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 年梁思成（中）和莫宗江（左）考察陕西咸阳顺陵。因胶卷有限，学社成员很少拍摄合影，类似的影像十分宝贵

 

1963年，全国政协在政协礼堂二楼为70岁以上的委员们举办了一场祝寿宴会，居首席的是92岁的朱启钤。这位老人从光绪年间开始做官，民国二年即兼代国务总理，三四十年前人们就尊称他为“桂老”（朱启钤字桂辛）了。50年代周恩来去家中看望他时，朱启钤仍关心着世界，开口第一句话是“苏联卫星上天，举世瞩目”，但已显现出记忆的衰退，把孙辈向周恩来介绍成“他们都是三青团员”，引得众人又惊又笑，孙子连忙纠正：“不是三青团员，是共青团员！”

虽是重要政治人物，曹聚仁称其“是写民国史前半页的主要人物，袁世凯总统时期的国家柱石”，九十大寿时与朱启钤最亲近的群体却是中国建筑学界，专为他出了一本纪念集。当时建筑界著名的“南刘北梁”——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和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刘敦桢自称为朱的“弟子”和“门人”，他们请人为朱启钤摹了一幅丝绣小像并送上宋版《营造法式》残本照片，此外贺寿的还有故宫博物院单士元、清华大学莫宗江、同济大学陈从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刘致平、文化部文物局罗哲文等，汇聚了中国古建筑研究的众多骨干。30年前，朱启钤用领导一个国家的资望和视野，投入全部精力带领这些年轻人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最年长的刘敦桢、梁思成加入学社时分别为34岁、29岁，最年轻的罗哲文以练习生身份加入时仅16岁。他们做出了奠基性的事业：恢复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

在南京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学者陈薇教授和图书馆白颖馆长向本刊记者展示了“镇院之宝”——数个不同版本、写满修改批注的《中国古代建筑史》，这部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集体著作共改过8稿，主编是该校教授刘敦桢。连同梁思成于1944年抗战期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共同构成了中国人自己对于中国建筑历史的最早系统论述——作为工匠“技艺”存在了数千年的亭台楼阁，由此成为进入思想、审美知识体系的“中国建筑”。陈薇教授说：“至今为止，两部通史中所蕴含的知识含量、思想内容、史料性和真实性、精准性和可靠性，尚无个人的中国建筑通史专著能够超越。建筑史首先是关于建筑历史真实的记录史，这个建筑历史真实档案的逐步形成和完善，肇基于1929年开始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

刘敦桢长子、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刘叙杰生于1931年，是目前唯一还在世的亲眼见过营造学社在北京办公情形的人。他向本刊回忆，依稀记得去找父亲时，营造学社的同事们“在故宫旁边中山公园的东朝房，几间屋子里，几个人安静地伏案工作”。梁思成的助手莫宗江曾在文章中回忆，当时学社每天工作6小时，上班时不说话聊天、不办私事，到休息时梁思成带头到院子里活动，整个班子工作效率极高。每隔一段时间，学社成员就要外出田野考察，刘叙杰小时候对父亲的记忆很淡薄，因他总是在外做古建筑调查。学社成员走过了全国近200个县，调查了近千处古建筑，其中许多是新发现或新识别的。

这个凭一己之力开创一个学科的学术社团，却只是私人性质，且存在时间颇短。1930年前后成立，1946年便宣告结束。主要的建筑调查工作更是从1932年梁思成、刘敦桢正式加入，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间完成的，不到5年时间，正式成员最多时不过十余人。一系列的机缘，造就了这个无可复制的“传奇”社团。

古建筑研究的种子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内，一处二层空间被辟为“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这个小型博物馆还处在试运行阶段。除了学社当年珍贵的测绘手稿、照片、出版物外，一把银镐置于显眼的位置，这是中国城市近代化的标志性文物，也可视作学社的最初起点：1915年6月16日，时任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的朱启钤，在北京正阳门（即前门）改造工程开工典礼上用这把镐拆去了旧城第一砖。

朱启钤主持的前门工程改造前和过程中情形，这是近代对北京城的第一次现代化改造

 

正阳门是明清两代内城正门，民国后此处商贩云集，加之箭楼两侧便是火车站，虽热闹繁华，但旧有的建筑形制造成了北京最初的拥堵，内外城交通严重阻隔。朱启钤决意拆除瓮城并打开部分城墙。计划提出后，舆论反对意见很大，袁世凯为表支持，专为这次工程特制了一把50余两重的银镐，其上字迹至今清晰可见：“内务部朱总长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朱总长爰于一千九百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

改造前门打通京城东西轴线后，朱启钤还打通了府右街、南长街与北长街、南池子与北池子，开通了京城南北方向交通要道，奠定了日后北京核心区域的基本交通格局。除此之外，将北海、天坛等皇家御苑开放为公园，创办第一个博物馆古物陈列所，将北戴河开发为中国第一个旅游度假区，乃至确定春节假日制度，都由他直接提议或领导完成。这些变革时代的新政举措，尤其是大量涉及建筑工程的部分，为朱启钤日后发起学社工作埋下了直接的种子。

生于1872年的朱启钤，和梁启超、蔡元培等年龄相差均在三四岁以内，这一代人自幼受传统教育，青年时期正赶上“戊戌变法”，经历社会的巨变和西方的冲击，“如何让中国走向现代”成为一代人的思想母题。朱启钤一直是统治系统内部的职业官僚，这与一些更激进的变革者不同，例如梁启超——变法失败让他流亡日本，长子梁思成就于1901年在东京出生。

朱启钤作为与梁启超、蔡元培等年龄相仿的“戊戌一代”，一生所涉事业范围极广——例如民国初年的传染病医院也由他参与创建（FOTOE供图）

 

