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乐寺观音阁是专为这尊高16米的观音像修建的，即所谓”度像构屋“的设计理念

 

摄影/肖予为

遇见独乐寺

从北京到蓟县独乐寺，不到100公里的距离。在营造学社的时代，蓟县还属于河北省，1973年被正式划归到天津市，现在是蓟州区。如今在蓟州的地界上，天津、河北的车牌数量平分秋色，人们的口音也混杂在一起，蓟州与北京、唐山之间的距离甚至比离天津市区还近，在京（北京）津（天津）唐（唐山）承（承德）四座城市的腹心，独乐寺更像是超脱在行政区划之外的独立存在。

去独乐寺这天起了大雾，从北京出城，一路上还飘着小雪，能见度不太高。即便如此，如今去看独乐寺不再需要像当年那样“寻找”，它就在老城区的核心地段，人多、车多、旅游配套多的地方就是了。冬天，游客非常少，是仔细欣赏建筑的好时间，穿过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观音阁向上飞扬的出檐最先进入视线，我突然理解了当年日本学者关野贞发现独乐寺时的雀跃，那是突如其来的一个惊喜。

1931年5月29日，关野贞要去位于河北遵化的清东陵考察，驱车途经蓟县城，当时车还是左行，他的车由西向东贴着墙根驶过，要去城里的鼓楼方向。按理说视线会受到砖墙的阻碍，但巨大的四坡屋顶仍然出挑地闯进了关野贞的视线。

1919年日本建筑是学者关野贞在英国伦敦

 

在此之前，关野贞已经考察过位于山西大同的华严寺与善化寺，都是辽金木构建筑，他对辽式建筑的大体特征了然于胸。“一瞥之下”，他认定独乐寺的年代很早，再停车从小门进入，很快就确认山门和高阁都是辽代的。

造访独乐寺时，关野贞64岁，已是东亚古建筑界的权威学者。但令人费解的是，他并没有过多停留，更没有立刻进行细致的测绘研究，心里装下了独乐寺之后，便匆匆离去直奔清东陵了。

回北平之后，关野贞跟朱启钤、阚铎等营造学社成员说起独乐寺，阚铎很快就找到文献来佐证这是辽代建筑，一旦年代确定，独乐寺就是当时已知最早的完整中国古代木构建筑。

从后来的建筑史学史来看，与独乐寺关系最密切的人并不是关野贞，而是梁思成。与几位学者和爱好者聊起这段往事时，大家都纷纷感慨关野贞没有一鼓作气深入研究下去，对他自身而言有些可惜。从建筑本身的价值来看，独乐寺比清东陵重要得多，想必关野贞也明白这一点。反观梁思成，在两个月时间中完成了考察、测绘和数万字报告，在那个时代，严谨科学的调查研究恐怕只能由梁思成来完成，这是时机、使命、研究方法共同促成的成果。

古籍《营造法式》是梁思成研究中国古建筑的起点。1925年，在朱启钤的推动下，“陶本”《营造法式》刊行，此时24岁的梁思成还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名学生，他远在大洋彼岸，第一时间收到父亲梁启超寄来的《营造法式》，兴奋之余，却一点儿也看不懂，“如天书一样”。但也因为这本书的到来，梁思成立志要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并释读这本“天书”。

在梁思成之前，不少人都看到过《营造法式》，其中就包括日本学者，比如另一位日本古建筑的泰斗伊东忠太，可他也看不懂，不仅如此，他还评价该书价值不大，读来如隔靴搔痒。写于北宋年间的建筑典籍《营造法式》，随着宋的灭亡而没落，又在近代一次次地被束之高阁，没人再能读懂。

清华大学建筑史学者王南指出，日本学者是考察中国古建筑的先行者，研究成果和图片资料丰富，学术意义很重要，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找寻日本古建筑的源头。当时全球最重要的建筑史著作《弗莱彻建筑史》中，有一幅著名的插图“建筑之树”，插图上西方学者将西方历史建筑作为主干，而将中国与日本建筑并置，仅作为非常不起眼的细小分支上的一片叶子，这一点激起了日本学者的民族自尊，他们想为日本建筑著书立说，找到日本建筑的根源。后来伊东忠太在大同发现云冈石窟，并在其中找到了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法隆寺西院伽蓝的源头。还有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的是，从伊东忠太开始，日本学者的古建考察都是由他们国家赞助的，带有强烈的民族意志，甚至还掺杂着殖民目的，试图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考察。

