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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文学森林

作者:admin 2017-06-26 我要评论

久困于经济高速发展后的阻滞,一位本地作家预言台北已经活在它的回忆里,注定留给未来华人世界一座历史名城由台大、台师大繁衍出的城南文化地段,凝聚着华语文学...

久困于经济高速发展后的阻滞,一位本地作家预言“台北已经活在它的回忆里,注定留给未来华人世界一座历史名城”—由台大、台师大繁衍出的城南文化地段,凝聚着华语文学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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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困于经济高速发展后的阻滞,一位本地作家预言“台北已经活在它的回忆里,注定留给未来华人世界一座历史名城”—由台大、台师大繁衍出的城南文化地段,凝聚着华语文学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缩影。

记者_黄修毅 台北报道

游季来到台北,很可能一时找不着宿位。只有在台北,连牛肉面店老板也会遥遥一指,“没地方睡,就上诚品过夜吧。”诚品书店二十四小时营业,早成了远近观光客必至的“文化地标”,但只有身临台北,才能觉出诚品这么做原来很正常,这里大大小小的书店都要迟至深夜十一二点打烊。

入夜,出双入对在书店里的情侣,和101大楼精品店的门可罗雀,与对岸大陆的都会风景恰成比照,似乎应验着这座城市远非华丽的外表所示的实情,是久困于经济高速发展后的阻滞。以至本地作家唐诺预言,“台北已经活在它的回忆里,注定留给未来华人世界一座历史名城”。

历史的论资排辈如何轮得到台北?不要说历朝古都北京、西安、南京,比起二十四史记载里几近一片荒漠的上海,台北的建城史还短了近半个世纪。但从“总统府”、中山纪念堂构成的行政广场移步到由台大、台师大繁衍出的城南文化地段,政治中心被反包围于文化中心的奇特构建,像是一种隐喻,凝缩着华语文学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曲折。

纪州庵的传奇

从中山纪念堂往南一公里,在旅游团挥动着小旗子收队、或是从自由广场撤下来的抗议人群重新分散成涓涓小股的地方,台北的首善之区像是一下隐入了剧烈的政治地壳运动之下,被吸收进市井琐细的巷弄之中。

深入城南的巷弄,机车族也在身边陡然多了起来。头盔和护目镜屏蔽了他们的年龄差异,倒是同一种手掌笼头、脚搁踏板的潇洒,像是踩着风火轮的“青少年哪吒”。

机车在楼与楼之间的夹弄里停停走走,往来有行驶在田埂上的自如。台北的住宅楼,与其说是城中公寓,倒不如说更有“村”的味道,它们在一坪不大的宅基上层层加高堆垛起来,有的是邻我不犯的派头。

台北的城南,乍看是布局杂乱的。没有土地开发商的算计,未经政府统一拆建的干预,这带自生自长起来的民宅,早已湮没了战后刚接手时,日本人留下的政要官邸区的轮廓。十多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更把突出在视野里的城南“地标”焚毁殆尽。

那原是一栋三层大坡顶的木头房子,在日据时期曾是台北城南最兴盛的日式料理屋,名唤“纪州庵”。它的传奇始于主人出走之后,林海音、柏杨、余光中、王文兴,这些台湾文坛响当当的名字,都曾出没在它的左近。王文兴的小说《家变》堪称现代汉语的《尤利西斯》,干脆将主场景设在这五十方榻榻米大小的空间里,一个困守于此的青年为家国身份的裂变而苦恼。

如今原址重修的“纪州庵”离屋(另有主屋尚在修葺),从屋背后探出的椰树英挺的枝干与当年“帝国大学”(现台湾大学)中所种的行道木属同种,反讽地见证着日本人以台湾为东南亚典范殖民地的野心凋敝。在我们拜访纪州庵时,一场亚热带午后的暴雨来得毫无征兆,让从四近重聚起来的老街坊,相视一泯雨水沾湿了须发的狼狈。