据朱启钤生前秘书刘宗汉的回忆文章，朱幼年丧父，虽受传统私塾教育但未走科举之路，从小操持一个大家族的事务，反倒锻炼出办事才能，15岁时就被外祖母指定协办外祖父丧事。一些材料将朱启钤的字“桂辛”误写为“桂莘”，据刘宗汉解释，朱启钤是取《宋史》上的典故，为自己取字桂辛，又字老辣，意为“况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日后人们回忆作为营造学社创办者的朱启钤时，他的形象总是一个慈眉善目、开明包容的和蔼老人，但其前半生在清末民初变幻莫测的环境中步步高升，绝非等闲之辈，而是有着相当的政治手腕。例如1916年朱启钤曾受托兼任中兴煤矿公司董事会长兼总经理，希望起用德国工程师并从西门子公司订购新设备，然而他接任以前矿井刚刚发生了约500人死亡的特大事故，当时的总矿师正是一位德国工程师，工人们的抵触情绪因此极为强烈，上告至官家。但朱启钤深知，若不用新技术，煤矿生产没有希望，于是一方面顶住工人反对的压力，另一方面积极协调分配利益，得以推行改革，使这个负债累累一度停产的矿井在他接手后扭亏为盈，后更建设成为全国第三大煤矿。

在曾任军机大臣的姨父瞿鸿禨的提携下，朱启钤20岁出头开始宦途生涯，很快崭露头角。这一时期维新变法的社会氛围及许多身边人都对他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他17岁时迎娶的比自己大3岁的夫人陈光玑。陈光玑自小被过继给叔叔陈远济，陈远济是清政府驻英法比参赞，她便随任出国，在巴黎长大，十余岁后才回国。陈光玑的异国见闻及陈远济带来的西方思想、图书，对青年朱启钤产生了重要影响。朱启钤是晚清一代中幸运获得“知己伴侣”的改革者，他终身没有纳妾，这在那样年代、那种地位的人是罕见的。他对子女的教育也相当开明，允许女儿自由社交、参加舞会，这在当时也让很多人感到“不妥”。

因姨父瞿鸿禨的关系，朱启钤结识了清末政治人物徐世昌，又在后者的推荐下，遇到了一生中重要的贵人袁世凯，于是快速升迁，跟随这一派势力开始了对“新政”的探索。朱启钤历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蒙务局督办等职务，筹办游民习艺所（劳动教养机构），这些工作都让他接触西学，与外国人交往颇多。1905年，借徐世昌执掌巡警部的契机，朱启钤33岁时迎来了仕途生涯的重要节点，他先后被任命为京师内城和外城巡警厅厅丞，统管京城警务。

“清末的警察和现在的警察不是一个概念，和同一时期的西方警察也不同，职权要大得多。警务也恰恰是新政改革中务实操作的关键。”天津大学建筑学院丁垚教授告诉本刊。彼时现代“城市”的概念初兴，除治安外，人口普查、公共卫生、消防、救济贫困等都在警务管辖之列。朱启钤开始从负责具体事务跃升到思考制度层面的创新，“创办京都警察市政”是日后他给自己这一段时期的总结。曹聚仁如此评论：“我们如今看来，警察算得什么？在当时，却是了不得的大事，也只有年轻有胆识敢作敢为的敢去推行。”例如在外城大栅栏推行单行道制的时候，肃王的手下违反规定，朱启钤和同事就有勇气罚了10银元，并向肃王解释而获得了他的理解。朱启钤在北京城第一次安装城市路灯的时候，还有御史参奏向皇帝弹劾控诉，认为违反祖制。几乎所有他要做的事对于这个古老帝国而言都是陌生的，最初的机动车交通规则制定、“建筑控制线”概念，均诞生于朱启钤治下的北京。曾有研究者指出，近代化走在前列的几个城市中，上海、天津等地受外国人被动影响居多，北京自主探索的城市管理法律制度建设是最完善的，对全国起到示范作用。

据记载，那时的朱启钤就已对建筑工程有着特别的兴趣。他常骑着大马巡视京城，访问老工匠，“一切有形无形之故迹，一一周览而谨识”。60年代朱启钤在晚年的一次私下谈话中曾对年轻助手牟应杭袒露，他对古建筑学的兴趣，首先是从桥梁工程开始的，因为父亲是在一次过河走墩时失足淹死的。这样的经历让他不像一般知识分子看不上“工匠”之学。牟应杭回忆当时朱启钤教导他：“往往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引起你对某一事业发生兴趣，这一点，你千万不要忽视。”光绪年间朱启钤初做官员，监督修筑大桥，曾亲自下到坑底查看工程情况，当时的人都十分称奇，一般官员是不会这样做的。

辛亥革命后清室覆灭，朱启钤因与袁世凯关系密切，转而升任全国层面的领导职位。民国建立以后，朱启钤先出任交通总长，掌管全国交通尤其是铁路建设规划，继而任职务范围更宽的内务部总长，当时内务部下设六个司，分别为：民治、警务、礼教、土木、疆理、卫生。民初几年，可以说朱启钤是新政前沿的实权派人物。

旧遗产与新形制之间的关系，成为朱启钤自然的思考。例如对前门的改造，舆论一开始大多持反对意见，有认为“破坏风水”者，有认为“坏古制”者，乃至有人鼓动商户和被拆迁民众闹事，一时“谤书四起”。朱启钤以其政治手腕推动了事情顺利进行，并且说服京汉、京奉两铁路提供部分经费。进行施工时邀请外国工程师参与设计、监工，也注意保护文物，使箭楼成为一个新的景观，增筑月台、为门窗安装新式玻璃，在正阳门和箭楼石梯入口处增购新的石狮。交通问题得以彻底解决，工程竣工后，社会舆论普遍赞扬。

