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时代的危险与机会

 

据美国人的统计，每个人一生之中，有15%的几率经历一次天灾或者人祸。如果你把个人的灾难包括进来，比如严重的车祸、亲人的死亡等，风险的几率会增加到2/3。

 

心理学家认为，在突发灾难面前，人们通常会经历双重的崩塌。第一层是物理世界的崩塌，你觉得这个世界不再安全。第二层则是心理世界的崩塌，我们之前形成的关于自己、关于这个世界的概念系统会遭到严峻的挑战。比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对风险的信心会遭到重击。同样遭到重创的，还有一个人的价值感，即一个人认为自己的世界是可以理解的，人生是有价值的，以及有意义的。

 

也就是说，这种时候，很多人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之前我们关于世界的那些已知的、舒适的假设都不成立了，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假设。

 

我记得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愤怒感。一开始我以为我愤怒的对象是那些无能的官员，但后来才意识到，我更深的愤怒在于自己的无能为力，我无法控制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它们就这样发生了，而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任其发生。

 

在《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中，美国哲学家杜威写道：“人生活在危险的世界里，便不得不寻求安全。”人寻求安全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与四周决定他命运的各种力量进行和解，于是从祈祷、献祭、礼仪、巫祀中发展出了宗教。另一种途径是发明许多技艺，通过它们来利用自然的力量，于是发展出了科学和技术，哲学与艺术。由此，人类历史可以被理解为我们对抗不确定性或寻求确定性的长久努力。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我们从未真正成功过。

 

事实上，有限的人，在无限复杂的世界里生存，鉴于我们永远不可能获得完全的信息和知识，我们只能在确定与不确定之间，在知道与未知之间做决定。

 

对我们的祖先而言，他们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危险的野兽、恶劣的气候、疾病、其他部落的攻击等等。

 

今天，现代人的不确定性更多来自于亲密关系、职场、股市、经济形势的起落、健康问题、气候变化等等。

 

几十万年过去了，我们在控制自身、控制环境和控制命运方面，到底是在朝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发展呢？

 

按照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说法，我们显然是陷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之中。他曾说过：“我不认为人类历史上有过任何一个时期，我们对于应该做什么确定无疑，没有任何惊奇，没有任何意外的发展。新奇的不是不确定性，而是我们意识到，不确定性不走了。我想，我们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任务，如何发展出一种艺术，与不确定性永久共存。”

 

在《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一书中，他由社会控制的根据和方式不同，将人类社会分成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固态阶段和现代社会的液态阶段。前现代社会建立在上帝旨意和神圣秩序之上，是一个排斥变化或绝少变化的时代，因而“前现代人的生活很少有不确定性”。

 

固态现代性社会以强大的秩序设计努力和结构化力量取代了上帝的神圣安排，甚至创造出了过量（多）的生存性的确定性，从而引发了极权主义、大屠杀、自由窒息等并发症。

 

至于现代社会的液态阶段，鉴于固态现代性社会的历史教训，流动的现代性致力于拆解规则、贬低规范、去除管制，把所有权利下放给市场和个体，其结果是一切神圣的、坚固的、持存的东西都消失了，整个世界被液态的、偶然的、不确定和不安全的因素所占据。

 

所以，按照他的说法，在我们今天这个流动的时代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坚固不朽的，一切都在变化——一切我们渴望的，以及我们恐惧的，都在变化。没有任何支点足够坚固和稳定，没有任何规则可以依赖，合同是为了解除合同才缔结的，关系是为了分离才建立的，今天的财富到明天就是债务，上午的时尚到夜晚就会变成耻辱。

 

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而言，生命的持存和不朽始终是最大的确定性之梦。但如今，对持存和不朽的追求也已丧失了它的吸引力，也没有任何稳定的支点，因此消费就变成了最后也是最便利的替代途径。而消费之所以似乎能够提供某种确定性，是因为它能够带来瞬时的“不朽的经历和体验”。但消费作为手段最终不可能真正抵抗住不确定性的侵袭，短暂的满足和片刻的欢愉之后，是无尽的空虚和恐惧。

 

因为生存的不稳定性，人们不肯为任何一种思想、原则、关系长期效忠，不肯长期依赖于任何一种东西，不肯在任何一点上稳定下来。由此，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就像生活在流沙之中，没有任何固定的，可参考、可预测的框架。每一个试图稳定我们位置的举动，都可能适得其反，让我们陷得比以前更深。

 

这样的不确定性，就是当代人焦虑和恐惧的根源，所以，流动的现代社会是一个恐惧无所不在的场所。灾难似乎是随机发生，在你毫无准备的时候突然袭来，难以定位，也无法查明，比如海啸、飓风、地震、瘟疫、工厂倒闭、公司并购、股票市场崩盘、街头暴动……你分不清这些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也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在等着我们。就好像在一片雷区，我们很清楚这片土地上布满了炸药，但我们不知道爆炸的地点和时间。就算知道了，也无能为力。不仅你无法控制，而且所有人都没法控制。这是当代人恐惧的主要根源。

 

读鲍曼的这些文字，在强烈的共鸣之余，也会陷入深深的不安与困惑。那么，我们到底要如何应对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如此弥漫性、压倒性的不确定性呢？

 

鲍曼认为，流动的现代性的根本困境在于“社会系统矛盾的个人传记式解决”。他反对个体单凭一己之力来承担和解决社会（系统）造成的困难和痛苦，因为根本没有可能。尤其是对于那些受制于资源和力量的严重不足的个人而言，世界只可能是难于理解的、无法控制的、液态的、不确定的。

 

但是，我们终归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无论你是否知道，是否愿意，是否喜欢。如果不确定性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的命运，那我们到底要如何面对它？我们拥有多少应对它的资源和力量，我们如何辨别其中的危险与机会，从其中到底又能发展出多少自由的可能性呢？

 

读罗洛·梅的《自由与命运》，多少给了我一些启发。当他谈到自由和命运的关系时说，自由是在与命运的斗争中磨练的。在我们面对命运时发展起来的自由产生了丰富、无尽的多样性，宽容、心醉神迷和想象的能力。所以，我们既是自由的，但又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每个人都遭受着自己的命运之苦，但创造性和文明正是从命运和自由的辩证关系中产生的。

 

他引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说：“这样，自由和必然（命运）就不仅在我当前和未来的选择中，而且在我的存在的根本个体性之中相会和融合。每一个决定都为我真正的历史自我的形成建成了一个真正的基础；我受到我的选择的决定性特征的束缚，依靠这些选择，我就成为了我想要成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