20世纪20年代是个全球民族意志觉醒的年代，在古建筑方面，日本人比中国人醒得早一点，他们较早地在日本境内进行研究，并到中国来寻根，不少古代建筑都是由日本学者率先发现的。他们一路上拍照，做一些简单测量，用传统的样式分析和碑文文献来给建筑断代，结论有时是准确的，但有时仍有偏差，最关键的原因是他们无法理解建筑的核心建造结构，只是利用一些辅助手法去判断，而核心的要义全都藏在《营造法式》里。

究竟该如何解开《营造法式》的秘密呢？梁思成的方法是要找到实物比对，他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以下简称《独乐寺考》）的开篇就写道：“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

这并非巧合。梁思成的长孙、铜镜收藏家梁鉴告诉我，梁思成的知识结构就像是“上天的恩赐”，注定是要做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设计，但对建筑史更感兴趣。宾大建筑学深受法国古典主义建筑教育理念的影响，对基本功训练要求很严格，古典建筑的绘制技巧必须烂熟于心，提笔就来，这成为梁思成日后绘图的基础。此外，梁思成不但学习了西方建筑一套科学的测绘方法，古文功底也很过硬；回国之后，他又请教了很多故宫的老师傅来学习清代建筑的法则，这一切，都在为破解《营造法式》做准备。

幸运的是，他在加入营造学社的第二年，就遇到了独乐寺。

梁思成、林徽因的长孙梁鉴，其父为梁从诫（王旭华 摄）

 

观音的双眼

梁思成得知独乐寺，有两条线索，一是关野贞与朱启钤的沟通，二是他的好友杨廷宝。杨廷宝也是宾大建筑系毕业的，曾有“南杨北梁”的说法。一次杨廷宝在北京鼓楼看展览，恰好看到一幅蓟县独乐寺观音阁的照片，便把这事告知梁思成，而这张照片正是关野贞拍的。梁思成深知独乐寺的重要性，打算在1931年秋天前往蓟县，整装待发时，“天津事变”爆发了。此时家国仇恨早已超越中日学者间的学术争议，在后来的独乐寺考察报告中，梁思成也没再提到关野贞。

1932年春，梁思成终于来到蓟县这座“净美可人的山麓小城”。如今，这座小城多了几分纷扰的旅游气息，但生活的烟火气仍然弥漫着。低矮的平房民宅簇拥着观音阁和300米之外的同代白塔，这两座地标性建筑所在的中轴线串联起了小城的核心区域。

独乐寺始建于辽统和二年（984），这座古刹至今还保留着两座千年木构——观音阁和山门。从时间来看，这两座辽构距离唐灭亡仅77年，距离北宋《营造法式》的刊行为119年，所以说它们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不为过。

所谓“阁”，即上下两层的建筑。梁思成第一眼看到观音阁，就联想到了敦煌壁画中的唐代建筑——“檐出如翼，斗拱雄大”。在来独乐寺之前，他没有亲眼见到过唐构，但他刚刚根据伯希和版《敦煌图录》写了《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一文，表达了对唐代建筑魂牵梦萦。

稍晚于唐代的观音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梁思成的想象，他写道，两者“及相类似”。更有意思的是，在《独乐寺考》这篇报告中，梁思成提及辽式建筑16次，提到隋唐建筑25次，宋式则多达40次，他有意将各个朝代的建筑进行横向对比，最终落脚到辽式建筑的特征上。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丁垚在研究中指出，“如此遍及历代之论述，哪里只是在勾画辽式特征，分明在找寻一部‘中国建筑史’”。

观音阁局部

 

的确，从独乐寺开始，梁思成孜孜不倦地踏访全国的古代建筑遗迹。对单体建筑的研究固然重要，但他更大的目标是将这些单体建筑作为一个个样本，最终写出一部《中国建筑史》，并破解《营造法式》。

如今，观音阁上下檐的8个屋角都被纤细的擎檐柱撑着，是乾隆年间加的，以稳固屋檐。若忽略这几根细柱，飞出的屋檐翼角会显得更飘逸，硕大的斗拱撑起两层大屋檐，出檐的距离甚至超过了柱高，这种气度只有唐辽建筑如此，既敦厚豪迈，又不失灵动。由于保留下来的唐构很少，若想在实物中找到唐构的痕迹，辽构则是很好的样本。

