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8日，波特兰一家酒吧的值班经理正在收纳桌椅，准备暂时歇业。新冠肺炎“大流行”给美国经济、尤其是服务业造成的冲击已经成为拜登政府急需面对的考验

作为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人文心理学教授以及当代美国最富盛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之一，詹姆斯·彭尼贝克（James Pennebaker）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分析历次总统大选中主要候选人的演讲文本。由他牵头开发的语言处理软件LIWC，可以对每篇竞选演讲稿的长度、其中出现的高频词以及这些词语可望传达给受众的情绪进行定量分析，借以判断讲话者意图强调的内容及其对应的社会氛围。借助这项研究的帮助，彭尼贝克在2008年提前预言了奥巴马必将在总统大选中击败麦凯恩，彼时乔·拜登正是奥巴马的搭档和副手。

到了2021年1月20日，当拜登本人作为美国第46任总统在华盛顿宣誓就职时，彭尼贝克得出了一项悲观的结论：这是1981年以来历届新总统的就职演说中包含负面情绪最多的一次。拜登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的频率是最近7位总统中最高的，这传递出了他急欲重建国民对领导人本人的信任的迫切愿望。另一方面，演讲稿几乎没有提及收入或者就业问题，这和四年前特朗普抛出的“画饼”构成了巨大反差。取而代之的是重温华盛顿、林肯、马丁·路德·金和圣奥古斯丁四位历史人物的言说，以及多达11次强调“民主”：这是美国总统就职演说史上的新纪录。在此之前，只有1941年的小罗斯福和1949年的杜鲁门曾经9次使用过这个词。

只需稍微知晓历史，便不难理解罗斯福和杜鲁门当初演讲的意识形态背景。与之相比，拜登的呼吁更多是针对美国社会内部的，毕竟，就在他宣誓就职之前两个星期，特朗普的数千名支持者刚刚在国会大厦上演了丑陋的“全武行”。在2.5万名荷枪实弹的国民警卫队士兵保护下，面对着一个在过去12个月里有超过43万人死于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尚未回暖的国家，很难想象拜登这位公众形象一贯稳健的老好人情绪会多么慷慨激昂。他在演讲中呼吁人们重新团结，呼吁“纠正错误”“宽容和谦卑”，这些得体但缺乏新意的词句很难引起公众真正的兴奋。倒是曾在民主党党内初选中与拜登激烈竞争的伯尼·桑德斯，以一副卓尔不群的坐姿出现在典礼现场，成为当天最意外的“网红”。这位进步派参议员裹着一袭深色羽绒服，戴着毛线手套的双手交叉在胸前，表情平静而淡漠。他的现身也释放出一种信号：初选中提出的那些尖锐议题，至今仍未获得明确答案。

2020年12月21日，即将上任的美国新总统乔·拜登在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接受新冠肺炎疫苗接种，以此向公众宣传免疫接种的重要性

几乎没有人期待拜登成为下一个罗斯福。他已经78岁了，未必会寻求第二个总统任期，显然没有做好准备复制一场大刀阔斧的“新政”（NewDeal）式改革。单是消除特朗普主义的恶劣影响，就足以消耗他的大部分精力了——仅在1月20日和21日两天，拜登就签署了17项行政法令，还敲定了美国重返WHO以及《巴黎气候协定》等一系列重大决定。CBS新闻揶揄说，拜登前三天的工作成效已经超过了特朗普的前100天。接下来，新政府还将寻求尽快在国会通过一项规模空前的财政刺激计划，以帮助美国经济从新冠疫情造成的振荡中恢复过来。民主党方面倾向于将计划的规模设定为1.9万亿美元，为此和参议院中的共和党人进行了多次沟通。鉴于拜登在就职演说中承认应对新冠疫情仍是第一要务，新政府在2021年的日程不会有太多波澜。

然而，仅仅按部就班地完成抗疫、救市两项任务，距离拜登承诺的弥合分裂、继续向前的目标依然差距甚远。克林顿和奥巴马时代的失败教训显示，除非总统能同时赢得进步主义者（沃伦派）、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派）以及温和派共和党人的支持，否则国会内部将无法形成和白宫保持一致的“致胜联盟”。而在提高最低工资、减免学生贷款等议题上，拜登与党内同僚的分歧已经开始暴露。共和党人的配合度则是另一个问题：在最终丧失参议院控制权之后，一大批共和党议员重新回归到了警惕和防范的状态。在2月13日的二次弹劾表决中，只有7名共和党参议员赞成对前总统特朗普定罪，这使得后者成功免于身陷旷日持久的法律纠纷。而特朗普的脱罪将带来重要的连锁效应：2022年中选之前，退居佛罗里达的前总统依然可以动员自己的国会支持者延宕拜登的改革计划。他从“场外”发出的声音，依然在搅动着美国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不安定因素。

