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在撒马尔罕的康国故城阿夫拉西阿卜(Afrasiab)看到的三幅壁画。它们已斑驳得有些模糊不清，却与敦煌壁画的色彩与笔触遥相呼应。第一幅画中的人身着唐装，头戴唐初盛行的幞头，身着窄袖长身袍，系腰带，垂鞶囊，佩长刀，有人手托三叠，有人手托丝，显然是一幅献礼图。第二幅是唐装仕女的泛舟图，一艘凤舟上有几名女子，发髻高耸，一位贵妇正被五名贵妇簇围着。第三幅则是唐装骑士的猎兽图。那时我刚乘好些天火车与汽车穿越了时而壮美、时而荒凉的新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撒马尔罕郊外那处鲜有人至的遗迹处，我与7世纪的唐朝相遇了。它的文物制度曾传播到中亚腹地的深处，还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是中古极盛之世。

唐朝盛世的气质可以用很多词语来形容。它的疆域辽阔壮美，它的诗浪漫奔放，它的心态自信雍容。当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看到马背上飒爽英姿的胡服女骑俑，在新疆博物馆看到阿斯塔纳墓出土的活泼飞扬的儿童图时，我感到这个朝代涌动着的健壮生命力。除了马球壁画，武惠妃棺椁上的一幅驯兽图，则向我展示了唐人骁勇善战的男性气概：很可能来自异域、蓄着长胡子的驯兽师正在与形如雄狮的巨兽赤手搏斗。这样的图景，我曾在帝国版图蔚为辽阔的波斯帝国首都波斯波利斯的浮雕上看到过，它象征着帝国征服者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勇猛豪迈的气魄。

在这个世界性的中华帝国里，唐人如何看待自己与他者，看待本土与异域？一个唐人身处何种世界观念和何种时代精神中？形成他们开放包容心态的源头何在？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引用朱元晦语：“唐源流出于夷狄。”并指出种族与文化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唐与隋的皇室实出同一个政治集团，统治基础相似，继承了鲜卑游牧民族的传统，融合了5至6世纪统治华北边境的“蛮夷”文化。这一血统和文化上的起源，几乎决定性地影响了唐人的世界观。与正统的儒家天下观并不完全相同，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朝皇帝提倡包容性，认为所有民族最终都将纳入中国，他们的帝国理想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游牧民族，对异域外来者也可以融合，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也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唐人在文化观上是汉民族的文化观，以天朝上国而自居，骄傲于自己的典章制度和华浮文采，但对外来文化从来不排斥和抵触，拿来主义，兼收并蓄。借鉴自中亚的金银器制作技术就是在这个时期突飞猛进发展的。在这个儒家文化还没有全面渗透人们精神生活的“历史缝隙”里，唐朝人没有太多思想束缚，也许正因如此，唐的文学才如此快意恩仇，唐的精神气质才如此奔放飞扬。

唐以它的自信放开怀抱迎接各国使者，胡商、遣唐使和留学僧纷纷来到长安，在鸿胪寺、国子监和西市留下足迹，胡风唐韵融为一体。长安不仅是商业枢纽和物质汇聚之地，也是达官贵人、才子佳人生活的空间。那时的文人，无论见面、分别，宴会、游边、隐居，都要写诗。作为一个开疆拓土的扩张性国家，唐朝很多诗人投笔从戎，写下许多边塞诗。唐长安也是“信仰之都”。波斯的商人带来景教、祆教和摩尼教，从印度、中亚而来的佛教僧侣，把到达长安视为登上传法事业的顶峰，而来自东瀛和新罗的学问僧们，又把长安的佛学传播到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上。它的出使者玄奘、鉴真和义净，则在他们留学、传教和翻译著书的活动中，扮演了大唐黄金时代“知识分子”的角色。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开始南移，不仅是运河，帝国的道路网络也从北方边疆扩展到南方，把帝国的西南和东南沿海部分连接起来，番禺、扬州、益州都是富庶繁华的城市。唐朝也是一个“她世纪”，女性摆脱了礼教的羁绊，获得了许多自由，也出现了武则天这样的女性人物。在唐朝建立1400年之际，我们以这组封面，进入世界性的唐帝国，从城市、宗教、诗歌传奇、出使者、外来者和女性等多重视角，来呈现它的盛世风华，以梦回大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