观音阁的立柱、门窗、墙面都是朱红色的，时间久了有些剥落，斑斑驳驳地透着古朴之气。从外面看，观音阁有两层，但进入内部，在一层腰檐和二层平座之间还有一个暗层，实际上内部是三层。

一走进殿内，哪里有人会去关注这座阁究竟有几层？所有的目光都被这尊威严巨大的观音像夺走，虽然是在室内，却觉得像是高耸入云端，不管怎么仰头，从哪个角度，都看不清观音的面容，更看不到顶端。观音就在现实中人的身边，却又离我们如此遥远，对宗教的敬畏感在这一刻油然而生。

这尊观音像高约16米，相当于五层楼高，也是辽代的塑像。整座阁则是为塑像量身定做的，有了这尊像，才有外面这座阁。王南说：“在中国古代佛教建筑设计中，可能常常将塑像与建筑空间统一设计，使二者之间取得清晰而和谐的比例关系，建筑空间犹如为塑像度身定制的居所，可谓‘度像构屋’的设计理念。”从建筑的整体到局部，还暗藏着比例的美学，恰好暗合方圆作图的比例关系。

观音阁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并不算是一座体量小的建筑，但这尊观音像占据着绝对中心的位置，中庭三间、进深两间地“掏”出一个巨大的空间，以容纳塑像。这样其余的空间就少了很多，一踏入门槛，人在观音的庄严感面前，愈发显得渺小，与此同时，活动的空间也相对逼仄，辽代的工匠们用体量与空间营造出宗教的崇高氛围，在幽暗的室内空间内，神秘感也增添了几分。

1933年春，梁思成考察、测绘了蓟县独乐寺，并用了两个月完成考察报告，成为日后营造学社考察古建筑的一个标杆

 

如果说站在观音脚下是被动诚服，带有些许的宗教压迫感，那么顺着西侧的楼梯走到楼上，当观音面容完整地出现在眼前的那一刹那，我被彻彻底底地打动了，心悦诚服。

楼梯很陡，几乎没有一点光线，只能打着手电筒小心翼翼地爬上来。顶层的空间是环绕观音像一圈的六角形，与暗层长方形的结构有所不同，空间也因此而灵动起来，不再死板。

打开向南的那扇木门，有“嘎吱嘎吱”的响声，光线透进来映在观音面部。此时外面是阴雾天，空气不那么通透，也没有好阳光，即便如此，打开木门的那一刻就像是阳光透过巨大的玻璃花窗照进教堂，悠扬的管风琴衬着唱诗班的歌声，宗教的神圣感是相通的，在光与阴影交汇的时刻足以让人忘记现实的苦难，找到慰藉。

观音头像上方立体排列着10个小观音头像，因此又称为“十一面观音”。丁垚指出，当信众跪在山门的门槛前时，两个天王正好金刚怒目地注视着这个位置，而信众跪下来抬起头时，恰好能透过观音阁二层的平座栏杆的空隙，看到观音的双眼，被称为“观音低眉”。若是没有阳光直射就什么也看不见，只能想象一下观音肃穆的双眼。

当善男信女们注视着观音的双眼时，观音又注视着哪里呢？站在二层平座，顺着观音的目光望出去，白塔屹立在视线之内的最高点，高约30米。白塔建于辽清宁四年（1058），晚于观音阁74年。站在塔下仰视，可以看到石制的斗拱样式，这很有趣，白塔的建造将亭阁式、密檐式、覆钵式等好几种中国古塔的样式融为一体，如此混搭，也是中国塔建筑中的一个奇观。

就这样，千年以来，观音与白塔相互凝视着，曾经它们相互之间的磁场是佛教的力量，而现如今建筑的宗教属性逐渐减弱，历经沧桑的建筑本身更令人倾服。

 

独乐寺山门内的两尊天王门神也是辽代时期的原作

 

《营造法式》的秘密

面对眼前的千年木构，梁思成要如何展开测绘工作？要知道，这是他加入营造学社后第一次展开正式的科学测绘。

由于当时学社人手紧缺，他临时拉来了还在念大学的弟弟梁思达和另一位助手帮忙。王南告诉我，学社外出测绘，三个人是最低配置，至少需要两个人拉尺子，一人在测稿上记录数据，“在大致了解整座建筑之后，他们要大致画出平面、立面、剖面的测稿，这时测稿上还没有标尺寸，但要标出尺寸线，提醒自己需要测量哪些数据，通常一座建筑要量出好几百个尺寸，有条件的话，还要搭架子上去，把每个构件都测量一遍，所以这样一个测绘的小团队起码得有三个人。”

