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而因为疫情影响，今年诺贝尔颁奖典礼和盛大的晚宴被取消

 

近几年来，每到10月初都要做一个关于诺贝尔奖的专题报道，这已经成了我的一项固定任务。诺贝尔奖的意义在于它的历史与现代性的结合。这个有着120年历史的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奖项，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且繁复的评奖网络，从对上千人的提名、讨论，一直到正式宣布的那天上午的最后一轮投票。

一年来的评奖工作最终会体现在每年的10月初，总共持续8天的一系列发布会中。就在发布会前，一通或是几通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会在瞬间改变一个或几个人的命运；会场里，记者们耐心等待。

作为近几年来唯一一个总要从海外飞赴现场进行报道和采访的中国记者，我把这种候鸟一样的全球旅行视作理所当然。伦敦、马赛、香港，在过去三年里，我曾分别从三个不同的城市前往斯德哥尔摩，也隐然有一种作为空中飞人和世界公民的自豪感。

这一切都在2020年被改变。

被改变的诺贝尔奖

我的申根签证依然有效，从8月末开始，我就在研究瑞典的入境政策，盘算自己是否仍有机会在10月初亲临现场。和许多因为疫情原因几乎关闭了国境的欧洲国家不同，瑞典对待新冠疫情堪称淡定，始终没有拒绝国际旅客（根据瑞典现行入境政策，对于因为工作原因的旅行者，届时能否入境瑞典将完全由入境官员决定）。

我在9月初给瑞典皇家科学院发出一封邮件，希望对方能够给我发一封邀请信，这可能会帮助我顺利入境进行采访，以延续这个持续了几年的传统。我很快收到回信。对方感谢了我在过去几年里的报道，但表示今年因为疫情原因，发布会将只对瑞典国内的媒体开放，不接受任何境外媒体报道，发布会后的例行采访，也将通过电话进行。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也算是落了地。这一次的诺贝尔奖报道，我将留在秋高气爽的北京。

这将是一届特殊的诺贝尔奖，也将是一次特殊的诺贝尔奖报道。

发生改变的不只是10月份的诺贝尔奖发布会。因为疫情关系，以往在12月举行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和盛大的晚宴也被取消，随后的音乐会也可能在没有观众的音乐厅举办。就连在半年之后，诺贝尔奖力图进一步拓展自身影响力的计划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诺贝尔基金会原计划于2021年4月末，在华盛顿举办首届诺贝尔峰会（Nobel Summit），届时众多诺贝尔奖得主、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商业领袖将聚在一起，探讨如何创造一个更具持续性、更加繁荣的人类社会。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气候变化、各种新技术的应用对人类社会产生的正面或是负面的影响……这些重要议题原本要由来自各界的精英人物进行面对面的讨论。

诺贝尔基金会执行主席拉尔斯·海克斯坦

 

“如果从现在开始努力，我们这个时代将成为使人类社会有一个更有活力、更成功、更公平的未来的起点。”诺贝尔基金会执行主席拉尔斯·海克斯坦（Lars Heikensten）的话音未落，这个尚未举办的诺贝尔盛会就已笼罩在阴影之中，让这些原本要被热烈讨论的议题看上去似乎没有那么迫切。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来自新冠病毒的更加直接且致命的影响，第一届诺贝尔峰会能否正常召开也未有定数。

2020年10月5日下午，身在北京的我坐在电脑前，观看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发布会。镜头里位于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诺贝尔奖发布会场，人员格外稀疏，人与人之间起码相隔一个座椅的距离。发布会上宣布，三位发现丙型肝炎病毒的科学家获得了今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在新冠病毒肆虐之年，把这个奖授予对另外一种病毒的发现和治疗，三位科学家当然是实至名归，不知其中是否还含有希望通过这个奖项为现在的研究者们带来鼓励和启迪的意味。

隔天的物理学奖是关于深远且抽象的黑洞研究，而再隔一天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发明“基因剪刀”CRISPR/Cas9技术的两位科学家。我通过电脑观看发布会，同时也在等待着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只不过我接到电话要在发布会后，对诺贝尔委员会的成员进行采访。

尽管世界看上去已经天翻地覆，不过在电话采访中诺贝尔委员会的专家认为新冠疫情并没有给今年的诺贝尔奖评选带来太多的困难。大多数工作原本就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而一些会议也可以改为线上进行。这确实要感谢近年来通信技术的迅速进步。

或许在多年之后我们回顾这一年的诺贝尔奖，新冠疫情的影响并不会留下太多印记。毕竟在诺贝尔奖120年的历史中，已经经历了1918年全球大流感（1918 Flu Pandemic）以及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等数次改变世界的大事件。诺贝尔奖自身也在改变之中，它一直随着科学的进步而改变。不仅如此，或许我们还可以从诺贝尔奖的历史中找到战胜新冠病毒的灵感。

