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傅青

随着厂区宿舍的拆迁改造，现在很难再有街坊邻居的熟悉感了。

除了在秦皇岛读了四年大学，班宇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辽宁沈阳。他大学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回到家乡沈阳，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这份工作一直持续到去年8月份，现在的班宇全职在家，偶尔写作。

小时候，班宇和父母住在变压器厂宿舍，整栋楼里都住了谁，他全都清楚。当时宿舍按照厂区划分，大家在同一个工厂上班，下班后又是邻居，每家每户对于彼此的家庭条件以及脾气秉性都非常熟悉，就像亲戚一样。随着厂区宿舍的拆迁改造，现在很难再有这样的感受了。

长大后的班宇去过很多城市，他发觉这些地方的高铁站、飞机场，基本上都是一个样子。现在的城市除了老城区还保有一些特色之外，商圈都很类似。“这个世界好像就是被几个包工头改造出来的，城市间有着很强的同质化倾向。在任何一个城市逛夜市，都能吃到大肠包小肠、油炸臭豆腐，好像除了一些自然景点之外，城市间的差异越来越小了。”

每座城市都建得飞快，在快速城市化后呈现出相似的面貌，生活体验都差不多。“熟悉的东西好像在一点一点离我而去，而当下这些新东西，我既不熟悉也不陌生，它缓缓在我身边生长出来，但就是始终跟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让我跟任何一个地标、任何一条街道都很难产生那种肌肤之亲的感觉。”即便一直生活在沈阳，班宇也会生出一种在故乡里漂泊的感受。

每座城市都建得飞快，在快速城市化后呈现出相似的面貌，生活体验都差不多。

但如果待的时间够长，就会发现东北人好像要比其他地方的人稍微浪漫一点。除了浪漫之外，可能还能感受到更多的冲突与不同。这就是所谓的缝隙，不会很直观地展示出来，需要在沈阳生活至少三个月到半年，才能感受到。

心里有高于日常生活的东西悬在那里

班宇觉得当人们谈到东北的时候，更像谈论一种叙述中的东北，是从公众号或新闻媒体之中提炼出来的，一种特别卡通化的形象——“爱吃烧烤、酸菜与锅包肉，上过九千班，父母经历国企改制，热爱文艺，并且时常眼含热泪。”卡通化就意味着某些特征，鼻子、脸、嘴、眼是高度概括的，是没有深入到毛发和肌肤里面的，是一个最大公约数下还带着点刻板印象的形象。

“东北文艺复兴”的论调铺天盖地而来，这或许正是人们对于东北刻板印象的一种集中体现。在班宇看来，东北文艺一直都挺“兴”的，他更倾向于把这句话当成一句玩笑话，可能跟大家都生活在集体环境中有关，过去工厂里经常会组织一些文艺活动，经常有舞会和表演，人们聚一块唱唱跳跳。而且东北人很喜欢表达，无论是通过书写或其他形式，“就好像总要把自己掏出来给大家展示一样，希望自己能在某个时刻闪那么一下光”。

在东北文化的基因里，好像总有一个高于日常生活的东西悬在那里，很多人就会使劲蹦跶，去触碰这个东西，但又轻易触碰不到，就只能不停蹦跶。现在很多东北作品里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他们不会坐在地上打滚，倾吐自己经受了什么苦难，他们能看到一些真正崇高的东西。

在国企改制那段时间，人们聚在一块也尽量不聊工作的事儿。

在国企改制那段时间，人们聚在一块也尽量不聊工作的事儿，个体经历太相似了，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很少谈论近况，因为没必要给彼此添堵。那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等轮到自己的时候，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准备了，所以大家看起来并不悲观。

班宇很喜欢电影《耳朵大有福》，里面范伟饰演的王抗美是一个刚刚退休、老伴儿生病住院、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人。年轻的时候，他喜欢唱歌跳舞，在工厂里曾是文艺骨干。他从市集上用电脑算命，算出来觉得命不错，还会多给几块钱，美滋滋地骑着自行车回家。他好像真的有一种高于生活的东西存在着，《老人与海》里老头带回来一具鱼骨头仍然是英雄。王抗美生活在各种不顺和局促之间，依然可以在午夜无人的街头高唱《长征组歌》。哪怕在最后被人打得鼻青脸肿，仰面倒在冰冷的大街上，转天他还是能给舞伴打电话，中气十足地喊上一句：“出来跳舞！”