尤为棘手的是，在拜登履新整整一个月后，依旧无人清楚他的过渡方案究竟要和怎样一种性质的“新新政”（New NewDeal）相衔接。无论是桑德斯在青年群体中引发的共鸣，还是特朗普的“退而不休”，都预示着在中性的“休养”告一段落之后，需要一种新的共识来充当塑造主要政策方向的动力。而拜登一贯的调和者、斡旋者形象，与共识所呼唤的明确性恰恰是背道而驰的。至于有望成为民主党新一代领袖的女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她在有限的亮相中还没有展现出足够的领导力。所有人都清楚特朗普企图卷土重来，所有人都不清楚拜登希望带来哪些新变化：这恐怕是2022年中期选举到来之前，美国政治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

社会心理学者詹姆斯· 彭尼贝克认为，拜登的就职演说传递的情绪是1981年以来最悲观的

“大救市”分歧尚存

对陷入停滞和衰退超过三个季度之久的美国经济来说，拜登正式履新，意味着调整和复苏的前景已经成为可能。毕竟，所有人都清楚，即使特朗普成为大选的胜利者，他也不会做出任何改变。“特朗普根本没有任何计划，哪怕是比较糟的那种”，曾在小布什时代担任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在去年11月告诉媒体。而拜登早在投入初选后不久的2020年春天就公布了他的行动“路线图”：美国将会回到WTO框架下，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出台的一部分减税和放松管制措施（例如针对页岩油工业的环保尺度适度上调）也会酌情保留。但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尽快出台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一揽子救助计划。

2009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奥巴马政府曾经推出了总额达7870亿美元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试图以主动干预的方式缩短复苏周期。当时拜登作为奥巴马的副手，曾经负责在国会为这项法案进行游说。然而在自由派经济学家看来，奥巴马选择救助银行却听任无力续供房贷的普通民众破产，恰恰为日后特朗普主义的出现播下了种子。曾任美国劳工部首席经济学家的女学者海蒂·希尔霍兹（Heidi Shierholz）据此指出：“假使拜登的救助计划不能使更多普通人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那么第二个特朗普很快又会出现。”

从另一个角度看，尽管特朗普因为低估新冠疫情的破坏性，最终失去民众信任并输掉了大选，但截止到2020年第一季度，美国学界乃至主流民意对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始终是持肯定态度的。2017年12月通过的减税法案被认为过于偏袒富人和大公司，但在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之后，雇主现在拥有更充裕的资金去增加自己的员工数量，这使得全美失业率在2020年2月一度下降到3.5%，创造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佳纪录。从2017年初到2019年底，整个美国市场新增加了700万个就业机会，低收入蓝领工人的工资水平上涨了16%，1000万人得以摆脱福利救助。股市相较2016年底一度上涨了70%，消费者信心指数也屡创新高。奥巴马时代的财政部国际事务次长希茨（D. Nathan Sheets）因此认为，“特朗普前三年的表现至少可以打个B”。

拜登面临的复杂情形正在于此：半数以上的美国人已经抛弃了2020年的特朗普，但似乎所有人都对2017～2019年的特朗普抱有留恋。假使新政府的救市计划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其威信将立即受损。

关于救市方案的规模以及详细内容，拜登在1月14日的一次演讲中已经勾勒出了雏形。他计划拿出相当于疫情前GDP总量的9%的资金实施主动刺激，用途除去为全体国民提供核酸检测以及新冠疫苗注射、继续发放现金补助乃至对特定产业提供定向纾困资金外，还会以预算调节的形式降低中低收入群体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率。这项方案的总支出将会达到1.9万亿美元，相当于11年前金融危机复苏法案的两倍以上。由于大多数共和党参议员仅仅赞成一项6100亿美元的“缩水”方案，拜登计划诉诸“立法和解”程序（参议院每年仅可启用一次）来加快法案通过的速度。这样民主党凭借在参众两院的议席优势，可以直接批准并开始执行该方案。

