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看来，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交礼仪和时尚界，都是从皮尔·卡丹和马克西姆出发的。

皮尔·卡丹学生风格设计

 

文/达达

2020年12月29日，意大利裔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去世，享年98岁。这位“商标许可界拿破仑”在其长达7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从未停止工作。他上一次公开露面就在3个月前——巴黎沙特莱剧院庆祝皮尔·卡丹品牌成立70周年的晚会上，那也是巴黎时尚界疫情暴发以来的首次大型聚会。2019年年初，设计师高缇耶（Jean Paul Gaultier）的告别秀也是在那里举行的，高缇耶曾是卡丹的助手。“他教会了我自由，我的一切都被他赋予”。在晚会上，歌手马修·冈德唱道：“你可以嘲笑他，他不在乎，批评者也会买他的东西，正是那些批评者让他成了百万富翁。”人们现在看到的庞大且不乏争议的商业帝国远非皮尔·卡丹唯一的成就，他还是曾经三次获得法国金顶针奖、开创未来主义风格的设计师，并帮助奠定了时尚文化在中国的基础。

太空时代带有戏剧性的剪裁

 

他把马克西姆餐厅开进了中国

站在北京崇文门路口向四周看，北边还是新侨饭店，南边曾是一片平房的地方早已建起了新世界百货、国瑞城等一片高楼，崇文门菜市场也于2010年关门搬迁，唯独马克西姆餐厅从装饰风格到菜单设计，一直保持着30多年前的样子——豪华得与现代格格不入，又太过陈旧。日光从窗户上的彩色窗玻璃透过来，衬得室内斑驳昏暗。带有弧度的墙镜来自日本，鸢尾花造型的吊灯和古朴的壁画来自法国，定做的椅子和餐具已经换过，苏格兰地毯仍是原来那张。

即使在法国，始于19世纪末的马克西姆餐厅也是巴黎上流社交生活的标志之一。因为受香奈儿女士、碧姬·芭铎等名人的青睐，这家餐厅常常出现在电影镜头下，比如1958年的《你好，忧愁》以及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1981年，马克西姆被皮尔·卡丹买下，还追加投资了350万美金将它开进了中国。1983年9月26日，马克西姆开张的消息登上了《新闻联播》。法国媒体则表示，斥资百万美金在中国开餐厅，应该是疯了。

北京的马克西姆餐厅装饰全部比对巴黎，厨师在开业前被送去法国集训，食材都空运而来。80年代，人们每月工资几十元，而在马克西姆一桌菜动辄上百。开业后，因为餐厅大部分的顾客是外国人，而被戏称为“法国第二大使馆”。当时，以马克西姆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小圈子。阿兰·德龙的50岁生日就是在那儿过的，崔健第一次演唱《一无所有》也在那儿，有戏言称：“摇滚并不接近人民，摇滚只接近马克西姆。”在马克西姆红火的那段日子，它就像是场不散的宴席，其中方代表宋怀桂被尊称为Madame Song，她像沙龙女主人一样迎来送往。在很多人看来，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交礼仪和时尚界，都是从马克西姆出发的。

设计师皮尔·卡丹（右）

 

皮尔·卡丹是谁？

1978年，皮尔·卡丹第一次来中国，看到街头涌动一片“蓝色的海洋”，人们都穿着灰蓝色肥大袖口的棉大衣。美联社记者拍到他穿着黑色宽肩长款毛呢大衣，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行走在北京街头，与其他人的对襟棉袄形成了鲜明对比。周围的人都好奇地打量着这位异国来客，好奇他是谁。

皮尔·卡丹，生于1922年，意大利人，14岁时便以学徒身份学习了时装的基础知识。1945年，卡丹来到巴黎学习建筑，曾为Paquin时装屋、设计师夏帕瑞丽以及迪奥工作过，但很快就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时装设计公司。

凭借一股具有前瞻性的创作情绪，皮尔·卡丹与帕克·拉邦纳、安德烈·库雷热，共同在60年代带着整个时尚圈走进了太空时代（Space Age）。随着载人航天器成功进入太空，人们对未来太空旅行的幻想成为了整个社会的设计主调，极简风格应运而生。皮尔·卡丹用大拉链和镂空，重新诠释了迷你裙；其设计中也经常出现新的合成纤维，紧身连衣裤、无袖罩衫和管状连衣裙，加上聚氯乙烯帽和长筒靴等配件，仿佛随时就要飞向另一个星球。

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的缔造者。尽管其经营理念完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我见过他喜欢自诩为时尚界的首个“社会主义分子”——实现了经营方式的大众化。他的时尚帝国通过品牌授权，产品包罗万象，触角遍布全球。正是基于扩张的渴望，他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设计师见证者。

超模娜奥米穿着复古皮尔·卡丹连衣裙

 

皮尔·卡丹1968年女装设计

 

