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不去考虑这份独特的遗嘱以及它从20世纪起对人类带来的巨大影响，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先生本人也是一位极其独特的人物，他足以凭借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商业成就被人牢记。
另一方面，也正是他的那份著名的遗嘱，让后人大多忽略了对他本人的关注，仿佛诺贝尔先生本人已经不再重要，他只是为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奖项留下一个名字和一份丰厚的遗产而已。在此后10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因为诺贝尔得名的奖项不断发展，权威性和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世界最高荣誉的代名词。而一个人单是凭借着一份遗嘱便名垂青史，这大概也会被很多人看作是这个成功的商人做的最后一笔成功的生意。
实际上，这个已经拥有100多年历史的著名奖项至今仍有着诺贝尔先生深深的印记。它所授予的奖项、评奖标准、评奖机构，乃至获奖人数，都在他的遗嘱里有明确的规定。诺贝尔奖所获得的世纪性声誉，它对科学界乃至全世界造成的巨大影响，乃至如今它受到的越来越多的批评，实际的源头都在于这份遗嘱本身。
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学、化学、文学与和平奖五个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全名为“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1968年由瑞典中央银行设立的，并不在诺贝尔奖遗嘱之列）的设置容易让人感到迷惑，难以以某个特定的领域来界定诺贝尔奖的性质。其实正是这五个方面构成了诺贝尔一生的主旋律。想要理解诺贝尔奖在整个20世纪的成功和它在21世纪受到的挑战，都需要从诺贝尔的一生谈起。
除了诺贝尔奖的设立者之外，诺贝尔另一个为世人所熟悉的身份是炸药的发明者。虽然炸药在人类的工程项目上有各种重要用处，但是这种在当时前所未有的威力巨大的爆炸物在战争中的用途更加显而易见。因此在当时就有评论说，因为诺贝尔的这项发明，“使杀人变得前所未有的快捷”。诺贝尔也因此被冠以“死亡商人”的称号，这个称号给诺贝尔带来痛苦，甚至是自我厌恶。诺贝尔本人并非没有意识到炸药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本人就曾经拥有钢铁厂和兵工厂，但是对于炸药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他表现出了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他坚信炸药的发明能够更加快速结束现代战争并因此减少人类的伤亡，因为他认为两个都拥有炸药的文明国家能够做出的最合理的选择就是不要开战。
除了炸药之外，诺贝尔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发明。他制造出了合成橡胶、人造皮革和人造蚕丝，他的一生中总共拥有355个专利，在20个国家开设了公司，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在商业之外，诺贝尔的另一面却又几乎是一个精明商人的反面——他热心于社会事务，爱好文学，尤其喜欢英语文学和诗歌，自己也写过小说和大量的诗歌（诺贝尔创作的诗歌，因为“亵渎神灵”，在他去世后大部分都被销毁了，只有小部分得以保留）。诺贝尔的私人图书馆里的藏书超过了1500本，书籍内容从哲学作品到小说，充分展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浪漫气质。
一个杰出的发明家，一个精明的商人，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这三种色彩描绘了诺贝尔的一生，也足以解释诺贝尔何以留下这份独特的遗嘱，特地设立了这几个奖项。诺贝尔相信科学与人文主义，相信科学进步能够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福利，相信新的科学发现能够促进世界和平，同时他又认为一份遗嘱必须具有非常明确的条款和指示，才能够被真正贯彻执行（他在遗嘱里详细地指定了为每一个奖项选择获奖人的机构）。可以说，只有像诺贝尔这样拥有巨大财富，又具有复杂性格的人才有可能设置出这样独特的奖项。直至今日，诺贝尔的遗嘱仍然在被忠实地执行着，人们仍然能够从这个奖项中感受到那种来自19世纪末的个人英雄主义与浪漫气息。
改变世界的科学与人