只不过这一段大展身手的黄金时期甚为短暂，为朱启钤执政提供全面支持的袁世凯到1916年已经向一条危险的道路走去。

今年89 岁的建筑学家刘叙杰，是刘敦桢之子，童年时曾见过营造学社在北京办公的场景（宝丁 摄）

 

《营造法式》浮现

1924年，23岁的梁思成和未婚妻林徽因一同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梁思成在日本一直长到11岁，辛亥革命后随父亲梁启超回国，在清华学堂接受了全面教育。如今他和林徽因共同决定留美学习建筑这门新学问，梁启超十分支持。入宾大不久，梁思成找到建筑史教授古米尔（Alfred Gumaer），要求旁听原本是二年级才上的建筑史课。后来，梁思成第二任妻子林洙对此的解释是，梁思成“受父亲的影响，对历史特别感兴趣”。

一段时间后，梁思成告诉古米尔，建筑史是他最感兴趣的课。那一门课他上得格外认真，留下来的课程笔记和图画，数十年后由林洙专门整理为一本小书出版。

古米尔自然地问梁思成：“中国建筑的历史是怎样的情况？”梁思成无从回答，只能说据他了解还没有文字的记录——事实也确实如此。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原院长秦佑国教授告诉本刊，新建筑——区别于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新材料、新观念的现代建筑设计，在中国盛行是在1900年前后。从一开始人们就敏锐意识到建筑的象征含义，于是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凡是中国人自己建的重要建筑，都尽可能采用西洋式的，如陆军部、大理院，以示求新、与世界接轨。而外国传教士或其他西方机构建的，却多用中国元素，以示本土化，例如协和医院、燕京大学。”秦佑国说。

大家忙于在这片土地上建造新建筑，才发现对于中国古代建筑，历史上从未认真研究。陈薇教授说：“在西方，古建筑研究可以说是考古的一部分，建筑是古代文明的直接物证。但在中国不太一样，或许是我们的历史传统太发达了，尤其是文字传统太发达了，建筑没有被很重视地用于构建文明认知，在传统知识体系里更多地被视作形而下的、技术层面的东西。”梁思成在日后的调查中每每能体会到这一点。每到一地受到地方知识分子或官员的热情招待，如果提出想看“古物”，大家会对那些古老的庙宇视而不见，反而带他去看碑刻，只是因为“上面有字”。

清华大学所藏营造学社资料，这些测绘图在今日也是最高水准（宝丁 摄）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内的“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宝丁 摄）

 

在宾大，梁思成典型的课程作业包括以适当的风格完成一座未完成教堂的设计，以原历史背景重新设计巴黎凯旋门但又不能背离当时环境，或修复损毁的建筑物。这些训练极为重要，梁思成也得心应手，即使和美国同学比较也是顶尖的。1927年2月，他入学宾大两年半即获得学士学位，半年后又获得硕士学位。梁思成显然有更大的抱负，他想填补对中国建筑认知的空白。当他进入哈佛大学继续学习时，论文题目就已十分明确地定为中国古建筑研究。但他遍寻图书馆内的现代参考书，没有一本能够令他满意。中国人自己没写过，而外国人写的他认为“语焉不详、不通文法”，只是生搬硬套西方建筑观念，根本没有获得理解中国建筑自身发展逻辑的钥匙。

那把钥匙，已由朱启钤找到。

1919年，朱启钤担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前往上海，途经南京时顺路到江南图书馆翻阅古籍，意外看到了影宋钞本《营造法式》——宋代官方颁布的建筑工程规范，作者是宋徽宗时期的将作少监李诫。此前，已发现的中国古籍中有关建筑的术书仅有一本《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营造法式》这本宋代宝典承上启下，成为“启万物之匙”的核心文本。朱启钤当即通过江苏省长齐耀琳将此书借出，并请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此后又邀诸同好及古籍专家陶湘多方搜集版本与相关古籍资料，整理校勘出版更好的版本。《营造法式》就此为中国知识界所了解，其中自然包括梁启超。据梁家好友费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记述，梁思成在为论文参考书遍寻哈佛图书馆时收到了父亲为他寄来的《营造法式》重印本。梁启超在寄去前仔细翻阅，于信中评论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梁思成后来告诉费慰梅，看到此书的感受先是惊喜，随之而来的是莫大的失望和烦恼——这部巨著竟如天书一般，无法读懂。然而他已意识到，这是一扇打开中国建筑史的重要大门。

这本书的发现也成为朱启钤人生转折的枢纽。根据刘宗汉的回忆文章，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后，朱启钤就已萌生退意。刘宗汉认为，和袁世凯的关系中朱启钤有许多被利用之处，“受到很大的精神创伤”，但毕竟有知遇之恩，二人在推行新政等诸多方面也可谓志同道合。朱启钤日后“不说袁的好话，同时也不大喜欢别人说袁的坏话”。即便青年时好友章士钊来谈袁世凯，他也仍先强调“不以成败论英雄”，才展开话题。

