门还需处理偷猎案件。看起来，猎户捕猎、贩卖的行为已经违法，而持有许可证的养殖户则是合法的。

即便合法的一方，也面临两个部门之间的龃龉。“直到如今，在安徽、江苏等地，同一市、县的养殖户，有的持有水生野生动物人工繁殖许可证，有的持有省林业部门的‘三有’陆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全国龟鳖养殖专业专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顾博贤向本刊介绍，遇到相关的案件，林业部门按“省三有”管理，渔业部门按照《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名录》管理，有的公安部门则按照CITES附录二办案。“安徽龟农反映，他们跑到林业局办理科研项目、扶持基金申请时，林业局说：‘我们只负责省三有陆生野生动物驯养证的发放和行政执法工作，你们这些事要归渔业部门管理。’而渔业部门的答复是：‘你们是林业局发证的，到林业局去办。’”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非法与合法之间的界限本身非常模糊。“虽然黄缘闭壳龟在《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名录》上，但养殖户曾亲口说，他们无法大规模繁育子二代。”海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史海涛是丁达尔的导师，国内龟类研究的权威，他告诉本刊，很多养殖户用野生种群补充养殖数量，而大多数执法者不会分辨黄缘闭壳龟的种类和来源，拥有许可证的养殖户可以随意将野生个体“洗白”成人工养殖的个体。而类似的情况发生在几乎所有《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内的龟鳖类动物之中。

史海涛想到在1988年就已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的四爪陆龟惨痛的前车之鉴。四爪陆龟分布在新疆，在上世纪60年代，保护区龟多的地方达到每平方公里上万只的种群数量，“比山上的牛粪还多”。80年代锐减到每平方公里60多只，到90年代，他调查时，已降至每平方公里6只，花几天时间都难找到一只。但保护区里，收购者从当地牧童那里购买一只四爪陆龟仅花5元钱。它们在繁殖季节喜欢聚集，雄龟之间求偶时的争斗会发出碰撞声，交配时会有叫声，当地人开着拖拉机，骑着摩托很容易发现它们，像捡石头一样就能把它们全抓走，几年间种群就消失殆尽。即使罚没从国外走私的，放到保护区里也无济于事。

虽然在疫情的重压之下，对黄缘闭壳龟的管理将移交给渔业部门，史海涛仍建议未来逐步终止黄缘闭壳龟的人工驯养，乃至《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内龟鳖类动物的贸易。而黄缘闭壳龟已在步四爪陆龟的后尘，近两年来，丁达尔在异宠交易市场里没有发现野生个体，说明该物种在野外几乎绝迹。

在圣安东尼奥日上，一位女士接过被神父保佑的龟

 

野味文化的挑战

因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龟鳖类只有12种，仅占中国所有龟鳖类的三分之一，中国的大部分龟鳖都处在盗猎与养殖的旋涡中。黄缘闭壳龟因其观赏价值高而受关注，而乌龟则因为食用过于闻名，成为龟鳖保护的“灯下黑”。史海涛记得十多年前在一次农业部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的会议上，他与其他成员发生激烈争执。“由于龟鳖类无一例外都处于濒危状态，我极力建议把所有龟鳖类物种都纳入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名录。领导说，中华鳖和乌龟实在养得太多了，能不能退让一下，这两个物种就先不要纳入重点保护名录。”

乌龟被养得多，有其天然的根源，它们自古广泛分布在中国的江河湖泊中，以至于中国老百姓习惯将任何龟都称为“乌龟”。实际上它们也是异宠界的宠儿，虽然没有黄缘闭壳龟昂贵，乌龟因特殊的生理特点，有独特的玩法。因背甲间的金色纹理，乌龟在市场上普遍被称为“金线龟”，而雄龟在性成熟后会墨化，变得通体乌黑，连眼球也会变成全黑色。这是它们被称为“乌龟”的原因，也造成雄龟比雌龟贵得多，墨化程度也成为玩家攀比的标准。