相比于经济和政治，科学发展是衡量人类发展的一个更重要的维度。在这样的维度里，从20世纪开始，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标尺，这就是诺贝尔奖。是否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已经成为人们衡量一个科学家是否算得上“顶级”、是否曾经做出过重大发现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在这一点上，虽然他无法想象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惨烈伤痛，但是在1896年去世的诺贝尔具有浓郁理想主义色彩的理念确实与随后人类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相契合——科学发展超越了国家、种族、历史和文化的限制，引导全人类前行。随着科学革命的爆发，人类文明在20世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正是诺贝尔奖在整个20世纪里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众多科学家所毕生追求的“圣杯”的原因。
从20世纪开始，科学技术的发展主宰一个国家的命脉，开始成为全世界的共识。科学研究不再是被一小部分有特殊兴趣的人所垄断的神秘领域，而变成了另一个国际竞争的场所。科学的门类众多，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衡量不同学者、大学或是国家之间研究水平的高低。于是是否赢得过诺贝尔奖，赢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就成了人与人、国与国彼此之间竞争和比拼的竞技场。
由一份遗嘱演变而来的奖项（虽然五项中的两项与科学无关）能够成为衡量科学研究的最高标准，原因不在于奖金，而是来源于诺贝尔奖的知名度以及被整个科学界所信赖的公正性。即使诺贝尔奖的评选标准难免受到当时时代情绪的影响，也必须承认，除了相对主观性更强的文学奖与更容易受到政治环境所影响的和平奖，诺贝尔奖的公正和专业性由瑞典几所世界顶级的学术机构所保证。由瑞典科学家所组成的诺贝尔奖委员会，以及遍布世界的向委员会提供咨询帮助的科学家们，共同成为诺贝尔遗嘱忠实的执行人。
一种理想主义情怀贯穿了诺贝尔的遗嘱及其后100多年的诺贝尔奖评选。诺贝尔希望把文学奖授予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品，希望把科学奖授予能够为全人类带来利益的科学发现或发明。问题在于，从实际层面来看，科学发现往往是超越道德的。正如炸药的发明，在短时间里一项新发明给人类带来的往往不一定是幸运。众多曾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发现或发明都曾被用于邪恶的事业。理想主义情怀与现实相遇的问题，也正是在整个20世纪深深困扰着人类的问题。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的威胁、种族问题、贫富差距……在层层深重的忧虑之下人类负重前，科学发展却无关人类需要面对的实际问题一往无前。在这个过程中，诺贝尔奖可以说是整个20世纪人类科学发展最好的记录者和评价者。
在对诺贝尔奖进行采访的过程中，几位诺贝尔委员会的成员都对我表示，诺贝尔奖所授予的是科学发现或发明，而非某位科学家的终身成就。在评选过程中，委员会成员们所反复论证的，是一项科学发现或发明的意义是否足够重大，可以达到诺贝尔奖的标准。在得到一致的确认之后，人们才会再去开始寻找为这项发明或发现做出了最杰出贡献的人。
巨额的奖金，还有这个奖项自身的权威性和绝对性，为诺贝尔奖赋予了某种权力。它可以通过一通电话就改变一位科学家的一生，使之名扬天下，与世界上那些最崇高的科学家们并列；也可以通过一次授奖，把一位科学家与一项重要的科学发现或发明永远联系在一起。正是这种巨大的魔力让诺贝尔奖令人难以抗拒，也让诺贝尔奖自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承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批评者们认为，以这样的标准和方式评选一项如此重要的奖项，实际上是扭曲了科学的本质，甚至是重写了科学史。科学发展是一个连续的、需要众多科学家通力合作才能够取得进步的事业。而一个人如果通过诺贝尔奖来回顾人类的科学史，就会感觉科学的发展和突破仿佛都是由少数的几个天才做出的，这样会忽略了众多对科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
科学的发展究竟是由众多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推动，还是由天才人物凭借自己超人的智慧所推动？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不会是简单的二取其一，而是两者兼而有之。问题在于，通过颁发诺贝尔奖，把一些出色的科学家打造成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或是如同流行偶像一样的世界名人，这是否有助于推动科学的发展。
我向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北欧理论物理学研究所主任托尔斯·汉斯·汉森（Thors Hans Hansson）教授提问：“是否认为诺贝尔奖已经变得过于重要？对于全世界的媒体，对于获奖人来说，因为诺贝尔奖吸引了太多的关注，从而几乎变成了一个名利场？”
