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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2月1日:封城前后,武汉时刻

作者:admin 2020-02-17 我要评论

武汉第七医院门诊楼的输液室 1月21日,我家取消的寿宴 1月17日,我坐着高铁回家,从北京到汉口,心想这恐怕又是一个平平淡淡的春节吧。我们一家三口回武汉,主要...

武汉第七医院门诊楼的输液室

 

1月21日,我家取消的寿宴

1月17日,我坐着高铁回家,从北京到汉口,心想这恐怕又是一个平平淡淡的春节吧。我们一家三口回武汉,主要是为了1月21日庆祝我爸妈的70岁生日。谁能料到,1月21日我开始了武汉新冠肺炎的采访,仅仅三天时间,这座城市顷刻间从一派繁华到关上大门。

武汉的家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1公里。回家前,我陆陆续续看到武汉有不明肺炎的消息,但不觉得很严重。而且这个冬天碰上我爸妈70岁生日,他们等着我们一家三口回家,然后定下1月21日跟亲戚们共30人一起聚会。1月17日夜里,我们到达汉口站,弟弟是戴着口罩接我们的,在人群中属于少数人。接下来几天,我爸照常每天一早去菜市场买菜,没有任何防护。

“金银潭医院,爸爸妈妈你们听说过没有?”在家刷手机新闻的时候,我忍不住问。我以为是自己作为武汉人的孤陋寡闻。

“没有听说过啊,哪里有这个医院咧。”

金银潭这个地名,武汉人都知道。武汉因为水系发达,被称为“百湖之市”,很多地名里有“湖”“潭”这样的字眼。但是“金银潭医院”,是个让人非常陌生的地方。后来我们采访的一位支援金银潭医院的护士长也说道,她在武汉当了13年护士,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家医院。

武汉的好医院非常多,就拿汉口火车站这一片来说,有句话叫“解放大道三把刀,同济、协和、161”,想去哪家看病都方便。后来我同事的采访也证实了这一点,武汉的三级医院有61家,其中三级甲等就有27家。我回想从小到大我们一大家子看病,似乎只去过三级医院,挑选的余地非常大。武汉人对自己城市的医疗体系很自信,就像我一个朋友曾经说的:“还有武汉同济、协和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它们都解决不了,那对这病我也就认了。”

作为武汉人,我们从来不觉得,这个强大的医疗系统,会有一丁点儿承受不住的可能。所以当武汉金银潭医院作为不明肺炎的治疗医院,在新闻里偶尔被提及时,我们仍然觉得这事离得比较远,一个不知名的医院就能对付。

今年春节,新冠肺炎完全改变了武汉人的生活(蔡小川 摄)

 

1月20日,武汉街头戴口罩的人仍然很少。按照我家计划,明天全部亲戚大聚会,我觉得我必须对眼下的肺炎有个态度了。肺炎这事如果比较严重,肯定应该取消聚会。我心里稍有迟疑,爸妈70岁是个大事,我这么做在武汉话里叫“打破”,是非常讨人嫌的。说起来,2016年夏天,我妈妈被确诊为肺癌,经历了一系列痛苦的放化疗。有一次我挨着她坐在沙发上,她抹着眼泪轻轻说:“要是能活到70岁,我就满足了。”妈妈是个心特别大的人,性格硬朗,内心虽然极为善良,但是从来都羞于表达柔软的情感。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只是沉默,像石头一样压在沙发上,不知如何应对。但这句活到70岁的话,我一直记着。

妈妈在靶向药的作用下,这几年生活质量一直不错。如果因为肺炎而感染,那这聚会可是得不偿失。我跟爸妈说,还是应该一一通知亲戚,取消聚会。难得的是,爸妈比我预计的要开明。心里肯定失落,但按照我说的做了。亲戚们仍有即将互相串门拜年的想法,只是嘱咐少送东西,不要太客气。

这天我发了一个微信朋友圈,呼吁朋友们不要来武汉了。虽然我当时对武汉肺炎的严重程度还不知晓,但2003年2月我刚到《三联生活周刊》上班,就与北京这座城市一起经历了“非典”,并且做了一系列报道。凭着模糊的感觉,我觉得武汉这个时候应该禁止人员的流动。武汉是个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所以显然这个时候要禁的,是全国性的流动。但是在春节还有几天就要到来的时候,那么多人盼着回家团聚,还没有人用“疫情”来形容这事。当时没有足够的信息,引起足够多的人的理性行为。

在汉口火车站,用红外探测器探测乘客发烧迹象(蔡小川 摄)

 

