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人艺三十年，他开创了新京味儿戏，用象征主义、表现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手法发展现实主义，记录北京的新变化。同时，创作上他还经历了从民族化到东方化的戏剧美学探索。
任鸣是个戏痴，他说自己不追求大师的精神，而追求匠人的精神。“我要用铁匠打铁、鞋匠钉鞋的精神去做话剧，不投机，走最笨的路，一步一步走过来。”
2006年，京味儿作家刘一达专门为人艺创作了一部戏《玩家》，讲的是北京古玩收藏江湖里的趣人和轶事。刘一达拿出第一稿时，任鸣就特喜欢。但同时剧本也存在着问题，比如故事主线不够清晰、结构较松散。《玩家》有八万多字，可一般剧本三万字就够了。于是，刘一达一改再改。几经折腾后，仍不理想，本子就被搁置了起来。刘一达原以为会不了了之，哪知，2011年开春的一天，任鸣突然又问起了他……
任鸣一心想把这些“玩家”再请出来。在剧本反复地打磨中，人艺艺术委员会为此开过讨论会，艺委会成员们对剧本进行过评审，剧本又在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大大小小的座谈会上被讨论过数次。终于，历经十年，修改了十二稿后，《玩家》被任鸣搬上了人艺的舞台。
2016年8月25日晚，《玩家》首演，颇受好评。今年8月10日到27日，《玩家》将再亮相首都剧场。在排练场里，任鸣热情地邀请我，“你一定要看最后的演出，舞台上的气场非常棒，去年首演时，台下都坐满了，观众看得特别高兴。”
十年锲而不舍，看得出任鸣对《玩家》的钟爱。问及原因，他坦言，自己虽不收藏，却对收藏颇感兴趣，“因为古玩收藏的题材是个金矿——它背后有厚重的文化，这行当里的故事特别多也有意思，能挖的东西不少。比如，有位古瓷鉴赏家，她说自己这辈子看瓷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知其然；二是知其所以然；三是与古人神交。她说看一样古物，最高境界不是用放大镜和知识，而是睹物思人，与人对话。古物是有生命的，它已被赋予了灵性和品格。辨物如识人，逢高品恍若遇故交，凭惊鸿一瞥即能相认。形体可仿，容颜易摹，灵魂却难以作弊。”
“而且，《玩家》又是京味儿的，还是一个年代戏，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到今天，表现了这三十多年的北京、古玩行的变化和人的变化。”任鸣如是说。北京人爱收藏，他们把收藏弄成了文化，弄成了产业。戏里，冯远征扮演的老一代玩家靳伯安，眼力准，他看货，真假不形于色，淡定，儒雅；而闫锐扮演的齐放，是新一代北京玩家，见好就乐，看到假的就骂，真假全写在脸上。八十年代，玩收藏，会被说玩物丧志，而到了21世纪，玩儿成了一种时尚，有人从脖子到胳膊到肚子都缠着菩提在盘，关于“玩”的观念变化，也颇有趣。
他说，这部戏的思想深度远远超过他以前的很多作品，它“讲收藏，但是超越收藏；讲玩家，也超越玩家”。“它讲的是真与假，物的真假，做人的真与假，事情的真假，人世间跑不出这些。人家说你戏里讲了那么多假话，又是假花瓶，你想表达什么啊？我说，这个戏最想表达的就两个字：求真。大收藏家见过那么多假东西，最后他把假东西都给毁了，为什么？就因为眼里不能容假。一次次上当、失败、坎坷、栽了，追求的是什么？‘真’。求真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我们搞艺术和做人一样，求真就是人生的真谛。”
强烈的创作冲动和激情
熟悉任鸣的人都知道，京味儿戏是他的心头儿大爱。从根儿上说，这源自他对家乡北京的感情。任鸣是标准的胡同孩子。小学和初中，他在西城区的武定侯胡同里长大，年少时光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大学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后来到人艺工作，他又在东城生活了数十载，从没离开过四九城。“我爱北京的一切，爱胡同、爱皇城、爱天坛、日坛……爱自己的故土没商量，就喜欢北京人、北京话。”每次出远门儿，任鸣就想北京，回来飞机一落地，心里立马就踏实了。北京的土著千万，但像任鸣这样对家乡如此情深的可不个个都是。