不过，反对者的意见并非完全出自门户之见。担任过财政部长、国家经济会议主席以及哈佛大学校长的著名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就认为，过于激进的刺激措施可能导致疫情结束后经济整体“过热”。在他看来，尽管目前全美就业数据不容乐观，但主要集中在娱乐、运输、餐饮等受到社交隔离政策影响的服务性行业，制造业被波及的状况并不明显，薪资增长幅度也只是略微下滑。这意味着一旦第二波疫情得到控制，创造就业岗位的速度在一年内就会回升到2020年时的水平。另一方面，虽然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夏天以前应对疫情极为迟缓，但在大选压力下，从去年三季度末开始，联邦当局已经出台了相当可观的刺激措施，包括定向扶助资金以及向国民发放现金。这使得2020全年美国国民的税后收入甚至增加了4.3%。由于社交隔离的持续，这些已经进入社会的资金目前主要以储蓄的形式存留于银行，作用尚未完全释放出来。假使无节制地继续“灌水”，疫情之后整个经济体的总支出一定会超过总产值，大规模通货膨胀便将顺势出现。

在2013～2017年担任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杰森·弗曼（Jason Furman）同样表达了他对过度救市的担忧。根据弗曼的计算，和疫情暴发前相比，2020年12月的美国GDP缩水了大约800亿美元。但特朗普政府去年通过的救市方案和拜登的新计划一旦叠加起来，在2021年将会创造每个月接近300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这必然导致通胀。更何况此前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已经暗示将会继续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短期内不会升息。财政与货币政策双管齐下，通胀率势必大增，整个美国经济都将出现“过热”。

刚刚履新财政部长一职的前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是“大救市”方案的支持者。她在2月18日告诉媒体，尽管全美商品零售数据和股市行情在2021年1月有所回升，但与新冠疫情暴发前相比，全国现在新增了900万失业人口，其中400万人符合“长期失业”标准，这项数据已经超过了2008～2009年金融危机时的水平。即使“大救市”方案如愿获得通过，2021年内新增的就业岗位也不会超过700万个，彻底恢复至少要等到2022年年中。而徘徊观望只会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甚至给失业者带来“永久性的终身伤害”。

鉴于2020年12月特朗普政府批准的最后一笔失业救济预算将在2021年3月中旬耗尽，拜登政府现在希望在2月26日首先由众议院通过救市方案，接着在3月14日交由参议院“过堂”。针对质疑声，耶伦反复强调：“现在做得越少，将来付出的代价越大。”这也将是拜登政府的第一个百日执政期内最重要的决断。

2020年11月3日，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当天，匹兹堡大学的一个女生社团在校园内呼吁投票支持民主党

2021年1月28日，一群示威者在华尔街纽约证券交易所附近打出“征税”（Tax）字样的标语，呼吁拜登政府提高针对大企业和金融行业的税率

摇摆不定的航向

与拜登政府急于完成救市和疫苗接种（初步方案是在4月底以前为1亿人次接种）的焦虑姿态不同，佐治亚州追加选举的结果揭晓之后，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和党似乎完全消失了。从1月20日至今，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除去在2月13日的二次弹劾表决中发生了小规模分裂外，再没有就新政府的施政方案和决断做出过任何有意义的反制。这与2009年奥巴马第一任期之初共和党国会党团的有意拖延形成了微妙反差：彼时的共和党试图用“拖”字诀来阻挠他们不喜欢的医保方案和大规模救市方案的通过，今天的共和党则是纯粹的冷漠。

“即使特朗普已经从新闻头条中淡出，围绕着是否应当继续向他效忠产生的分裂依然在困扰共和党”，美国资深政治记者、《波士顿环球报》专栏作家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告诉本刊。《赫芬顿邮报》在2月第一周发起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74%的共和党选民认为本党应当继续支持败选的前总统，多达40%的选民更是干脆承认自己真正支持的是特朗普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的共和党。这种心理压力很快反映在了二次弹劾问题的国会表决结果上：只有10名共和党籍众议员支持对前总统定罪，投下赞成票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更是只有7人。在国会骚乱事件后公开与特朗普做切割的共和党资深政治家们，以前参议院多数派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为首，重新回到了在事实上偏袒前总统的立场（尽管特朗普对此丝毫不领情）。而投下赞成票的理查德·波尔和比尔·卡西迪两位资深参议员，几乎立即遭到了他们所在州的共和党执行委员会的公开谴责。

“对拜登来说，共和党的‘消失’在短期内未必是一件坏事”，格林分析说。2009年奥巴马政府就职之初，为了求得形式上的国会共识，曾经和共和党建制派展开了长达数月之久的闭门谈判，希望在医保法案、救市计划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当时，兼任参议院议长的拜登正是两党会谈的主要组织者。但在绵延近8个月的谈判后，民主党人非但不曾说服共和党采取一致立场，反而被迫缩减救市方案的规模，因此被党内的进步派诟病为“浪费议席优势”。类似的情况在今天断然不至于重演：在察觉共和党内部正濒临分裂之后，拜登果断拒绝了以卡西迪为首的10位温和派参议员提出的“缩水”救市方案，转而启动可以充分利用议席优势的“立法和解”程序。约书亚·格林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拜登会有充分的自由去推行一些更倾向进步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的政策。”

