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阿塞拜疆妇女迪拉拉·阿巴索夫在她位于泰尔泰尔的家中接受媒体采访，希望政府帮助她重返位于纳卡地区阿格德勒镇的故乡。阿巴索夫在1990年的亚阿族群冲突中被迫逃离纳卡州，2020年9月底，阿塞拜疆军队宣布收服阿格德勒镇周边地区

一群火柴盒形状的装甲运兵车正以纵队队形疾驰在边境公路上，突然，背景音中传来几声尖锐的啸叫，画面中的车队在顷刻间变成了几个浓烟滚滚的黑点。一辆正在转动炮塔寻找目标的T-72型主战坦克，顶部被一个明亮的光斑照射了不到一秒钟，立即发生剧烈爆炸，接着化作一堆扭曲变形的金属残骸。一个匀速飞行中的黑色金属物，和一团快速接近的火焰迎面撞上，凌空炸出一个巨大的火球，碎片纷纷扬扬地散落……

如果不是画面底部标注有阿塞拜疆国防部和亚美尼亚国防部的水印，这些令人瞠目的视频镜头，或许会被误认为是某一款电子游戏中的玩家对战场景。但它们的的确确是出自一场现实中的战争，并且主角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大国：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这两个外高加索国家，在2020年入秋之际成为了全球的焦点。

从9月27日阿塞拜疆军队开始朝两国有争议的纳卡飞地发动炮击和空袭，到10月10日双方在俄罗斯调停下达成临时停火协议，这场局部战争最激烈的阶段只持续了不到两星期，出动的兵力规模、使用装备的性能以及两国各自遭受的损失却是最近5年极为罕见的。参战双方都动员了上千辆规模的坦克和装甲车辆，阿塞拜疆军队大范围使用了购自土耳其、以色列等国的无人机，亚美尼亚军队则发射了短程弹道导弹。尽管对两国军队的实际损失数字尚难做出准确估计，但双方各自公布的战报显示，两军在交战中的人员总伤亡可能超过7000人，至少740辆坦克和装甲车辆被击毁，两项数据都远远大于2008年著名的南奥塞梯战争。

相当特殊的是，尽管冲突主要发生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双方军队交战的主要场域却不在彼此领土的核心部分。他们争夺的对象其实是阿塞拜疆版图内的一块“飞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简称纳卡飞地。

10月9日，一名“阿尔察赫国防军”士兵察看马尔塔克尔特镇附近一处被阿塞拜疆炮弹击毁的民宅

卡拉巴赫（Karabakh）一词，源自波斯语和突厥语，意为“黑色花园”；纳戈尔诺（Nagorno）这个前缀则来自俄语，意为“上部”。换言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确切译名应为“上卡拉巴赫”。来源复杂的名称，暗示了该地区主权归属的复杂程度：18世纪以前，这里曾经建立过效忠于波斯王国的突厥人汗国，但在苏联时代却由于特殊的边疆领土政策安排，成为了阿塞拜疆共和国境内的一块亚美尼亚人“飞地”（Enclave）。1991年苏联解体后，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裔居民拒绝成为阿塞拜疆的一部分，他们在亚美尼亚共和国的支持下宣布武装独立，组建了所谓的“阿尔察赫共和国”（Republic of Artsakh）。历经28年发展，阿尔察赫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议会、政府、央行和军队的独立政治实体。尽管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不承认这个政权的合法性，亚美尼亚也尚未制订合并该地区的时间表，但面积达11458平方公里的纳卡飞地就此成为了阿塞拜疆的肘腋之患。

1992年至今，纳卡地区先后爆发过一次全面战争和5次以上局部边境冲突，几乎成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关系周期性紧张的根源。但和此前的历次摩擦相比，2020年这场“两周之战”依然具备一系列新特征。新冠肺炎疫情在整个中亚造成的政治压力和民意波动，使得阿塞拜疆民众主动走上街头，呼吁政府对阿尔察赫当局以及亚美尼亚军队进行“惩戒”。和两个当事国领土都不接壤的土耳其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活跃，不仅在战前与阿塞拜疆举行联合演习，还向阿军出售了多种新型武器装备。种种迹象显示：在政治领导层处于代际更替周期内的中亚和高加索，传统的领土和民族争端依然是化解内部压力的重要“出口”。而土耳其等区域外国家为扩展国际影响力采取的介入举动，则将使冲突的阴云长久笼罩在该地区上空，成为新的不稳定来源。

