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月25 日，已经成为日本现代政治史上累计任职时间最长首相的安倍晋三在东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由于溃疡性结肠炎复发，决定辞去首相职务

 

被迫提前的卸任

在2020年的秋天到来以前，所有日本政治观察家都清楚：65岁的安倍晋三作为内阁总理大臣（首相）的剩余任职时间已经屈指可数。2017年，执政的自由民主党破例变更了党总裁的任期规定，一名资深政治家在中途不辞任的情况下，最多可以连续担任三届党魁，每届任期三年。按照这项新规定，2012年9月在党总裁选举中复出的安倍，其连续党魁任期将在2021年秋天结束。由于2021年还会举行四年一度的众议院议员选举，并且自民党历来实行的是“总理总裁制”（即在本党赢得大选的前提下，首相和党魁必须由同一人出任），安倍在大选举行前向新任党魁交班，此后以政坛元老的身份“退居二线”，本来就在计划日程中。人们谈论更多的是，谁会成为他的政治继承人，日本政坛又是否会回到此前“七年七相”的动荡岁月。

当然，观察家们同样清楚，在离开阁揆之位以前，安倍将会创造现代日本政治史上的两项新纪录——连续在任首相时间最长，累计担任首相天数最多。若是在承平之日，单是他2012年12月二度上台后长达7年又8个月的连续执政期，都会引来新闻媒体形形色色的评论。但在2020年，没有多少人对此有兴趣：突如其来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将原定于2020年夏天举行的东京夏季奥运会推迟到了2021年，届时安倍是否还能以东道国政府领导人的身份主持开幕式，还是一桩悬案。疫情对日本经济和就业数据造成的冲击，更是使已经后劲不足的“安倍经济学”（Abeconomics）形象变得更加尴尬。乌云笼罩之下，无人有意为他唱起赞歌。

对安倍晋三本人来说，2020年同样是一个极为难挨的年头。年初新冠病毒“大流行”暴发之后，日本政府虽然早早采取了宣布紧急事态、关闭公共活动场所等应对措施，从而缩短了新增确诊病例剧增的“时间窗”，但和韩国、中国台湾等周边国家、地区相比，成效并不明显。截止到8月下旬，日本累计确诊新冠病例已经超过6.5万人，死亡病例在1200人以上，确诊人口占比以及致死率两项数据均超过韩国。受疫情影响，2020年第二季度日本GDP快报数据环比年化增长率变为-27.8%，创下“二战”结束以来最大降幅；6月全国非正规就业（弹性就业）人数同比减少104万人，同样是历史跌幅的峰值。而安倍内阁意图推进的向每户家庭发放30万日元现金、为全国旅游业提供财政补助、全民免费领取口罩等举措，要么由于国会内部以及地方政府的反对无法推行，要么在采购环节出现严重问题、被迫中止，可谓诸事不顺。即使安倍本人对媒体剖白称“从1月底开始，曾经连续147天都在处理公务，中途不曾休假”，内阁的支持率还是一路下滑到了8年来的谷底。

偏偏长期围绕在安倍政府周围的政治丑闻，此时仍不曾消停。5月11日，执政的自民－公明党联盟宣布将《国家公务员法》修正案和《检察厅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国会审议，引发轩然大波。在野党议员普遍认为，前一法案不存在明显问题，但被安倍强行捆绑进来的《检察厅法》修正案，无端将全国检察官的退休日期从63岁变更为65岁，并赋予法务省以批准检察官延迟退休的权力，真实目的是为安倍青睐的东京高等检察厅检事长、“首相官邸的守护神”黑川弘务接掌检事总长（全国总检察长）一职铺平道路。倘若这项修正案获得通过，本该在今年2月退休的黑川就可以在检察机关继续任职两年并升迁到中央，从而为安倍顺利完成交接班布局提供司法保障。偏偏风口浪尖上的黑川弘务竟是一位“赌神”——他在疫情防控期间私自前往相熟的《产经新闻》记者家中，召唤三位媒体“同好”前来陪自己打麻将，一个半月内连犯两次。此事被《周刊文春》曝光后，黑川被迫引咎辞职。而安倍内阁成员乃至其亲属多年来结交妄人的记录，在“黑川事件”后也被重新翻出。

重重压力之下，进入执政“收尾期”的安倍晋三，出现在电视画面上的形象变得愈发疲惫消瘦。有官邸记者（日本新闻界专门报道首相府有关消息的记者）通过近距离接触判断，从今年2月至今，安倍的体重已经下降了10公斤以上，显示出健康状况不佳的迹象。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还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8月28日下午，安倍突然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自己由于肠道旧疾复发决心辞职，并将继续领导政府直至新党魁产生。