现在回首，任鸣依然觉得“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考上中央戏剧学院，之后能到人艺做导演。”因为人艺是最有北京风格的剧院，是他心目中的艺术殿堂。成为戏剧导演，可以用舞台来表达北京，表达他对北京的感情，让任鸣觉得倍儿幸福。他说：“我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一排京味儿戏，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玩家》是他创作的第十部京味儿戏，任鸣的状态很燃。他在导演手记里写下：“在《玩家》中，我存在非常强烈的创作冲动和激情，处于一种兴奋状态，导演思维异常活跃和灵活。灵感不断，奇思妙想不时涌现，情不自禁地今天试一下这个，明天又搞出那个，变着花样地进行着各种舞台可能性的尝试。我在努力榨干自己的一切想法和创造力，希望自己冲向一个艺术上的新高度，创作上绝不能留一点后路，必须背水一战，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好作品往往是绝处逢生，险象环生。”
新京味儿和东方化
今年是任鸣进入人艺的第三十个年头儿。三十年里，他的戏剧观、美学思想、戏剧手法上都发生了变化。人艺有现实主义传统，京味儿戏是一大特色，曾出品了经典大戏《茶馆》、《北京人》、《天下第一楼》等。不过任鸣认为，传统既要传承也要发展，人艺不是古玩店。他的成名作就是京味儿戏《北京大爷》，而现在排的 《玩家》则跟《北京大爷》完全不同。
“《北京大爷》是传统的现实主义，讲白了跟《茶馆》是相似的，很少有现代精神和美学，也很少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的手法。今天的《玩家》表现的是新京味儿。”
任鸣的新京味儿戏，希望记录北京多年来的新变化、新精神、新面貌，在表现手法上，在现实主义作品里运用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或者魔幻现实的元素，是对现实主义的一种丰富和发展。《玩家》是新京味儿的产物，任鸣将魔幻现实的情节融入其中。
除了京味儿戏，任鸣的创作还经历了从民族化到东方化的戏剧美学的探索。初进人艺时，对创作的方向比较朦胧，而且年轻任性，“有时候东踹一脚，西踹一脚。”在排《我爱桃花》时，想让戏剧民族化，他特别吸收戏剧精华。后来慢慢地，他开始思考，“西方有西方的文明，东方有东方的文明，有自己的哲学主张、音乐、绘画、电影。我希望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将戏剧提升到东方式的戏剧，就像黑泽明的电影，人们不说是日本电影，而说是东方电影，是完全能跟西方对话的。”于是，任鸣在向东方戏剧学习的同时，也借鉴东方的绘画，如日本的浮世绘等，“把有东方色彩的艺术集合起来，能够体现东方的美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由此而做出东方的戏剧，这样东西方的交流会更加平等。比如《我们的荆轲》、《司马迁》，就更东方化。这是我想探索的一条道路。”
“我依然在进步”
1987 年进入人艺，1994 年任鸣成为副院长，34 岁的他是人艺史上最年轻的一任副院长。任鸣性格温润，待人谦和有礼，可见也是个做管理工作的好料儿。不过，在创作上，他丝毫没落后，一年能完成三到四部戏。三年前，他成为人艺史上第四任院长。被问到如何平衡管理工作和创作？他说，肯定要先把院领导的工作做好，要担当责任。在创作上，则变成了一年只排一部戏。
这也是个好事儿。任鸣这样分析，“一年排一个戏，我就会特别慎重对待这次机会。哎呀，我只有一次机会了，枪要打得特别准，就会去精益求精，慎重地选择剧本，选择怎么去排，所以就我更珍惜了，更深思熟虑了，更好地调动聪明才智。”这三年的三部戏：《司马迁》是东方化的，《玩家》是新京味儿戏，还有小剧场戏《结婚进行曲》，也非常有探索精神。任鸣给自己的评价相当诚恳：“我觉得我的水平没有降下来，而且都比过去有所提升，我依然在进步。”
还有另一个身份让任鸣非常看重，即“北京学者”，在采访中他不只一次向记者强调。“北京学者”是对北京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名家大师的一个培养计划，每两年评选一次，一次不超过15 人，北京学者有自己的团队、工作室和研究经费，是一个很高的荣誉。2015 年，任鸣被评为北京学者，“这个很难，文艺界就我一个。”
目前，任鸣在中央戏剧学院担任客座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还是北京电影学院的特聘教授，他排戏除了要求艺术性和思想性，还要求学术性。“因为人艺是一个学者型的剧院，我希望在出戏的同时，在戏剧理论方面做一些学术上的研究。所以我希望向焦菊隐先生学习，焦先生本身是个博士，是个学者型的导演。”
