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河北省某小学的学生排队接受核酸检测
记者/张从志 张洁琼
疫情复燃
小果庄村（以下简称小果庄）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东北方向，地处藁城、新乐、正定三县交界处，离市中心不到50公里，有一条省道穿村而过，离省道五六百米远的地方是京港澳高速。因为这样的交通区位优势，小果庄在方圆十几公里的范围里也算是最热闹的村子。村里住着4000多人，省道两侧遍布商店，每月的农历初三开始，每隔五天，村中心的菜市场就会召开一场盛大的集市，附近村子的人都会来此采购。
今年读大三的孙少锋在保定一所学校读书，每次回小果庄时，如果时间赶上了，他总要去集市上凑凑热闹。因为疫情的缘故，小果庄集市在2020年初停了两个多月，到了3月份，防疫政策趋宽，集市逐步恢复。等到夏天，小果庄的集市已是往日那副热闹的光景，路两边挤满了摆摊的小贩，汽车、摩托车、三轮车堵在一起的时候，人都难以找到缝隙通行。好景持续了半年，2021元旦刚过，小果庄陷入了麻烦当中。
2021年1月2日凌晨4点，小果庄61岁的村民田淑芳感觉到发冷、胸闷，并出现了咳嗽症状，体温达到了38.7摄氏度。“当时我们都以为是感冒，但吃了感冒药也不见好，第二天早上（1月2日）我哥就（把她）送去了二院。”田淑芳的小儿子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二院”也就是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在市区，距离小果庄约50公里。田淑芳被送到这里后，该院的检验科对她分别进行了鼻、咽拭子的采样，4个小时后，她被确认感染新冠病毒。田淑芳由此成为河北疫情当中的1号病例。
从1月2日开始，小果庄及其附近的多个村子开始对全体村民进行核酸检测。离小果庄5公里远的杨马村也立即开展了核酸检测，村民杨大海向本刊回忆，第一次做核酸检测那天，医护人员在村子里设置了8个检测点，每个相距不过100米。村里的大喇叭将村民们唤出了屋，当时大家并不知道小果庄出现确诊病例的消息，也没有防范意识，一股脑地围在两个桌子拼成的临时检测点周围。杨大海当时还暗自担忧：“要是里面有人确诊，那一起做核酸的人岂不是也会跟着感染！”
1月7日，石家庄市某小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喷洒消毒工作
随后，小果庄以及相邻的刘家佐村、东桥寨村、北桥寨村、南桥寨村陆续出现确诊病例，1月5日起，小果庄调整为高风险地区，成为全国当时唯一的高风险地区。1月7日晚，石家庄宣布“封城”，在全市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到1月8日，仅仅藁城区就检测出阳性患者259人，其中确诊患者112人，无症状感染者147人，而且，关联的病例开始在石家庄乃至邢台、廊坊等地蔓延，最终导致了这三个城市都采取了“封城”行动。根据官方的通报，从1月2日到1月17日12时，石家庄全市累计确诊病例706例，现有无症状感染者202例。一位曾在武汉接受过本刊记者采访的医生说，这一次疫情的中心石家庄面临的情况和去年1月中上旬的武汉像极了，但和当初的手足无措不同的是，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去应对它。
实际上，石家庄疫情只是这一轮北方疫情当中的一个局部，自去年12月以来，北京顺义、辽宁大连、沈阳，还有最近的黑龙江、吉林等地都相继暴发了聚集性疫情，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数字屡屡刷新武汉疫情结束以来的新高，并且在时隔8个多月后再次出现死亡病例。因为这些村子中感染的老人数量众多，还有不少的重症患者被收治入院，目前已有多地向河北派出了援助医疗队。
按照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的观点，如果把武汉的疫情算作第一波，第二波疫情是在吉林、黑龙江发现的俄罗斯输入病例引发的本地传播，第三波是在北京新发地，第四波在新疆乌鲁木齐，第五波是大连，第六波是香港输入汕尾引起的本地传播，第七波是青岛，第八波在新疆喀什。那么，这一次在北方多地同时暴发的疫情也许可以算作第九波。
