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广州的超级斩乐队是今年《乐队的夏天》（第二季）舞台上的黑马（《乐队的夏天2》节目组供图）

 

“核都”想象

采访那天，超级斩有一场排练，就在《乐队的夏天2》录制地的一个临时搭起来的排练室里。场地很大，临时用三面黑布围起了一个像舞台又像排练室的空间。因为场子太空，又没有隔音设施，乐器和人声的回音大得一塌糊涂，站在边上几乎听不清主唱酸在唱些什么。一些乐队看了现场条件，很不满意，都取消了排练。但超级斩没有，他们高高兴兴地来了。“这很好啊，有地方排就不错了。”酸说。

这是我第一次看超级斩的“现场”，一场过瘾的核乐队表演。之所以把排练称为现场，是因为超级斩在排练室里的每个环节，大到曲目的选择，小到每一个动作设计、和台下观众的互动都是按正式的舞台表演排演的。现场效果远胜于小荧幕，综艺节目的摄影机把多数镜头都给了主唱，观众很难见到吉他手文件夹和贝斯手元帅有多抢眼。元帅是我见过的最疯的贝斯手，他的贝斯总是挂得老高，音乐一响就拼了命地跳，拼了命地满场飞，腿上的肌肉青筋暴露，一看就是常年在舞台和排练室里蹦出来的。“核乐队”，从这一点来看，超级斩“很广州”。

很多年前，广州有很多玩重金属、玩核的乐队，暗疮、杀虫水、六道母……和占统治地位的流行音乐相比，核类音乐还是小众，但一群人聚集在“Band村”里，依然形成了些影响力。广州“核都”的称号也由此诞生。

核类音乐最早是从朋克发展来的重型音乐，有对峙性，有时如噪声一般。歌词里也常有些直接、粗鄙的表达，善于宣泄情绪。后来，核类音乐发展出许多分支，金属核、电子核、死核……都是核类音乐的细分风格。

最近几年，广州的核乐队势力见微，超级斩的出现，又让人想起来广州“核”疯狂的那个年代。

和大多有着“Rock Star”梦想的北方乐队相比，广东的乐队都务实得多。除了录制专辑那一年，文件夹卖了琴，辞了职，每天宅在排练房里做音乐，剩下来组乐队的这四年，酸、文件夹和元帅都有各自的工作，也不是教人弹琴或者在Livehouse打工这类玩乐队的人常选的工种，都是些和音乐不太沾边的工作。

广州人元帅在佛山郊区工作，每天下班，他都匆匆忙忙乘车赶回广州，路上随便吃口东西，七八点赶到排练室，和酸、文件夹一起排到十一二点。第二天早上，他再起大早赶车去佛山工作。“很长一阵子都是这样的状态，但也没想过辞职或者换份工作。”元帅说。酸也一样，这次她知道要来北京参加比赛，走的时间会很长，觉得过意不去，就向公司申请了停薪留职。“还没觉得乐队火到了能靠它吃饭的程度。”如今，像酸这样在工作上如此保守的年轻人也不太多了。

我更感兴趣的是，超级斩身上有不那么像传统广东摇滚乐队的东西。他们虽然玩的是“核”，但又不是传统的“核”，更接近于日本的“宅核”，融合了摇滚、电子和二次元文化，是更年轻的，更“90后”的核。这种风格在他们亮相《乐队的夏天2》的第一首歌《大富翁》（Monopoly）里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了。有传统核类音乐的核嗓、狂躁，也有年轻人喜欢的电子和游戏元素。“一开始，广州的摇滚圈也不太接受我们，觉得我们的东西不伦不类。”文件夹说，刚出来演出时，他们的风格常被批评。“怎么能在Livehouse里又pogo，又玩二次元的打call呢？”超级斩没理这些批评，坚持要做一支“既能pogo，又能打call的乐队”，演了一阵子，终于有越来越多的广州年轻人接受了他们。

“二次元，动画片，日本动漫，从小到大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长大的。最初的音乐我都是听的动画片里的音乐，这种影响我们摆脱不掉，也不想摆脱。”文件夹说。

从前，广东的摇滚乐是个小圈子，大家自娱自乐，很少走出去。超级斩却不这么想。从做上一个乐队开始，酸的梦想就是到全国各地巡演，甚至，上个乐队解散的仪式就是跑了几个城市，做了一场她梦想中的巡演。“我们马上要去哈尔滨演出了，从没去过那么北的城市，有什么好吃的？”听说我是东北人，酸好奇地打听。