呼吁朋友们不要来武汉的同时,我心里开始有了一个判断:马上召集同事来武汉,不明肺炎的报道很可能是个大事。如果事情不大,我们派记者来也损失不了什么。万一事情很严重,我们又没有早些介入,报道就会很被动。

我上网查了一下金银潭医院,它也叫作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是湖北省、武汉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定点医院,也是湖北省肝病、结核病、艾滋病、血吸虫病、手足口病、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定点收治医院。2016年运用ECMO成功救治了4例重症肺炎并严重呼吸衰竭患者,包括一例湖北省首例危重H7N9禽流感患者。2008年才更名的金银潭医院,是由曾经的武汉市传染病医院、武汉市结核病医院、武汉市第二结核病医院整合组建而成。

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感受是,第一,新冠肺炎看来不是这家医院擅长的,武汉在“非典”中死亡的病例非常少,新冠肺炎对武汉人来说是陌生的。第二,既然这次启动的金银潭医院是传染病医院,说明武汉这次疫情比较严重。

我给主编李鸿谷打了个电话,他也认为应该派记者。同事王珊在我们做决定之前,已经跟我说,愿意到武汉做肺炎报道。我在社会部的记者群里问了一下,然后正在湖北咸宁家里休假的记者张从志,也决定加入报道。

1月22日,信息被戴上“口罩”

1月21日下午,我们三人就住进了武汉金银潭的一家酒店,然后迅速开始了解情况。两位记者去华南海鲜市场摸情况,我一边做北京朝阳医院陶勇医生被伤事件的电话采访、赶微信稿,一边询问武汉的医生朋友。我们三人在酒店房间第一次碰面时,都没戴口罩,觉得戴上了似乎有些小题大做。但是等王珊和张从志出去采访了一圈后,两人戴着口罩进来我的房间,“刚刚见到病人了,我们怕传染你”。

街头的路人时刻注意自己的体温

 

“你们在哪里见到病人的?”我觉得很奇怪,这么轻易就能见到病人吗,这不是个传染病吗?

“就在华南海鲜市场,市场虽然关闭了,有人担心自己的铺面,还回去看。他们不少人就在市场旁边住,一栋楼好几家病人,有一家带我们进屋了。”

然后两位记者详细说了这一家人的情况,男主人刚刚病愈出院,女主人李桂芳(化名)1月11日发病时,医生说她病情不严重,每天来打针就行。医院病人已经很多,像她这样自己每天去医院打针的病人不少。

我觉得比较奇怪,李桂芳去的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只是一家二级医院,平时人们是因为那里病人少、看病快而去的。如果连这家医院都有很多不明肺炎病人,那其他医院的情况不会乐观。李桂芳第一次去看病时,医生护士只戴着口罩,几天后医护人员从头到脚防护了起来。李桂芳从排队到输液的等候时间,从3小时变为了7小时,病人显然非常多。

李桂芳这样的病人并未被隔离起来,“那这些不是行动的传染源吗?”。这让人觉得很难理解。记者们又说起另一个采访对象的情况,这是一位刚刚被金银潭医院治愈出院的23岁患者的故事。这个故事里有两点,与当时政府告知的信息感觉不一样:第一,政府告知基本是中老年人才会被感染;第二,武汉卫健委在1月15日之前一直说“目前没有发现明确的人传人的证据”,后来改为“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这个23岁年轻人平时身体状况很正常,他没有进去过华南海鲜市场,只是最近一次骑车经过那里而已。

我又让记者核实了一下李桂芳第一次去医院的时间,1月11日。现在距离1月11日又过去了10天,这些病人们四处行走,10天下来会是个什么情形?如果记者们出去调查一圈,就能得出让我如此惊诧的信息,那全局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呢?

我赶紧进一步询问武汉的医生朋友罗晓力(化名),他说:“你要我说什么呢?气愤,气愤!”

他所在的是一家三级医院,他看到的情况更严重。本来我们约好第二天中午见面,到了第二天早上,罗晓力告诉我:实在抱歉,还是不见面了,干了大半辈子的医生,弄不好会因为这事丢了饭碗。

市民骑车经过华南海鲜市场,该市场于今年元旦关闭

 