王文兴已年近花甲,面部线条仍如斧凿刀削,他日日苦吟,以写诗的方法作小说。《家变》的语言试验当年曾引来激烈的攻讦,这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在台湾文坛的“现代主义”之争(是从西方的现代主义出发“横的移植”,还是在本身的汉语传统中“纵的继承”),先后涌现出以夏济安为首的《文学杂志》和白先勇、余光中、李欧梵等人的《现代文学》。

风起云涌的一时气象,用纪州庵的老街坊、诗人隐地的话说,“也就是一圈人撸撸麻将,抛出来的念头”。

王文兴一直要到成家自立门户,才搬出纪州庵;而他家出门往西,走过一段百来步长的巷子,左拐就到了余光中家。余光中形容两家的“近”,台风季“一阵风吹来,两家屋顶都会同时摇摆”。

这一挂一挂的台北文人,结庐立户,兀自生长。“在林海音先生还在的时候,只消她一声招呼,不论现代的、师古的,本省的、外省的,上了她家的餐桌都是客”。曾获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洛夫、以抗议歌手之名在大陆为人熟知的侯德健,都曾是城南文学森林里的一叶。

在那个岛内政治飘摇的年代,流亡、自逐者的离去归来,成了这个城南文学社会小聚的借口。每次小聚之后,人人都会收到林海音寄出的相片。相片背面,是林海音亲自标注的注脚,对应着相片上每一个在场者的姓名。“若干年后,记不清当年同桌的某某,拿起林先生给的照片,就什么都回来了。”隐地说。

当年这个在屋后的草棚里忙于编辑《联合文学》副刊,帮林海音搭个手的小伙,如今已然文坛的“老头子”了。念叨起台北的城南旧事,林海音好像又回到老街坊中间,在灶披间里偶尔探头一笑,在年轻人争得口舌干燥之际,“不经意间一道十全十美的菜就上来了。”只可惜这位“文学老祖母”一走,故人也再难聚起。

“奇迹”已逝

年轻时的余光中在城南的文化圈中,是个恃才傲物的人物。等到步入成熟之年,声名日隆的他,在人前越是谦恭起来,见人就伸手来握,不管师长辈还是年轻后生。而另一个从城南的巷子里,文名远播开去的作家,现在重提这个名字,却让老友们犯难蹙眉。

这个外来者的故事,像是在海峡的涡流里打旋的一片木叶,敲打人心。

“余秋雨是从我们这里红回大陆的。”余秋雨在台湾的出版人是尔雅书坊的始创者隐地。在台北城南的文学巷弄里,王文兴住东头,余光中住西头,尔雅、洪范两家诗人创立的出版社夹在当中,也是台湾目前唯二的两家纯文学出版社。

“尔雅”有着年出新书二十本雷打不动的“家规”,长年靠朋友情面,“套牢”了白先勇、王鼎均这样的扛鼎作家。隐地第一次听说余秋雨这个名字,还是出自白先勇之口。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次白先勇在大陆巡回讲座,台下一位年轻人悄悄塞过来一篇自己的文章。此文后来被录入尔雅版的《台北人》。爱才的白先勇如获至宝,极力向隐地推荐。

隐地起初并未十分放在心上,中间又隔了三月,接到白先勇的一通电话,听筒里传来老友愠怒的声音,隐地才感觉到“事态严重”。“这个人已经在台北了,就住在国宾饭店814房间,我跟你讲了,去不去,是你的事。”白先勇这样向他发出“最后通牒”。

准备出版《文化苦旅》之前,隐地还曾想过改书名,“因为那年头正是台湾经济向好的日子,人人都很开心,书名里有个‘苦’字怕不好销。”这个年轻人正襟道,不在乎能不能卖,只求以文会友。

这个人就是余秋雨。

结果书一出版,反响之热情前所未有,尤其是台北的圈内人。隐地记得,素来矜持的女作家简贞一下子订了十本,分赠给作家朋友。余秋雨的再次来台,因而也成了台北部分文人关心的事。讲演由尔雅与《中国时报》共同张罗,安排在台北市政府大礼堂。那天来的听众中作家盈门,“人人都带了本自己的书,想要结识这个年轻人。事先也跟他说好了。”