与中间几次疫情不同的是，这一次北方疫情是自武汉疫情结束后最严重的一轮，而且同样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春运——这场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的考验。为何又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点疫情有了复燃之势，而且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南方相对太平？对此，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向本刊分析说，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影响：“第一，这跟病毒输入的机会有关，哪个地方输入得多，哪个地方发生传播的概率就大；第二，北方地区的气候更加寒冷，秋冬季气温低，更有利于新冠病毒在外环境中存活，而且温度越低，人们就更趋向于室内活动，导致人际距离缩短，也有利于呼吸道疾病的传播。”
1月14日，石家庄市某小区因疫情实行封闭式管理。图为小区居民隔着栅栏收取网购食品
邻人之火
那么，小果庄的疫情到底从何而来？2021年1月2日，田淑芳核酸检测查出阳性后，流调工作便开始了——在过往的历轮局部疫情当中，流调工作的好坏已经成为社会检验各地防疫水平高低的直接标尺。
尽管“1号病例”田淑芳被发现，但溯源的工作并不顺利，“零号病人”迟迟没有找到。随着流调的进行，人们发现确诊病例中最早出现症状的是小果庄一位66岁的老人，早在去年12月23日，他就感到咽痛，在家中静养了四天后，28日，他乘坐一辆40人座的大巴车前往机场北路的欧景生态苑饭店参加婚礼。这趟路程不到10公里，驾车只需15分钟左右。这家饭店就位于石家庄正定机场T1航站楼的对面，在平时，它招待的主要是那些刚下飞机的旅客。如果从地图上来看，小果庄与石家庄正定机场的直线距离只有5公里。这给病毒的传播埋下了伏笔。
这位66岁的老人与同村的田淑芳参加的是同一场婚宴。婚礼现场，大多数宾客都放松了警惕，戴口罩的并不多。但田淑芳告诉媒体，婚礼那天，她戴着口罩，“平时在村里活动我都戴口罩，因为冬天很冷，我怕冻鼻子，就一直戴着”。在后来全村的核酸大筛查中，那场婚礼的多位宾客被确诊感染，其中还包括载他们前往婚礼的大巴司机和在饭店工作的几名员工。
小果庄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让人联想到病毒从机场进入的可能，而进一步的研究提高了这种可能性。1月6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英文）》发文称，对石家庄和邢台两例新冠肺炎病例样品进行基因测序发现，两例病例很可能是同一来源，病毒可能起源于之前发现的俄罗斯毒株。1月10日，河北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师鉴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经过测序、抗体检测、大数据筛查等等，基本判断此次石家庄疫情跟国内其他已经发生过的疫情没有相关性。他推断，此次疫情来自境外，而河北石家庄国际机场就是入境点之一，病毒极有可能是从机场输入。直到1月16日，河北省第六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终于做出官方结论，认定此次河北的疫情病毒由境外输入，但到底是如何输入的，还在排查当中。
（绘制 郜超）
境外输入，在过去一年的疫情当中，这是个并不令人陌生的词。对于这一轮北方的疫情而言，这却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信息。如果把去年12月以来，发生在辽宁大连、沈阳、北京顺义、朝阳，乃至河北石家庄、邢台等地的疫情串联起来，你会发现流调的最终结果都指向了境外输入。这说明我们面临的威胁从内部转向了外部，而且在北半球进入秋冬季以后，这种威胁对严防严控体系构成了真正的挑战。
环顾我们周边的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印尼等国，以及欧美世界，自去年11月以来，各国新增病例和新增死亡病例曲线开始陡然拉升，多国不得不再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中，俄罗斯从去年11月以来，每日新增病例突破了2万；日本进入今年1月后每日新增病例最高峰有7000多例，且持续在高位徘徊；韩国的新增病例在去年年中每日只有三四十例，到年底已经超过了1000例。
进入秋冬季后，全球疫情已经进入二次暴发的周期。其实在去年上半年，这一趋势已经被国内外很多专家预料到。2020年5月底，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秋冬暴发二次疫情“基本上是肯定的”。包括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在内的国外传染病专家也都认为，在全球范围内，疫情势必将在秋冬卷土重来。