他所在的医院,从去年12月底陆续接诊华南海鲜市场过来的肺炎病人,一线医生非常警觉,认为“非典”或是与之类似的疾病卷土重来了。但他们医院有医生因为在微信里讲述此事,被有关部门训诫。罗晓力说,这种训诫给了医生们不小的压力:接下来,在医院里谁提及此事谁就被批评,稍微重要一点的岗位就得签保密协议。哪怕是他们在给同事开会时提醒大家注意,都有可能被批评。而且有院领导甚至不让医护人员戴口罩,说是这样来医院看病的人就少了,“莫把病人吓跑了”。罗晓力很无奈,“我在亲戚群里一再提醒大家出门戴口罩,不要聚会聚餐,但又不能说不明肺炎的情况,只能是躲躲闪闪。如果早十几天能让我们医生预警,情况不会到今天这一步”。

1月21日晚上,王珊联系上一位刚刚到武汉考察过的香港病毒学家,他的嗓子因为一时生病失声,在微信里用文字劝我们:“马上离开武汉!”他判断武汉的肺炎疫情已经非常严重,都快到战争状态了,怎么还没有人拉警报呢?武汉没有在传播初期控制住病毒,很快会造成大面积感染。他建议我们赶紧离开武汉,回到家里自我隔离两周。

我还是说服了罗晓力简单见了一面。1月22日中午,我到了医院门口,他说我们应该在另一个大门见面,但一再嘱咐:“你不要穿过医院,戴了口罩也不行,全是病人,千万不要从医院里边穿过来!”

我们在医院门口,隔着有一米的距离说话,他戴着三层口罩,我戴了两层。我本以为他这几天被调去协和医院支援肺炎“前线”,他说:“哪里用协和医院?我们这里就是前线。我这里已经几百名疑似病人,检测盒子基本发不下来,很难确诊。但这个病毒导致的肺部病变,与其他疾病导致的完全不一样,看CT就很清楚。”病人已经住不进院,各类床位早被占满,这家医院医护人员感染的数字,已经超过50人。罗晓力说,他还不是在呼吸科、急诊科这样的一线科室,都早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像他们这样挤满了不明肺炎患者的医院,市里到处都是。

我深吸一口气,幸亏,我家取消了昨天的寿宴。我哪里知道,距离我家准备聚会的酒楼仅两公里处,这家医院的肺炎疑似病人,就已有几百例!真是一墙之外,世界迥然。我也以为在几乎人人都用微信、微博、抖音的今天,整个社会并无秘密可言。可是一个这么大的突发事件,犹如大片墨汁浸入白布,看见的人被戴上了严严实实的“口罩”,公众依然在狂欢。

1月30日,武汉难得出太阳了,有老人家晾晒衣被(蔡小川 摄)

 

1月22日,肺炎病人已一床难求

1月22日下午,《三联生活周刊》的微信公众号推出了我们武汉肺炎的开篇报道:《武汉新型肺炎:为何直到今天才引起更大注意?》。这篇文章迅速获得了很大的反响,近千万读者读了文章,大家意识到,武汉不明肺炎显然没有得到与它的严重程度相匹配的重视。

华南海鲜市场所在的区域,是个大量人口快速流动的区域 ,它就在汉口火车站旁边四五百米处,离一个长途汽车站也不远。我让记者了解了一下华南海鲜市场进出货的上下游,这里的商贩主要从武汉西部的白沙洲进货,那里有规模更大的农贸市场,两者相距约25公里。而到华南海鲜市场买货的,则是各家酒楼饭馆、菜市场摊主和市民。我和家里人聊起来,爸妈说幸亏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被关闭了,不然这置办年货的时节,人会更多。

华南海鲜市场与金银潭医院,对武汉人来说,两个在平日生活里存在感比较弱的场所,却牵连着一场始料未及的大疫情。

作为一个有近20年采访经验的记者,让我吃惊的是,这篇报道的采访难度相当小。一般我们做深度调查,往往核心信息源很难接近,可这次我的感觉是,只要有人去武汉某个医院看一眼,找一线的医生聊一聊,找排队的病人聊一聊,正在疯狂席卷武汉的疫情,如此显而易见!这就像一锅要煮沸的面条,炉火烧得很旺,泡沫层快速地越涨越厚,很快就要溢出了锅。但就是有那么薄薄的一层皮,紧紧扣住了信息的口,让这个在医生群体里几乎人人皆知的事实,就是传达不到公众层面。

让我感到更深一层无奈的是,我们看到的,不是人人都拥有手机吗?不是人人都在忙碌地发微博、发微信吗?为什么在1月23日武汉骤然封城前,医院的世界与公众的世界,楚河汉界呢?医疗专业群体,在我们的社会里,就如此没有话语权吗?我们是生活在2020年的信息社会吗?真相难道可以被屏蔽在每一部手机、每一张嘴后边?那我们每天都在忙着表达什么呢?