1993年4月19日，部署在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士兵在坦克旁清点枪榴弹。一年后，第一次纳卡战争以亚美尼亚取得事实胜利而告终

“民族飞地”的出现

纳卡地区在古代史上的归属相对清晰。5世纪之前，这里曾是古亚美尼亚王国的15个行省之一，随后被来自阿拉伯帝国的入侵者征服。13世纪，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贵族哈桑－贾拉里安家族在当地建立了拥有半独立地位的自治汗国，宣布向波斯国王称臣。1813年波斯在俄波战争中失利后，被迫将卡拉巴赫汗国的宗主权转让给沙俄，后者于1822年将纳卡地区完全吞并，纳入外高加索的伊丽莎白特波尔总督区治下。到这时为止，当地居民仅有22%是亚美尼亚人，78%则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波斯人和阿塞拜疆人。不过1828年的一次人口大迁徙改变了这一状况：因为在和沙俄的新一轮冲突中战败，大感失望的波斯沙阿（国王）法特赫－阿里沙决意驱逐境内的亚美尼亚裔基督徒，这些居民就近涌入纳卡地区，改变了当地的人口分布。到19世纪末，纳卡一带的居民中已有56.5%是亚美尼亚人，仅有43.2%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人。由于前者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往往高于后者，又拥有长期经营工商业积累的可观财富，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并不和睦。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南高加索地区一度宣布整体独立，组建了统一的“外高加索民主联邦共和国”，但在1918年初就因为民族矛盾解体，分裂为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三个独立的共和国。阿塞拜疆民族主义武装控制了纳卡地区所在的伊丽莎白特波尔省，将其改名为占贾省，还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支持下占领了原属亚美尼亚的埃里温省南部（今天的纳希切万地区）。1920年2月，亚美尼亚临时政府被迫与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缔结和约，将纳卡地区割让给后者。一个月后，阿塞拜疆军队在纳卡重镇舒沙（Shusha）残酷镇压了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发动的起义，造成上万名亚美尼亚人死难，形成双边关系中一项著名的积怨。

1921年，苏俄红军攻入外高加索，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民族主义政权被推翻，组建了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时任苏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斯大林认为：鉴于亚美尼亚在历史上对俄国一向顺服，有必要将卡拉巴赫地区以及纳希切万从阿塞拜疆分出，纳入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治下。但布尔什维克党外高加索边疆区书记格利戈里·奥尔忠尼启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指出：内忧外患之中的苏俄迫切需要打破协约国的军事和经济封锁，获取重新沟通欧洲的战略出口，因此与土耳其改善关系乃是当务之急。

在历史上，阿塞拜疆与土耳其的关系向来密切；出于西联土耳其、出黑海进入南欧的战略意图，奥尔忠尼启则认为，有必要在领土政策上向阿塞拜疆倾斜。他的论据说服了斯大林和列宁，最终在1923年，莫斯科做出了一项意义深远的安排：亚美尼亚人占多数的纳卡地区和纳希切万均被并入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前者成为自治州，后者建立自治共和国。亚美尼亚西部的卡尔斯和阿尔达汗则被割让给土耳其，以增进苏土两国的友好关系。作为补偿，纳卡地区和纳希切万之间一块长条形的走廊领土被纳入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治下。

这项看似周全的安排，一次性造就了两块民族“飞地”：在阿塞拜疆境内，存在一个亚美尼亚人占据绝对多数，并且与阿塞拜疆人存在宿怨的纳卡自治州；在亚美尼亚南部，则有一个独立的纳希切万共和国，其版图内的阿塞拜疆裔人口在“二战”结束后已经逐渐超过了亚美尼亚人。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莫斯科尚可以依赖政治、经济向心力与高压政策的软硬两手，维持表面安定；但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意识已经重新萌发，并在“公开性”的名义下对既往的领土安排提出质疑。亚阿两国间的分歧遂开始升级。