问题在于，拜登能避免自己的党派陷入和共和党类似的内部分裂，形成一个足够可靠的“致胜联盟”吗？

答案并不是完全肯定的。2月17日，参议院民主党人领袖查克·舒默和马萨诸塞州资深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一年前她曾是拜登在初选中的竞争对手）发表了一份联名宣言，敦促拜登将减免联邦学生贷款的额度上调到人均5万美元，而拜登本人愿意接受的上限是1万美元。这显然反映了进步派和稳健派之间的分歧：在前者看来，高昂的教育支出负担已经成为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并且是2020年初选中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进步派既然以主动退选、支持拜登作为“共主”的姿态传达了善意，当然希望获得相应的回报。而对拜登来说，主动上调额度意味着增加6270万美元的财政成本，却未必能获得足够理想的回报，实在不属于当务之急。

另一方面，稳健派却又觉得新总统的某些主张过于“激进”了。2月第一周，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Joe Manchin）公开表示：不赞成拜登在救市计划中加入提高最低时薪标准的条款。此前拜登曾经呼吁在他的第一个任期结束前将全美最低时薪由2020年时的7.25美元上调到15美元，并在救市方案中打包第一阶段涨薪支出（先上调至12～13美元）。曼钦则认为，美国各州收入和税负标准不一，短期内硬性提高时薪将给一些企业造成负担，反过来阻碍到就业和经济的复苏。在西弗吉尼亚州，“理想最低时薪”是11美元。

2021年2月5日，美国新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白宫听取拜登关于“大救市”方案的讲话。哈里斯属于民主党内部进步主义者中的“新卫兵”派系

被称为“美国最保守民主党参议员”的曼钦，曾经投票赞成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并在全民医保、枪支管控、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与进步派针锋相对。约书亚·格林认为，在拜登政府刚刚“升堂”之际，曼钦的“出头”并非偶然——作为在西弗吉尼亚州拥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本土主义者，曼钦的政策立场素来很少受党内主流意见的左右，特朗普在2016年甚至企图游说他改投共和党阵营。在民主党虽然占据参议院相对多数、但只有一席优势（这一票还属于副总统）的背景下，曼钦作为民主党内的“第50人”（最保守的稳健派），意外具备了类似“造王者”的权力。倘若他拒绝向进步派妥协、采取和党内主流背道而驰的立场，拜登的政策就将在参议院折戟。

长期关注参议院问题的独立政治分析师詹妮弗·达菲（Jennifere Duffy）认为：“曼钦过去拥有的或许只是很小范围内的决定权，现在他的地位大大上升了。”作为一名在奥巴马时代进入参议院的传统稳健派，曼钦更倾向于由来已久的两党闭门商讨模式，以求和共和党人形成尽可能一致的立场。尽管他已经表态赞成拜登的“大救市”方案，但当民主党在今后两年的议程中广泛诉诸“立法和解”时，曼钦是否依旧愿意和白宫保持一致始终值得怀疑。可以确定的是，拜登不愿失去曼钦：西弗吉尼亚州选民在去年11月的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支持特朗普，曼钦的存在可以为民主党保住那个至关重要的参议院席位。而这反过来又可能滋生进步派的不满。

过渡者拜登

无需赘言，拜登一贯良好的公众形象，特别是他和攻击性十足而又极度自恋的特朗普之间的反差，在新冠疫情造成的动荡中成为决定选情的关键。包括罗姆尼、卡西奇、科林·鲍威尔在内的一大批共和党政治家选择与特朗普决裂，转而呼吁自己的支持者投票给拜登，正是这种逆反心理的结果。问题在于，当相当一批美国人怀着“终结特朗普”的执念投下给民主党的一票之后，对于未来四年的最终目标，拜登还没有给出答案。