尽管如此，疫情再次袭来时似乎比人们预想的更加汹涌。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终身教授张玉蛟告诉本刊，最近这一段时间，包括他所生活的城市休斯敦在内，美国的疫情已经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全国每日新增病例在25万到30万，每日死亡人数有3000到4000人，而且在这个水平上肯定还要往上爬升一段时间。他所任职的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原本专门收治肿瘤病人，但因为不少肿瘤患者也被新冠病毒感染，所以他们也不得不开辟了专门收治感染新冠的肿瘤患者的隔离病房。
外面世界的大火越烧越旺，里面终究是难以保全的。“流行病之所以叫流行病，不是靠做得最好的国家来决定的，而是由做得最差的国家来决定。”张玉蛟说，中国的疫情缓解是因为人为把它阻断了，并非病毒消失了，海外仍在蔓延，而传染病一旦蔓延后，以目前的交通通信条件，在国与国之间传来传去是很正常的。“传染病有一个最常见的传播场景是，一个跨国航班上携带了病毒，到了另一个国家，就可能引起大范围的传播。而你根本无法切断这种跨国的人员和货物来往。”在张玉蛟看来，夏天国内疫情的缓和只是一个中场休息，如今抗疫已进入下半场。
在新冠全球大流行持续的过程中，一些让人不安的因素也开始浮现。自2020年9月，一个新的变异毒株在英国南部被发现，到了12月，这一变异毒株导致了伦敦近三分之二的新增感染病例，而且已经出现在了全球数十个国家。伦敦等地不得不再次紧急封锁，全球多个国家及地区对英国实施旅行禁令。后续的研究表明，英国变异毒株的传播力比其他毒株高出了一半以上。不唯英国，在南非也出现了类似的传播力更强的变异毒株。
病毒更“狡猾”了？
早在武汉去年4月份解封前，“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就被确立为国内防疫政策的准则了。随后到来的是对海陆空跨境交通的限制，国际航班熔断，边境口岸封锁，远洋轮船需要申报获批才能回国。但随着疫情的缓解，国际经贸往来也逐步恢复，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每天都有境外输入的病例在国门处被拦截。
以上海为例，作为全国主要的入境口岸之一，在新冠疫情期间，上海承担了大部分海外人员入境通关的任务，其中出现的感染病人都被收治到了上海公卫中心。据媒体的披露，截止到去年12月底，上海公卫中心累计收治患者数1400多例，其中超过1100例为境外输入性病例，来自50多个国家，有200多例外籍人士。上海公卫中心在去年年底还组建了“新冠科”，常态化收治新冠患者。上海公卫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向本刊介绍，上海公卫中心对出院病人执行的是国家标准，即两次核酸阴性后即可出院，在他们收治的病例中也有出院后复阳的病例，但数量不多，而且更没有造成本地传播的案例。
为什么这一轮在北方蔓延的疫情中，入境过程中出现了这么多漏网者？冯子健向本刊分析称：“随着全球新冠大流行的持续，而且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它感染的人越来越多，这个病毒的多样性特征就会更多地表现出来。比如潜伏期长的人，本来占的比例极小，如果感染人数少的话，我们遇到那种潜伏期长的人的机会就很小。如果随着大流行的持续，感染人数越来越多，这种罕见事件被我们碰到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多。”
2020年2月14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检疫员核查乘客的健康证明
冯子健所说的“罕见事件”，指的是北京顺义的一个无症状感染者。他是一个印度尼西亚籍的年轻男子，28岁，长期在印度尼西亚生活，2020年11月26日从印度尼西亚入境，他和福建省报告的一例印度尼西亚境外输入病例乘坐了同一航班，而且在同排座位。因为是密切接触者，该男子在福建隔离14天，经核酸检测为阴性后，于12月10日回到自己位于顺义区的居住地。直到12月27日，他的居住地和工作环境中被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其后，他被送至地坛医院。次日，其本人也被检测新冠病毒核酸阳性，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在未被送医前，病毒已经开始在这名男子的周围传播，并最终导致了一场十几人的传播事件。相同的事情也发生在辽宁沈阳。一个从韩国回来的老人在解除隔离回家后，被测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最终1人传30多人，使沈阳陷入恐慌。
冯子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曾介绍，新冠肺炎的无症状感染者占相当比例，目前在国际上已初步形成共识，无症状感染者有传染性，能够作为传染源进一步传播，但是传播效力相对较低，和有症状的病人、患者比起来，传染性相当于其1/4至1/3。他告诉本刊，无症状感染者导致的传播风险肯定是有，但目前很难说有多大。但类似的传播事件只要发生一例，我们现在都得付出好几倍的防疫代价。