如今这种传统的测绘方式依然还在使用，当然加入了很多更先进的仪器设备，而在梁思成那个年代，这是一套非常先进而科学的方法。他在《独乐寺考》中写道，拿到数据和摄影图片之后，回到北平要解决三件事——“寺史之考证，结构之分析，制度之鉴别”，与《营造法式》比对，以清代《工部工程做法》为参考，最终得出这份完备的考察报告。

《营造法式》是北宋哲宗、徽宗年间的官员李诫写的，他主管当时的土木营建，主持修建了不少皇家建筑，同时他又是个“文艺复兴式”的博学之人，音律、地理、绘画、文字样样精通，还写过一本剖析赌博规则的《六博经》，可惜失传了，但他最在行的还是建筑。

古代做土木建筑的都是匠人，但能著书立传的都是儒生，可儒生看不起匠人，匠人不理解儒生。王南认为，李诫能写成《营造法式》在于他将这两个身份融为一体，都放在了自己的身上，这也是建筑师这个身份最大的特点。到了朱启钤，他创立营造学社的目标也是这样的，让知识分子和建筑匠人都发挥出自身的才能，所谓“沟通儒匠”。梁思成也继承了这一点，并且像李诫一样，将两种才能融合在自己身上。

当梁思成实地做完“匠”这部分的工作，剩下的就是“儒”的部分了。《营造法式》里的专业术语多如牛毛，单是斗拱中的“拱”这一种构件少说有5个类型——华拱、泥道拱、瓜子拱、令拱、慢拱，它们具体分别是什么？在实物、绘图、文字的相互印证下，梁思成逐渐找到了答案。他用了两个月时间完成《独乐寺考》的报告，其中他使用了大量《营造法式》中的术语来描述辽代建筑，破译了法式里的基本概念。

释读术语是第一步，但这还是细节积累，只能让专业人士看懂。如何通过释读找到中国古建筑的一般规律，将其提炼总结出来？这是接下来的工作。

通过测绘与分析，梁思成发现观音阁如此复杂的一个木构建筑，有成千上万个构件，居然“大小只六种”——尺寸只有六种规格，他称之为“极端之标准化”。梁思成又进一步在《营造法式》中找到了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精髓——“以材为祖”，所谓“材”，指的是一座木构建筑中的标准木材单位，即现代建筑中所说的“模数”。也就是说，“在这种高度标准化的生产模式下，木结构建筑所需的大量木构件均可以批量生产、加工，甚至不需要在工地进行”。

在这种极其标准化的用材法度下，既能降低成本，又方便操作、缩短工期，古人的智慧都浓缩其中。后来文献中记载，修建故宫时备料14年，建造仅4年完工，如此一来便可完全理解了。

“可以说，《独乐寺考》这篇论文最重要的是它初步解读了《营造法式》的基本原则。”王南说道。

破解《营造法式》，梁思成是最重要的人。但梁鉴一再强调，营造学社的很多研究成果并非梁思成的个人功绩，学社的成员虽然不多，却是各自都将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一个团体。比如朱启钤虽然不在一线实地测绘，但他古代建筑知识的储备也非常深厚，甚至可以考虑到很多前线考察人员忽略的地方。

梁鉴回忆了一个细节：梁思成测绘完独乐寺后，回北平跟朱启钤汇报，朱启钤对梁的成果赞不绝口，仔细探讨过之后，问了梁思成一个问题：“生起测了没？”“生起”也是《营造法式》中的一个专有名词，指从檐下最中心的柱子向外，每根柱都略微升高毫厘，这样外檐的两端就会微微向上翘起，平直的屋檐形成一条曲线，弧度非常小，优雅、柔和而微妙。这样的生起在唐宋辽建筑中常见，到了元明清则慢慢消失，屋檐变得水平而笔直，少了几分律动感。在独乐寺的首次测绘中，梁思成的确没有测生起，后来是在朱启钤的指引下又回去补测了一些数据，完善了对独乐寺的研究。