根据公开资料,武汉市卫健委在1月20日发布了61家发热门诊医疗机构和定点救治医疗机构名单,要求“所有61家发热门诊医疗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关闭发热门诊,要继续开展预检分诊和一般发热患者的诊疗”。

这天当地媒体对华南海鲜市场做了视频采访,视频中露脸的几个商家,表达的都是对新冠肺炎的不屑:“有人打电话说这两天不来进货了,说这里有那个病,这都是网上瞎传的。”“你看看市场的人,还是不少啊,哪有什么传染病,都是瞎说的。”……显然从商家的角度来说,年关将近,很多人铆足了劲准备大干一场,没有人希望一场疾病毁坏了生意。过去经济快速发展的年头,让人们认为,生意场上永远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如果连医院的部分负责人,都怕影响生意不让医生戴口罩,那作为商家,也很难有动力和能力去正视这场疾病。在人们看来,疾病是一件“坏事”,最好都不要在万众欢乐的日子里,去说那些不好听的话。

这个时候,谁应该是引起所有公众警惕的机构呢?谁能承担也应该承担这样的职责呢?肯定应该是公共性的机构,比如政府机关,比如公共媒体,比如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士群体。这几方如果能够真正地互相督促、互相提醒,武汉市从2019年12月就在扩大的肺炎疫情,不会悄无声息地发展这么久。不然我们越是以为信息社会让我们资讯过载,以为我们拥有的信息太多,我们反而越可能被蒙蔽在一部分信息制造的假相里。

1月22日上午,武汉市政府发出公告,要求市民在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仍然有很多市民不理解:不是一直说肺炎不严重吗?湖北省这天启动的是二级应急响应。而第二天和第三天,浙江、广东、湖南、北京、上海、天津、安徽、重庆等多地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从时间线来看,即使是让市民们戴上口罩的要求,也是武汉市政府在面对外部压力之后的表现。1月20日,钟南山赴武汉考察后,明确指出武汉新型肺炎有“人传人”的特点。1月20日和21日,世卫组织专家在武汉进行了调查。即使地方政府不希望面对事实,外部力量也将说出他们看到的事实。

1月22日这天,武汉市卫健委又突然公布,7家发热门诊定点医院为新冠病毒患者的收治医院,这7家医院是:汉口医院、红十字会医院、七医院、四医院西院区、九医院、武昌医院、五医院。作为一个武汉人,我看到这7家医院的反应是:在有61家三级医院的武汉,为什么突然开辟7家二级医院作为定点医院?我们平时生病了,极少会选择这些医院,这里边大多数医院的名字我都没有听说过。而且,武汉头两天刚刚宣布61家发热门诊医疗机构,现在又让这7家定点医院接收新冠病人,其他医院不能接收,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肺炎病人的大转移,从原本散布全市的医院,一日之间奔向7家没有准备的二级医院。传染病人原则上不是应该尽量不移动吗?而且,7家二级医院在数量上能否满足病人的需求?在治疗水平上,面对这种传染性强的新型病毒,它们难道比三级医院更有实力吗?

后来接受我们采访的二级医院的医护和工作人员,表达了他们的困境。他们是在政府宣布他们为定点医院的同时,才知道消息的,隔离床位还没来得及准备好,病人就蜂拥而至。医院门外排起了很长的队伍,医生们只能先收下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床位马上就满了。除了重症患者最需要得到救治,医院也怕排队的病人看到重病患者后引起更大的恐慌。可是对二级医院的医护人员来说,他们即刻暴露在了非常大的职业风险中。

实际上,以武汉当时感染的病人数目,7家二级医院远远承担不了这样的重任。1月22日晚上,我们记者看到了武汉市七医院门口,病人在半夜里排着长队的视频。寒冬半夜,人们拖着病弱的身体和对未知的恐慌,显得有些木讷地,在医院门口长长的队伍里。记者张从志赶紧联系了一家求助的人,写出了那篇《武汉肺炎重症患者:一床难求》。求助的人说道:“人如果死在家里,是留不下这个人的记录的,没人知道他是因为肺炎死的。”文章里的父亲64岁,1月17日确认感染,1月22日他们跑了两家医院拍到片子,肺部感染非常严重。但是这时这家人接连跑了三四家定点医院,没有床位给她父亲住院,排队排到半夜才能输液。这位化名为李雪的读者,只是反映了当时武汉患者家庭普遍面临的状况。而2月5日李雪联系张从志,说她父亲当天上午去世了,母亲也感染了肺炎。

今年春节,新冠肺炎完全改变了武汉人的生活(远征 摄)

 

1月23日,什么是“封城”?