“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张玉蛟告诉本刊，现在感染的人里面有将近1/3的人没有症状，而且检测手段以及检测时间的挑选，都会影响检测的准确率。“比如说100人，乐观一点说，准确性最多是百分之八九十，还有百分之一二十的人可能会有假阴性。漏出去的这些人，肯定就会继续传，传出去后再收网就会滞后很多。当全国的数目还不多的时候，你能够动不动地封锁，当到了一定数目的时候，再频繁这样做就会给社会经济造成难以承受的伤害。”
新冠病毒还在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当人传人被证实后，它还实现了物传人。这使得病毒可以更加隐秘地在跨国传播链中实现转移。去年12月从辽宁大连港口肇始的那场疫情就是从冷链码头的货物传到人身上，然后一步步向当地的社区、商场、学校、医院渗透，造成了83例感染者。最近在天津一家食品有限公司用于生产雪糕的乌克兰进口原料乳清粉中，也有3份样本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而这一批雪糕共65箱390盒已经流入了天津市市场，1812箱批发售往外省市。
张玉蛟担忧的是，新冠病毒在持续流行的过程中可能出现更多不可控因素。“病毒在传播的过程中有一个自然的淘汰机制，表现就是基因突变，就像人的癌细胞之所以增长，也是因为基因突变。新冠病毒本身的突变更快，但好在冠状病毒还有一套自我审核机制，它能审查看这个突变是不是应该的，是不是有必要的突变，然后自己去进行修正，所以冠状病毒的突变率远比流感病毒的突变率低很多。这一点对我们人类来说还是挺幸运的。它不像艾滋病突变得那么快。”张玉蛟介绍说，“但是，当病毒在不断地感染人，传的人数越多，它的突变概率就越大。而且它还可能从人传到动物身上，又从动物传回人，经过物种之间的跳跃后，病毒很可能产生更多的突变。还有一种机制是在同一个人身上反复感染，也有可能诱发一些意料不到的突变。像这次英国、南非出现的变异毒株，接下来肯定还会出现。所以当务之急是得想办法把疫情尽量控制住，减少它在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染的概率。”
进入秋冬季后，全球疫情已经进入二次暴发的周期。图为1月4日，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迈蒙尼德斯医疗中心的救护车准备转运病人
薄弱地带
尽管导致石家庄疫情的境外病毒是通过人还是货物输入境内的，至今仍未能查明传播路径。但病毒进入村庄后，几乎没有遭到什么阻拦，迅速开始在各个村子之间扩散开来。那么，在这次疫情当中，病毒有没有可能更早被发现？
河北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师鉴指出，2020年12月末时，小果庄就已经出现了危险的征兆，有专家推测，其实早在12月中旬时，病毒就已经开始在小果庄游走，但农村薄弱的防疫体系导致这些危险因子被一再忽视。
根据1月8日之前的数据统计，在藁城112例感染患者中，曾出现咳嗽、发热等症状，并前往诊所看医生的就有18位。但1月2日傍晚全村启动核酸筛查之前，没有一位诊所大夫将患者的病情上报，更没有村民像田淑芳一样，主动前往上级医院做核酸检测。
基层诊所在筛查发热病人时，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今年这一段时间非常平稳，天气也好，还没有遇到过发烧的看诊病人。村子里可能有发烧的，但其实都没有上过卫生所。”紧挨着小果庄的北桥寨村卫生所所长王崇敏说，“应该说有一个。”北桥寨村也处于这次疫情的中心，12月末，村卫生所来了一个发烧的村民，他从诊所拿了两盒感冒药，付完钱便离开了。几天后，全村核酸检测筛查，那位村民被确诊。
2020年疫情以来，王崇敏几乎每周都在上网课，接受防疫培训，他记得培训中的几个要点：遇到发热病人不能接诊，要及时上报；要协助村委会及时排查来自疫区的人员；以及要对村民进行疫情防控的健康教育和宣传工作。王崇敏60多岁，是老村医了，为了防疫也得更新知识，这不仅包括防疫知识，还包括怎么使用智能手机。