的确是超级斩的出现，以及与他们的碰面，让我产生了接触和了解广东乐队的兴趣。想要看看，“后核都”时代，广东的年轻人在玩些什么音乐。

音乐与女工

“漆皮包，漆皮包，

装着充电线、牛轧糖和女儿送的peppa piggy，

遥远的家，麦子黄，

短视频里面卖竹纤维内裤by Balenciaka，

为月经初潮的女儿下单，

寄北方城市，

许昌中学”

一支来自东莞的“90后”乐队，写了首以工厂女工为叙述对象的歌，起名《孔雀》。这些标签凑在一起，很难不让人产生兴趣。

多少带着点猎奇心理，我去了趟东莞，见到了这支刚刚有点小名气的蛙池乐队。在地探访广东乐队的采访从那里开始。

在茶餐厅吃过午饭，蛙池就要开始他们每周两次的排练了。四年前，他们和朋友一起共享了一间名为Crossroad的排练室，据说，那是目前东莞最好的排练室，硬件、软件都不错，只是位置有点奇怪。“可能是全国唯一一个不怕噪声扰民的排练室。”来东莞前，蛙池的经纪人健崔吊足了我的好奇心。

车七拐八拐，钻进了一条停满车的小路。最近几天，东莞一直在下雨，每天下午都电闪雷鸣一阵子，小路上的泥沙被雨水冲垮，顺着斜坡，流向了更远处。车再转过一个弯，“博涌物流中心”的大招牌就出现在眼前了。“欢迎光临三楼C区。”主唱依依把车停在这指示牌附近，带我们往排练室走。

一进这物流中心，我立刻理解了健崔的调侃。排练室在物流中心里，同一层有好多家小作坊式的加工厂，大多是做衣服的，门口乱糟糟地堆放着裁剪衣服的工作台，工人头顶各种电线、缝衣线、软尺交织，未完工的、完工的衣服扭在一起，堆出一座座彩色的小山。“210克/平米，双拉毛，45条，阿东。”成捆的布料摞在仓库里和走廊上，等待被运往全国各地。

下午，工人们刚吃完午饭，和乐队一样，刚刚开工。大大小小的机器运转起来，发出各种持续而低沉的响声。噪声必定盖不过乐器，但也绝没理由挑剔排练室里传出的声响了。

“哎！怎么堆我们门口了？”鼓手浩仔站在堆得比自己还高的布料旁，惊了一下。一边是堆成山的布料，一边是运货的三轮车和货架子，都走到门口了，我也想象不出排练室是个什么样。他们几个把和制衣作坊一样的档口大铁门拉开，一个新天地就出现了。做活动时剩下的海报、啤酒和伏特加还立在那儿，后面是整整一面墙的拼贴大头照，都是世界各地著名乐队和乐手的照片。左手边是浩仔画的摇滚明星，右手边有一排黑色架子，上面零星地摆了几摞专辑。

拉开这小空间后的木门，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标准的，确切说是高于普遍标准的排练室。这个“全东莞最好的排练房”四年来很稳定，也没怎么涨过房租，每月2500块，蛙池和另外两个乐队合用，“12个股东”分摊下来，每人200块钱，也就是乐队去琴房排练两个小时的价格。

鼓手浩仔是97年的，贝斯手三丰是91年的，两人分别是乐队里年龄最小和最长的两个，但却是最早玩在一起的。2016年前后，三丰从英国读完书回到东莞，浩仔赋闲在家无所事事。两个几年前在琴房认识的年轻人又相遇了。那时，两人成天泡在三丰家里，他们把十多平方米的卧室贴上隔音海绵，弄了几个音响，一张沙发，搭出了一个排练房。白天，浩仔和三丰在房间里听音乐、玩乐器、打游戏。晚上，浩仔走了，三丰就睡在排练房。

那时，蛙池乐队还没有名字，但这个名字与两人的这段经历有关。三丰家的房子在一片几乎废弃的别墅区里，别墅车库外有个池塘，池塘里有些小鱼、小蝌蚪。有阵子东莞持续下雨，某次暴雨过后，蝌蚪仿佛是一夜间变成了青蛙，全跳出池塘，蹲在地上哇哇乱叫。“蛙池”，浩仔最先想到这个名字，因为很像他们自己，在潮湿的南方城市，等待着蜕变突然降临。

