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电影也像吃饭，不对胃口的，半小时都坚持不下去。但是对于姜文电影，比离场更错的做法，大概就是过分解读吧？各种历史隐喻，足够解释出上下五千年来？姜文自己却说：我拍电影就两个标准，自己喜欢，儿子们爱看。而姜文的两个儿子，一个十岁，一个十二岁。
7月13日，姜文暌违4年的新作《邪不压正》公映，迎面撞上了公映一周仍然票房和排片双双高企的《我不是药神》。有观众评论：“我要是姜文，我现在很慌”。但看完《邪不压正》，我却感叹：当新导演选择遵从商业电影规律，一颦一笑均经过精心计算的时候，“老姜”反倒显得像一个初出茅庐的新导演了——恣意汪洋，拒绝取悦，通篇就是一个大写的“我”字，爱我的观众请举手，不爱我的，就请你走。
借小说一个壳
《邪不压正》改编自张北海的长篇武侠小说《侠隐》。看这本书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字：饿。
“巴掌大的猪油葱饼，李天然吃得又香又过瘾。爆羊肉，西红柿炒蛋，凉拌黄瓜，香椿豆腐，家常菜，五年没吃了。”离开北平五年再度归来的男主人公李天然，在等待报仇机会的日子里，主要就是吃饭喝酒遛弯，“里九外七皇城四”，一会儿是“都一处”的烧麦，一会儿是“一条龙”的包子。要是让陈晓卿买走版权，拍成一部“舌尖上的侠隐”根本不成问题。据说王朔当年看了，馋得半夜起来自己给自己做饭吃。
作家张北海出生在北平，1949年13岁时就随家人迁往台湾，20出头就定居纽约，成名作是一系列“纽约客”故事，而《侠隐》却是在他退休之后才写，也是第一部武侠题材小说。暮年追忆童年，并无电影中所展现的“荷尔蒙飞溅”，反而相当古朴沉静。
小说开头对马凯医生（电影中作亨德勒）的描写颇有点像程耳导演拍摄的上海民国故事《罗曼蒂克消亡史》：“马凯医生是北平特有的那一类外国人……他们不光是那些来这儿教书，传教，行医和开办洋行的，还有姘了中国女人的，来冒险发财的，开面包房西菜馆子的，更别提流亡定居的白俄。反正，不管这些人在这儿干什么，先都是因为工作而来，住上了再两年三年，然后一转眼七年八年，再转眼就根本不想回国了，也回不去了。”
又写李天然遛弯，所见景色是：“街上人不少。有的赶着办节货，有的坐着蹲着晒太阳。两旁一溜溜灰灰矮矮的瓦房，给大太阳一照，显得有点儿老旧。北平好像永远是这个样儿，永远像是个上了点儿年纪的人，优哉游哉地。”
《侠隐》的复仇故事，在一众武侠小说里并不显得新鲜刺激，恰恰是张北海笔下这个“上了点儿年纪”的、叫人一住下就离不开的北平，那些“乡愁与旧韵”，才是小说备受“京圈”推崇的原因。
《侠隐》故事发生的年代，在小说中有明确定位：民国十九年（1930）九月，宛平县太行山庄一家四口被杀，死的是太行派师父顾剑霜、师母顾杨柳、二师兄顾丹心、师妹顾丹青，行凶的是大师兄朱潜龙和日本人羽田次郎，被师父任命的新掌门李大寒侥幸逃走，翌年在美国医生的帮助下赴美整容，五年后化名“李天然”，归国报仇。
李天然回国之日，恰在卢沟桥事变前夕，“夕阳无语，最可惜一片江山。”那是“侠”与“国”都岌岌可危面临灭亡的关头。李天然在筹划复仇时遇到的最大心理障碍，并不是电影中的“临门怂”，而是内心对自己的怀疑：国都将不国了，私人恩怨还有必要行侠仗义吗？
按照从前的江湖规矩，侠者“行侠仗义、打抱不平，不为非作歹、不投靠官府”。但李天然到头来还是不得不与半官方的蓝青峰合作，才大仇得报。“世界上的事真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办。师父从前哪有这么多麻烦？”快意恩仇、说干就干的江湖游戏规则，说散就散，说完就完。“太行派”消失之后，“老北平”也在战火中消失了：“不管日本人什么时候给赶走，北平是再也回不来了……这个古都，这种日子，全要完了……一去不返，永远消失，再也没有了……”。
昨日游侠，和昨日北京先后消失，一去不返。
少要持重老要狂
作为一个曾经想和姜文抢《侠隐》电影版权的老北京，高晓松是第一个看到《邪不压正》半成品的观众，看完，他问姜文：“书里那些我最喜欢的老北京乡愁与旧韵去哪里了？”