《营造法式》的发现成为退隐的绝好契机，自此以后，朱启钤将全部精力放在了文化和经济活动上，此后被选为议长、张学良邀请出任北平市长等，朱启钤均不再出山。他晚年号“蠖公”，蠖为屈身隐退之意。1925年朱启钤成立了一个雏形的“中国营造学会”，邀请几位同辈好友，如表弟瞿兑之、古籍专家陶湘和阚铎、从政时期的旧部叶恭绰等，开始了相关古籍的收集、校勘、研读工作，以及图籍、模版的制作，并于1928年在中央公园办了一场小型展览会。只不过这一时期的工作仍局限在传统知识分子的文献研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物建筑教研室主任徐怡涛教授向本刊介绍，对一般人而言，《营造法式》是一本无法阅读的“天书”：“这是一本技术性很强的书，编修《营造法式》的目的，主要是统一建筑标准，以关防工料，防止工程中的贪污和浪费，节约国家开支。编修者李诫长期在‘将作监’任职，类似于做到了今天的住建部部长。书中内容都不见于当代社会的日常行用，普通人自然难以理解。”徐怡涛的父亲徐伯安生前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梁思成主要助手之一，曾帮助梁思成完成《营造法式注释》，他也曾以“用钝刀子割肉”来形容阅读《营造法式》的感受。究其原因，这本书中的诸多宋代建筑术语令后世十分陌生，例如“铺作”“卷杀”“襻间”“生起”“偷心”等，因建筑技术未被纳入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知识体系，即便字典辞书也无从查询。营造学社成立之初曾想编纂一本古代建筑词汇对照表，因低估了工作难度而未能完成。

这本“天书”却非啃下去不可。徐怡涛介绍，《营造法式》之所以重要，因其没有停留于纸面，在相当程度上配合当时的政令达到了实践目的。《营造法式》编修和刊行历经宋哲宗、徽宗两朝，蔡京为相时奉旨镂版海行。据徐怡涛团队最新研究证明，该书发至全国的时间不晚于崇宁四年（1105）。“李诫在《营造法式》序言中有一句话，说是要‘新一代之成规’，这看似普通的修辞表达，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越发深切地认识到，《营造法式》的确深刻影响了其后数百年间的建筑形制。”例如在晋东南，徐怡涛的研究表明，《营造法式》刊行后，晋东南的建筑形制逐渐向《营造法式》的主流形制靠拢，并且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金代。“《营造法式》的影响是全国性的，但这种影响并非在各地同时实现，而是存在时空差异，《营造法式》在山西的影响存在由南向北、由早而晚的趋势。明清斗拱虽然和宋式不同，但如果去对照《营造法式》，会发现非常强的继承关系。”徐怡涛近期开展了张家口太子城的考古遗址建筑复原研究，这里因恰好位于2022年冬奥会奥运村核心区域，近两年获得契机展开系统发掘，尝试复原当时的金代行宫建筑时，徐怡涛团队就以《营造法式》为依据。“复原结果被近期不断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说明金代建筑和《营造法式》之间有继承关系的设想是成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应用汉族制度，《营造法式》中的建筑规范也是其中之一。可以说《营造法式》还是中国文化连续性的最好体现。”徐怡涛介绍。

《营造法式》当年对梁思成的重大意义也显而易见。尚在美国的他收到父亲越洋寄来的这本书后，已然预感到他们夫妇毕生的事业将会和这本书所揭示的中国“营造”之史结下不解之缘。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林徽因在民国政府驻渥太华总领馆举行婚礼。据丁垚介绍，3月21日是宋代记载李诫的去世日期，选这一天是纪念之意。儿子出生后取名梁从诫，意为：师从李诫。

1952年9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北京清华园家中会见英国建筑师斯金。此时林徽因已经病重（FOTOE供图）

 

学社终于成立

1928年，国家学术机关中央研究院成立，其中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启了现代史学、考古学等一系列新学问研究。同一时期建筑学也蓬勃发展，中国建筑师学会和诸大学建筑系相继成立。但处于“历史”与“建筑”二者之间的古代中国建筑史研究却没有被官方机构提上议程。朱启钤此时已进行了几年的《营造法式》研读，以私人身份成立了学术团体进行古建筑研究。1930年2月16日，朱启钤发表《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中国营造学社在北平正式宣告成立——最初办公地只是北平朱启钤宅内大客厅右侧房间内的三张桌子而已。

建社宗旨中，朱启钤解释了最初名称本为“中国建筑学社”，反复考虑后改为“营造学社”，不只因学社成立契机是《营造法式》，更因为“营造”是比建筑更大的概念：“若专限于建筑本身，则其于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故打破此范围而名以营造学社。”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馆长刘畅告诉本刊，正是这一点，成为朱启钤和梁思成、刘敦桢这样知识背景、人生志趣全然不同的两代人一拍即合的连接点。“朱启钤意识到，在中国古代，建筑师不是一个独立的行当，而是和整个手工业联系在一起，是有跨度、有覆盖面的。建筑这个学科在整个东亚传统文化圈里本来就不存在，反而为朱启钤打破学科壁垒提供了条件。”刘畅展示了一幅林徽因1926年设计的圣诞贺年卡图案，主体形象是艺术女神，建筑、雕塑、绘画是奉献给她的三个礼物——和朱启钤的理解殊途同归。东方这个行当的传统和西方的理解在刹那间交汇，让两代人走到了一起。“建筑既是艺术的三大支柱之一，又是艺术和科学的混合，这是学社真正的视野。如果理解成只调查建筑、画些图，流于细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偏颇，那都不是学社真正的特点。”刘畅说。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刘畅，他认为朱启钤和梁思成两代人都认同建筑不应局限于单一学科壁垒之内，这一基本共识是他们合作的基础（宝丁 摄）

 

为建立学社，朱启钤把毕生积累的资源投入其中，只看营造学社的社员名单几乎无从了解这是什么社团，包括：军政财界人士，如张学良（军人）、钱新之（财政次长）、叶恭绰（交通部长）、朱家骅（教育部长）等；文教界人士，如周诒春（清华校长）、马衡（故宫博物院院长）、袁同礼（北平图书馆馆长）等；不同门类名学者，如李济（考古学）、陈垣（历史学）、叶公超（英国文学）、李四光（地质学）等，以及其他各界名流。这些人并非学社专职人员，而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供支持的朱启钤的朋友圈，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朱启钤曾经的部属。朱启钤更是联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获得美国庚款资助，为学社提供了充足且稳定的资金保障。刘叙杰回忆，父亲刘敦桢只做学社研究工作而不接“私活”，500大洋的月收入足以让一大家子人过上中等生活，曾经买下的史家胡同八号院后被分给两位部级干部居住，当时刘敦桢给几个孩子每人都请了用人。而梁思成在学社的工资还略高于刘敦桢。