后来，三丰和浩仔遇到了吉他手迪生。主唱依依是迪生介绍来的，大家觉得她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在台上特别带劲儿，爆发力和表现力尤其强。

到目前为止，蛙池作品的歌词都是依依写的。

东莞乐队蛙池的排练室在一个物流中心里，周围都是小作坊式的制衣工厂（黄宇 摄）

 

《孔雀》无疑是关注度最高的一首。有一阵子，依依在东莞一家工厂工作，做的是文职，但办公室和生产车间挨着。厂里女工多，每天，依依和她们一起打卡上下班，一起在食堂吃饭。宿舍楼都是挨着的，下了班或者午休时间，有些女工会站在阳台上给家人打视频电话。女工们说话声音很大，大多操着北方方言，因为离得近，那些家长里短依依总能听得清清楚楚。有时女工们也不打电话，就看短视频，抖音、快手，或者各种直播，对着手机面无表情，或者傻笑。

“写歌我肯定要写自己最熟悉的，工厂女工是个切入点，是我和这些女人命运交汇的故事。”依依说，《孔雀》有对女工的白描，也有自己个人的生活经验。“为月经初潮的女儿下单，寄北方城市，许昌中学”来自依依的想象，但她觉得，歌词里的事一定实实在在地发生过。“许昌中学”是河南许昌的一所重点中学，依依从没去过这座北方城市，中学名字是她从网上搜来的。在厂里那几年，厂子每年从河南输入大量劳动力，尤其是生产旺季，工厂甚至会包一辆火车，专门从河南引进临时工。

“总结庸碌的日常经验，这黄昏总按时来临，狗屎之中打捞星辰……”虽然感慨的是女工的生活，但依依也觉得，当时站在宿舍楼、食堂、办公室里观察女工的自己本质上和她们没什么区别。“同样的剧情为我们编写”，依依用这句歌词收尾，《孔雀》就不再仅仅是一首写给东莞女工的歌了。

蛙池在排练室内打磨新歌（黄宇 摄）

 

身在东莞这样一个标签明显，不断被外界以偏见解读的城市，他们是可以利用这一优势的。比如在做《孔雀》时，他们想过去收录些工厂机器的声音、女工的声音和生活环境采样，后来放弃了。“我和浩仔聊过，那是取巧的办法，我们得对自己要求高一点，不能借别的东西帮你表达。”依依说，她很怕把自己发自内心的对生活的观察和体悟变成一种猎奇。

歌词虽然是依依写的，但对于工厂的环境，其他乐队成员也都不陌生。迪生说，自己爸妈折腾过很多事，开过工厂做各种塑料制品、玩具日杂，还承包过运输车线路，赚了些钱。浩仔的妈妈和姐妹们合伙开过服装厂，做牛仔裤。因为干这个，爸妈就不让他穿牛仔裤，因为“各种化学染料污染太重”。四个人里，依依的粤语最差，因为她爸妈是湖南人，后来才到东莞打工、开厂，跟合伙开厂的朋友闹翻后，转身又回去给人打工。“赚钱了，赔钱了，生活起伏大，这在我们上一辈人里是常态。”迪生说，“他们觉得你钱不够花管家里要都无所谓，但一定要有份工作，只要坚持做，总能做出点成绩。”

一城一乐队

珠三角地区，城市和城市的界限模糊，开车40分钟就能从深圳机场到达东莞虎门，再开一个多小时，就能到广州。城市与城市之间紧密的连结，能让年轻的乐队既享受本地的低生活成本、稳定的排练室环境，又能随时接收来自广州、深圳的讯息，不远离一线城市相对发达的演出市场。这种地理和交通环境，在北方几乎享受不到，因此，北方的乐队都集中在几个大城市。但广东不一样，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两个小有名气的乐队，佛山有“灵魂巴士”，珠海有“哦”，肇庆有“焖饼”，惠州有这一两年开始被关注的“右侧合流”。

“我们的创作和这个城市没什么关系，都是自我表达，在哪儿都差不多。”右侧合流的吉他手旭杰说。

见面那天，旭杰骑了辆电动车，先帮我们把行李安顿在他教吉他的工作室。工作室在一片老居民楼里，“水利局的家属楼，很安静”。正是中午，旭杰张罗着带我们去吃饭，要去的那家粉店就在两条街之外。在惠州，多数地方都能靠走路和骑电动车到达。中午12点多，这片老城区的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人，也没什么车经过。太阳透过树荫打在脸上，让人有种恍惚感，彷佛回到了90年代——午饭后，大人们在打盹儿，小孩子偷偷溜出家门，顶着大太阳玩得满头汗。