抱着看“《阳光灿烂的日子》进阶版”心态进电影院看《邪不压正》的人，心态恐怕都要崩坏——除了“李天然海归报仇”的故事外壳，这部电影几乎可以说一句：和《侠隐》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而电影里的李天然却如海归ABC，一身腱子肉，胸大无脑，见谁都叫爸爸，一回国就给女人屁股上盖上戳，恨不得每走一步都打草惊蛇，向全世界宣布“我李天然回来报仇了”。杀日本人和朱潜龙的最后决战也如小孩掐架，使的都是掰手指耍无赖之类的阴招，并无半点快意恩仇可言。更有意思的是，电影将当年朱潜龙的灭门动机，从“当不成掌门娶不到师妹”，改成了“帮日本人种鸦片”；还让朱潜龙颠倒黑白，把李天然塑造成狗的样子，跪拜在师父墓前受千万人唾弃。如果说《侠隐》里的“侠”之没落是因为洋枪、因为战争，那么《邪不压正》里的“侠”没落得更加彻底——因为正义和邪恶的界限都分不清了，所谓的“邪不压正”，也可以是“邪”压“正”之后再把自己塑造成了“正”。
再看小说里的“隐”，是李天然隐于市井、隐于墙头屋瓦等待时机。为什么要上房揭瓦？是源于“太行派”师门之约：每逢阴历初一，在西洋楼废墟屋顶赴约。等在屋顶的李天然，完全身处“严冬”：“他趴在房顶上一动不动。瓦上冰雪的寒，已经刺进了他的骨头。”这个隐于屋顶的设定，想必是小说最打动姜文的部分——因为后来他不惜工本打造了四万平方米的屋顶，在这片一望无际的老北平屋瓦上，他让李天然不只是蹲伏，还奔跑，一路从白雪皑皑跑到艳阳高照，从严冬跑入盛夏。
影评人石川如此形容《邪不压正》的屋顶戏：“全片以屋檐为界，勾勒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屋檐之上是天高任鸟飞的江湖世界，个人在那上面辗转腾挪、如鱼得水，屋檐之下是步步陷阱，险象环生的庸常乱世。与屋顶游走的马小军一样，能在屋脊上骑车的李天然才是姜文心中真正的理想自我。”
姜文说自己从小住在史家胡同、内务府大街，与张北海旧居的干面胡同，就是几步之遥。别人看《侠隐》觉得馋，他不馋。别人看《侠隐》舍不得老北平的乡愁旧韵，他舍得。甚至于张北海自己都念念不忘的“老北平这‘金粉十年’，是有关有钱人的乐园，老百姓的清平世界”，他也不以为意。“民国也有民国的可爱。”姜文说，“但我不觉得那是黄金时代。中国不存在想象的辉煌时代而我们错过了。”
所以他想拍的，是第一遍看小说时就击中自己的那个东西，是撞开他情绪的那个东西——看完《邪不压正》，我猜撞开他情绪的东西之一，必然是屋檐世界——屋檐以下，每个人物都显得那么混不吝地虚晃一枪，当你刚以为姜文要说些民族大义礼义廉耻的时候，他们只是嬉笑着走了个过场；而屋檐以上，奔跑的李天然却展示了他“侠”也好“天赐大恨”也好背后的真相：一个孩子。在充满孩子气的无尽奔跑中，李天然找到了巧红，后者给了他屋檐下那些“爸爸们”没能给做到的精神启蒙。“如果没有巧红这样的人做精神导师，李天然还在走下坡路。”姜文说，“到后半截他通过和巧红的碰撞变得自觉了。像很多男人一样，不经过和女性的碰撞，不会有自觉意识。”
而姜文也认同了这样的评价，说自己是天生的“少要持重老要狂”：“小时候爱装老，其实拍《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会儿离故事发生的年代并不远，我是假装过了很多年。到现在拍《邪不压正》，连剪接速度都比以前快。”
不夹带私货的都不叫创作
情节上的“借壳”还是小事，《邪不压正》不但在整个情绪上“背叛”了原著，细节部分更是满满的“夹带私货”。
这个词，在姜文看来根本是夸奖，因为“不夹带私货的都不叫创作。没有私货就没有黑泽明，没有私货也没有卓别林”。要是没有私货，还叫什么“作者电影”，还叫什么“姜文电影”？
《邪不压正》里的私货，那是数都数不过来。按戏份多少来说，大的就有关巧红的原型施剑翘、蓝青峰的隐藏身份、协和医院里挂的那颗肾、华北第一影评人潘悦然。