一旦进入病人的世界,就发现此时的武汉,已经有很多人在求助了。从武汉一线医生的角度来说,他们原本已经开始的默默的战役,现在终于要引起更大的关注了。对全国读者来说,大家刚刚获得武汉封城消息不久,就在下午1点看到我们推送的文章《武汉肺炎一线医生口述:大爆发期或将到来》。这位一线医生的判断,与我们采访的病毒学家、公共卫生专家的判断一致,这篇文章为推动社会各界对武汉疫情的重视,起到了一定的拉响警报的作用。

按照我原本的春节计划,除夕这天,我们一家三口坐飞机去温州我婆婆家。1月22日,我爸妈建议我们取消去温州的计划,带着孩子回北京,尽量保证孩子的安全。我也意识到武汉疫情是个长期的战役,作为媒体我们要做好迎接长期作战的准备。主编李鸿谷打电话提醒我,让我不要执着于自己去做具体的采访和写稿,做好这次报道的总指挥,把整个编辑部的力量动员起来。我买下1月23号中午的机票,决定一家三口先回北京,我做好排兵布阵的工作,我们的报道不能停。

武汉封城的决定,在23日的凌晨2点突然而至。等我早上醒来,发现中午的飞机票应该走不了,赶紧买了9点20分的火车票。这天刚好是除夕前一天,而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汉口火车站。上午8点40分、50分,墙上的时钟往前走,随着一拨拨人上车,庞大的候车大厅,像被一支巨大的画笔一笔笔抹去了人群,留下空白。

今年春节,新冠肺炎完全改变了武汉人的生活(远征 摄)

 

过去十几年,我每次回武汉老家的生活,都是围绕这里展开。我父母和弟弟一家就住火车站旁边,汉口站是中国最大的欧式火车站,像个巨大的嘴巴,把南来北往的人群,吞进又吐出。它是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的一个缩影,人间兴旺的代表。2019年的40天春运,汉口站的旅客发送量达到了550万人次。根据铁路部门的预测,眼下的2020年春运,汉口火车站将发送旅客585万。按照汉口站的准备,今天旅客发送量应该接近15万。但是此刻,人只出不进了,候车大厅剩下不到千人。赶在上午9点多前进站的人,才有可能搭上火车,离开这里。

我从酒店匆忙回到父母家,他们已经准备了早餐,我先生和女儿匆忙起床后正在吃。按照最科学的做法,我这个时候都不应该进家门,因为最近这两天的采访,我身上有可能携带着不明肺炎的病毒,我妈妈是个肺癌病人,万一病毒找上了她,她的身体没有抵抗力。这也是我从采访开始就住在酒店的原因,妈妈老是催我回家,哪怕吃个饭,我都没答应。

但是武汉要封城了,我们一家三口要离开了,这个时候不进家门,似乎说不过去。“封城”是个什么概念,不要说我,我在武汉生活了70年的父母也毫无感受。爸妈以仿佛从洪水里捞出食物的速度,打开了冰柜的门,拿出一堆香肠、肉丸、鱼丸,塞进我们的行李箱。

我们默默吃着早餐,我爸以怯怯的语气说:“要是离不开武汉,就待在这里也好,吃的东西还是够的。”

爸爸自言自语:“唉,你们本来回来好好过个年,这马上大年三十了……”

我有些着急,又觉得心软,“爸妈你们跟我一起走!”。弟弟在一旁说:“他们哪里会离开家,姐你不用问就知道。你们安心走。有我。”出家门之前,我非常郑重地跟他们嘱咐:“不要出门了,千万别染上病毒,医院已经住不进去了。住不进去了,你们知道吗?!”

像以往每次离家一样,爸爸和弟弟把我们送下楼。我让他们不要去火车站了,不要多一层风险。他们难得没有与我争执。大武汉真的封城了,这不是在演电影吧?也是像往常离家一样,我妈已经迅速从客厅赶到了阳台,她嘱咐我们注意安全的声音,从头顶上飘下。我抬头,讨厌的树!已经长得这么高,遮住了四楼阳台。这次我觉得我一定要退后几步,看到我妈的脸!