任鸣曾给自己立下一个要排100 部戏的小目标，现在已经完成了90部，眼看就达标了。但是现在的他已经认为数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出精品。“北京人艺每个方面都努力地去创作出经典，这个才是我们最追求的。数量是需要积累的，但你要是只排一部就是经典，那也行，就比如曹雪芹写的《红楼梦》。”
任鸣说他不追求大师的精神，而追求匠人的精神。“我觉得这些人在干活的时候是扎扎实实的，我要用铁匠打铁、鞋匠钉鞋的精神去做话剧，不投机，走最笨的路，一步一步走过来。我不希望有捷径，我就愿意简单地、老实地走。人只有大老实才能做出大创作。”
除了排戏，任鸣就喜欢看书，而看书也是为了能把戏排得更好。他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学习导演，做导演。考中戏时，他22 岁，待业了三年多，但他丝毫不着急，反而很自信，觉得自己一定能考上。结果考得很棒，讲故事得了5 分，排小品把老师都看哭了。那时候，他就是随心所欲的。任鸣认为，艺术天分是与生俱来的。他承认在中戏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技能，“但那种自由的、激情的、奔放精神不是学来的，没有做职业导演的时候，我身上就有那种不怕一切的精神，在创作的时候，我的思维海阔天空，天马行空。”
任鸣享受着他的天赋，可以称得上是戏痴。“一排戏就有一种幸福感。你看我一排戏，就老乐。怎么说呢，就是有些人爱玩牌，有些人爱看书，在干这件事的时候就能感到特别的愉快，能忘我地投入，多苦也不觉得苦。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够调动起你的激情、创造力、想象力。我一排戏就觉得很自信，能充分感受到我的生存价值达到了最高值。”
谈人艺：不要去赶时髦，一步一个脚印
Q：1987年你刚到人艺时剧院里的氛围是怎样的？
A：那时好多老艺术家都在，于是之先生、英若诚先生……所以我来人艺主要是学习，有排练就去看，有艺术家讲课就去听。这些老艺术家我在舞台上都能见到，能近距离接触，比如林连昆老师、朱旭老师、蓝天野老师，他们都在演戏。
Q：哪些人对你影响比较大？
A：都很大。我举两个例子，一是我很年轻就做副导演，排《太平湖》，于是之老师演老舍，他就逼着我提意见，我开始不敢说，他非逼着我说，来培养我当导演。还有林连昆老师，我第一次排《北京大爷》，觉得林连昆老师演最合适，就去找他，当时他身体并不是很好，但还是答应，说支持年轻导演。朱旭老师，我当副导演时，排《哗变》他是主演，我跟他排过五个戏，对我全力支持。在组里都会说，“我们都听导演的，有意见下来再说。”人艺的老艺术家、院领导、导演、演员都给我特别大的支持和鼓励。
Q：你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
A：于是之老师当时在《太平湖》里演老舍，现在排戏一般是三个月，那个戏排的时间比较长，四个月。排到两个月时，他说他才找到了一点感觉，你看他对自己要求多严啊。于是之老师对工作相当认真，每天就沉迷在角色中，回家也看很多书，第二天就会说我昨天看了什么书，对我很有启发。朱旭老师将所有台词都抄在本子上，拿着跟剧本对着演，每次排练之前都对着小本在念，超认真。林连昆老师演《北京大爷》时身体超负荷，他还有血压高，我眼看着他上台之前先吃一把药，最难受的是在演完高潮下来后他还要吸氧。什么叫戏比天大？什么叫为艺术献身？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Q：你在人艺的三十年里，见证了人艺在戏剧上面进行了怎样的探索？
A：我们所有的导演、演员都希望发展人艺的风格。人艺有自己特别好的传统，我们坚决继承，但一定不能成为古玩店，只有创新才能发展，才有出路。人艺65 年，有几点我们一定要坚持：第一要坚持我们的民族性，排出来的戏要有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美学思想、艺术观
念，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气质。第二就是坚持人民性，它是人民的剧院，不是贵族剧院，不是商业剧院，真正为人民服务。第三，它不单是现实主义风格的剧院，而是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剧院，戏剧是一面镜子，能够真实地反映生活，它不是喜剧、荒诞、先锋的剧院。第四就是现代性，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应该与时俱进，而不是保守的，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是我们要走的路。民族的、人民的、现实主义、现代性这四个要做好，就能保证人艺的发展。