蓝青峰在小说里始终是个神秘人物——他不是李天然真正的救命恩人，更不是蓝爸爸，出场极少。书中人物对他的猜度也是“老西儿，五台人，十七岁参加了山西的辛亥革命，完后去日本念书……早稻田……完后跑了趟欧洲。回来闲了几年，认识了冯玉祥……冯在北京当陆军检阅使……蓝去给他做少校参谋，一直干到上校，干到北伐……”表面上是民族实业家，至于暗地里是南京中央，还是本地二十九军，或者是延安的人，作者都认为不重要。而电影里，姜文饰演的蓝先生戏份多到溢出，成为“三岔口”式借力打力剧情里重要的一环。
协和医院挂着的肾究竟是不是梁启超的？恐怕还存争议。梁启超53岁时得肾病，经协和医院检查出右肾疑似肿瘤，遂由当时院长刘瑞恒行手术切除，但出院后仍有病症。其弟梁启勋在《晨报》发表《病院笔记》一文，表达了对医生的失望，于是引起一场“中医西医”的是非之争。其后更传出系因医生割错了肾——2006年协和医院曾举办一次病案展览，展出了当年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就医的病案，还附上梁启超本人用英文写下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以此为百年公案正名。
而华北第一影评人、庄士敦的学生潘悦然，还是由姜文的影评人朋友史航亲自上阵扮演。有人觉得这是姜文在为自己出气——因为影评人老是骂他，对此姜文觉得很委屈：“我多爱影评人才找我哥们儿史航来演啊”，“就是他给我推荐的《侠隐》小说”。据说史航原本还想演李天然来着，最终还是演了潘悦然，因为“史航演死是一绝，他能不出气”。史航还给自己写了人物小传：“庄士敦的著名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里》提到，他给逊清皇帝溥仪上课的时候，内务府都派人监视，他屡屡抗议而无效。其实，那个派来监视的就是潘悦然，那时候他当然还是个小潘潘，小潘潘可没觉得自己是去监视庄先生的，他觉得自己就是去上课的。潘大爷心善，每次吭哧瘪肚交出五个字影评，往往也就是‘大家不容易’或者‘万万没想到’。他老师庄士敦说过，世界上最不能玷污的东西，第一是电影，第二是电影，第三还是电影。老潘他逮谁跟谁说这话。”
电影里的影评人，被姜文讥刺为“只认得五个字”“不看电影就作评”。电影外，《邪不压正》依然和姜文的前两部“民国三部曲”《让子弹飞》《一步之遥》一样，收获了两极分化的评价。正如影评人周黎明所说：“喜欢者看到了飞扬，不喜欢者看到了不着地。”
不着地的那些，同样是私货——给女人盖屁股章，把日本人的名字从羽田次郎改成“根本一郎”，给李天然取个洋名“布鲁斯”变成“布鲁斯·李”，把太行派的师父师母塑造成漫画式，把朱元璋和朱潜龙搁一块儿比下巴长短，曹雪芹在哪儿都写过《红楼梦》，天上掉下铜钱，把自己关小黑屋“这他妈这么黑我怎么知道过了几天”，让唐凤仪李天然私奔去马尔代夫坐等海平面下降腾出整个南半球，“别哭了再哭就到了”，让彭于晏光着屁溜裸奔，一会儿又爬上地安门外大街的钟楼，每天敲钟，“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
别说老北平的乡愁旧韵在《邪不压正》里消失得彻彻底底，还让人咂摸出了几分港片的味道——不是么？腾出南半球这种对白，恍惚以为在看周星驰；裸奔那段，依稀像是彭浩翔的手笔；而整部戏不用看故事情节只需感受情绪弥漫的做派，又多么地像王家卫电影？“尽皆癫狂，尽是过火”，曾经用来形容香港电影的这句话，竟然也这么适合姜文的魔幻现实。
电影也像吃饭，不对胃口的，半小时都坚持不下去。但是对于姜文电影，比离场更错的做法，大概就是过分解读吧？各种历史隐喻，足够解释出上下五千年来？姜文自己却说：我拍电影就两个标准，自己喜欢，儿子们爱看。而姜文的两个儿子，一个十岁，一个十二岁。
还是史航说得对：“姜文的电影，诗意盎然，不是凑字押韵的那种诗，是让你忘情忘韵又心驰神往的东西。非要把诗意抠哧抠哧抠出隐喻，其实就是买椟还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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