转身拉着行李箱,我们一家人几乎奔跑着冲向火车站。此时离开的绝大部分是年轻人,都戴着口罩。但后来车厢上空荡荡的程度,超出我的预料,看来大年二十九在武汉的人,绝大多数是本地人,是不会轻易离开家的。过安检的时候,我刚想拉下口罩让机器识别,旁边一位小伙子说:“别拉,拉下来不是白戴口罩了?我觉得最好走人工通道安检。”

候车大厅里,多数人沉默地看看手机、再看看头顶的进站信息,生怕10点前的火车也突然取消。终于轮到我们上车了,我过了闸,回头看了一眼。近处的玻璃上贴着“汉口站欢迎您。2020找工作,58租房,58同城”。作为背景的候车大厅,空了。我从楼梯上看向站台,灰色的轨道纵横交错,交通线亦经济线。

十几个车道上,只停着两列动车。

武汉,1100万人口的城市,猛然盖上了锅盖。

封城后的武汉火车站出站口,这名男子试图上火车,没有成功(蔡小川 摄)

 

除夕夜,武汉被抛弃了吗?

第一次坐人如此少的高铁,人的心也随着列车在空空的车厢里来回晃荡。

下午我们回到北京,北京西站已经开始有严格的防护措施。出站口把到达旅客分为两个区域,两个相反的箭头,一边指着“非武汉地区旅客请出示车票”,一边指着“测温区 武汉地区旅客”。全身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把着一边出口,武汉地区旅客都需要接受快速的体温检测。北京几乎所有人都戴着口罩,我们一家三口坐上出租车,迅速和司机达成一致,一路开窗吧,对大家都安全。到家后,我们开始了14天的自我隔离。

北京过年的时候,才有难得的清净。回到安静的小区,我恍然有如梦中醒来的感觉。从1月21日到23日,仅仅三天的时间,怎么我们就从准备参加父母70岁寿宴,变成匆忙离开武汉呢?封城后的武汉,那里的亲人,多么让人担心。

从记者的角度来说,接下来工作的开展倒是很顺利。我们一旦进入了这件事情,各种信息渠道向我们敞开,武汉的一线医护人员、患者和家属、医疗卫生和公共管理专家以及与武汉有各种联系的朋友们,也成为向我们提供线索、反映情况以及诉说感受的人。

想想武汉的特色之一就是高校多,全国有多少专业人士是在武汉读过大学的啊,那些在武汉街头吃过热干面的人,那些被武汉的长江汉水走向弄得分不清东南西北的人,那些老以为武汉人说话是在吵架的人,此刻,心都被牵扯住了。

我这里也成为一个信息交汇处,前线记者、医生、武汉的亲人朋友、校友们,我们密切地沟通着最新信息。编辑部的同事们也纷纷联系我,表示愿意加入新冠肺炎的报道。武汉因为封城已经万众瞩目,《三联生活周刊》的微博因为不断更新疫情消息,与读者的互动变得特别活跃。这也帮助我们能够迅速了解各地的真实状态。我们编辑部的记者,就像被磁铁吸过来的磁砂,一个个加入了疫情报道小组。

除夕夜8点,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一台提前录制好的、以欢乐为主题的节目。它就像一个隐喻,在自己的频道里说着预设的主题,与担心疫情的我似乎生活在平行世界。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的情绪比较特殊,家乡瞬间变疫区,亲人们不知道会否沾染疾病,没有情绪围观他人的欢歌笑语。武汉突然成孤岛,疫区里的人,这个年过得是个什么滋味!有武汉人在网上提出来:“武汉被抛弃了吗?”看得我尤其心酸。

很快,我发现社交媒体上的人群,都在真切关心着武汉的安危。看来我与大家的情绪是同步的。而作为一个每天要指出选题方向的编辑,我与大众的情绪共振,也使我为接下来指挥肺炎报道多了些信心。

武汉一旦引起关注,很多人都在问自己,我能为新冠肺炎的疫情做什么?我所在的武汉大学北京校友会,迅速开启了为新冠肺炎组织的募捐。在48小时内,大家组建了14个分工明确、高效率配合的小组,捐款和采购武汉紧缺的医疗物资。被指派为接受武汉大学北京校友会捐款的梁晓艳,在年三十晚上,她手机上微信和支付宝到账的提示音,随着零点的接近,越来越密集,她几乎整晚没睡。她把手机到账的提示音,录了一小段音频,此起彼伏的“叮叮”声,是一颗颗跳动的心,让人闻之落泪。

新年零点左右,“湖北之声”上汇总了武汉各家医院物资紧缺的状况,牵动了很多人的心。我发现微信朋友圈上,几乎所有朋友都在转发武汉缺物资的信息。为什么战役看上去刚刚开始,武汉就这么缺医疗物资,这是很多人的疑问,我们的记者也开始了采访调查。与此同时,我们作为媒体,充分发挥自己信息匹配能力的念头也从我脑海里升起。第二天,副主编李伟带着几十个同事,开始了“三联在行动”,帮助捐赠方和接收方迅速匹配抗击疫情所需的物资。