出身山口县政治世家的安倍晋三，从17岁起就饱受溃疡性结肠炎的困扰，这一情形在日本乃是人尽皆知的事实。2007年安倍第一次宣布辞去首相职务时，给出的理由就是“肠道疾病”。然而在党魁更替日程表已经确定、原本尚有一年过渡期可以交卸各项职务的背景下，安倍的决定竟是提前引退，依然有不合常理之处。

《日本经济新闻》通过官邸记者，梳理了安倍晋三做出辞职决定的时间线。今年6月13日，首相在庆应义塾大学病院进行例行肠道检查时，被主治医师告知“旧疾有复发的迹象”。鉴于溃疡性结肠炎病情往往会因精神压力过重而加剧，安倍此时已经开始考虑个人进退问题。6月19日，他和财政大臣麻生太郎、内阁官房长官（秘书长）菅义伟、前经济产业大臣甘利明这三位最亲密的政治盟友在东京密会，对交班事宜做了“吹风”。8月7日，内阁召开全体会议，确认将在今年秋天进行本届政府任期内最后一次改组，并决定自民党领导层进入选战筹备状态，人事安排需要做出调动。但到了8月17日，医师在检查中确认安倍的病情并没有因为服用新药而好转，在内阁和党领导层改组完成之后再行引退的时间表被迫大幅提前，甚至到了按日计算的程度。

8月23日是决定性的一天。就在这一天，安倍晋三第二个首相任期的连续在职时长达到了2798天，与自己的外叔公、1964～1972年在任的首相佐藤荣作持平。而以累计在任时长论，安倍领导日本政府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明治时代的名臣伊藤博文和桂太郎。在奥运、修宪以及人事安排等棘手问题短期内难做定论的情况下，至少他对自己家族的承诺已经兑现。8月24日，在又一次接受了病情检查之后，安倍最终决定尽快宣布辞职决定。这位1885年日本内阁官制初步成型之后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提前一年从政治舞台中央撤出了。

8月22日，千叶县印西市民众在为防疫特设的汽车形小剧场中观看露天电影。尽管安倍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应对大致及时，但突如其来的“大流行”还是对增长乏力的日本经济造成了显著冲击

 

8年与30年

若从1957年开始计算，则日本最近63年的政治史，有超过30%的时间处在岸信介（安倍外祖父）、佐藤荣作（岸信介之弟）、安倍晋三这三位出身同一家族的首相的执政期内。而进入21世纪之后，安倍的阁揆地位之稳固，更是异常突出。但至少在一开始，没有人能预见到这点：安倍在2006～2007年的第一次上台，开启的是一个异常纷乱的时代。小泉纯一郎相对平稳的5年半执政期，见证了日本积弊已久的财政、职业年金、医疗制度的改革开始，同时政治和外交上“向右转”的风向也很明显。安倍在接过这个刚刚起步的改革摊子之后，未能从中受益，反而为其负面影响所累：先是已经宣布民营化的邮政系统集体“造反”，随后经济系统官员又连续卷入个人丑闻，自民党因此在2007年参议院选举中败北。至于被新内阁寄予厚望的改善周边关系，由于朝核问题再度峰起，也未能收获预期效果。在此状况下，安倍在任职刚满一年之际，就以健康状况为由突然宣布辞职，被反对党和舆论攻击为“不负责任”“丢下烂摊子逃跑”，可谓政治生涯的至暗时刻。

与之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安倍从2012年底开始的第二个任期，全无任何内外挑战者，稳定到了近乎乏味的程度。2006～2012年“七年七（首）相”的乱局，特别是昔日的在野党民主党上台之后，对外交事务、自然灾害、派阀斗争等传统问题依然束手无策的拙劣表现，使得日本主流民意倾向于回归传统的“自民党体制”。安倍在第二次组阁之后利用议席优势大幅扩张行政权力，甚至在“党内一致”口号下架空国会的精明策略，也使得执政集团内部的矛盾甚少暴露于公众面前，从而大大巩固了政府的支持率。一项明证是，消费税问题曾经构成2012年导致民主党内部分裂、野田佳彦内阁匆匆倒台的关键因素；而安倍二度上台后，两次提高了消费税税率，虽然在民间引发大量批评之声，在执政党内部却从未遭遇阻碍，“独大”态势可见一斑。值得玩味的是，《日本经济新闻》在8月25日之后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有大约45%的受访者认为继任首相最重要的素质应当是“富有领导力”，只有35%的受访者认为是“人品可以信赖”，折射出的恰恰是“安倍模式”带来的舆论风向转变。