汉森教授回答我：“因为各种媒体，包括个人媒体的高度发达，现在的情况与50年前，甚至是20年前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想这是无法避免的。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媒体都并不关注关于科学的新闻。一年一次，每次只有几天的时间里，让全世界的媒体全都关注到科学问题上来——即使有时可能会有过度关注的问题——但是我仍然认为取得媒体的关注，与新闻记者一起讨论关于诺贝尔奖的各个奖项，比如如何做出决定，有多少男性和女性得主，有多少人来自美国、欧洲或中国……是一件好事。但是最终，我们仍然希望把讨论还原到关注科学本身。”
通过诺贝尔奖评选，让人们从关注科学家到关注科学本身，这是诺贝尔当年设立这个奖项的初衷。可以说经历了科学革命，产生了众多科学传奇人物，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极其浓厚的20世纪与诺贝尔奖的理想主义气息相互融合，彼此成就。诺贝尔奖记录了那些改变世界的科学与人。
正是有获得一次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又一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所带来的耀眼光环，人们才更愿意去体会当年玛丽·居里（居里夫人）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心无旁骛探寻新元素和新物理现象的崇高境界。虽然没有因为自己最出色的成就获奖，但已经成为天才代名词的爱因斯坦，他在10年间面对着从没有人探寻过的未知，以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研究时空的性质，最终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宇宙观，这样的事迹也永远留在了诺贝尔奖的历史中。虽然说科学发现可能是一柄双刃剑，既可能造福人类也可能为人类带来灾祸，但是青霉素的出现无疑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是当之无愧的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的发明者，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和恩斯特·钱恩（Ernst Chain），在1945年共同获得诺贝尔奖，更加增添了诺贝尔奖的权威性。
除了和平奖之外，其他的诺贝尔奖项都只会被授予个人。无论外界对此有什么样的批评，目前看来这仍会是诺贝尔奖不变的传统之一。此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委员会已经明确表示，只会把奖项授予个人。而关于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长戈兰·汉森（G?ran Hansson）对我表示：“是个人做出最重要的发现，迈出最重要的一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我想，能够在一个庞大的科研机构中找到那个做出最重要发现的科学家，并把他介绍给全世界，使之成为全世界的榜样，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只要可能的话，我们就会继续坚持这样的原则。”
一个绝对化的诺贝尔奖希望通过把科学家塑造为全世界的榜样以提升科学在大众心中的地位。诺贝尔奖只发给个人，而人性永远都难以预料。大多数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在各方面都堪称人类的楷模，但少数获奖者的言行却明显与诺贝尔奖的精神相悖。早在20世纪早期，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就被称为“化学武器之父”，他研究的毒气造成了数百万人的痛苦死亡。时至今日，仍有少数诺贝尔奖得主发布反科学，甚至是种族主义言论，而这些明显违背诺贝尔奖精神的言论，也因为发布者们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被放大了。
可以说，诺贝尔奖的客观性不仅让它忠实记录了人类从20世纪起科学发展的历程，记录了那些改变世界的科学与人，同时也记录了人性的复杂和善变，以及人类对于科学的利用与滥用。说到底，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奖项。
老诺贝尔奖与新科学时代
进入了21世纪的诺贝尔奖老了吗？在这个崭新的科学时代，科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坚持原则，不愿做出任何变化的诺贝尔奖还能不能保持自身的权威性和它在科学界至高无上的地位？诺贝尔奖的评选标准是不是已经成为评判科学研究的标准？这样的标准是否仍然适用于21世纪？在21世纪，人类社会是否还会像是在20世纪初科学革命的年代里一样，涌现出众多的科学英雄？在倡导“大科学研究”，一个科学项目动辄数千人参与的时代，最多只奖励三位科学家，这是否公平？
