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晚，姜文四年磨一剑的新电影《邪不压正》在京郊密云的古北水镇首映。从水镇向露天影院走，入口处，正看见袁泉和夏雨走过剧院外的红地毯，令人想起《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入场的一段山路布置得精妙，楼梯上错落的透明玻璃牌用红字印着一组又一组参与这部电影的演职人员名字，仿若让人穿行于电影开始与剧终时的字幕中，先与这些名字相遇，然后走向电影。待到进入场所，沿山而建的露天剧场令人想起希腊德尔菲神庙的剧场，但体量和气势更宏大。坐在“碗”中，四面能看见暮色中长城的轮廓蜿蜒起伏。8点来钟，当电影的那束光亮起，在山峦间射向幕布，古老与现代的剧院和影院恍然重叠在一起。

看姜文电影，一贯需要相当的精力和体力。这种“费力”不是因为影片费解，而是电影时长因密度所浓缩的时间。他是一个素材量非常大的导演。《邪不压正》的素材加起来大概400多个小时，三个机位，成片两个来小时——这意味着电影的层次。人性复杂，时间或地域叠影，戏剧内在的多重共时，都需层层展平拉伸。有时，还需要寻得一扇门，或得到一串开门的密码符，才得以真正进入那个电影世界。作为电影的观众，故事构成了我们与电影之间的对话，而不是其他什么专业上的东西，比如段落镜头这样的专业术语。即便如此，我仍然时而发现自己置身于房间门口。

姜文的电影语言一向以凌厉的节奏闻名，不仅是对白飞速转换的机锋和黑色幽默，也是画面变换的流速。《让子弹飞》( A Comic Western Legend)里，号召人民起来推翻黄四郎的马队来回奔跑而过的鹅城街景，每一次都在悄然变化，某个时刻的路灯和告示牌恍惚出现了欧洲大陆咖啡馆的风景；《太阳照常升起》里，镜头有时一变换，就像变脸游戏似的，闪现出南洋的、非洲的、少数民族的女人和孩子的面容，令人琢磨不定人物的身份。经常，一瞬间的人、物与像，在姜文的电影里如梦似幻的一晃而过，让人回味时确乎似曾相识，细思则领会一层广阔的意义。《邪不压正》依旧如此姜文。这种节奏会以这样的方式呈现——比如，北平亮相时，城楼上一块不易察觉的砖的崩塌，有“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的预示；又比如，日本人在书屋里朗读与诠释《论语》和《道德经》时，一字、一意看似不经意的篡改。对导演和剪辑姜文来说，一秒钟24格，每格1/24秒的图片，会在眼睛里形成视觉暂留现象，这1/24秒的节奏将作用于潜意识。

这当然只是风格上的一个侧面。塔科夫斯基曾说，电影能让作者感到自己是纯粹现实与个人世界的缔造者。一位演员与导演的传记，既是他的自我成长，也是与此同时发生着的电影语言转折。姜文在电影里创造的世界，既是对自身精神世界身份与姿态的阐发，也是一个他所理解的人性在特定历史时空里展开其命运的“乌托邦”。它可以是20世纪70年代北京内务部街11号大院里的青春，父权缺失下直面的爱和欲；可以是20世纪20年代北洋军阀的上海，欧洲租界十里洋场里冒险家的乐园；也可以是20世纪30年代抗战烽火前夕民国时期的北平，家国情仇，英雄儿女；亦或是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处于封闭困境中的河北农村，集体命运以惊心动魄的从容滑向深渊；还可能是跨度20世纪50年至70年代的乡村、城市与大漠，爱情的悲剧注解了时代。《让子弹飞》《一步之遥》《邪不压正》常被人们视做姜文的“民国三部曲”。《让子弹飞》开头唱的是苍凉的“今宵别梦寒”，《一步之遥》的第一句独白的是莎士比亚“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邪不压正》姜文自己则形容是“北平的哈姆雷特，李小龙智取卡萨布兰卡”。与前两者相比，《邪不压正》基调介乎其间，又多了些乐观和深情——偶尔，还有些令人莞尔的童趣。通过演员和导演的角色，姜文也在其间完成了电影和自我的两重叙述，最终以独立之“我”的确立，向历史和未来寻求一个人世间的答案。用史铁生的话说，他是在“局部的历史中获取着生命的全息”，如此，才有了他电影中意象很重的象征性语言。而在《邪不压正》里，这种象征性化作了人物的复杂性与情节的纵横密度。

这样的概括也还不全面。为人所乐道的“细节控”，“鬼才”，“行走的荷尔蒙”，“黑色幽默”......都还在趣味层面。姜文是一位严肃的导演。上海电影节金爵奖主席论坛期间，一位外国参会者告诉姜文，他从《鬼子来了》这部影片中看出了幽默感。姜文说，“人们看到悲剧还有机会笑，我觉得是一种荒诞。荒诞只有在观察超过表面的时候才会发现，它存在于整个人世间”。他说，他要用电影告诉大家日本曾经在中国做了什么的历史，这是艺术家的责任。如果说幽默是悲剧加上时间，那么荒诞，是姜文在拍电影过程中一直试图触及的本质。他的电影里，骗子，疯子，傻子和孩子一贯都有他们独特的位置。

《邪不压正》则少了些荒诞。即便故事仍可从一重维度理解为悲剧，底色也不再是苍凉和荒诞，而多了些悲壮和温暖的力量。姜文说，他的影片里，真正的英雄往往是女性，男性是在女性的引领下成长的。但在《邪不压正》里，女性又不仅仅是女性；其实，每个人身上都叠影着数重角色，每个人都像一支队伍，以让一种精神生生不息的演绎。姜文电影里，传统中国人的情义和与此紧密相联的权利取舍始终是动机的源泉。拍完《让子弹飞》后，他曾说，人的一生要面对三种关系，顺序不能错：“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心”，最终要面对的是“与自己的心和所见到的人的心那种心与心之间的抗衡”。这也让他的电影有一种独特的距离感——与透视空间深刻关联的远程武器在姜文的电影里没有位置，暴力仍是一种需要接受道义审视的美学，暴力也与爱密不可分。如果说之前《阳光灿烂的日子》《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里，爱与死亡紧密相联，都是一场空的冒险，到了《一步之遥》，人们开始看到真挚却过于飞扬的情感。2018年，人们在《邪不压正》里期待着情感的圆满，这也将是姜文自身变化的投射。

套用博尔赫斯形容人与书的相遇的一句话，来作为这期电影封面的引语吧：一部电影是存在于这个与之毫不相干的世上的所有电影中平平常常的一部，直至找到它的观者，找到那个能领悟其象征意义的人，于是便产生了那种被称之为“审美”的神秘激情。艺术是自己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