班宇与沈阳这座城市之间，似乎还被一条脐带连接着，从来没被斩断过。这条脐带就是东北真实生活中那些琐碎的片段。王抗美是从中活生生走出来的人，在顺流与逆流里辗转腾挪。

一位在工人村附近的仙女湖公园跳舞的老人，74岁了，戴着礼帽，每天穿着板正的中山装配大衣，黑、白、灰三套换着穿，即使在沈阳零下近20摄氏度的冬天也是如此。他已经跳了30多年舞，身体健壮，像个中年男人，每回他戴着墨镜坐公交车，刷完卡听到“滴，夕阳红卡”，周围总会有几个吃惊侧目的，他很得意这点，“跟年轻时候穿白衣服上班一样，有回头率”。老人年轻时，东北作为当时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头顶“共和国长子”的光环，进入国有大型企业的人总是令无数人艳羡。“我在工厂里倒铁水，天天穿一身白，一天一洗，回头率老高了。”

即使现实变得混乱，他们总能寻找到一丝内心的秩序感与尊严。

这是班宇从小最熟悉的生活，他将时代洪流中被改变的命运写进了书里，笔下与现实中的人在两个时空中并行不悖。即使现实变得混乱，他们总能寻找到一丝内心的秩序感与尊严。

当年闻名遐迩的工人村，现在只剩下32栋楼，被称作铁西区工人村历史建筑群，曾经的工厂群居式生活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生活仍是跟过去一样热气腾腾进行着。

老人们聚在一起唱红歌，一旦有人凑过去，老人们便把歌谱直接展示出来；有人抱着小狗晒太阳，给他拍照就会对着镜头说这是刚捡的狗，花了30块钱在宠物店洗了个澡；大爷大妈围在石台子周围打牌，问一句谁赢了，就把牌往前凑凑，说这把手气不行；菜市场门口卖花生的大妈脸上围着丝巾防晒，常年干活的手虽然粗糙，但还是涂了亮眼的红色指甲油，在太阳底下闪着光；旁边卖菠萝的大姨剃着寸头，嘴里叼着烟，据说，越是这样的大姨卖的菠萝越甜。

卖菠萝的大姨剃着寸头，嘴里叼着烟，据说，越是这样的大姨卖的菠萝越甜。

城市提供了他熟知的一切

班宇跟郑执还有双雪涛这些东北作家，偶尔也会聚在一起吃个饭喝个酒。他们的酒局不会特别指向性地聊文学、聊电影，只是闲聊，然后就开始纯粹地喝酒。班宇讲，他们会喝得很认真，互相监督彼此有没有跟上节奏，有没有少喝、漏喝。

谈论到谁的酒量比较好时，班宇说觉得彼此都差不多。他们经常去的那家啤酒屋老伙计上前一提到郑执就竖大拇哥：“老能喝了，10瓶老雪一点问题都没有。”

翻看班宇曾经的微博，发现有朋友曾把他称作沈阳鸡架和烧烤专家。当被问到这一点时，班宇说专家谈不上，但确实很喜欢吃，知道很多沈阳好吃的饭店。但是现在很多餐馆从中央食堂进货，味道都变得差不多，他很失望。

班宇还很喜欢逛菜市场，他觉得菜市场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很有活力和魅惑性，他非常享受在菜市场里面的感觉。但是现在家里聚会的时候，还是在外面吃的比较多，因为在家做饭一是成本高，食材不便宜；再一个就是收拾起来太麻烦，节假日大家好不容易休息几天，不想太累了。

菜市场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很有活力和魅惑性。

班宇目前还是很享受这些的，并没有特别向往过世外桃源，因为他从小生活的环境，就是这么一步步城市化建立起来的。他在沈阳长大、工作、结婚、生子，目睹了曾经热火朝天的集体生活，也亲历了熟知的一切逐渐消失，随之商圈和住宅楼盘拔地而起。

2002年，铁西区开始“东搬西建”全面改造，那一年，班宇正面临中考。竞争特别激烈，他需要非常努力地学习。在枯燥的学习之外，班宇找到了一个让自己放松的方式——逛音像店。那时候沈阳大街小巷遍布大大小小的音像店，在那里能买到正版、盗版磁带，国外打口碟，还可以租售电影VCD。

那时候，他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都在音像店里消磨度过。因为经常去，他跟几个音像店的老板都混得特别熟。他经常跟同学、店员或随便一个逛音像店的人，认真讨论哪张唱片更好听。那是一种浪漫且文艺的体验，可等他上了高中，音像行业基本上就消亡了。

网络的兴起，弥补了实体音像店倒闭给班宇带来的遗憾。他喜欢上网逛论坛，逛那种早期的摇滚乐论坛，里面还会有一些读书板块和电影板块。他发现当时很多地下乐队，都会上传自己录的demo小样，供大家听，然后提意见评判。他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发觉不只身边那一小撮人喜欢摇滚乐，而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摇滚乐。当时，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铜镜乐队和隐患乐队。那个时候，虽然大家最开始接触的资源都是欧美的摇滚乐队，但是对于国内的乐队，听到用母语唱摇滚的时候，还是感觉非常亲切。

他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发觉不只身边那一小撮人喜欢摇滚乐，而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摇滚乐。