惠州右侧合流乐队。图为他们在房外天台排练（黄宇 摄）

 

如果说东莞虎门还有夜总会繁荣时留下的时髦、热闹的遗迹，那惠州就好像停在了上个世纪，街道、店铺、生活方式都被按了暂停键。这两年，惠州这座城市的过时感开始被人注意到。去年，周星驰来这里拍了《美人鱼2》，鹿晗的《穿越火线》也有几场戏在惠州取景。

旭杰说，四年前，他们租了那间位于城中村一个顶层的排练房，当时的房租是230块，四年之后，租金只涨到了250块，涨租时，房东还有点不好意思。

虽然几个乐队成员总说，右侧合流与惠州这座城市关系不大，只是大家碰巧在这里念书、相遇而已。但这个乐队名字却很有惠州本地特色。旭杰是茂名人，刚来惠州读书时就发现，这个城市的马路上有很多“右侧合流”的交通标志，他没在任何一个其他城市见过。乐队四个人都曾在惠州学院念书，学校门口有个总是堵车的路口，那路口就有这么一个提示牌。有段时间，旭杰骑着电动车上路，总在那个路口踟躇。“要么就站在原地等，要么就挤进去，被打车和右侧合流的车辆挤在中间，不得不顺着车流走下去，这状况很像我们当时的处境。”

和蛙池感性的创作方式不同，右侧合流的四个成员都是学音乐的，写起歌来更加理性。“灵感不可靠，音乐是可以做出来的。”旭杰说。

不知道写什么时，旭杰就想个主题，列一排歌名，大家各自认领，写命题作文。专辑《世界动物日记》的12首歌几乎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三楼的海狮表演》是整张专辑的动机，也与惠州这座城市密切相关。和东莞一样，惠州多雨，雨常常来得毫无预兆。有一次，吉他手旭杰和主唱佳虹一起去一个景点玩，雨突然来了。两人找了个地方躲雨，仔细一看才发现，是个破破烂烂的民房。一层差不多100多平方米，摆了很多鱼缸，里面有不少个头很大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鱼。“三楼的海狮表演马上开始。”一段反复重复的广播传来，旭杰和佳虹有点蒙。“这么一个地方，民房改造的海洋馆，怎么还会有海狮表演？电梯也没有，海狮怎么上去呢？”两人有点好奇，打算去看看。他们上了三楼，里面是个空空荡荡的阶梯教室一样的地方，最前面有个两三米宽的小舞台，舞台前放了两个充气的给小朋友洗澡用的浴缸，浴缸边有两块遮掩着的幕布，后面隐约露出两个铁笼子。

“我们当时就受不了了，简直像逃跑似的，赶紧离开了阶梯教室。不敢去面对那个场面。”旭杰说，这就是《三楼的海狮表演》背后的故事。

尽管在惠州待得很舒服，去广州、深圳也算方便，但最近，乐队还是考虑全部成员一起搬去广州。“我们和其他几个城市的乐队不太一样，他们可能就是本地人，有点离不开，但我们都是广东其他地方来读书的，这里玩乐队的太少了，朋友都在别的地方，去广州可能更好一点。”旭杰说。

广州朋克乐队堆填区在排练室前（黄宇 摄）

 

粤语的没落

在广州的音乐氛围是不是更好这件事上，朋克乐队“堆填区”更有发言权。除了主唱泽荣是东莞人，另外三个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

见堆填区乐队那天，广州也在下雨。前些日子，也是因为这停不利落的雨，吉他手思帆的手摔断了。接下来，乐队还有好几场演出，不得不找来相熟的乐队“排插”的吉他手代班。

堆填区的排练室也在一片老城区里，周围是上世纪90年代盖起来的高层住宅，街坊邻居以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居多。去年，方舟和朋友合伙租下了这座居民区里的三层小楼，也不知道是不是违建房，只知道房租便宜，三层，五六个房间。排练室同时也是琴行，卖乐器是其次，教吉他、爵士鼓、音乐制作等课程才是重点。课程设置里还有个挺有广州特色的“核嗓唱法”。身处“核都”，广州的年轻人应该有不少想组核乐队的。