Q：传统与现代性结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A：对我来说是近十年，从2007年以后，我觉得更清晰，但我的前提是绝不丢弃传统。《我们的荆柯》的编剧是莫言，绝对具有现代精神，包括《我爱桃花》，邹静之编剧，从戏剧结构和戏剧观念上跟传统的《蔡文姬》完全不一样，充满了现代精神。更多地从现代人的审美、现代人的思考来审视戏剧。
Q：近些年很多国外的戏来到中国，表现形式和手法很先锋，人艺会做先锋戏剧的尝试吗？
A：中西方文化需要对话而不是克隆，我们不是文化上去跟西方学习，文化上一定要自强。请一个外国导演来指导中国的戏剧创作，这点不可取，还是靠自己。像黑泽明表现的东方文化不是靠西方来培养的，文化不要跟在别人后边跑。我们要尊重自己的文化，或者说东方文化。说大点就是用东方的文化发挥我们的创造精神，创造作品出来给咱们的人看，西方的戏剧也是靠自己的文化发展起来的，我们也要真正发展自己的文化。
Q：人艺现在面临着哪些问题？
A：第一，我们现在在进行一个改革，绩效工资改革以及其他对内部体制进行完善的改革，让内部更好。另一个就是更好地团结全院，团结一切力量，一切人才。让大家更好地为剧院服务。
Q：人艺在戏剧创作上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A：我们更希望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出更优秀的人才，出好的理论。比如，我们一直在寻找好剧本，也在培养优秀的人才，坚持走自己的艺术风格。像曹禺先生说的，我们有很好的设想，但我们脚踏实地，骆驼坦步。很多事都不能着急，人才建设也好，创作建设也好，都要慢慢来，不要去赶时髦，一步一个脚印。
Q：还是有声音说人艺在吃老本，你怎么看？
A：我们只好努力去创作，然后用作品来回答。因为有时，一个作品是不是优秀，需要时间评判，当时你可能看不出来。比如《茶馆》经过三十年，《雷雨》经过五十年，《天下第一楼》也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原来有句话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说‘时间是检验经典的唯一标准’。我们有多少个戏，当时演得特别火，十年以后就不演了。但我们依然有很多戏，比如《天下第一楼》，它十年能演，二十年能演，之后都能演。所以一个作品好不好，不在当时的热度，而是在于时间，是不是老演，老有观众来看。
Q：你有针对原创薄弱的问题做些什么吗？
A：那当然。我们已经有11 个荣誉编剧，去年我们还第一次专门办了个编剧班，有12 个青年编剧参加，我觉得都十分有才华，是目前北京的写作精英。而且这些编剧的好多剧本都已经在排演了，非常有前途。我们的荣誉编剧里有莫言先生，还有邹静之先生、刘恒先生、万方、叶广芩等，他们手里都有剧本，比如叶广芩就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本子。
Q：青年导演里谁比较有潜力？
A：我觉得唐烨和徐昂都很好，韩清、班赞、闫锐、杨佳音这些年轻人也都成长起来了。而且他们都三十多岁，都在导戏，很有潜力。只要给他们架好了平台，他们能够创作出非常好的作品。
Q：人艺怎么吸引年轻观众？
A：现在你往人艺剧场里一坐，看观众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年轻人，真正中年人和老年人只占百分之十到二十。小剧场里头你都能数出几个年龄大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所以我觉得戏剧特别有发展前途是它的观众特别年轻化。我们经常看到小学生有组织地看戏，也有中学生、大学生。我觉得现在观众最年轻化的就是话剧观众。而且北京还在搞戏剧教育，小学、中学里都有戏剧老师，他们甚至来剧团排戏。观众越年轻，话剧就越有希望。
Q：你有设想人艺的将来吗？
A：肯定更美好。我们在准备盖新的剧院。现在有三个剧场，一个大剧场，一个小剧场，一个实验剧场。不久的将来，如果我们成功了，后面盖起来将会是两个新剧场，一个中剧场，一个小剧场，人艺将有5个剧场。全国全世界哪有一个剧团有5个剧场啊。大剧场能容纳1000人，中剧场能容纳650人，之后还有300人、200人、100人的剧场，适合各种形式的戏剧。北京人艺的前景非常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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