结构之美

在此次踏访古建筑之行以前，我虽然知道斗拱是中国古建筑的精髓，却一知半解。从《营造法式》到营造学社，再到现在我们认知古建筑，斗拱都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在《独乐寺考》中，梁思成还有一个开创性的探讨，就是将斗拱和西方建筑中的柱式（Order）相提并论。在古希腊建筑中，柱式是基础，柱式的柱径也是很多建筑比例的标准，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就在《建筑十书》中以此为基础来讨论西方建筑的比例关系。通过独乐寺，梁思成找到了东西方建筑之间的共通性，每一座建筑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标准单位，在西方是“柱径”，在中国是“材分”，与之相对应的特殊结构，即“柱式”与“斗拱”。

“斗拱发达史，就可以说是中国建筑史。”梁思成在研究唐式建筑的文章中这样写过。他从不吝啬表达自己对古代建筑的喜恶，他偏爱唐宋辽的建筑，远远胜过元明清的，林徽因也是如此，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建筑的美在于结构原则，唐宋辽构则是结构原则的巅峰。梁、林二人也在1932年共同达到了一个古建筑认知的高峰。

王南解释了梁、林的两个主要论据：一是在《营造法式》中规定，梁栿这类承重的水平构件，其合理的截面高宽比是3∶2，这是非常科学合理的受力形状。独乐寺中很多木构断面比值是2∶1，这甚至与现代建筑中很多梁断面取值一致，可见其科学性。到了明清，不少梁断面高宽比变为6∶5之类的取值，也就是说，横梁的截面越来越从长方趋于正方，不但看着笨重，纯熟浪费，受力性也差。力学知识退步，这是梁、林认为元明清不如唐宋辽的特别重要的一个论据。

梁、林还认为，在唐宋辽建筑中，斗拱是非常“诚实”的构件，它们的实用功能超过装饰作用，每一朵斗拱在建筑结构上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到了元明清，出檐更多是靠横梁支撑，密密麻麻的小斗拱则成了装饰，既繁复又没有实用性。

得知这样的观点之后，再去看独乐寺的斗拱，似乎能明白一些其中的奥妙了。观看建筑结构需要找到参照系。观音阁山门的斗拱，高约是柱高的一半以上，整体的三分之一，体量非常大，而到了明清，斗拱只是柱高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体量越来越小，数量则越来越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对唐宋辽建筑的推崇有点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推崇，要找到过去最好的时代。”王南说道。

在各种梁断面、斗拱、柱子的尺寸、比例这些数据的支撑下，梁思成最终得出一个简单、感性的断代结论——斗拱越大越疏越精简，建筑的年代越久远，斗拱越小越密越繁复，建筑的年代越近。

这一结论像是学完了所有武林秘籍后得出的箴言，把《营造法式》中那些复杂的结构、理论都抽离出来，留下了辨识古建筑的核心。这个核心从建筑结构中来，回归到视觉上的形式分析中去。在梁思成之前，虽然日本学者也做形式分析，但并不依靠科学依据，而建筑是科学的艺术，如果没有科学支撑，如何谈论艺术都显得缺乏说服力。

至此，在为期仅两个月的独乐寺考察研究中，梁思成解决了很多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开了窍”。丁垚在其研究中指出，梁思成的《独乐寺考》研究的实质是“西方学术的一种‘中国化’”，其中既有精确的结构计算，又带着古雅的汉语写作文风，还有大量优美精妙的建筑绘图。

1932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以下简称《社刊》）第三卷第二期刊载了这篇《独乐寺考》，成为变革性的一期。

在此之前，《社刊》的前两卷（每年一卷）以译文为主，将日本和西方学者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来完善国人对古代建筑的认知。从第三卷第一期起，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三位加入学社，这种格局开始发生改变，译文越来越少，中国学者独自考察和研究的成果逐渐成为《社刊》的主要内容。其中有一个小细节，在第三卷第四期的《社刊》中，除了重要的广济寺调查报告等由学社成员自己撰写的文章之外，几篇译文都不再刊附原文，而是直接刊出译文，梁思成还在这期末尾，专门将全本的目录和内容摘要翻译成英文，以供国外学者阅读。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独乐寺考》是最重要的一座里程碑，也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典范。梁思成将洋洋洒洒几万字的考察报告刊登在《社刊》第三卷第二期中，扉页目录上赫然印着五个字——“独乐寺专号”，此前没有哪一期可以称为“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