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被期待的婴儿潮

2013年11月“单独二孩”政策出台的时候，李露意识到，尽管自己和先生都不是独生子女，但她离自己的梦想不远了。她告诫先生“不抽烟、少喝酒、少熬夜”，自己则开始了体育锻炼，为未来孕育第二个生命做准备。

李露出生于1979年，她出生的第二年，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2007年，李露生下了一个女儿。孩子长到两三岁时，她开始强烈地想要第二个孩子。虽然在情感和经济上都有充分的二孩条件，李露的二孩之愿付诸实施却要等到10年后了。理由很简单：她和先生都是公务员。

过去这些年，李露不是没有想过，用辞去公务员职务、交上一笔罚款的办法为二孩买单。夫妻两人仔细研究了政策，却退缩了。“交罚款的时候需要双方单位签字盖章确认，上户口的时候又需要双方单位取证，总之违规生二孩，不但要丢掉事业，未来要走过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处罚，好像处处受刁难似的。我先生一直是规规矩矩行事的人，受不了那种被边缘化的境地。”

李露的同学里，有公务员妈妈选择另一条路——去香港生二孩。单位领导私下网开一面：“民不告，官不纠。反正也没占用国家名额。”但事情还是没捂住。一次，一位男同事因为请长假未果，一怒之下哪壶不开提哪壶：为什么那谁生二孩就能请几个月假？这件事最终以二孩妈妈的辞职告终。李露注意到，即使是同学聚会，这位妈妈也从来不敢带两个孩子参加，因为她先生的单位还蒙在鼓里，她生怕走漏风声。

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会议决定：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李露和先生一拍即合：立刻开始备战二孩。今年1月，作为前计划生育时代“最后一代非独生子女”的李露，终于在38岁这年如愿迎来了儿子——“全面二孩时代的第一批二孩。”

在去年3月举行的“2016年北京妇产科专业学术年会上”，不止一位妇产专家预计，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将制造一波生育潮，这波生育潮将在2019年达到高峰。像李露这样出生于1980年前后的非独妈妈，被产科医生称为“赶末班车的一批人”，她们将成为未来几年生育的主力。用北京妇产医院刘凯波教授的话说，新的生育潮，将是“‘70后’二孩尾巴、‘80后’二孩、‘90后’一孩的叠加效果”。

推动生育潮的，并不仅仅是个人被政策压抑的生育意愿的释放，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国家意志亦是推手。“全面两孩”政策正式落地后，各省加快修订了本地区计生条例，取消了晚婚晚育假，产假及陪产假则做了相应延长。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解决好全面实施两孩政策的配套政策问题。今年2月，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社会福利会议上说，政府正在考虑采取包括“奖励补贴”等激励措施，鼓励人们生二孩。

从国家到小家：生育权的回归之路

从“只生一个好”的社会动员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的逐步放宽，在漫长的35年独生子女时代后，中国正在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这一回归的背后，是对中国人口现状认识的重大转变。

80年代初，几乎就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的同时，中国人口学研究开始复苏。一批年轻的中国第二代人口学者有了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各国学习的机会。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我：80年代，人口学研究的主题就是如何控制人口数量，降低生育率。“整个世界当时面临的都是这个问题。大家都在关心生育：人为什么想多生孩子？教育和生育的关系、收入和生育的关系、城市化和生育的关系、性别平等和生育的关系等等，大家想的是：哪一个因素上去了，生育就能够下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人口急剧增长。1804年全世界人口方才达到10亿，此后，每增10亿人口的时间越来越短：1927年达到20亿经历了123年，1960年达到30亿经历了33年，1974年到达40亿只花了14年，1987年到达50亿花了13年。

国际智囊组织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出版的研究《增长的极限》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根本观点。这本书用系统动力学的办法建立了一个以增长极限为内容的世界模型。在这个模型里，人口增长离不开粮食生产，粮食的增加要求资本投入的增加，更多的资本要求更多的资源，对更多资源的利用和消耗会造成更严重的污染，环境被污染之后又反过来影响人口增长和粮食生产。为避免崩溃，研究者们主张在1975年就停止人口增长。