英国分子生物学家彼得·拉特克利夫，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作为记录的诺贝尔奖

人类急需一个应对新冠病毒的有效方案。处于恐慌之中的人们希望科学家们如同英雄或是超人一般，迅速找到消灭新冠病毒的方法以扭转局面，让所有人马上回到新冠疫情来临之前的生活之中，国境开放，机场繁忙，假装在2020年发生的一切并未真实发生过。但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我们可能再也无法回到以往所习惯的生活模式之中。

一项基础研究和它的应用之间往往会相隔数年乃至数十年。正如美联社记者赛斯·博伦斯坦（Seth Borenstein）所写：“我们不应当忘记，从诺贝尔奖120年来的历史来看，它所奖励的，恰恰多是相对缓慢、不计代价和回报的长时间的研究最终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有的时候，缓慢且稳健的进步才更重要且值得信赖。”

但人类攻克新冠病毒的进程并非从2020年才开始，可以说100多年来，诺贝尔奖记录了人类认识病毒、研究病毒的进程。例如一些感染了新冠病毒的患者在不知不觉中就开始缺氧。英国分子生物学家彼得·拉特克利夫（Peter Ratcliffe）正是因为对细胞感知氧含量的研究而获得了201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现在他正在研究新冠病毒对人体肺部可能造成的影响，并且认为目前人们对于新冠病毒的认识，以及由此形成的治疗方案可能都过于简单化。

在认识到一种新型病毒的存在之后，人类只花费了几周时间就对新冠病毒进行测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也被提上了日程——这些在相对短时间里就迅速取得的各项进展都是建立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人类在生理学和医学领域取得的进步。

美国国家科学院主席玛西亚·麦克纳特（Marcia McNutt）指出，人类如今所使用的快速基因测序技术，其中一部分就源于在1993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聚合酶链式反应（PCR）。如果我们追溯得更久远，会发现在1984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通过单克隆抗体（Monoclonal Antibody）来操纵人类免疫系统的技术，正是现今人类战胜新冠病毒的最大希望之一。

一种抗体可能只与某一种化合物相结合，因此科学家们可以设计出特殊抗体，作为某种生物物质的检测工具。人体的血液中可能含有上千种抗体，而任何一种疾病都可能促使人体内产生出若干种抗体。色萨·米尔斯坦（César Milstein）与乔治斯·克勒（Georges J. F. K?hler）正是因为在1975年“发现单克隆抗体产生的原理”而获得了198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项突破在生物学研究和制药领域都引发了革命性的进展，在今天对于人类研发治疗新冠病毒的特效药依然有重要意义。

而当病毒进入人体细胞，它对抗体来说就变得不再可见，但对细胞毒性T细胞（Killer T Cell）来说却不一样。T细胞会攻击那些被病毒侵入的细胞，从而清除那些被感染的、会制造出更多病毒的细胞。在上世纪70年代，人们还认为T细胞辨别被感染的细胞的方式与抗体辨别病毒的方式类似，而彼得·杜赫提（Peter Doherty）与罗夫·辛克纳吉（Rolf Zinkernagel）因为发现T细胞是通过辨别MHC蛋白的方式来辨认被感染的细胞而获得了199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解这个机制对于人类研究新冠病毒以及研制疫苗至关重要。

通过诺贝尔奖的历史，我们可以把人类对于病毒和免疫系统的研究追溯到120年前——早在1901年，第一个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就颁发给了研究白喉血清疗法的德国医学家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Emil Adolf von Behring）。他所发明的疗法，至今仍然对研制新冠疫苗有借鉴意义。

10月5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总秘书长托马斯-佩尔曼颁布生理学或医学奖（IC PHOTO供图）

 

疫情中的诺奖得主们

从1951年开始的每年在德国林道召开的林道诺贝尔奖得主大会（Lindau Nobel Laureate Meetings）今年只能改为线上进行，有40位诺贝尔奖得主和超过1000名年轻科学家参加。在被新冠疫情所笼罩的氛围中，科学的地位本该愈发重要，人们本该更认真地听取科学家的指导。但是很多与会的科学家都不免失望地发现，大多数人对于科学家在疫情中的作用，以及抗击疫情的科学进展毫不关心或是毫不知情。而在科学之上，政治因素又无所不在地弥漫其间。科学家们不得不在此时发出疾呼：科学自身的角色正处于危机之中。