1987年冬天，纳卡自治州的亚美尼亚裔知识分子派出三批代表前往莫斯科，要求将该州重新划归到亚美尼亚领土中。次年2月，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议会也投票赞成将其司法权移交给亚美尼亚。但焦头烂额中的苏共中央政治局无暇顾及这一边陲事务，明确拒绝了亚美尼亚人的要求，并责令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设法使局势正常化。但民族主义的热浪一旦掀起，便再无让步的希望。埃里温（亚美尼亚首都）、舒沙、汉肯德（纳卡自治州首府）等地很快爆发了亚美尼亚裔居民的示威游行，并发展到数千人规模。

10月11日，阿塞拜疆第二大城市占贾的一名妇女恳求搜救人员帮助寻找她被困在房屋废墟中的家人。尽管亚阿两国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经自10月11日起生效，亚美尼亚在当天依然向占贾等地发射了数枚短程弹道导弹，造成至少33名平民伤亡

纳卡战争往事

在亚美尼亚发动一系列政治和舆论攻势的同时，在法理上仍是纳卡州主权归属方的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表现得极为不冷静。1988年2月，在纳卡自治州苏维埃以110票对17票的绝对多数通过要求将该州主权交还给亚美尼亚的提案之后，阿塞拜疆首都巴库街头随即开始流传一种谣言：亚美尼亚人即将在纳卡发动针对阿塞拜疆人的民族清洗，已经有两名阿族平民遇害。冲动之下，一群阿塞拜疆极端民族主义者在巴库北方的苏姆盖特袭击了当地的亚美尼亚裔工人，造成至少32人死于骚乱。这场械斗再度唤起了亚美尼亚人对其悲惨历史的记忆——1915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经对其版图内的亚美尼亚人实施过一场有组织的种族清洗和屠杀行动，造成大约150万亚美尼亚人遇害，而阿塞拜疆民族主义者在这一时期始终充当着土耳其人的盟友。苏姆盖特骚乱的爆发，使亚美尼亚人怀疑阿塞拜疆正在酝酿新的大屠杀，“文斗”于是进一步升级为武力对抗。

苏联解体前夕，生活在阿塞拜疆境内的亚美尼亚人约有50万。除去纳卡地区外，他们大多定居于城市和工业区。在亚美尼亚境内的阿塞拜疆人则有18万，主要职业是农民。苏姆盖特事件之后，两个民族开始了自发的分离政策：阿塞拜疆境内的亚美尼亚人抛弃了住房和财产，拖家带口地向西逃跑；亚美尼亚境内的阿塞拜疆农民也以村为单位集体出走，返回东方的母国。此时戈尔巴乔夫已经派内务部队进驻这两个加盟共和国，因此冲突的烈度还没有明显升级。但在剑拔弩张的背景下，纳卡飞地的处境开始变得极为微妙。

1989年，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当局宣布切断通往亚美尼亚境内的一切铁路、公路和石油运输管道，后者只能借道格鲁吉亚与外界保持联络，经济遭遇严重打击。1990年1月，阿塞拜疆激进民族主义团体“人民阵线”控制了加盟共和国的政府要害部门，驱逐了中央第一书记维吉洛夫，随即在巴库展开了针对亚美尼亚裔平民和犹太人的种族清洗，史称“黑色一月”。戈尔巴乔夫下令内务部队占领巴库，并在阿塞拜疆全境实施紧急状态；受民族主义者控制的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则对莫斯科喊话称：一旦中央部队进驻阿塞拜疆，该国公民将立即举行脱离苏联的独立公投。此时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已经公开宣布要与纳卡自治州实现统一；在苏共中央的不作为政策下，阿塞拜疆民族主义武装开始向纳卡州周边集结，将这块飞地置于重重包围之下。

进入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进程的加快，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也加快了解决纳卡问题的步伐。11月26日，在阿塞拜疆共和国宣布独立后一个月，巴库当局决定废止纳卡州的自治权，将其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纳卡州苏维埃则在当年12月10日举行了一场全民公投，宣布成立独立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即后来的阿尔察赫的前身，并获得了亚美尼亚共和国的承认。此时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裔居民比例已经超过75%，阿塞拜疆人仅有23%；若以谈判方式寻求妥协，阿塞拜疆始终是吃亏的一方。但巴库当局拥有石油出口的现金流和更多青壮年人口，很快组建起6.4万人的野战部队，配以400余辆坦克和将近100架战斗机的重装备。而纳卡共和国仅有1.2万名民兵，另外还得到8000名亚美尼亚政府军的增援和武器、燃料补给。