1974年，联合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全球性政府间会议，对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问题以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广泛讨论，通过了一份《世界人口行动计划》，提出凡人口增长妨碍实现增进人民福利目标的国家，应选择适当的人口政策。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1974年联合国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的感召下，纷纷采取了种种限制生育的政策。

90年代，中国人口研究界出现了新问题。1992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38万人调查显示，全国1991和1992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5和1.52。这意味着，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首次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总和生育率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15～49岁），人均的生育子女数量。一般认为，维持人口不增不减的更替水平为2.1，即平均一个妇女一生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维持现有人口数量。

对于这次调查的结果，包括顾宝昌，许多人的态度是“不相信”。大家期待着1995年国家统计局的“小普查”结果，然而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尽管多年来人们一致认为农村人口是生育大户，但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56，甚至比政策追求生育率还低0.2。顾宝昌坦言，接受并理解这一人口形势的变化，他花了10年时间。90年代，中国跻身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行列，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步已经降到1%以下。

与此同时，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已经出现由于长期的低生育率造成的人口结构老龄化问题。人力资源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比物质资本的增加重要得多等观念，在与人口威胁论的角逐中日趋占据上风。

2001年5月，顾宝昌和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王丰牵头“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在上海郊区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中国的人口学者开始呼吁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

涉及政策调整，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如果将生育权放开给家庭，会不会造成人口失控？顾宝昌等人在多年的调查中发现，这一假设并不成立。东部经济发达的江苏省允许农村夫妇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两个孩子。但调查组发现，2006年，4000多个按照当地政策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中，实际生了二孩的不到10%。2009年，跟踪调查表明，在这3年中他们中间又生了二孩的家庭还不到6%。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一向被认为是人口生育大户的“老少边穷”地区。宜昌的长阳、五峰两县地处偏远，分别于2003和2004年就推出了普遍二孩政策的试点，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生育率反弹。顾宝昌亲自去调研，有了更深的感受。他走到一家，正好男主人在屋里休息，他进门问对方为什么不生二孩。“他说：你不明白，我把这个女儿培养好了，将来她上大学，然后在宜昌市工作，我们呢，在宜昌买房子，我们全家就搬到宜昌去住了。”顾宝昌突然意识到：生与不生的问题，实质是一个家庭发展战略。过去，对于“老少边穷”地区生育率高的主观推论已经失去了根基：“地理上的闭塞已经不等于观念上的闭塞。后来我明白了，他看的电视跟我看的一样，他的手机跟我一样，我们接触的信息差别不大。而且现在人口流动很高，大量人员外出务工，生育观念已经改变了。”

顾宝昌越来越发现，对于人口的认识必须基于一些全新的、前所未有的现实。“一个城市化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几千年有过吗？城市化给人带来的影响是颠覆性的，我们千百年的小农社会一去不复返了。过去中国是不流动的，脸朝黄土背朝天，现在都流动起来了。宗族观念也被冲散了。”顾宝昌说，“我们今天和你们明天后天所面临的人口形势跟过去几千年不一样，跟过去几百年不一样，跟过去几十年也不一样了。”

2015年1月，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在内的39名人口学界学者九易其稿，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取消对公民的生育限制》的建议书。在这份建议书里，人口学家们的观点非常明确。他们提出：“人口是国力的根基，是经济和科技发展最宝贵的资源。”我国人口面临的主要风险已经是“生育率长期过低”。我国15岁以下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已经从1950年的2/5锐减到了目前的1/6。未来10年，中国处于生育高峰期的23～30岁女性的数量将锐减40%。相应将带来的问题是：劳动年龄人口萎缩、养老负担日趋沉重，数亿独生子女家庭很难应付生老病死的风险。“面对我国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的经济新常态，当年实行生育控制政策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

顾宝昌说，建议书一经提交，去年3月就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10月份“五中全会”，全面二孩政策就颁布了。