新冠疫情对全球产生的影响让很多人把它与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相比。两次全球性的事件，分别从金融和健康领域迅速扩展为世界性事件，引发了全球的经济停滞，进而造成衰退，供应链、商业、工业、消费全都受到了颠覆性的影响。此时的人类社会尤其需要诺奖得主们勇于承担责任和发出声音，展现出深刻的见解与领导力。

从各种公开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发言和努力。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就直言不讳，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不平等使得不同人群在面对新冠病毒的威胁时，无法做到步调统一，进而造成健康的不平等。斯蒂格利茨呼吁各个国家的政府和银行需要对此进行迅速应对、制定政策，以免因为疫情进一步造成更严重的经济不平等。

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社会中的健康不平等情况要更甚于收入不平等情况，而新冠疫情的暴发让这种现象浮出水面，使得美国社会中的底层人群受到的打击最严重，最终会对美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影响美国社会的经济复苏。那些账户里没有现金，无法在家工作，却要每月付账单的底层美国人无法像其他人一样得到整个社会系统的保护。位于社会最底层的群众受到的打击来自方方面面，例如那些家里没有电脑或网络服务的学生就没法像其他学生一样在家里上网课，在教育方面他们会落后于其他人。

疫情造成的困难也反映出之前的全球化经济不够有弹性、不够安全。这场疫情暴露了全球化经济的软弱性，全球性的供应链在疫情面前显得极为脆弱，非常容易受到疫情或是政治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疫情可能也是重组全球化的一个机会，也可能提高大众对科学的重视程度。

乔治斯·克勒（左）获得了 1984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因为发现丙型肝炎病毒而获得2020年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生物学家迈克尔·霍顿（Michael Houghton），此时正带领着一个研究团队进行新冠病毒疫苗的开发。今年新冠病毒的全球性暴发与诺贝尔奖的选择，让病毒学、免疫学和传染病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作为一个病毒学家，霍顿却对很多人无视新冠疫情中的健康建议而感到遗憾，他建议人类此时最好就对下一场全球性的致命流行病预先做好准备。

另一位新晋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生物学家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也已经在带领一个研究团队，试图利用基因技术开发出同时快速检测流感病毒和新冠病毒的方法，她相信准确和快速是应对全球性病毒传播的关键手段。

在2017年因为研究昼夜节律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美国遗传学家迈克尔·罗斯巴什（Michael Rosbash）认为，通常科学是一砖一瓦缓慢发展的，科学家必须非常小心，但与此同时科学家也必须保持乐观。他从2020年3月起就与一群科学家共同成立了一个民间研究小组，试图开发出能在短期内治愈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药物，并且不断地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FDA）和政府提供政策建议。

201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家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从2020年2月新冠疫情蔓延时就与自己的研究团队一起开始对新冠病毒的感染人数进行监控。莱维特纯粹从统计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他发现新冠疫情暴发所传染的人数会遵循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模型显示，疫情在任何一个新的地方开始暴发时，最开始两周人数增长最快，随后增加人数的曲线会迅速趋于平稳，并不会呈现出“指数式”的人数增长。这很可能与病毒自身的特点有关——有大量的人得到预先免疫，也存在着大量的无症状患者。

诺贝尔奖得主的发言容易给人以信心，但因为其影响力，任何不负责任的言论也更容易造成巨大的影响和恐慌。20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法国病毒学家吕克·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就曾不负责任地发言，认为新冠病毒是一种来源于实验室的人造病毒。因为其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这迅速在全世界造成了重大影响，这样毫无科学依据的发言也迅速被主流科学界所驳斥。

类似的谣言随之而来。一篇在网络上被广泛转发的帖子声称，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日本科学家本庶佑（Tasuku Honjo）也认为新冠病毒属于人为制造。这样毫无根据的谣言迫使这位发明了癌症免疫疗法的科学家不得不在自己所工作的京都大学网站上发出声明，澄清自己从未有过类似的言论。

1901年，第一个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了研究白喉血清疗法的德国医学家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右） 贡纳尔·冯·海涅

 

科学界对于诺奖得主的见解并非盲从。2020年6月1日，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马里奥·莫利纳（Mario J. Molina）与合作者们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论文《确认空气传播是新冠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Identifying airborne transmission as the dominant route for the spread of COVID-19）。论文一经发表，就遭到了科学界的质疑，有45位流行病学家联名要求撤回这篇论文（此后原作者们对这篇论文进行了修改）。

物理学家也在试图找到相对新奇的方法抗击新冠病毒。因为制取了石墨烯材料而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两位科学家安德烈·盖姆（Andre Geim）和康斯坦丁·诺沃肖罗夫（Konstantin Novoselov）正在研究，能否利用两亲分子（Amphiphilic Molecules）来杀死新冠病毒。人们通过用肥皂洗手进行清洁，实际上就是通过肥皂中的两亲分子与病毒的膜脂质发生作用，破坏病毒的结构，从而使之无法复制。