问题在于，累计执政时间超过8年半的安倍晋三，真的比他的前任们更好地解决了日本面临的问题吗？

以货币贬值－量化宽松、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复兴民间产业投资这“三支箭”作为标榜的“安倍经济学”，曾是安倍内阁最近7年多时间里最重要的政策标签。然而甚至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三支箭”就已经表现出疲软的势头。2012年时的日本尚能维持1.5%的GDP增长率，经过6年刺激，这一数据反而滑落到了2018年时的0.8%。2018年10月过后，日本经济迅速重回“负增长”区间；根据财务省2020年8月下旬公布的数据，目前日本GDP规模仅为485万亿日元，甚至比安倍第二次上台时的2012年12月（498万亿日元）还低。

失业率显著下降是安倍的第二任期内值得一提的亮点。新冠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12月，日本全国总体失业率为2.2%，相当于2012年时的一半。但另一方面，高龄少子化现象导致的劳动力总体短缺状况依然相当显著，日本政府仍在布局逐步向外籍劳工开放中低端服务业市场。同样突出的问题还有公私债务负担持续上升——安倍内阁曾经宣布要在2026年之前实现财政盈余的“正数化”；但截止到2020年7月底，全国和地方基础财政收支赤字依然占到GDP的12.8%。和回天乏术的前任首相们相比，安倍的“成绩单”并没有更光鲜。

归根到底，安倍希望改变的，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然高度成熟、但正在进入收缩周期的发达国家。而从1989年开始的30年“平成”（明仁天皇年号）时代，正是以黯淡和内敛作为特征的。昔年曾缔造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一亿总中流”上班族，在长期通货紧缩以及收入增长实质停滞的压力下，不得不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推迟退休年限等非常规举措来维持既有的生活水准。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普遍性的晚婚晚育和生育意愿降低，以及整体劳动生产率乃至创造力的下降。更有甚者，出于对社会现实的失望，为数超过百万的年轻“御宅族”干脆拒绝就业，终日沉醉在虚拟化的电子娱乐（游戏）和互联网社交中，成为不工作、不结婚、不生育的“蛰居族”。与这种特殊现象并行不悖的，尚有“银发族”群体面临的“老后破产”窘境——发达的医疗条件和国民体质的普遍改善，使日本男女性的平均寿命在2018年先后达到了81.09岁以及87.26岁的历史新高水平，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双双跻身前三位。在今天的日本，有27.7%的国民年龄在65岁以上，13.8%年龄超过75岁，每三人中便有一人年纪超过60岁。即便这些老年人尽量降低日常消费欲望，储蓄金钱，依旧不足以应对青壮年劳动力稀缺和养老金规模持续萎缩造成的高昂养老成本，而他们要到63岁以后才有资格领取养老金。

在2020年的世界上，日本依然是全球第一大债权国，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仅次于中国。但和30年前相比，日经指数刚刚回升到泡沫经济晚期大约74%的水平，曾经的科技业巨头索尼集团的市值与1989年时相比几乎毫无变化，政府累计债务与GDP的比值则一路上升到了惊人的230%。以安倍8年执政的努力，希望扭转整整30年的历史痼疾，难度可想而知。最终，“安倍经济学”仅仅是把进退两难的过渡期人为延长了——2006年安倍第一次执政时面临的问题，依旧不曾获得解决。日本社会仍然处在收缩周期之中。

8月28日，东京民众在街头领取刊登有安倍晋三辞职消息的《读卖新闻》号外

 

“忖度”阴影下的接班人

据《日本经济新闻》政治部次长、资深记者岛田学回忆，在决定辞职前的两个多月里，“由谁继任党魁”始终是安倍本人最关心的人事安排问题。这不仅涉及到自民党内部盘根错节的政治派阀，还与自民党总裁的产生方式有关。一般而言，倘若党魁任期自然结束，会举行正式的自民党大会，由本党所属的全体国会议员以及代表普通党员、党友的地方票力量共同决定党魁人选，且议员票与地方票的有效比例为1∶1。换言之，目前自民党在参众两院的总共394名国会议员每人握有一票，同时全国的大约109万名正式党员会投出另外394票代表票，总共788票。在此情形下，即使一名合格的参选者得不到自民党内部势力较大的几个派阀的支持，只要他能争取到足够多的地方票，同时尽可能吸引无派阀中间派议员的支持，仍有当选的可能。

另一方面，安倍晋三决定在正式任期结束前提前卸除党魁一职，这种情况下通常不会举行规模较大、所需筹备时间偏长的党大会，而会采取相对封闭的“两院议员总会”模式。在第二种模式下，每位议员依然人手握有一票，不过地方票数量减少为141张，代表地方力量投票的也不再是全体正式党员，而是全国47个都道府县的党组织负责人（每个行政单位3人）。如此一来，由于地方票明显减少，派阀协调以及前代党总裁授意往往会发挥更显著的影响。但在同时存在多名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并且前代总裁态度暧昧时，也会出现僵局。