作为一名拥有36年参议员生涯的国会老兵以及2009～2017年的美国副总统，拜登在2020年选战期间是以奥巴马政治遗产的继承人自居的。他在族裔冲突问题上的调和立场，他针对环保、医疗、住房等社会问题提出的施政方针，无不与奥巴马曾经的陈述相仿。然而所有人都清楚，这并不是拜登的“本色”——不同于能言善辩、锋芒毕露的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出生于1942年的拜登亲身经历过尼克松时代美国政坛的一系列动荡，形成了谨慎务实、圆滑通融的作风。相比在万众瞩目之下展开辩论，他更愿意诉诸密室政治，在幕后讨价还价，立场也往往摇摆不定。与其说拜登是衷心伏膺于奥巴马的改革主张，倒不如说后者相对明晰的议题恰好补足了这位老政治家在战略目标方面的“短板”。但除此之外，他自己的政见依然是相当含混不清的。

拜登在政见方面的特点，早在2019～2020年民主党党内初选中已经暴露了出来。在高等教育问题上，他起初并不赞成将学费豁免政策从两年制社区大学扩展到四年制普通公立高校。但为了安抚桑德斯和沃伦，争取这两位竞争对手提前退选，拜登在2020年3月底突然改口称“应当允许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免费就读大学”，无异于自我否定。针对美国社会严重贫富分化的现实，拜登的立场也显得左右摇摆。2019年6月17日，他曾在华盛顿的一次论坛上向贫困选民承诺：自己当选后会建立一项扶贫基金，关注低收入群体的诉求。但在第二天和纽约商界的捐款人代表见面时，他却声称自己绝不会“妖魔化”富人群体，“（你们的）生活水准不会变”，似乎急于撇清自己不是桑德斯式的激进改革者。过于面面俱到，反而可能给人留下了不诚实的印象。

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这位年纪尚轻的女副总统的“上位”，同样反映了拜登的一些特质。以从政履历论，哈里斯虽然担任过6年加州总检察长，但并无多少值得大书特书的业绩，在参议院也只是一介新人。她在2019年一度有意直接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为此不惜撕破脸面、对曾经关系亲密的长辈拜登（哈里斯与拜登已故的长子博·拜登是多年同事和好友）大加鞭挞，无论如何都不会是拜登本人最心仪的搭档。但随着“弗洛伊德骚动”持续升级，种族主义在2020年夏秋之际的美国已经变成了热度最高的公众议题，兼具有色人种、移民后代、年轻女性三重身份的哈里斯遂成为最符合“政治正确”标准的副总统候选人。拜登也最终舍弃了自己更欣赏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等潜在人选，接受哈里斯作为自己的副手搭档。

在民主党内部的意识形态光谱中，哈里斯属于进步派中的“新卫兵”（New Guard），和拜登、佩洛西等“老卫兵”在政见以及支持者方面不无分歧。MSNBC政治分析师小佩里·培根形象地指出，拜登更喜欢询问“您愿意为这项政策牺牲什么”，其典型支持者是中西部摇摆州的白人中产选民。而“新卫兵”更加关注有色人种和“千禧一代”的诉求，比“老卫兵”更加主动，也更不愿妥协。整个选战期间，包括本·罗德斯（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在内的一批奥巴马时代“新卫兵”曾经公开表达了对哈里斯的支持以及对拜登的质疑，似乎拜登的四年任期将只是哈里斯的“新新政”出台之前的预备阶段。一旦新冠疫情结束，两派之间的裂痕势必迅速明朗化并出现摩擦。

不仅如此，在特朗普时代已经被搅得一片混乱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也会是拜登的考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已经在1月20日离职，他的继任者需要重新“锚定”美国与中国以及欧盟、墨西哥等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不过，白宫并不能指望回到“逝去的好时光”，将特朗普执政四年造成的变化完全无视、径直回归到奥巴马时代的旧路。伊朗就对拜登政府释放的和解信号表达了拒斥：当拜登任命的新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Blinken）公开呼吁德黑兰当局重回奥巴马时代签署的多边核协议时，伊朗政府却回应称，除非美国政府同意在2月21日之前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否则伊朗并不打算回到谈判桌前。在特朗普政府主导的中东和平方案下如鱼得水的以色列，同样不曾对拜登释放的新政策信号做出回应：有时，沉默也是一种表态。

唯一的好消息在于，历史似乎提供了某种带有乐观情绪的范例。《彭博商业周刊》资深编辑、著名评论作家彼得·科伊（Peter Coy）在1月26日的专栏文章中回顾了100年前的一段往事：随着1918年暴发的西班牙流感全球“大流行”在1921年逐渐平息，美国迎来了一位平庸的新总统沃伦·哈定。后者并不是一位杰出的改革家，但足够谨慎稳健，因此开启了具有传奇色彩的“咆哮的20年代”（RoaringTwenties）。科伊并不认为2021年的世界会完完全全像一个世纪以前那样由阴转晴，但他安慰自己：“学习历史往往是治愈当下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