与通过肥皂洗手进行清洁的原理类似，这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正在研究能否通过让病人吸入两亲分子，从而杀死呼吸系统内的新冠病毒，以防止其进一步伤害肺部。直接吸入肥皂会对人体造成伤害，这两位物理学家正在努力寻找其他有类似功能的两亲分子。

新冠病毒深刻地影响和重塑着人类社会，这些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们也在与之共舞，积极参与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重建。我们可以理解，这些人只不过是不计其数正在忘我投入到抗击新冠病毒的科学家中的极少一部分，只是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而被关注。无论政治因素如何变化，此时全人类的科学界是一个整体。

不再被忽视的女性科学家们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遗嘱中写道：“对于获奖候选人的国籍不予任何考虑，也就是说，不管他或她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

我们可以先看一组数字：在诺贝尔奖120年的历史中，总共有960人获奖，其中只有57位女性（其中玛丽·居里获得过两次诺贝尔奖；这个统计数字没有计入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只观察诺贝尔科学奖项，从1901至2020年间，诺贝尔物理学奖共授予216位物理学家，其中只有4位女性，而这4位获奖者中有两位是在21世纪获奖（2018年和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总共授予了186位化学家，其中有7位女性，这7位获奖者中有4位是在21世纪获奖〔2009年，2018年，2020年（两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总共授予了222位科学家，其中有12位女性，这12位女性科学家中有6人是在21世纪获奖〔2004年，2008年，2009年（两位），2014年，2015年〕。

从历史记录和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诺贝尔奖设立的前5年内就出现了两位女性得主。作为第一个赢得诺贝尔奖的女性，玛丽·居里在1903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随后奥地利和平主义者和女作家贝尔塔·冯·苏特纳（Bertha von Suttner）获得了190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此后，获得诺奖的男女差别开始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来，尤其是在科学领域，男性科学家们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这显然与历史上男性在受教育和进行科学研究方面拥有的特权有直接关系。

诺贝尔奖的评奖标准并未改变。正是因为其公正和绝对性，我们更容易从中发现人类社会的不平衡。除了性别的不平衡之外，诺贝尔奖得主中肤色和地域的不平衡同样明显。201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戈兰·汉森（G?ran K.Hansson）曾经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撰文，表示诺贝尔委员会已经关注到了诺贝尔奖缺少女性获奖者，而且主要是由欧洲和北美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现象。同时他也写道，诺贝尔奖中的不平衡实际上只是一个更大问题的显现而已。

诺贝尔奖的提名名单在50年内不能公布。当被问到其中女性科学家的比例时，汉森教授回答说他并没有这个统计数字，但是可以肯定这个数字比较小。当然，我们可以理解的是，近几年来被提名诺奖的科学家的性别比例所能反映的，是二三十年前的科学家整体的性别比例。一个事实是，目前女性科学家的总人数正在稳步提高。

不过，除了科学家整体的性别比例问题，诺贝尔奖的失衡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尼尔斯·波尔研究所的副教授莉泽洛特·若弗雷（Liselotte Jauffred）与合作者们于2019年5月7日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诺贝尔奖的性别偏见》（Gender bias in Nobel prizes）。作者们通过数学模型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有95%的可能，诺贝尔奖在评奖过程中存在性别偏见。

实际上，在疫情的笼罩之下，诺贝尔奖自身一些根本性的改变正在缓慢地发生。虽然两性差异在诺贝尔奖100多年的历史中被不加掩饰地展示了出来，但是这些统计数字表明，除了可以看出明显的性别差异之外，另一个趋势同样显而易见：进入21世纪之后，女性获得诺贝尔奖的比例正在急剧升高。

性别失衡在诺贝尔奖创立了一个世纪之后开始缩小。时至2009年，创纪录地有5位女性获得诺贝尔奖；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中又出现了4位女性，可以说是又一个小高潮。获得象征着人类最高科学成就奖项的性别比例终于开始趋于平衡。

我们关注诺贝尔奖，实际上就是关注人类在方方面面的发展进程，其中的科学奖项更是记录了人类社会100多年来科学研究取得的几乎所有突破和发现。我们从这个奖项100多年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大瘟疫的影响，世界大战造成的伤痕，也能够看到人类在认识自己、理解宇宙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和走过的弯路。我们希望从先贤的经验中找到勇气、获得灵感，以应对当下所面临的困境。我们相信新冠病毒终将被战胜，诺贝尔奖也将继续记录人类社会的种种进步。我们和诺贝尔奖一起关注历史、记录历史，并最终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