我与记者当时预判到两个情况,一,湖北的其他地区,疫情可能也很严重。一方面是微博上读者在向我们反映情况,另外也是我们对武汉作为交通枢纽的判断。武汉作为一个大的交通枢纽,有大量在武汉工作的湖北其他地区的人,或是以武汉为中转站的人,很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扩散了病毒。

这也是这次新冠肺炎与2003年“非典”的极大差异,经过近20年的高铁系统建设,今天人们在国内流动的效率,与之前大有不同。湖北省内的人口流动不能被忽视,我和前线记者注意到,武汉周边地区反而出现了“灯下黑”。

大年初一,我们发出了两篇报道:《湖北黄冈:一家四口疑似病例难确诊》《“灯下黑”:武汉周边的疫情危机》。“如果我爸真的不行了,因为没有确诊的条件,他最后都是一个‘疑似病例’,我们都不能确定,是不是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原因。”后来我们采访的专家王广发也提到,武汉周边接壤地区应该是防控重点,“假如没有建立起一个缓冲带,反而成了向外扩散的通道,那就比较麻烦”。

我看到外界对武汉物资缺乏的关注,觉得接下来可能武汉物资过于集中,而周边市县会严重匮乏。我对周边市县医疗能力和医疗物资的匮乏判断准确,但是没有想到,武汉的物资会始终严重不足。

后来我们记者在北京的采访得知,北京一些医院在12月下旬就内部发文,提醒门急诊及呼吸科等相关科室注意筛查与武汉新型肺炎类似的病人。而且在武汉封城的1月23日当天,北京就下达了小汤山重新启动的命令。可见在2003年经历了“非典”严峻考验的北京,此次是有备应对。

空旷的鹦鹉洲长江大桥,只有一辆救护车快速通过(远征 摄)

 

武汉封城后的第一周

我们接下来一周,关注武汉封城后的主要困难,以及全国其他地方怎么吸取武汉的教训。我们提出了一个个问题,并且用记者及时和详实的采访,尽量为这些问题寻找可行的解决之道。

湖北和武汉政府抗击疫情的指挥思路是什么?民众看到的是政府的一条条决定,缺乏解释,缺乏对疫情状况的全面介绍。封城后,武汉禁止了市内公共交通,紧接着是私人交通,可是医护与病人群体的出行怎么解决呢?7家定点医院不堪压力,病人看病住院非常困难,这些状况该怎么缓解呢?

我们也关注医疗物资问题:为什么会如此严重不足?物资捐赠效率的问题主要卡在了哪里?医用防护物资的生产和储存是个什么概念?红十字会在这次捐赠中的重要角色,是必须的吗?为什么不引入我们发展了多年的现代物流信息系统呢?

在病人确诊方面,从武汉疫情的早期来看,确诊标准的不符实际,对认知病情起到了明显的阻碍作用。随后新冠肺炎的确诊问题变得技术化了,公众的目光集中在了测试盒上。可是在我们眼前的仍然是病人确诊慢、过程比较艰难,而上海生产测试盒的公司一再表示他们的生产能力不是问题,那么确诊链条需要做哪些改善呢?

我们也关注到疫情的发展态势,其他城市如何不成为第二个武汉?一线城市即将面临返工潮,他们做好准备了吗?

在武汉封城的第一周,我们推出的文章都切中当下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希望为抗击疫情发挥媒体的作用:《武汉医疗物资之困:我们能做什么?》《试剂盒困局:为什么确诊这么难?》《冠状病毒:你需要知道的3个小常识》《上海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武汉很困难,其他输入病例的城市将面临更大挑战》《武汉防疫:如何利用好现有资源》等等。

我每天一早睁开眼,手机上已有几十条信息,记者、同学、亲人、朋友汇集过来的关于疫情的各种消息,以及我们每个题目的调查进展。每天的微信报道生产,都是一场战役。记者们能做出来哪几篇,其中哪些可以做头条,哪些做二条。我们的一篇篇头条文章,是不是在带着公众的认知往前走,是不是在提出当下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有没有起到一定的建言献策的作用?这次我们在微信报道稿子中,不强调主笔与记者的区别,所有名字前一律署名记者。在报道面前,我们都为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自豪。