中国营造学社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十分开放的国际化学术平台。第一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立社宗旨专门附上了英文译本，诸多日本学者、美国学者均在社员之列。朱启钤在成立大会上的演讲词今日读来都颇受震撼：“曰中国营造学社者，全人类之学术，非吾一民族所私有。吾东邻之友，幸为我保存古代文物，并与吾人工作方向相同；吾西邻之友，贻我以科学方法，且时以其新解予我以策励。”

朱启钤不是建筑学者，却能为学社确立百年后看来仍高瞻远瞩的宗旨与方向，丁垚认为这其实和他在袁世凯时期的经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袁世凯决意复辟以后，1916年任命朱启钤为登基“大典筹备处处长”，参与的是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工作：例如根据新“国体”而将故宫的屋顶换为红色，为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重新命名等。“朱启钤在袁氏当国期间参与和主持国家典礼设计与建设一段，实际是‘制定礼乐’的工作，不仅与北京宫室坛庙建筑关系极大，而且对其超越营造实务、从国家象征的层面理解建筑问题当有过极大促进。”丁垚说。

通过曾任清华校长的朱启钤的好友周诒春引荐，梁思成在学社成立之初便与朱启钤有所联系。到1931年前后，因为林徽因的病和“九一八事变”等原因，梁思成举家返回北京，随即顺理成章加入了这个与他们的志向无比契合的社团，梁思成任研究部主任，林徽因亦参与学社工作。

次年，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留学回国，在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任教的刘敦桢也加入学社，他的几篇关于古建筑研究的文章，让朱启钤等人注意到并引为同道。朱启钤于是取消研究部称谓，重新任命梁、刘为平等的法式部主任和文献部主任，再加上他们的助手，学社构架正式形成。刘叙杰回忆，那时南京是民国首府，且正要进入“黄金十年”，他父亲刘敦桢作为大学教授和建筑师，交往的都是上层阶级，举家去陌生的北方研究古代房子，家族里的人是反对的。“母亲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她坚定支持父亲的选择，鼓励他去北平研究自己想研究的内容。”刘叙杰说。刘敦桢的妻子陈敬出身湖南名门，自幼在教会学校受到良好教育，对丈夫的事业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

丁垚说，后人往往看到梁、刘二人个人际遇的幸运，其实建筑史这门学科也是幸运的。“梁先生‘高’，刘先生‘博’，他们都是百年难得一遇的人才，做什么都会做得很好，只是他们正好选择了做建筑史。我们今天做建筑史，可以说是既‘不幸’又奢侈——两位大师已经把学科的格局奠定完成了，但他们对我们的研究对象做出了那样好的示范。”当时学习建筑回国的一批人，多数选择做建筑师、设计新建筑，做建筑史研究实际是冷门，梁思成就曾把自己的选择称作“逆时代的工作”。

多年以后，朱启钤自撰的寥寥数百字概括一生的年谱中特意提到梁思成、刘敦桢加入学社一事，认为从这一刻起，“吾道始行”。

营造学社与清华大学1946年签署的合作组建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协议，签名人为朱启钤、梁思成、梅贻琦（清华校长）、陶葆楷（清华工学院院长）

 

日本学者的挑战

1931年5月，在中国进行古建筑调查的日本学者关野贞驱车调查清东陵，途中经过蓟县，无意中透过车窗看到一座古建筑，虽有一道砖墙相隔，仍遮挡不住上面巨大的四坡屋顶，“一瞥之下”即认定这是非常古老而不一般的建筑，于是下车察看——当时中国最早的木构建筑辽代独乐寺被发现了。关野贞一回到北平立即前往朱启钤家，向他详细告知这一发现始末。

学社工作尚未开展就迎来了第一个挑战。日本学者提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建议：中国人并无对古代建筑的田野研究经验，学社可以考虑由日本人主要进行田野调查，中国人侧重文献研究。当时没有人知道，中国人是否有能力独立开展自己的田野研究。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徐苏斌教授是中日建筑交流史研究专家，曾获东京大学博士学位并以日文出版多部专著。她告诉本刊，中日建筑同源，日本学界以现代方法进行古建筑研究又早于中国，日本成为了贯穿中国营造学社历程的重要“他者”参照。

徐苏斌教授说，日本的中国建筑研究的大背景是当时日本的“东方学”研究，包括考古学、史学、艺术、民族学等诸多方面对中国的重新审视，建筑是其中一支。“大家都知道古代日本受中国巨大影响和近代中国向日本学习，其实近代日本对中国也有极多关注。因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要反思全盘西化、重新认识自身，就要探寻日本文化的起源，再加之东方民族的自尊感和东方学研究的责任感，以及一些殖民主义者的欲望，种种动机叠加，导致日本的东方学研究虽迟，但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

营造学社前往山西进行田野调查的场景，当年许多重要古建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路途异常艰辛

 