未曾想,走上讲坛的余秋雨,当天选了个题目,偏偏是《面对文坛,背对文人》。讲座现场的气氛,一下子跌进冰窟。专程来结识这位年轻人的文友,一个个有些灰头土脸地把“赠书”烂在了自己手里。

温煦如隐地这样的人,在若干年后豁达地说,“文人相轻是常事,但相逢一照面,什么都统统忘掉,也许是台北地方小。”

这次讲演在台北圈内造成的影响,远超乎想象。当日的听众之中,有一位日后在国际影坛拿奖拿到手酸、但被视为票房毒药的导演蔡明亮。孤绝者自能从中听出自己的孤绝,只是不曾想到“当初的年轻作家如今走到了大财团一边”。

如今这个文学整体滑坡的世道,刚刚登上诚品的“文学类”畅销榜单头名的,是全方位出击的郭敬明《小时代》。但凡圈内人都心知肚明,所谓“第一”,也就是三四千本的销量,而一般新作者的处女作也能卖到两千册。这就是当下台北文学的现实,读者对新东西都保有谨慎的好奇,但成熟的分众市场,注定已不可能造就一拥而上的“奇迹”。

自转的文学市场

作家唐诺预言台北将会成为“未来华人世界一座历史名城”,最大的依据来自:台北几乎是华语世界中硕果仅存的“几乎没有中断现代文学书写”的城市。这在解严前,有赖一个紧密的文学圈子,以文字为政治设置的篱栅所维系;而在解严后的世代,则是在商业社会中自体运转平衡的文学市场。

 在这个体量不大的文学市场里,存活下来了华语世界最成气候的连锁书店诚品,单单在台北就有近二十家分店。如果嫌它们过于光鲜像悬浮于商业空间里的文化记号,有欠真实感的话,在城南聚集的十多家二手书店,则像敞露的地下管线,补全了来客头脑中台北文学森林的全景图式。
从纪州庵穿过文人故宅和出版社聚集的厦门街113巷,左转到牯岭街,这条在杨德昌镜头下灰暗压抑的街道,过去曾是旧书交易聚集地。在椰子树挑出的石棉瓦遮盖下,堆垛在木板床上成捆旧书,多是战后撤离的日本侨民来不及带走的。

这批存书不仅滋养了近至厦门街弄巷里的文学青年,也成了远至青田街、温州街的台大教师公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迁入的主人猎取资料的所在,其中不乏岛内知识界的“台柱”胡适、殷海光、台静农等人。

如今牯岭街的旧书店大多外迁,四散在从台师大到台大沿线的大学生活区内。“旧香居”是其中盛名在外的一家,到店内的客人无不惊诧于没一本重样、从晚清到近年的出版物在满墙满架收纳得门类精细,须知一家旧书店背后就是一个庞大的书目库。这项极其专精的工作,却是由一位年轻摩登的女士主持。

我们到店时,刚巧碰上一辆家庭版轿车在旧香居门口停稳,成捆的旧书就从副驾驶座上被叠抱下车。女儿在前台掌柜,父兄则在幕后负责收书。像吴雅芳这样的旧书店“第二代”,是台北城南的书市得以维系的密码。大陆文史学者如谢泳、傅国涌,都是这家的常客,他们著述所需资料,甚至无须开列详细清单,即可由店家人工搜寻、打包,寄返大陆。

台湾图书市场的库存率极低,从出版社到连锁书店到二手书市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旧循环。新作者在旧书店里遭遇他们文学的父辈,也在这里直面未来的读者。成摞的文学杂志,在艰难创办的时期可能三五期就因为资金原因存活不下去,但当初因为一个闪亮的念头而啸聚起的新人,却成了后来者眼中的传奇。

都上了年纪而格外珍视重逢的王文兴和余光中,两人年轻时出门,常会不约而同走上河堤,脚踩碎石,看阳光在浅灰色的河中闪动。从城南流经的淡水支流新店溪,当时几与纪州庵的二层齐平。只是城市的外扩,快速干道横断城南,终于把河流阻断在视野之外。

(本刊自本期起,将推出“台北文学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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