10月8日，数百名侨居巴黎的亚美尼亚青年在土耳其驻法国大使馆门前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安卡拉当局在纳卡冲突中扮演的角色

1992年1月，第一次纳卡战争全面爆发。为打通与纳卡地区之间的陆上走廊，便于向前线增兵，亚美尼亚军队于2月底攻克了拉钦走廊上的战略要地霍贾雷，造成当地上千名平民遇难。阿塞拜疆政府军被迫退守历史名城舒沙，但在当年5月也因为伤亡过大被迫撤退。到5月下旬，亚美尼亚军队驱逐了该国东南边境线与纳卡地区之间的大部分阿塞拜疆军队，恢复了铁路和公路运输。此举意味着纳卡地区已经不再是地理意义上的典型飞地，而是和亚美尼亚变成了“邻国”。阿塞拜疆国内因此爆发政变，穆塔利博夫总统被迫出走。

1992年7月，阿塞拜疆新政府集中8000名精兵，在纳卡州中部发动战略反攻，一度攻下该州将近一半的领土，并逼近其首府斯捷潘纳克特（Stepanakert）。但亚美尼亚当局成功地说服俄罗斯政府干预当地局势，以空袭逼迫阿塞拜疆军队后撤，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入秋之后，纳卡“国防军”在亚美尼亚的支持下发起了反击，将阿塞拜疆军队逐回到攻击发起线以东。此时阿塞拜疆的财力和弹药已接近枯竭，双方在1993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维持了战线的稳定，直至欧洲安全组织和俄罗斯介入调停。而亚美尼亚政府军在1993年春天进一步巩固了对纳卡地区西部外缘领土的控制，将部分原属阿塞拜疆的无争议领土也并入了“纳卡共和国”。

1994年5月12日，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纳卡共和国”三方在莫斯科的斡旋下达成了《比什凯克停火协议》。根据该协议，阿塞拜疆被迫承认“纳卡共和国”的事实独立地位，亚美尼亚军队则从1993年占领的部分阿塞拜疆领土上撤出。但“纳卡共和国”与亚美尼亚东南部国境线之间的广阔走廊地带依然由亚美尼亚裔民兵武装占领，使纳卡地区与亚美尼亚连成一体；阿塞拜疆也没有放弃已经攻占的纳卡州东部领土。作为战争的连带影响之一，亚美尼亚境内三块较小的阿塞拜疆“民族飞地”巴克胡达里村、尤卡里村和卡尔基村的居民大部分出逃，其住房被埃里温当局征收，用来安置从阿塞拜疆撤出的亚美尼亚裔难民。阿塞拜疆军队也占领了其国境内一块40平方公里的亚美尼亚飞地阿尔茨瓦申，作为安置从亚美尼亚逃出的阿族难民的移民村落。

3月9日，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西尼扬（左）在布鲁塞尔拜访欧洲理事会主席、比利时前首相夏尔·米歇尔

旧问题·新危机

若从后“冷战”时代局部冲突的规模和影响力看，第一次纳卡战争不过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暴”，与伊拉克战争、南斯拉夫内战乃至车臣战争尚无法等量齐观。但对两个体量狭小的新独立国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来说，无论军事形势走向如何，它们付出的代价都极为沉重。阿塞拜疆在两年多的冲突中战死和失踪官兵将近3万人，有5万人负伤，另有上千名平民遇难或失踪，72.4万人沦为难民（含从亚美尼亚出逃的人员）。多届内阁因为处理纳卡问题不力而被街头运动推翻，直到21世纪初才借由能源市场的复苏恢复了经济和社会秩序。