二孩：我们准备好了吗？

当行政权力之手开始放开生育权，生育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面貌。

当生育的权利重新回归小家，中国的千千万万家庭开始面临他们过去30多年里从未遭遇的抉择：二孩，生还是不生？

2014年，全国“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启动前，受国家卫生计生委的委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曾根据调查做出推断，全国符合条件生育二孩的“单独”家庭有1100万个，预计5年内应该每年有200万左右的单独二孩出生。但出人意料，单独二孩申请人数远低于预期。截止到2015年10月底，全国共有185万对单独夫妻申请了再生育，仅占全国1100万对符合政策夫妻的16.8%。人们猛然发现：我们也许并未为生育二孩做好准备。

经济因素是人们最常提到的顾虑。“为什么不生？因为没房可住啊！”“80后”李梅对我说，她有一个3岁的女儿，“我们现在住两居室，孩子刚出生的头三年，我们上班，就需要父母来帮助带孩子。一个孩子还能周转得过来，两个孩子怎么办？到时候，不但父母要一起住，还可能需要请保姆，家里根本摆不开。无论是换房子，还是请保姆都需要大笔开销。”

一个比经济账更深刻的因素可能是观念：35年的独生子女证已经深刻改变我们对家庭的理解。

另一位“80后”妈妈熊葵的婆婆非常期望她能再要一个孩子。公婆的兄弟姐妹家基本都是两个孩子，他们觉得这样才是正常的家庭形态。对于长辈的期望，熊葵“基本都是冷处理，不回应”。她内心更满足于独生子女的家庭形态。她观察，丈夫有一个姐姐，姐弟俩的感情“也没好哪去”，反而都觉得父母更偏爱对方。“我是独生子女，独享父母的爱和所有教育资源，并没觉得有孤独感。我不希望女儿的爱被分割，尤其是二孩万一是弟弟，老人可能的偏爱和父母不得已的分心，都让我担心那个敏感小孩有阴影。”

在李梅的大家庭里，唯一强烈支持二孩的是李梅的丈夫的姥姥。李梅的丈夫是从小由姥姥一手带大的。老人家提出，房子不够住，完全可以把孩子放到老家，“爷爷奶奶带孩子，天经地义”。但李梅并不这么认为，首先，她不接受把孩子完全抛给老一辈的养育理念。其次，她并不认为老一辈的付出是理所应当的。年初，父母率先问起李梅生二孩的打算。外孙女出生后的这几年，李梅的父母时不时从苏州到北京来帮忙照看。是否生二孩决定了他们要以怎样的方式安排自己未来的生活。

李梅观察：“从爷爷奶奶这辈人来讲，带孩子也是很辛苦的。尤其是我这样的情况，两家老人原本在自己家条件都还行，到了北京住得也局促，吃也吃不惯。孩子奶奶的原则就是能不带就不带。我父母带一孩，从50多岁带到60岁。如果再生一个，也要带到三年，他们都快65岁了，再想旅游啥的，还能玩得动吗？”

另一面，在二孩政策的影响下，“生育”正在从一项政策，重新凸显它曾被忽视的医疗专业的那一面。因为政策而改变的生育期待，正在呼唤医学和医疗资源的迅速回应。

从数量上看，政策放开后的生育堆积现象将对中国大城市本来就已背负着巨大压力的医疗系统提出更大的挑战。去年，北京市迎来了28万新生儿，比2015年多7万。医疗系统通过各种手段挖潜，调整医疗病床的结构，把一些其他科室的床调到产科，共调增了1400张产床，同时增加了800名助产人员。

比数量更棘手的是结构性挑战：据测算，我国符合全面二孩政策条件的妇女约60%在35岁以上。这个群体被产科医生称为“赶末班车的一批人”。年龄超过35岁的女性，卵子数量和质量都有显著的下降。有统计显示，小于35岁女性的自然流产率约为12%，而超过35岁的女性自然流产率上升到35%左右。妊娠高血压在高龄孕妇中的发生率比适龄孕妇高出2～4倍；糖尿病及妊娠糖尿病的发生率更是比25～29岁的孕妇高出3倍以上。为了应对高龄高位产妇扎堆的新的医疗危机，卫生部要求大部分高危产科病患都要转到三级医院。原来三级医院接诊高危的比例从60%提高到了80%以上。但在硬件和制度建设之外，医疗资源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医生、助产士、护士等人才资源的配备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问题。（文中李露、李梅、熊葵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