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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朗格:我的钟表人生

作者:admin 2017-05-15 我要评论

黑麦 瓦尔特朗格 一战后的危机 1924年,一战刚结束不久,我出生在德国萨克森州的首府德累斯顿(Dresden)。那时,德累斯顿的格拉苏蒂镇约有2400位居民,三个钟表...

黑麦

瓦尔特·朗格

“一战”后的危机

1924年,“一战”刚结束不久,我出生在德国萨克森州的首府德累斯顿(Dresden)。那时,德累斯顿的格拉苏蒂镇约有2400位居民,三个钟表厂、几个精密工程厂以及一些小作坊,那里几乎没有农业,多数人没什么太好的工作。那阵子,一篮子的德国马克只能买来一根面包,急剧的通胀让千万德国家庭穷困潦倒。我听闻,德国马克还没从银行送到表厂就已经贬值了,因此朗格公司在1923年末发行了自己的“货币”——“退休马克”(Retirement Mark),这也只能为一些员工提供微不足道的稳定。通胀几乎打垮了所有小型企业,即便是拥有大量有形资本的商人也变得拮据。当时的经济状况难以从“一战”后的货币贬值中复苏,格拉苏蒂镇的钟表产业也是如此,尤其是朗格(A.Lange&Sohne)公司。

不得不提的是,在“一战”前,朗格公司凭借80多年的经验,成功改变了格拉苏蒂镇的面貌。因而,格拉苏蒂镇的长者和钟表人,为了感谢我的曾祖父阿道夫·朗格所做的一切,在城中心广场建立了他的纪念像。我的祖父埃米尔(Emil)在公司的巅峰时期算得上是德国制表业的“霸主”,不过,当时没人能保证朗格第三代的成功。我的父亲鲁道夫(Rudolf)和他的兄弟奥托(Otto)还有格哈德(Gerhard)当然也是备受尊崇的市民,但他们并不享有任何形式上的特权。在朗格公司内,他们以一种实用的分工方式管理公司,奥托和鲁道夫作为钟表匠负责技术,格哈德负责打理生意。在经济困难时代,他们三人对公司的生存都感到了担忧,特别担心城市的钟表产业和工人们的岗位及福利。

“一战”后的通货膨胀,使朗格公司面临极其严峻的生存问题。只有库尔茨博士(Ernst Kurtz)的钟表公司认识到优惠的价格、工业化和腕表流行所能带来的机会。瑞士的竞争者早在10年前就推动了机器生产,一夜间,瑞士人成了赢家。1924年,当德国政府取消了进口瑞士手表的禁令后,瑞士的生产者以机器生产的怀表、腕表迅速冲击了德国市场。就这样,格拉苏蒂镇在这样的竞争下迷失了,似乎传统手表制造业迎来了一次末日。

左图:瓦尔特·朗格于1946年制作的怀表;右图:年轻时代的瓦尔特·朗格

奥托在公司80周年庆典上发表演讲的时候说过,为了与战后的瑞士公司竞争,公司必须以一种现代化且经济的方式重新组织。朗格公司不得不引进机器。然而,最终没人预测到,通胀和经济倒退席卷了整个德国。奥托说,真正的危机尚未显现,当它来临的时候将势不可挡,我的父亲也同意这种结论,虽然朗格最终幸免于难。在今天看来,奥托是一名极有远见的钟表匠,在“一战”后,他立刻意识到某种需求,于是在1919年提出了“国际原厂”(Original Lange International Werk)这个系列,和顶级手表比它更加朴实,指针的标志也不一样。不幸的是这个系列产品比原先预想的花了更长时间成型,直到1923年准备工作才全部完成,当通胀爆发的时候,已经不可能继续生产了。1925年,奥托、鲁道夫、格哈德在格拉苏蒂镇建立了Uhrenfabrik OLIW Offene Handelsgesellschaft,开始生产平价手表,并一直生产到“二战”爆发前。由此,朗格公司的前辈们设法保留了有关制表的所有素材,朗格也成为了唯一一家在危机年代幸存的德国钟表公司。

格拉苏蒂镇的整个钟表产业都陷入了低谷。在1925年,传统的Assmann公司停产,DPUG公司也相继停产。之后,大量的人失业,使各个阶层的人变得贫穷。我还有些儿时的记忆,当股市的“黑色星期五”来临时,大量的股票被抛售,在格拉苏蒂镇,上百人失去了工作,朗格公司的总部也有大批被解雇的人。这一切简直就是一出悲剧。而另一出悲剧也正在上演——纳粹主义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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