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3日，参加“和平使命-2016”上合组织联合反恐军事演习的中方地面参演部队抵达演习地域 （新华社供图）

9月18日，我分别接受了福建和上海两家电视台的直播采访。在采访中，我对中国东部战区在台湾海峡“组织海空兵力进行战备警巡和海空联合演练”的相关微博内容进行了解读。事后有看到采访的朋友问我为什么在谈话中反复提到中国“军改”，我说，东部战区发言人、空军大校张春晖在微博中提到的三个“关键词”，算是对5年前美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伍诺思（Joel Wuthnow）一篇文章的回应吧。

先说东部战区发言人张春晖在微博中提到的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张大校说的“检验多兵种联合一体化作战水平”中的“检验”；第二个是“有关行动是应对当前台海局势的必要举措”中的“必要举措”；第三个是“有利于提高战区部队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主权安全的能力”中的“能力”。如果了解5年来解放军通过“军改”所取得的两项相互配套的成果——“建立健全了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及“优化了（部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成立战区）”，就可以发现这三个“关键词”诠释了东部战区此次演练的背景和目的。简单说就是，在“当前台海局势”这个背景下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一是要达到检验“军改”成果的目的，二是要达到巩固“军改”成果的目的。

接着再说伍诺思在2016年美《联合部队》季刊第四期上发的《中国军事改革对台湾意味着什么》的观点。伍诺思在文中认可，若中国军队“军改”按计划完成，联合作战能力将会大幅提升，“台北将会面对一个不仅组织、训练、装备更加完善，且更有信心打赢信息化条件下战争的对手”。但同时，他也提出了中国“军改”所面临的三个障碍：“大陆军主义”、在国防预算上的军种之争和缺乏实战经验。最后他指出：正如美国军方在国会通过“戈德华特－尼克尔斯”国防改革法案之后30年里发现的那样，发展一支有能力的联合部队需要多年的反复磨合。解放军能否以及如何成功地克服自身的障碍，仍有待观察。

然而随后中国“军改”的进度，可能超出了2016年伍诺思的预期。比如，在撤销了之前陆军主导的七大军区，成立东、南、西、北、中五个战区的同时，组建了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形成了平战一体、常态运行、专司主营、精干高效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再比如，在大幅压缩陆军员额、适度增加海军和火箭军员额的同时，增加了特种作战、立体攻防、两栖作战、远海防卫、战略投送等新型作战力量等。事实上，在2019年美国国防大学出版一本长达768页，题为“习主席重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评估中国的军事改革”的论文集中，伍诺思作为编撰者之一在序言中写道，在“印－太地区”作战的美军需要预期解放军能够对地区危机做出反应和更有效地做出反干预行动。同时，他在该书的结论部分还写道：解放军声称到2017年底完成了30万官兵的精简，裁减了1000多支部队和30%的军官员额。

最后我想说的是，作为美国国防大学研究中国“军改”的顶级专家，伍诺思在看到了张春晖大校的谈话，并“旁观”了解放军这次在台湾海峡进行的多兵种联合一体化作战演练后，他和他的美国防大学同僚们会向美国防部提出什么样的新政策建议呢？巧合的是，当地时间9月16日，一直觊觎中国“军改”的美防长埃斯珀在兰德公司发表演讲时专门说的一句话是：“我还指示我们的国防大学将一半的课程用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