第一次来中国他无功而返，转年，他又来了，还带了220套服装和12名外国模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一场服装表演会。服装表演会的入场券被严格控制，只限于外贸界与服装界的官员、技术人员参与“内部观摩”。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临时搭起的一个“T”型台上，8名法国模特和4名日本模特的台风流畅自然，表现出一种随意性。穿梭往返的男女模特勾肩搭背，表现出当时被中国人视为颇不庄重的亲密。

后台更衣处，有人“贴心”地扯了一块大篷布将房间一分为二，原因是模特有男有女，诸多不便。皮尔·卡丹固执地要把篷布撤掉：“我们一直是男女模特在一个房间里换衣服，这没有什么不方便的。作为一个服装设计师，要像外科医生一样，了解我的模特的形体。对不起，请把篷布拿掉，这是工作。”中方的接待人员面面相觑，最后还是听从了他的意见，但这个细节被要求作为“纪律”绝对不能走漏风声。

在这场“内部观摩”之后，皮尔·卡丹想顺势组建中国的“模特团队”展示时尚。对中国来说，时装秀并不是全新的经验，早在1909年，上海就举办过。但在新时代，由西方设计师举办的时装秀，还没有过。在宋怀桂女士的帮助下，上海时装公司在1980年9月组成了第一支模特团队，官方叫“服装表演队”。上海市档案馆的一份档案记录了这个具有特色的名称来源。在审批模特队时，得到的批复是：“模特儿这个名字听上去太西方了，不符合我们的国情……‘时装表演’这个词怎么样？模特儿不也是演员吗？” 就这样，招募广告上写的是“招募演员”，身高“1.64米以上”，胸腰臀三围分别为“80、60、80”厘米。

新材质连体衣具有无性别趋势

 

1981年10月，皮尔·卡丹在北京饭店举办的大秀是首次面对普通观众的服装展示。宋怀桂负责挑选模特，那时候人们还不知到什么是时装模特，她只能去街上“拦截”长得漂亮的姑娘小伙，然后加以一番长时间的解释，才能将他们招揽而来。最终，挑选出来的十数名模特有卖蔬菜的、织地毯的、卖水果的，还有纺织女工，他们每天晚上集中在一起，接受来自巴黎的两位专业教练的指导。最终，“草班台子”取得了成功。

大秀当晚皮尔·卡丹在北京饭店举行晚宴，他发给每个男模特一套西装，还有领结、皮带、袜子，最后叮嘱他们胸前最好佩戴胸针或者别一朵花。他没想到，这个小小的要求难倒了一众模特。当时北京没有开着的花店了，男模特们突发奇想，菜店里的韭菜不是都带花吗？便指派了一位模特去捧回一捆韭菜，大家挑几朵，用细线绑了插在兜里。由五六百中外媒体和宾客组成的晚宴热闹异常，中国模特仍是焦点，记者们采访完，问男模特，胸前别的是什么？事实上，卡丹先生也好奇。模特代表羞涩地说：“别人胸前别的是花，中国模特别的是菜。”

时尚的本质

皮尔·卡丹对他在中国大陆掀起的冲击波非常满意——从1979年到1994年，这个法国服装师前后来了中国20次。在此后的20年里，“皮尔·卡丹”是中国消费者心目中知名度第一的外国服装品牌，一度成为高档服装和奢侈消费的代名词。

“先入为主”的品牌效应，在皮尔·卡丹身上得到了印证。桥梁的通路是相互的，时尚在中国也逐渐发展起来。1985年，他带着9名年轻的中国女孩来到巴黎，让她们穿上旗袍等传统服装，把中国文化和风格展示出来。在得到许可之后，9位中国模特登上了卡丹先生在巴黎的秀场，那一时让人窥见了东方时尚的未来。包括《费加罗报》在内的8家法国大报的头版都对此作了报道。

除此之外，伦敦《泰晤士报》评论道：“9名中国模特羞涩地走上T台，抢走了皮尔·卡丹时装秀的风头。卡丹正在帮助中国人将丝绸生产转变为时尚产业，他挑选了最漂亮的女孩。但这些衣服没有任何东方色彩，它们都承袭巴黎时装剪裁的遗产——外套变成了披肩，著名的卡丹衣领像莲花花瓣一样在22岁的北京学生石凯身上绽放。”

30多年过去了，如今，即便在中国，讲起皮尔·卡丹的名字，也已然和当初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面貌了。曾经被视为高级时装的皮尔·卡丹品牌因特许专营稀释了不少法国时装的光环，调整之后，授权规模大幅削减至350笔。过去10年里，皮尔·卡丹试图卖掉公司，以失败告终。因为他全凭自己意志定价，且价高者得。如此做法显然不符合现代处处讲求数据的商业背景。然而，卡丹能如此任性，也是因为他最引以为豪的一点——做生意从未从银行贷过一分钱。“投资人和设计师都是我，所以我总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因为我没有老板。”