根据自民党广报本部通过互联网公布的议程，后安倍时代的首次议员总会最迟将在今年9月17日召开；从9月1日起，任何得到20名国会议员联署支持的候选人都可以作为正式竞争者参选。公认的自民党高层骨干人物中，担任过一届首相的麻生太郎已经宣布因为年龄关系（79岁）不会参选，主要竞争者于是缩小到了河野太郎、岸田文雄、石破茂、菅义伟四人范围。现任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的岸田文雄一度被视为安倍指定的继承者，并流露出愿意和麻生太郎所在的派阀合作的意向。但在今年以来最受关注的新冠疫情应对中，岸田对执政党的顶层决策影响有限，因之无法确保获得半数以上议员的支持。外务大臣河野是新崛起的有力候选人，不过麻生认为他存在“缺乏一般性的常识”这一问题，年龄也相对偏小（57岁）。民意调查中呼声最高的候选人是前防卫大臣石破茂，他的经验和年龄（63岁）都相对适宜，却不合安倍的心意——按照岛田学的分析，在2007年自民党遭遇参议院选举失利的惨败后，正是石破率先举起“反旗”，在党内策划对安倍的领导力进行质疑，这才导致了安倍的第一次下野。故而安倍绝不可能容忍石破顺理成章地接任党魁，继而登台组阁。

“密室政治”现象，在“1955年体制”奠定之后的自民党内部历来不是新鲜事。但2020年这次新党魁选举的特殊之处在于，在安倍的第二任期内，以首相官邸为代表的行政权力在日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了空前程度的上升。早在2012年12月重新执政时，安倍即公开宣称他要“让人才（从国会）向内阁集中”。此后的7年多时间里，无论是《特定秘密保护法》的顺利通过，还是新安全保障法案以及“共谋罪”修正案在国会的过堂，无一例外采取的是行政首脑（首相）独断、全党议员立场一致、在事实上架空国会的操作。虽然因为始终没能争取到修宪所需的2/3议会多数，安倍谈论多年的“法理修宪”程序在他的任期结束前并未付诸实施，但无论是依靠相对多数强行通过法案，还是在“行政释法”的名义下对既有的法律条文作出曲解，都在事实上构成了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和社会自由的全面入侵。日本的首相权也因此在安倍时代膨胀到了“二战”结束以来的极大值。

2019年6月16日，东京街头举牌抗议安倍政府年金改革方案的中老年示威者。高龄少子化现象给日本社会造成的压力在安倍晋三的任期内并未获得显著缓解

 

当立法机关对行政当局的监督和牵制功能在事实上遭到消解之后，权力本身的固化和腐败也就变得顺利成章。从2017年至今，日本政坛陆续爆发“森友学园丑闻”“加计学园风波”等重大舆论事件，前者涉及首相夫人安倍昭惠，后者的当事人加计孝太郎则是安倍多年的好友。《朝日新闻》等媒体引述的政府内部文件中，明确提及有官员承认某些反常的决策“是首相的意思”，“是官邸最高层明确说出的”，但在政府公布的调查结果中却成为个别办事人员的私人行为。在涉及安倍内阁高层的政治风波中，“忖度”（Sonntaku）一词出现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所谓“忖度”，指的是当事人拒绝承认某些政策失误或者违规举动与首相及其亲信具有直接相关性，但承认自己揣摩、研究了“上意”，做出了可能符合上级内心真实想法的决定。换言之，在决策产生以及政策施行过程中，首相个人的好恶被置于了公务员应有的责任伦理之上。尽管裙带关系、金元政治等负面现象在战后日本政治中并不罕见，但“忖度政治”在进入21世纪后竟会出现如此昭彰的回潮，显然和安倍内阁塑造的政治气氛有关。

当然，必须承认，这种权力的傲慢和自我陶醉，很大程度上已经是日本民间社会整体保守化的缩影。近年来，尽管要求修正宪法第9条、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动议在民调中往往遭遇五成以上的反对率，但赞成这类动议的比例同样稳步上升到了三成，这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举国反对增加防务开支的潮流已是大相径庭。这足以印证在“中等强国焦虑”驱动下，日本的政治生态已经呈现出了保守化的势头。而围绕安倍的政治继承者人选发生的一系列密室政治情节，使人仿佛回到了小说《金环蚀》的年代，充满了陈腐的旧式政治气息。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回到过去无助于解决日本社会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而安倍直到辞职，似乎也没有交出理想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