1901年，创立日本东方建筑学研究传统的伊东忠太从天津大沽上岸，开始了日本学者的第一次中国建筑考察。也正是他4年前提议使用“建筑”一词作为学科命名，在中日两国沿用至今。抵达北京，他立即参观了北海、雍和宫、颐和园等处著名建筑，7月21日获准对紫禁城进行测绘，经20日的工作后留下了当时有关紫禁城的唯一测绘图。他发表文章总结作为中国建筑代表的紫禁城的特点，虽也提及贫乏重复、构造薄弱等不足，但以布局严整、手法妥当等六大优势为主，高度赞扬。徐苏斌教授认为，“比起欧洲人的中国建筑观，他的建筑观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对后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英国人弗莱彻（Banister Fletcher）的《世界建筑史》是当时国际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史论述，在梁思成、刘敦桢留学时期阅读此书并对其中的欧洲中心论表示不满之前，伊东忠太已经强烈反对过该书观点：“也许中国人看欧洲建筑还不合理呢……责骂中国建筑，余沫也溅到日本，认为日本建筑拾中国之牙慧。”书中的“建筑之树”示意图体现得最为明显：主干是希腊、罗马，生长出枝繁叶茂的近现代欧洲各国建筑，“中国、日本建筑”写在一起却根本没在树干上，被视作早期文明的次要分支，被认为是非传统的。伊东忠太要为中国建筑“正名”——也就是为日本建筑正名。那一趟考察之旅延长至三年之久，他离开北京又到大同、云冈、五台山、正定、赵州、开封、洛阳、西安等地；再从成都继续向东，过重庆、武汉等，比较中国南北建筑的性质；又从汉口再向南，前往后来中国研究者也极少到达的贵阳、云南，最终从云南去往缅甸考察其他亚洲建筑。以一己之力对中国古建筑摸了一次底。

1925年出版的《支那建筑史》是伊东忠太的答卷，30年代中文译本出版时，校对正是梁思成。这本书只写到六朝，也未提及《营造法式》，因为伊东忠太要解决的首要任务是寻找日本建筑的根，所以最关注六朝。然而中国建筑的宝库一旦打开，剩下的部分其他日本学者迅速迎头赶上。

1931年发现独乐寺时，关野贞已63岁，比朱启钤还大4岁，距他1906年第一次来中国考察更是已过去20多年。当时他的研究已经进入到“支那陵寝”这样有针对性的课题，所以才会在去清东陵的路上途经蓟县。而此时中国营造学社刚刚创办，尚未对如此古老的建筑进行过现场调查。梁思成很清楚：“我相信如果我们不整理我们自己的建筑史，那么早晚这块领地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他接着说：“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

徐苏斌教授告诉本刊，她认为营造学社有着很强的民族主义动机。“民族主义本身是个中性的概念，在一个时期、一个事件上，会产生积极的作用。”梁思成晚年曾写文章回忆在日本美好的童年时光，但他显然对日本有很复杂的情感。据徐怡涛讲，父亲徐伯安高考选择报考院系时，由于不确定清华“营建系”是教建筑设计还是土木工程，而选择上了北大“建筑系”，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又并入清华。清华初期之所以特殊命名，梁思成不用“建筑”一词，部分原因是这是由日本人翻译的。

刘叙杰也向本刊回忆，父亲刘敦桢最初走上古建筑研究之路，和在日本留学期间的直接见闻有很大关系。“由于日本政府和民间都很注意保护古迹，所以至今还有不少早期建筑保存完好。父亲在课程学习和旅行参观中有机会看到这些，很为它们赞叹。联想到更为丰富的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只有日本和德、法少数学者做过一些考察和研究，国内学界于此反而寂寞无闻，这种反常的现象使父亲深感惭愧和痛苦。”刘叙杰说。

关野贞向朱启钤告知独乐寺发现后不久，梁思成正式全职加入营造学社，第一次外出调查的目的地就是关野贞发现的独乐寺。这次“同题竞赛”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后续的学术安排。丁垚说，此行的挑战不在于知识层面对独乐寺建筑风格和年代的判断，也不在于现实上田野考察的艰辛，“挑战在于如何实现西方建筑学方法的中国化。这一路程，也是中国建筑‘现代化’之路”。真正的挑战是思想上的：如何能够在日本人全面“代劳”之前，实现中国人自己的古建筑观看视角。

营造学社为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大佛所摄照片。独乐寺是他们考察的第一站，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田野调查的“黄金五年”

1932年4月，梁思成一行前往北京以东的河北省蓟县。他们乘坐的是每天早上6点发车的长途车，约11点左右到达。当晚梁思成给北平打回电话：“没有土匪。四个人住店，一宿一毛五。”他们的美国朋友费慰梅如此评论：“一听便知，是个城市人第一次下乡的冒险经历。”虽然31岁的梁思成早已游历欧美，这却是他第一次深入中国县城，也是第一次离开主要交通干线。

在蓟县独乐寺前，梁思成给出了一个人对一座建筑所能给出的最高评价，“骤见此阁，如入极乐世界”。但不是因为独乐寺本身的雄伟壮观，而是因为敦煌唐代壁画中净土图在他心里刻下的印象，观音阁和山门正与其中的建筑十分相似，与宋、明、清的建筑迥然不同，他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唐风”：“伟大之斗拱，深远之出檐，及屋顶和缓之斜度，稳固庄严，含有无限力量，颇足以表示当时方兴未艾之朝气。”

数天的紧张工作之后，考察组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功。1932年发表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成为中国建筑史研究的里程碑。在宏观与微观层面，梁思成的观察都令人惊叹。整合了建筑与美术素养而得的艺术敏感让他对建筑造型有着准确的整体把握，一点“异样”都能迅速察觉，他如此评价观音阁外观比例：“以全部权衡计，台基颇嫌扁矮，若倍其高，于外观必大有裨益。然台基今之高度，是否原高度，尚属可疑。”直到近年来通过文物管理部门的日常保护工程才得知，现今院落地坪之下约2米甚或更多，才是唐辽时期的地坪，与梁思成当年的预言别无二致。至于对观音阁木架进行力学结构计算，更是梁思成的西方建筑学方法应用于古老中国建筑的小试牛刀。

营造学社所制蓟县独乐寺观音阁测绘图

 