进入21世纪的这十几年里，诺贝尔奖与“大科学”的矛盾已经显现。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弗朗索瓦·恩格勒（Fran?ois Englert）与彼得·希格斯（Peter W.Higgs）两位物理学家，以表彰他们对于“希格斯玻色子”的理论预测。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因为对引力波的成功探测，莱纳·魏斯（Rainer Weiss）、巴里·巴里什（Barry C.Barish）与基普·索恩（Kip S.Thorne）三位物理学家获奖。成功发现“希格斯玻色子”与探测到引力波，是至今为止人类在21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科学成果，这几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可谓众望所归。但是这两次授奖也使诺贝尔奖受到了众多的批评，原因就在于这两项科学成就，既有着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又是典型的多人参与、合作完成的“大科学”项目，两者缺一不可。诺贝尔奖因为自身规则的限制，只能片面地考虑前者，授予几位“科学英雄”，而刻意忽略掉后者的重要作用。
恩格勒和希格斯是两位理论学家，两人（还有另外几位物理学家）在1964年几乎同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物理学机制，并且预测了一种基本粒子的存在（也就是现在俗称的希格斯玻色子）。这样的理论架构虽然理想，但是在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之前无法得到科学界的承认，只能是一种猜想而非事实，比如已故的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就曾经预测希格斯玻色子并不存在。想要对这样的高能物理学理论进行实验验证，绝非一两个科学天才凭着灵感就可以做到，而是需要多人，乃至是多个国家在各个方面进行合作才能完成。成立于1954年，总部位于瑞士和法国边境的欧洲核子中心（CERN）正是人类进行这样大科学项目研究的典范。
在多个国家的帮助之下，CERN在2008年建造了大型强子对撞机（LHC）进行各种高能粒子对撞实验。经过数年的探测，终于在2012年通过实验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的存在，这也直接促成了恩格勒和希格斯两位科学家在接下来的一年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多年前进行理论预测的科学天才当然值得尊重，配得上科学界的最高荣誉，但是因为评奖规则的限制，欧洲核子中心作为验证这一理论并做出了决定性发现的科学机构却无法获得诺贝尔奖带来的荣誉，这在很多人心中未免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也难免会让人质疑诺贝尔奖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对于引力波的探测则展现了诺贝尔奖与大科学研究的另一种矛盾。引力波是由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而推导出的一种时空的振荡，最初在20世纪30年代有科学家预测了引力波的存在，但因为这种时空波动的效应太过于微弱，爱因斯坦甚至认为人类可能永远都无法探测到引力波。多年来人类也只是通过天文学观测发现过引力波存在的间接证据。为了直接探测到引力波，在尝试了几种不成功的方法之后，从1990年开始，科学家们在美国华盛顿州的汉福德与路易斯安那州的利文斯顿建设了两个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进行引力波直接探测。在经过了20多年的努力之后，LIGO终于在2015年第一次直接探测到了宇宙中两个黑洞合并所释放的引力波信号。
能够取得这样一种划时代的伟大科学成就，是无数人多年共同努力工作所取得的结果。在报告探测引力波信号的论文中，光是作者名单就列出了3页的篇幅。但是对于这项伟大的成就，诺贝尔委员会依然遵照着诺贝尔的遗嘱，把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引力波探测项目的三位领导者。
把属于一个由众人合作才得以完成的科学项目的荣誉，授予其中的两三个人，这是否公平，会不会造成科学界内部的矛盾？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选择会不会歪曲地记录了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以至于让大众对科学产生错误的印象？