上大学的时候，班宇经常跟同学坐上4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去看音乐节，从秦皇岛到北京，只需要22块钱。他记得有一场演出，有两个乐队展示了非常厉害的舞台掌控力，这两支乐队到现在都仍在活跃，分别是“反光镜”和“重塑雕像的权利”。在沈阳铁西区的工业大学附近，班宇也曾花10块钱就能看10支乐队表演，“那时候非常的热血，想看演出、看话剧、看摇滚现场，现在沈阳能看音乐现场的livehouse并不是很多了，自己的兴趣也慢慢减弱了”。

写作已经成了一个规定动作

“年少时信奉许多没有来由的力量，并为之战栗、激动，想象着抵抗与超越，不在乎误解。”提到这种没来由的力量，班宇觉得就很像摇滚乐里面的冲动，伤感和怨愤积攒在一起，特别想要冲撞出去。而对于外界嘈杂的声音，班宇曾经也困惑过，但现在不会了。因为他知道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既然已经来到只顾着匆忙自我表达的时代，那就不要去管那么多声音了，要多静下来听一听自己的声音。

在刚写完《冬泳》后，班宇偶尔还会翻看豆瓣评论，到了第二本就很少看了。别人的评价和观点也很难影响到他，他只想用一种漂亮的方式写一些舒服的句子出来。写的时候，他偶尔也会在脑海中立一个相对模糊的形象，可能是一个朋友、演员或者代入自己。

之前易烊千玺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了《冬泳》的书封，导致该书多次加印，班宇也曾在微博上感谢过易烊千玺。问及未来《冬泳》影视化会不会想要和易烊千玺合作时，班宇表示小说创作跟影视化是两件事情，在那个领域他不是专业人士，也不太想去做编剧，觉得那是另一个工种，自己可能并不擅长。

班宇小说《冬泳》。

班宇写小说并非心血来潮，在尝试写小说之前，他很早就开始了写作，这么多年坚持下来，写作已经成了一个规定动作，他并不担心有一天会丧失表达欲，觉得如果没有了也不一定是件坏事。班宇曾经参加过一个盛典，并在第二天写了篇文章，形容名利场就像一场台风。现在盛行的“流量”似乎也是如此。谈及流量，他觉得流量是假的，数据也是假的，只有人才是真的。“人才是一个最大的流量场，所有其他的东西都像从你身上飞驰而去的1和0，只是单纯的数字，这些会匆匆地飞驰而去。而人要把自己变成那些1和0，这才是最重要的。”

近来，班宇正在创作新小说，谈及叙事主体，他说从来没有刻意地要围绕东北创作。只不过之前信手拈来的背景或者人物对话方式，是更让他熟悉的方式而已，在第二本《逍遥游》里，就已经不怎么围绕东北展开了。

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班宇回忆过去发生的一切，经常会感到不真实。但在这种剧烈的变化中，回忆可能也是他唯一能把握住的东西了。他很珍视，也很怀念。

这让人不由得想到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描述的：“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给抹掉了。也许，我不愿意全部讲述威尼斯，就是怕一下子失去她。或者，在我讲述其他城市的时候，我已经在一点点失去她。”

沈阳街景。

站在城市版图上的班宇，回忆并瞭望着与这座城市有关的过往与未来，同时，低下头，他又不得不与各种琐碎搏斗。

比如，要克服惰性，他自认不算特别勤奋，每天能写三四个小时都算很多了；工作和创作时必须去工作室，“在家里太容易懒惰，离床太近了”。

再比如，从2016年年底开始，班宇背上了终其一生的甜蜜负担，成为父亲。养育女儿的日常点滴也让他开始不可免俗地思考教育的问题。

谈及这代孩子和自己的不同，班宇说自己小时候没上过幼儿园，是爷爷奶奶带大的，而现在的小孩很早就开始上幼儿园了。他的小说《肃杀》里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描写：失业之后的爸爸买了辆二手摩托车，日子过得不富裕，但还是会挤出钱来送孩子去上提高班。即便不靠谱的人对培养孩子特长也很上心，“肖树斌正坐在我家的阳台上喝酒，他侧着身子，手里举着筷子，满脸通红，唾星飞溅，朝我爸比划着说，这么大一个金镏子，给送过去了，就***让踢十五分钟，黑不黑。我爸说，没办法，培养特长就是费钱”。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那个年代的父母都极尽所能地把孩子照顾好，哪怕遇到难处，手里没钱，亲戚间互相帮衬，也总能找到办法解决。

对于女儿的教育，班宇不会要求孩子学很多的东西，开心最重要。女儿现在非常喜欢看书，很喜欢读绘本，会说一些很有意思的句子。前几天他在家里看书，女儿喊他，他没有听见，女儿就跑过来说：“爸爸，我的呼喊穿过了整个宇宙。”有一次班宇把女儿手里的东西拿过来，女儿说：“现在我两手空空，只好攥紧自己的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