丁垚认为，更重要的是梁思成在这次研究中体现出的思想抱负，例如将“斗拱”比作Order（柱式）之于西方建筑的意义，这是找到了中国建筑自己的发展线索。而同样是将独乐寺判断为辽代建筑，梁思成的入手点和关野贞十分不同。关野贞着重分析独乐寺与其他辽代建筑的相似与不同，以确定其时代归属与辽式风格，至于梁思成，辽本身并不是关键。丁垚评述：“梁思成从独乐寺的扶壁栱枋上浅刻的栱形出发，比照唐（敦煌壁画）、宋（初祖庵和《营造法式》）、明、清，最后才到同是辽代遗物的华严寺、木塔，最终发出辽式特征之问——如此遍及历代之论述，哪里只是在勾画辽式特征，分明在找寻一部‘中国建筑史’。”

独乐寺考察之后，学社的中国成员能否自己完成田野调查的问题再无疑议。当时和后世的评论均称，这不仅超过了日本人对中国建筑研究的水准，而且超过了日本人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水准。

有计划、有系统的田野工作就此展开。调查工作首先从河北开始：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和莫宗江两赴正定，调查正定隆兴寺、赵州桥等；1934年，刘敦桢偕陈明达、莫宗江两次前往河北西部，勘探慈云阁、易县清西陵等；1935、1936年，刘敦桢等又多次进行调查。莫宗江和陈明达等几位年轻人加入学社后，作为梁、刘等人的助手，很快成为测绘队伍主力。与此同时，山西由于集中保存大量早期木构建筑也成为调查重点。1933年，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第一次赴山西，调查大同古建筑及云冈石窟，以及著名的应县木塔；1934年，梁林夫妇同费正清夫妇一同前往晋汾地区调查，此后又再次前往，测绘赵城上下广胜寺、晋祠等。此外还有山东、河南、陕西、浙江等地。如果说有什么缺憾，徐怡涛认为，“他们是沿着主要交通线走的，所以今天来看对晋东南是个遗漏，当然这在当时无可厚非”。

刘叙杰介绍，据他了解，在1934或1935年间，梁思成和刘敦桢曾有过一次交谈。关于学社下一步发展的方向，他们分别写在手心上，结果都是两个字：“调查”。“文献工作是可长可短、可早可晚的。日本人的侵略已箭在弦上，田野调查已然带有抢救性质。”刘敦桢说。朱启钤原本安排的“文献”和“法式”的分工在事实上已经模糊了，梁、刘二人都把田野工作作为了自己的重点。对此，朱启钤欣然接受并提供支持，虽然他本人因年事已高未参加过故都之外的田野调查。

一次次的田野工作虽然辛苦，却也蕴含着奇妙的意味。梁思成曾写：“我们的旅行就像奇怪的拖长了的野餐……不是很难堪就是特别开心。”林徽因则每每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旅途的感受：“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

梁思成在正定隆兴寺测绘，这是重要的宋代木构建筑

 

1937年6月，学社迎来了北平工作时期的最重要也是最后一次田野考察。几天之中他们迎来多年古建筑探访岁月中最幸福的时刻。

6月末，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一行四人坐火车抵达太原。向北折行，乘汽车130余公里，再换上骡马，来到了五台山佛光寺。他们要回答的是盘踞心头多年的问题：中国是否还留存有唐代的木构建筑？此前日本学者的意见是没有，多年前即进入他们视野的佛光寺古老的建筑样式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却被未曾来过的学社成员挂念在心。

7月2日，到达佛光寺的第三天，发生了著名的远视眼故事。大家检视大殿时，远视眼的林徽因最先喊出“梁下有字”。“女弟子宁公遇”，这是她看到的四道梁下题记最末几个字。经过艰难的搭架、清洗、识别，梁下所有题字被全部认出，加之大中、乾符经幢上的字，确认了供养人宁公遇和倡事建造之僧愿诚的身份，他们都是唐人，宁公遇具体立幢日期为：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十月。至此佛光寺确凿无疑地被确认属于唐代，成为当时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

千年前愿诚和尚所造之寺，让同样“愿诚”的学社成员发现了，为了庆祝，他们吃光了全部的罐头。只是那时他们还不知道，高潮也就是落幕。12日，一行人第一次回到山下，看到5天前的报纸，宣告了学社黄金时代的结束：“七七事变”爆发了。

1933年林徽因在河北正定开元寺考察

 

尾声

迅速转移开始了。刘叙杰回忆，1937年7月末驻守城内外的中国军队奉命撤离后，父亲刘敦桢决定举家南迁，但离开时极为仓促，仅随身携带了一些衣物，因为谁也没有想到战争竟要延续8年之久。“北平史家胡同那样美好与温馨的居住环境，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能再得到的‘绝唱’。然而当时对我们来说，都以为这样平静和美好的生活会一直延续下去。”一路流离，途经湖南老家短暂停留，又经广西、越南而到达学社在昆明的临时工作站，最终于1940年到达四川李庄。南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等重要单位也搬迁至此，这个小镇一时成为战时中国文化中心之一。

梁思成一家1937年8月还在北平，他们不仅有一个大家庭的事务需要处理，而且需要对学社多年来工作的成果——测绘图稿、照相底片、模型、研究笔记、档案、图书等妥善处理。然而当日本人要求这位知名学者出面组织一个“中日友好协会”时，他知道不能再拖了，立即在尚未禁止他离开之前踏上了南迁之路。至于朱启钤则始终留在北平，因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被强迫以低价卖出了他的大宅子搬至他处。他在日据时代靠装病不和伪政府人士来往，尽可能地淡出人们的视线。