诺贝尔奖可能将会面对越来越多的批评，一方面是因为它受到了太多关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太过重要，科学界不能没有诺贝尔奖。对于科学家来说，为了赢得一个诺贝尔奖而努力工作，听起来似乎不算是一个崇高的目标，但客观来说诺贝尔奖确实激励了无数的科学家刻苦工作，期待能够通过这个奖项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科学史上。视金钱如粪土的科学家常有，而能够抵抗诺贝尔奖诱惑的科学家却少之又少。每年10月初的几天，无论在哪个时区，在全世界各地都会有科学家守着电话苦苦等待。
出于对诺贝尔奖的渴望而进行科研，是否扭曲了科学研究的本质，甚至可能对科学研究本身造成损害？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物理系教授布莱恩·基廷（Brian Keating）是研究宇宙演化的“BICEP2”团队中的一员。这个团队在2014年声明发现了宇宙中原初引力波的信号，这正是科学家们苦苦寻找的证明宇宙发生暴涨的证据。如果这个发现得到确认，必将是人类在21世纪做出的又一个重大宇宙学发现，也必将会有科学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可惜的是，这个团队的科学家们在做出了声明之后经过检查才发现，团队的数据处理存在问题，对外宣布发现原初引力波太过于仓促，这个“发现”也在几个月之后被另一个科学探测项目的数据彻底否定。科学家们为什么要如此急切地宣布做出了重大发现？基廷教授对此进行了反思，并为此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失去诺贝尔奖：一个关于宇宙学、野心以及科学最高荣誉的故事》（Losing the Nobel Prize: A Story of Cosmology，Ambition，and the Perils of Science's Highest Honor）。
在书中，基廷教授写道：“不仅是在科学领域，诺贝尔奖可能是全世界最崇高的奖项。它无关意识形态，只希望颁发给人类在科学领域最崇高的成就。当它被正确执行时，它就是一个授予真正精英的授奖系统，激励科学家与大众，年轻人和老人。获得诺贝尔奖会在瞬间成为名人，有时一些科学家会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即便是只有一个星期。对于物理学家们来说，获得诺贝尔奖意味着永久的名誉，有些诺贝尔奖得主有着近乎上帝的地位。但是，尽管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远见卓识，这个奖项也已经大大地改变了，诺贝尔在现在可能甚至都不愿与它有什么关联。现在的诺贝尔奖体系不鼓励合作，崇拜权威，并且在科学家中开启了一场鼓励率先宣布发现、速度和贪婪的盲目竞赛。”
在意识到自己无缘诺贝尔奖之后，冷静下来的基廷教授对诺贝尔奖进行了客观的批评。他也并不主张科学家们抵制诺贝尔奖，而是为诺贝尔奖提出了建议。他建议在新出现的活跃研究领域设立诺贝尔奖，允许为研究组织和逝者授予诺贝尔奖，并且颁发追溯性的诺贝尔奖。最重要的是，诺贝尔奖委员会需要认识到，很多真正的科学发现是在偶然中做出的，因此要把奖授予那些未曾预料到的，令人意外的发现。
也许诺贝尔奖确实显出了老态，与21世纪的科学出现了一些脱节，但是在科学界，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人们仍然需要诺贝尔奖。诺贝尔奖所象征的学术界最高荣誉值得科学家们为之拼搏，人们仍然会被诺贝尔奖得主们卓越奋斗的故事所感动，大众也需要通过诺贝尔奖所塑造出的科学英雄人物去认识和理解科学。在诺贝尔奖中所凝结的个人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情怀始终会引领着人类前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诺贝尔奖无可替代。尽管诺贝尔奖在很多方面显示出不足，但无论是在奖励促进世界和平和文学成就方面，还是在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还存在着其他各种各样的奖项，目前也还在不断涌现出奖金数额越来越高的新奖项。对于追求学术荣誉的科学家们来说，学术界有足够多的奖项可以去追求。这些奖项也足以弥补诺贝尔奖与21世纪新科学时代之间的空隙。
除了尘世间的奖励之外，科学家们进行研究，苦苦探索在自然界中被隐藏的规律，研究和发现本身就已经是对于人类好奇心最大的回报，这个道理或许应该被每一位科学家铭记于心。我们不妨回顾一个在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那一年发生的故事：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时，爱因斯坦正在日本访问。他在饭店里接到了一位邮差送来的信件，因为身上没有日元，没法付给邮差小费，爱因斯坦手写了一张字条送给那个邮差，上面写着：“相比于追名逐利、不得安宁的日子，平静而朴素的生活带来的快乐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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