不过，史海涛告诉本刊，在乌龟每年的养殖数量中，只有不到一成作为宠物，绝大部分被用来食用、制成保健品，龟壳则用作传统的中药药材。资料显示，围绕这些每年近10万吨的商品产量，在我国南方，尤其是两广地区，分布着大大小小总计近千万亩的养殖基地，形成养殖、购销、饮食、加工、出口、观赏、饲料、科研、旅游、制药、银行信贷的产业链。乌龟也早已在农业部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生动植物资源名录》之中，保护其种质资源，以期更好地为人所利用。

海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国内龟类研究权威史海涛教授

 

看似源远流长的传统、环环相扣的产业，使之发扬光大的规模养殖却并非古已有之。“1988年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实际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史海涛说，法律就鼓励驯养繁殖，“驯养、繁殖成功的企业，还能获得国家奖励”。

乌龟的大规模养殖和吃龟的宣传便同时兴起于《野生动物保护法》之后。史海涛向本刊介绍，饲养乌龟不难，本土物种天然适应气候，只要有水塘，放入些小鱼小虾和龟饲料，不仅五六年后收获成龟指日可待，未来的后代也有望源源不断。与养鱼相比，价值却不可同日而语。从与乌龟价值等量齐观的中华鳖的价格上，便可见一斑。湖南省龟鳖协会的张寿岱说：“甲鱼是奢侈品，1985年左右时，猪肉一斤卖一块五，甲鱼能卖6块。过了10年，甲鱼作为补品飙升到一斤700多块钱，而那时的工薪阶层一个月也顶多挣1000块钱。”

捕获野生个体却是人工养殖的先决条件。在张寿岱的家乡湖南汉寿，上世纪70年代野生中华鳖几乎被尽数捉到养殖场里。史海涛也记得，他在20多年前调查时，养殖户对捕捉野生乌龟毫不避讳。与偷猎黄缘闭壳龟背后的动机一样，对于农户和养殖户来说，捕捉野生乌龟的成本比人工养殖的成本小得多，而农户没有许可证不能私自贩卖，养殖户收到龟后，不是用于繁殖，就是能够直接卖掉。“渔民用吊钩、捕笼抓龟。”史海涛见识过各式各样的捕捉手段，“他们甚至用电鱼的方法。晚上戴着头灯，背上通电装置，手拿抄子走进河里，通电装置发出‘滴滴’的噪声，不一会儿，翻滚、挣扎的蛙、蛇、龟就出现在渔民周围，渔民就把它们装进胸前的筐里。”

然而，因为野味文化的存在，即使人工繁育成熟，也难以断绝野生个体被捕获的命运。“中国人把龟视为特别好的山珍，吃过野味的人说，野生的确实比人工养殖的好吃。”史海涛对人们的癖好万般无奈。他经常到野味市场调查，也曾在“非典”之后，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两广地区野生动物市场的调查。身为专家，他从龟身上的痕迹、在人前的状态，一望即知它们的来源。“有些商贩卖野生的龟，为了躲避执法，说是人工养殖的。有些则会把人工养殖的龟零星地摆出来，为了卖高价，对顾客宣称是野生的，直到执法人员查处，才坦白实情。”

大规模捕捉使得2005年左右野生乌龟便已难觅踪迹，乌龟也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收入CITES附录二中，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物种，中华鳖则被红色名录列为“易危”，与大熊猫同一级别。而在“非典”17年后疫情再起，2月24日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颁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后，中华鳖和乌龟作为“三有”动物，似乎将被禁食。但同样因为牵涉数十万养殖户和上下游企业的利益，一周多后，农业农村部澄清，野生水生动物的边界尚在明确，而列入水生动物的中华鳖和乌龟，按照水生动物管理，仍允许饲养和买卖。

相比每年产业链市场近千亿规模的中华鳖着实难以撼动，且尚能见到中华鳖的野外个体，史海涛仍希望多年后，人们能够放下食用乌龟的执念，“毕竟乌龟在中国如此有名，我想调查它们有十多年了，野外却一个合适的种群也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