参与防疫工作需要的很多技能，王崇敏都没有专门学习过。接受本刊采访时，王崇敏正在收拾行李，预备第二次坐大巴车，转移到隔离点去。疫情侵袭村庄以来，检测、消毒这些需要专业防护设备的工作都被上级部门派来的医疗队接管了。王崇敏只能做一些给防疫人员领路的跑腿活儿。“微信群里会发，有活就干。”他说。村里的另一位村医则忙于统计剩下1000多个没转移出去的村民里患有慢性病的——她以前没做过统计的活儿。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徐顺清教授认为，这次石家庄疫情暴露出了村级卫生体系早期病例的识别和发现能力不足的问题。“其实受限于农村的条件，村卫生长期以来承担的公卫职责就是很有限的。村卫生所大部分的时候只有一个人，专业能力也相对有限，只能完成一些很简单的任务，所以村里没办法做到像城市社区的医院那样。而感染者发现一旦晚了，病毒就可能扩散开来。”徐顺清还告诉本刊，现在很多农村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绝对偏远的地方，比如这次暴发疫情的这些村庄，大部分都是在城郊一带，都是离城市比较近的，它的人员密度和流动性也不低，加上它跟城市的交往非常密切，这就给病毒的扩散提供了有利的人际条件。两重因素叠加之下，这些村庄就更容易受到病毒的攻击。
其实，村级卫生体系的薄弱不单单是河北某几个村子的特有现象，而是一种全国性的普遍困境，只是新冠病毒的到来把问题又摆到了人们面前。在四川当村医31年的李天赐告诉本刊，今年疫情中，他新增了很多工作内容，要负责上门测体温，对中高风险地区回乡人员采集核酸样本，上门去宣传防控知识。他服务的村子是一个人口大村，李天赐要管理将近1000人，其中不少都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的老人。好在他还有爱人帮忙，可以减轻一些负担。他说，基层医改后，村一级建立了家庭医生签约制度，本来人手不足的村卫生室任务更繁重了。“我们要做高血压、糖尿病、精神病随访，还有产妇随访、儿童动态管理，特别是精神病人随访，我们上门随访，被骂、被扔石头，最后报了警，才把病人送去了医院。”李天赐告诉本刊，他们一年的收入3万元不到，还要自己承担房租、水电费用。
相比城市社区，农村的人口密度虽然更低，居住也相对分散，但是农村的生产生活习惯，尤其婚丧嫁娶的活动却给病毒提供了传播的有利条件。2020年12月28日在欧景生态苑饭店举办的那场盛大婚礼，无疑是一个重要传播点。田淑芳本来活动范围很小，确诊之前的14天，她只出过两次门。2020年12月20日她去新乐市农村姐姐家探亲，12月28日她去参加了那场婚礼。这场婚礼后，小果庄周边的南桥寨村好运来饭店在12月30日和1月1日也举行了两场婚礼。按照农村的习惯，婚礼经常在年底扎堆进行，这时候不仅是农歇期，很多外出打工的人也陆续回了家，婚礼在这时举办，人聚得齐，场面会更热闹。但这也是病毒最喜欢的传播场景。据统计，从1月2日到14日参加婚礼并确诊的病例有94例。
除了赶集、婚宴以外，宗教活动也是一个易扩散疫情的传播点。1月9日，石家庄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李占领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小果庄村有信教群众122人，都信基督教，该村不是天主教聚集村，疫情暴发前，一些信教群众曾在该村一户人家里有过聚集活动，同其他聚集活动一样，容易造成疫情扩散，但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疫情源头与宗教聚集有直接关系”。
孙少锋回想起来，2020年全国疫情最紧张的时候，按照上面要求，小果庄也封了村，几条出村的路都设置了路障。一年前，疫情在湖北，看上去还很遥远，村子一封锁，村里人就感到安全了，村里的生活一如既往，至少他的生活中，唯一受影响的就是自己不能出村练车了。尽管行政划分不同，但小果庄同周边村子来往相当密切，村子间建立起了一种信任，病毒借着这层熟人关系网迅速蔓延。反倒是孙少锋所住的小区成了异类。他住在果庄新区，这是一个新建的居民楼小区，虽然小区也在小果庄村里，但小区里的一半居民都是近几年才搬去的。在这个几百人的居民小区里，目前没有发现一例确诊病例。
根据流调信息，小果庄的确诊者中有7位从去年12月20日以后一直居家没有外出，其中有两位甚至是长期丧失了外出能力的。但当疫情在村庄中肆虐起来时，所有人的抵御能力都变得异常脆弱。
“中国疫情控制得那么好，从拯救生命这个角度来说，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但从控制流行病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出现了新的感染源，这又变成了最危险的，因为大家都是易感人群，都没有免疫力，反而是一个很脆弱的状态。”张玉蛟告诉本刊，只有当民众具有了免疫力后，才能够真正有效地控制疫情反弹，所以国内防疫的关键窗口期就在接下来的半年左右时间。“我个人觉得，在这半年之内，中国一定要把重点人口的基本免疫力先建立起来，否则的话，你追不上病毒的传播速度。现在全世界都还在拼命控制，境外的病毒只是渗漏进来，等哪一天欧美这些发达国家不怎么控制了，甚至完全放开了，那才是真正倒灌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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