主编李鸿谷与我都感觉到,这次我们做报道,虽然用的是一贯的采访方法,但是在媒体态度上,我们有所不同。以往我们更强调《三联生活周刊》作为媒体的客观报道,我们越是不参与事件的任何一方,越能秉承我们的客观性。但是面对这次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是作为见证者和参与者,疫情的发展日日不同,各方应对有得有失,看着同胞们面对疫情表现出的无助与援助,看着公众对变动事实的信息渴求,以及对参与解决问题的热情,我们作为媒体,不仅在记录客观事实,也在试图集中大众的力量,把事情往好的方面推进。我们与武汉、与湖北是命运的共同体。

昔日繁华的街道,已不见车流和行人,变得冷冷清清(本组图片 蔡小川摄)

 

2月1日,封城十天 无常与日常

摄影记者蔡小川的一组图片和文章,在武汉封城的第十天发了出来。蔡小川在文章里说:“来之前,我不清楚自己作为一个图片摄影能起到什么作用,我来拍这些东西是想说明什么,但我想如果不能在这个时刻近距离记录他们,可能也是一种冷漠吧。”

其实无论作为文字记者还是摄影记者,在到达武汉之前,在深入疫情之前,都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像我们这样执着于做社会调查的记者,在这个时代似乎早已不合时宜。大家反复告诉你,没人愿意读长文章了,如果几秒钟不能抓住一个人的注意力,你作为传播者就失败了。还有多少人愿意思考严肃的问题呢?有多少人愿意谈论疾病、公共卫生、城市管理这样的话题呢?有多少人觉得灾难可能离我们如此之近呢?

蔡小川写道:“这个年,父母见过了,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的坟也去拜了,基本上算是了无牵挂。我本来准备和爹妈做做思想工作,出乎意料,他们很快就答应了。”他到达了武汉,“我开着车正好经过武汉长江大桥,八车道空空荡荡,大家唏嘘不已”。他看到的医院,“在医院里,语言仿佛失去了作用,医务人员、家属都在诉说彼此的难处,谁都没有解决的办法,医院没有多余的病床,病人依然住不了院”。医院外边,咳嗽到不行却住不进医院的两口子,“我想要拍出来,却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只拍到了两个人的沉默”。

记者王珊总是把物资留给医护人员,“1月30日我们拿到了18个N95口罩,心里有点高兴。后来记者王珊去采访时,得知医院口罩紧缺,一个口罩要用4天,她给我发消息让我把那些口罩全部拿给医院。我并没有同意,好不容易有了些N95,最好还是自己先留着,据说第二天还有100个KN95口罩能给我们。我说这18个我们就留下吧,明天给那些,王珊怒斥让我别废话。她捧着这些N95口罩给医生,对方拿到手里看了下,说这是防雾霾的口罩,医院用不了。又是一通沉默”。

我每天与前线记者联系很多次,熟知他们的状态。王珊的采访日常,就是那种好不容易拿到人家捐助的100个口罩,她采访之后把94个都送给接受采访的医护人员。她也替采访的医院联系到比较大宗的物资捐献,都是医院急需的防护衣、护目镜等等。她会淡淡地跟我提几句,从来不公开地说,我劝她顾好自己的防护,她总说够了。张从志也是悄不吭声,从来不说困难,只是一心想着采访。第二批我们又派去了几位记者,大家都是投入地采访,没有人谈到过在前方的困难。编辑部其他的记者,原本在全国各地过春节,现在也成了在全国各地做着电话采访,保证了我们在公众号上一篇篇优质文章的推出。

蔡小川的这篇《封城十天|摄影镜头下的武汉》,我先预览过文章和图片,看预览时我是作为发稿主编的一种职业状态,专心致志,不能出错。但是等这组图片真的发出来了,我作为一个读者看几段,放下手机,再看几段,又放下手机,似乎喘不过气……是信息太密集了吗?是图片太击中人的脆弱之处吗?我不知道。

摄影镜头下的武汉,哪里像2020年的景象?这是我从小长到大生活过的武汉吗?这是我们的街道,我们空无一人的立交桥,我所熟悉的武汉人吗?他们什么时候如此沉默过?

蔡小川拍了一张萧瑟的街道,只为左下角有一个抱琴的老人,琴声给整条街一丝生气。他也拍出太阳时晾衣服的老人,那种失序时难得的生活秩序。空旷的街道,站立的树木,无言的建筑,不说话的人。

武汉封城以来的第一次,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干也干不了。

8岁的女儿有些惊恐,跑过来问:“妈妈,你怎么了?”

我说:“妈妈好像没有家了。”

无常,让我们惊觉日常的价值。

回想起1月17日,我坐着高铁回家,心想这恐怕又是一个平平淡淡的春节吧。

原来,平淡的生活才真的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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