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赛克斯等几位英国政府的中级公务员，竟然基本决定了现代中东国家的边界。他们应该为后来中东连绵不绝的纷争负责吗？

 

美国学者戴维·弗洛姆金与他的作品《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

 

文/维舟

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巴尔干半岛一直是“欧洲的火药桶”，错综复杂的族群矛盾和政治积怨使得这里一场看似细小的冲突都可能引起大爆炸——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么开始的。但至少在“二战”以后，巴尔干的历史就渐渐平静了（波黑战争这样的例外，对当代欧洲人而言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火药桶”，其实已经是中东地区。

这并不只是地理上的迁移，也折射出深层次的国际政治结构变动。这两大火药桶原本都曾是奥斯曼帝国版图的组成部分，但自从1683年维也纳之战后，西欧列强与奥斯曼帝国攻守易势，东南欧万花筒般的族群政治渐次兴起，都想脱离土耳其人的控制，谋求自立，巴尔干这才成为国际政治中出了名的棘手问题。讽刺的是，待到1914年夏天的萨拉热窝暗杀事件终于引爆各国大战之后，英、法等西欧列强下决心彻底击败并肢解奥斯曼帝国，奠定国际新秩序，但却又因此在无意中制造了另一个延续至今的大火药桶——中东。

在此之前，除了波斯和一些荒无人烟的沙漠地带之外，中东几乎所有剩余部分都属于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哪怕像埃及和突尼斯这样已沦为欧洲殖民地的地区，至少在名义上也是如此。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站错了队，成为协约国必须击败的敌国，原本尊重其领土完整原则的英国更成为肢解它的急先锋，其结果，在1918年《凡尔赛和约》之后，战败的奥斯曼帝国废墟上出现了多达十余个新国家。这在当时被欢呼为全新的国际秩序，将奠定新的和平，但当时的英国将军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就暗含讥讽又不失预见性地说道：“在打完了‘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之后，看起来他们在巴黎大获成功，缔造了‘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

美国学者戴维·弗洛姆金在撰写这段历史时，就将“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一语用作书名，因为它确实很好地概括了当时那种复杂的国际形势：不仅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终结所有战争”，战后安排的那种“和平”甚至还搅扰了中东地区原本复杂微妙的政治平衡，使这里从此不得安宁。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当下中东无法解开的诸多症结，都只能追溯到1916年，那是现代中东格局的形成时期。那一年，英国在加里波利战役失败之后，推动阿拉伯人大起义，第二年又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进而与法国联手葬送了奥斯曼帝国。短短五六年时间，中东全新的族群政治格局就已大体奠定，在引入了一套人为创造的国家体系之后，陷入了延续至今的困局。

这段历史由于“阿拉伯的劳伦斯”和后来以色列复国的传奇，在很多时候已成了神话，用本书的话说，那些英国官员所描绘的故事，“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说是经过加工的版本，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干脆纯属杜撰”。历史的真相是，当时没有人能预见到那些决策会带来什么后果，事后看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在当时也未必然，他们只是火烧眉毛且顾眼下，在见招拆招的见机行事中踉踉跄跄地推动着历史往前发展，甚至谈不上有多么前后连贯的大战略。

曾有英国学者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各国政治人物称作“梦游者”，意指他们当局者迷，根本不清楚局势的复杂走向，甚至无力处置由自己引发的政治后果，最终导致国际政治走向失控。如果是这样，那么当时在中东政治中的那些主导者又何尝不是“梦游者”？本书尖刻地嘲讽当时在埃及的英国权力精英，“由于他们驻扎在一个讲阿拉伯语的国家，他们就开始误以为自己是阿拉伯问题的专家”，结果正是这种误判让他们把事情搞砸了。但这与其说是他们颟顸愚蠢，倒不如说是因为局势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掌控，尽管他们以一种帝国主义者的自信认定自己可以轻易地重划政治格局，但最终事与愿违的结果却使得这种运筹帷幄看上去显出不自量力的可笑。

使问题变得更麻烦的一点是，虽然当事人面临的其实是全新的问题，但他们却仍然抱着旧有的思维定势。英国陆军大臣基钦纳伯爵在当时被推崇为神一般的存在，许多内阁成员都对他怀着持久的敬畏之情，但战争的发展暴露出他其实是一个无法与时俱进应对全新挑战的过时老人。对他和他的代理人马克·赛克斯而言，中东问题的本质仍然像一个多世纪前一样，只是列强的势力范围划到哪里的问题，而那些不堪一击的土著将对掌握着殖民地军队的欧洲强国言听计从。

如果你以为这只是少数精英骄傲的误判，那就错了。直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英法两国的政治首脑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抱有这种早已过时的“帝国时差综合征”，误以为旧时代的一套做法仍能奏效，直到事态无情地暴露出时代早已变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犯下这样的错误，因为对政治生活中习以为常的预设条件是很少有人会认真反思的，有时简直是不可能的——你想不到那居然也会变成一个“问题”，甚至根本察觉不到有问题存在。只不过当时的帝国主义者更容易犯下这样的错误，因为他们想当然地以为无须尊重当地人的意愿，并坚信国家体系和世俗平民政府理所应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从事后来看，这就尤其像是一群无知的政治人物在不了解自己所作所为将导致什么严重后果的情况下，闯下了大祸，不经意间打碎魔瓶，释放出了泛滥的暴力。但公平地说，当时原有的旧格局恐怕也确实难以为继了，而后续的深远冲击在当初几乎是不可能料见的，那么这样的谴责算是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和迟到的审判吗？如果说当事人并不像他们自己所想的那样能掌控全局，而仅仅是在无意中充当了历史意志的工具，那么他们在决策时有自由意志，并需要为此负责吗？

这些就并不仅仅只是历史问题了，事实上，我们至今仍能在国际政治中不断看到重蹈覆辙。1979年后，美国就曾支持阿富汗游击队，试图把这里变成“苏联的越南”，却不曾料想被自己培植起来的力量反噬。在政治决策中，人们往往只盯着眼下那些能看得清的短期目标而无暇顾及长远，也无法控制所有结果，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别无选择，更不意味着他们无须为此负责。相反，要做出明智的选择，一个必要的前提是清楚了解自身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