身居巴黎时，皮尔·卡丹不知疲倦地每天前往工作室上班。当被问及工作内容时，他回答：“就是活下去。”当被问及什么是属于皮尔·卡丹的轮廓时，他回答：“像管子，像圆桶，是很难批量化生产的那种。”他在很早以前就看清了时尚的本质，“当你回望过去或是畅想未来的时候，时尚看起来总是荒谬的，但在当时当刻，它看起来无比合理和美好”。回想自己的一生，他这样说道：“我已功成名就——包括爱情、事业、设计、旅游、求知以及人脉。我有幸结识了卡斯特罗、圣雄甘地等世界一众名人，还拥有了财富、事业、幸福、爱情以及知名度。我此生无憾。”

事实上，他已对自己的百岁寿辰有了具体规划，很可惜，这个句点提前画下了。

商标化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高峰期，皮尔·卡丹累计达成了840笔授权协议，1992年来自品牌授权的收入就有1.25亿美元。大规模的收购和多样化的产品，加上其广泛的授权业务，让他一度在生活中接触到的所有东西上发现自己的商标。他曾说过：“我拥有我的一切，完全自给自足。我可以喝我自己的酒，去我自己的剧院，在我自己的餐厅里吃饭，在我自己的酒店里休息，穿我自己的衣服，喷我自己的香水……”

成衣

1959年，皮尔·卡丹意识到再漂亮的服装只有穿上身才有意义，于是给巴黎春天百货公司设计了成衣系列，他随后开设的成衣部门很快得到美国市场的支持。这一“离经叛道”的行为招来了同行们的不满，将他一度踢出了巴黎高级时装联合会。他评论道：“当时（的巴黎）只有高定，推出成衣系列是我最大的神来之笔。他们嘲笑我，说我坚持不到两年的时间，我相信自己的理念，并坚持了下去。”

迪奥与皮尔·卡丹

皮尔·卡丹在1947年到1949年之间在迪奥工作。这段时期也是迪奥品牌最重要的成长期，迪奥本人对时代变化的敏感让他抓住了战后女人想要自我重塑的欲望。迪奥推出第一个系列后不久，就与一家丝袜品牌达成了史无前例的品牌授权协议，要求是从丝袜销售营业额中抽取一定比例。为了增加“新风貌”的影响力，鞋子、手套和帽子都在系列里慢慢扩充。皮尔·卡丹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1950年他开设了自己的店，起初只想为剧院设计戏服。一通来自迪奥先生的询问把他拽回了时尚行业。正值威尼斯巴洛克风格的拉比亚宫酝酿一场蒙面舞会，迪奥因事务缠身无法分身设计舞会服装，把机会让渡给了他。舞会的发起人卡洛斯·贝斯特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喷气飞机时代之间主导欧洲上流生活的少数世界财阀之一，那次舞会也被认为是战后最昂贵的国际名流聚会，整个欧洲的报纸都报道过它的“腐败”。皮尔·卡丹为其中约30位嘉宾设计了衣服，一众犹如从18世纪走出来的形象定格在塞西尔·比顿拍的照片中，成了永恒。这场真正意义上的世纪舞会也把迪奥客户名单上的名字“拷贝”到了皮尔·卡丹的名单上。

圆筒夹克

随着披头士乐队第一首单曲《Love Me Do》的推广，皮尔·卡丹发明的无领男装也被大众所熟悉。他在1960年推出的男装设计显然更忠于人体轮廓。窄肩、高袖笼和贴身腰线，摒弃了传统的领型，而选择了简单的绑带式尼赫鲁（Nehru，对印度总理尼赫鲁着装风格的改编，并以其名字命名）。在此之前，巴黎找不到男人的时尚，衣饰考究的法国男人去伦敦定制衣服。皮尔·卡丹在克里伦酒店展示他的首批男装设计时，请大学生做模特，凸显青春气息而不是老派的绅士格调。

圆筒夹克是对传统运动外套的重新诠释，去掉翻领顺势解放了原本两颗或三颗扣子的限制，改成了一直到领带结的五扣设计。它能与四五十年代宽松的垫肩剪裁形成鲜明对比，是因为皮尔·卡丹在夏帕瑞丽接受的训练发挥了作用。作为夏帕瑞丽的标志性设计，1927年推出的三针错视针织毛衣的领口看似系了一个巨大蝴蝶结，实则是用颜色和图案织出来的立体效果。圆桶夹克套装采用了类似的衣领设计和四方轮廓，这种具有视觉欺骗性的“光学绘画”技术是60年代的新兴风格。不仅如此，他发布的Cosmo Corps系列中，色彩鲜艳的连体衣为《星际迷航》太空舰船上的制服提供了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