在长沙中转时，日军一次空袭的炸弹意外落在梁思成一家临时住房大门口外十余米处。就在林徽因抱起孩子冲下楼梯之后，他们的房子被炸毁了。林徽因被巨大的冲击力抛向空中，她和梁从诫一起被重重地摔到地上。当他们跑向防空壕时，又一架轰炸机俯冲下来——一家人停了下来，林徽因事后回忆：“心想这一回是躲不掉了，我们宁愿靠拢一点，省得留下几个活着去承受那悲剧。”幸运的是，那颗炸弹最终没有爆炸。刘叙杰说，当时他和梁从诫的志愿都是成为飞行员。林徽因的弟弟林恒就是一名空军飞行员，他出现时，所有小孩会把他团团围住，像欢迎英雄般欢呼。1941年，林恒在空战中壮烈牺牲。

梁思成1947年在纽约国际建筑协会介绍联合国大厦设计方案，他是设计委员会成员

 

在抗战期间的艰难条件下，学社因地制宜在西南地区进行了一些田野调查。对云南、四川等地的重要古建筑进行了测绘，工作时间颇久，内容涉及广泛，如庙宇、民居、城市、崖墓、石阙、墓葬等。徐怡涛说：“无论梁思成还是林徽因，他们都有家人参军战死，他们在战时仍在继续古建筑研究工作，绝对不会只是当作闲情雅致，一定会在心里给自己一个交待。”梁思成1944年于李庄抱病完成了《中国建筑史》，这是中国人自己所写的第一部专业的建筑史，系统总结了他们多年来的成果。那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中国建筑拥有了自己的历史，成为了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开篇的中国建筑各部分图示，梁思成意味深长地用了佛光寺东大殿立面作为范例。据他的朋友费正清（J.K. Fairbank）回忆，梁思成完成此书时体重仅有47公斤。然而此时学社的工作已经陷入了事实上的停顿，因为研究经费的枯竭，刘敦桢于此前一年前往重庆，回到战时转移至重庆的中央大学任教。

1945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出版了最后一卷即第七卷，此时距第六卷第四期已中断了8年，出版地点由北平改至四川李庄，因战时条件艰苦改为手刻油印。一反常态，这本古建筑专刊刊出了林徽因《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这篇论述现代建筑的文章，介绍英、美住宅建设实例，并且讨论人民的消费需求、房屋租金、地皮取得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第七卷结束语也是整个《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意味深长的“桂辛奖学金”图赛题，这是一次征集战后重建建筑设计方案的大赛。题目特别要求“须尽量采用新材料新方法”，注重“家庭生活方法”“卫生程度”，以适应战后“新生活”。让中国建筑现代化，是这些曾被人们误解为只顾研究“故纸堆”与“老古董”的学者们心中未曾忘的理想。

李庄时期营造学社旧址。抗战期间学社辗转大后方，仍因地制宜进行西南地区古建筑调查（FOTOE 供图）

 

1946年，中国营造学社和清华大学正式签署协议，营造学社并入清华营建系，由梁思成负责组建。如同当年朱启钤写下高瞻远瞩的创社构思，梁思成致信清华校长梅贻琦，大胆畅想未来建筑教育规划，其中关键点包括：要重视城市规划学科、充分采纳包豪斯等新近发展起来的现代主义等。秦佑国教授说：“绝不要以为这些研究古建筑的人就是复古主义者。对于现代、未来，他们想得比谁都多。”至于梁思成的构想，秦佑国认为直到2003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成立景观学系，才得以真正实现。离开学社后，刘敦桢前往重庆，在战时中央大学参与开创了该校建筑系的“沙坪坝黄金时代”，抗战胜利后随校迁回南京，1949年后将院系调整而来的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今日东南大学）也建设为建筑学重镇。

“中国营造学社”以团体名义最后一次署名出现在1949年3月，其时北平和全国尚未解放。秦佑国展示了那本题为《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的小册子，由“国立清华大学”“私立中国营造学社”共同署名。那是营造学社多年来调查结果的汇总，用通俗的语言和图画符号标示出了古建筑识别方式和重要等级，前言中写明：“以供人民解放军作战及接管时保护文物之用。”

（实习记者祝烨临亦有贡献；感谢建筑师董灏、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宋晔皓教授对本文的帮助）

 

 人 物 后 记 

朱启钤（1872～1964）

1949年后，朱启钤受周恩来邀请留居北京，任全国政协委员。他从事实业时管理过的多家公司，如中兴轮船、中兴煤炭等都经他积极协调顺利移交新政权。50年代初进行城市改造尤其是天安门广场扩建时，他提出一系列建议，如天安门广场周围不要修建高于天安门城楼的建筑等，部分得到了采纳。晚年他仍关心着梁思成、刘敦桢等人最新的研究成果，不时去信和他们探讨。1964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刘敦桢（1897～1968）

抗战胜利后，刘敦桢随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在南京度过了后半生相对平静的学者时光。1949年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工学院独立为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刘敦桢将该校建设成了建筑学重镇，国内建筑学界呈“南刘北梁”的格局。他继续着营造学社时期对中国建筑的研究，重点发展了几个学社当年未来得及开展的领域，尤其是民居和园林调查，主持编写了《中国古代建筑史》。1968年去世，享年71岁。

梁思成（1901～1972）与林徽因（1904～1955）

抗战胜利后，在营造学社部分人员、资料的基础上，梁思成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创办营建系（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他前往耶鲁大学任访问教授，被普林斯顿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作为中国委员参与设计纽约联合国大厦，通过他，国际学界了解了营造学社工作的重大意义。1949年后，梁、林夫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等重大项目的主要设计者。他们还提出了关于北京城市建设的一系列构想。1955年4月，患严重肺病多年的林徽因去世，享年51岁。梁思成继续在清华大学耕耘，成为中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于1972年逝世，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