至于亚美尼亚，表面上看它是战争的胜利者，但在1992～1994年，该国被迫在陆上交通中断、经济遭遇封锁、男性人口不足的情况下全力投入战争，给战后经济重建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在这场战争中，亚美尼亚军队（含纳卡“国防军”中的亚美尼亚裔官兵）战死和失踪同样超过6000人，负伤2万人，平民死难1000余人，超过30万人沦为难民。殚精竭虑增加的领土由于大部分是农田，并且依然处在阿塞拜疆军队的包围和警戒之下，并不能发挥经济价值；其西邻土耳其则是阿塞拜疆的传统支持者，在交通运输、经济合作以及开放国界问题上对埃里温当局时有刁难。尽管亚美尼亚是高加索地区政治秩序较为稳定、经济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国际资本对其外部安全和市场经济前景始终不甚看好，导致该国的人均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反而不如周期性发生动荡的阿塞拜疆。换言之，战争换来的只是一个在经济上根本无法发挥作用的纳卡包袱。

然而阿、亚两国政府和民众的注意力依旧为纳卡地区的前景所深深吸引。2010年至今，两国在纳卡地区至少5次发生违反停战协议的枪炮互射和攻击侦察机行为，2016年4月还爆发过一场短促的“四日战争”。至于“纳卡共和国”（阿尔察赫）本身，其法理地位自1994年以来始终不曾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这个仅有16万居民的“国家”，日常却维持着一支总数接近2万人的常备军，其中又只有8500人来自本地家庭，其余都是亚美尼亚派出的外籍“志愿者”。不仅如此，纳卡共和国还保有超过200辆主战坦克、300多辆装甲车辆以及300多门各种口径的火炮，而其领土面积不过和天津市相当。如此之多的重装备，自卫已属绰绰有余。它的另一层意义是确保亚美尼亚随时可以对阿塞拜疆政府施加军事和政治压力，却不必由埃里温当局直接出面。

正是在此种复杂的背景下，纳卡问题在2020年秋天再度引发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局部战争。今年7月，纳卡“国防军”与阿塞拜疆边防部队曾在双方实控线附近发生了为期四天的小规模摩擦。若在平时，冲突完全可能逐渐平息。但对阿塞拜疆来说，2020年是一个相当艰难的年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全球性经济下滑以及油价走低对该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压力，心理状况不稳的首都民众在得到纳卡地区又生变故的消息后，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政府采取断然举措实施回击。在过去20多年间，至少三届阿塞拜疆政府曾经因为类似的原因遭到推翻。阿利耶夫（Ilham Aliyev）总统最终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不仅要对纳卡边境的摩擦行动采取回应，而且要通过一场小规模战争，一举扭转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亚阿关系中的劣势。

10月第一周，阿塞拜疆政府曾经向多家媒体发送了一份申明本国立场的通稿，其中直白地承认阿塞拜疆在这场战争中是主动出击一方。从战场形势看，阿军在纳卡北部和东南战线上都取得了一定进展，堪称1994年之后最大的边境军事胜利。而亚美尼亚方面的回应也是全力介入战事——该国在2017～2018年经历了一场导致领导层换代的政治动荡，以改革家身份出现的帕西尼扬（Nikol Pashinyan）总理显然不愿被民众认为忽视传统的领土和安全利益。双方相继派出主力装甲部队、无人机、大口径火炮等武器，在纳卡地区展开攻防。

土耳其的间接插手，则是2020年这场局部战争的一个新特点。长期以来，亚美尼亚境内的阿塞拜疆人自治省份纳希切万一直需要依赖土耳其完成外贸、出入境等事宜。阿塞拜疆本身则是土耳其自研军火的重要出口对象国。此次纳卡战争爆发之后，埃尔多安政府不仅高调宣传阿塞拜疆军队利用土耳其产无人机取得的丰硕战果，还派出战斗机攻击在军事行动中误入土耳其领空边缘的亚美尼亚飞机，显得咄咄逼人。对埃尔多安来说，具有共同宗教信仰和长期经济往来的阿塞拜疆显然是其发展“新奥斯曼主义外交”的理想盟友，而存在历史积怨的亚美尼亚则是一个威胁。对削弱亚美尼亚的国力以及国际地位的行为，土耳其乐见其成。在本地区依然存在俄格争端以及乌克兰问题的背景下，纳卡冲突的升级以及土耳其的“东向”战略，势必带来更大的不稳定性。而即使“两周战争”最终以10月10日双方的实控线为基准宣告结束，它也绝不会是亚阿对立的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