有了这个琴行之后，方舟算是有份正经工作了。另外三位成员多数时候都在晃荡着，鼓手暐潇偶尔去酒吧打鼓，依照当下的行情，打到抖音神曲的概率极高，“《我怎么这么好看》之类的”。但反正是个赚钱的活儿，暐潇无所谓打什么。

“经纪人管你们叫烂仔，说你们主打烂仔人设。”我对堆填区的四位成员说。“我们算烂仔吗？也不能算吧？”方舟看了看另外三个人。

要是从履历上来看，除了泽荣，另外三个人都没正经读过大学。方舟大学读了半年，退学了，在做《喜羊羊与灰太狼》的那个动画公司待过三个月，试用期一过就辞了职。思帆高中开始瞎混，组过乐队，就是没正经念书。暐潇也一样，跟方舟、思帆在排练房认识。某天，其他人放了鸽子，排练房里只剩下他们三个人，他们决定重新组个乐队。思帆和原来的乐队发了个微信，打了声招呼就拉黑走人了。后来，泽荣加入。

当时，大家最热衷的是性手枪那样的车库摇滚，还有来自西雅图的垃圾摇滚乐，很自然地，自己的乐队也想走这个路子。“想了一堆很脏的名，垃圾场、化粪池，都过于脏了。最后想到了堆填区，香港的叫法，有点粤语地区特色，还文雅点。”

虽然身在广州，但堆填区乐队觉得，自己和蛙池、右侧合流等乐队区别不大，“没什么圈子，也没有像北京、武汉的玩乐队氛围，都是各玩各的”。方舟觉得，没有圈子也不是坏事，从前，大家都扎堆玩核，风格太单一了，现在的年轻人没了这个束缚，乐队虽然少，力量也弱，但起码多元起来了。

早些年，尤其是广东“核类音乐”盛行的那十几年，广东乐队还保持着唱粤语歌的传统，但最近几年，很少有年轻乐队再执着于唱粤语歌了。

“如果是在10年前，《孔雀》肯定是一首粤语歌，因为一出门，整条街都在讲粤语，你要是用普通话讲一个东莞故事，就会很奇怪。但现在，大家都讲普通话，学校里都用普通话上课，东莞的外地人又多，你用粤语唱东莞，反而有点奇怪了。”

最初，他们写的都是英文歌，背后的逻辑和重塑雕像的权利主唱华东的想法有点类似：接触音乐最初听的都是英文的东西，自己一开始写歌自然都是英文歌，唱中文会有种隔阂感。慢慢地，他们也开始尝试写中文歌，用的也不是前辈们难以割舍的粤语，而是普通话。他们考虑的是音乐的传播问题。“我们还是想让更多广东之外的人听到我们的东西，粤语在传播上有些障碍，再加上粤语九声六调，要求词和曲调更匹配，创作上也比普通话难。但粤语是母语，我们还挺想试着用它写歌，一直在钻研。”

“五条人、超级斩这样的乐队在《乐队的夏天2》火了之前，你听过什么广东乐队吗？”方舟问我。我想了想，杀虫水、CO2等个别乐队的名字听过，但我的确对广东乐队很陌生。“这很正常，因为广东的乐队太小圈子了，不爱往外走，就在这个小小的地方，自己开心。”方舟说。

不管玩不玩乐队，稍对音乐感兴趣的北方人都听过不少崔健、黑豹和唐朝乐队的音乐，相较于年代，这和文化背景关系更大。但无论是右侧合流、蛙池、堆填区还是超级斩，都说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没怎么听过崔健，受国内摇滚乐的影响不大。“广东本地的可能听得还多一点。”泽荣说，他们从小听许冠杰，听港台流行音乐，开始玩乐队之后，才系统地听了听崔健、黑豹的音乐。“但还是喜欢不起来，北方的风格很直接，但也单调缺少变化，港台音乐在编曲和旋律上更有变化，我们还是喜欢这种。”

但有时，他们也觉得，可以学学北方音乐里的那股直接的狠劲儿。“写词不要那么港台，别那么含蓄，可以直接一点，有力量一点。”泽荣说。

几天之后，我又在深圳见到了堆填区乐队。这一次是演出现场，前几天有点拘束的四个年轻人在舞台上炸开了，台下的观众和往常一样，不如北方狂野，有点儿腼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