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劲松

依据现有考古材料，不同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长江流域商时期的青铜文明是区域性的，考古界至今未能拼贴出文明的全貌，也尚未捋清文化传播的具体流向。

上世纪50年代，位于武汉市黄陂区的盘龙城遗址被发现，它是考古界在长江流域发现的第一个大规模青铜文明遗址。盘龙城的存在，证明了商代文化在长江流域的影响力。上世纪80年代，三星堆两个器物坑的发现再次更新了我们对于商文化和青铜文明的认知——在中原文明之外的长江中上游流域，还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商代青铜文明区域。

“每一项考古发现都或多或少地改变着我们的历史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施劲松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道。他长年研究长江流域的青铜器与青铜文化，在他看来，研究商时期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文明起源意义重大。

三星堆改变历史观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面向“未来”的“历史”建构》那篇文章里提到，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中国青铜时代文明图景的认识，改变了我们对“中心”“边缘”“区域”等一系列观念的理解，甚至于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历史观，能不能具体谈谈？

施劲松：在发现三星堆遗址之前，人们对成都平原早期历史的认知主要来自于文献材料。比如，晋代的《华阳国志》对“蜀”就有较多记载，另外还有《帝系》《史记·五帝本纪》等。但这些文献材料大多有传说的成分。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不见于文献记载，揭示出的是此前完全未知的历史。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发掘到60年代，通过考古发现，学术界已经意识到三星堆可能是古蜀国的一个政治经济中心。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因为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了两个祭祀器物坑，人们才知道那里曾经存在过一种过去从不知道的文明。三星堆的考古发现非常独特，比如写实的青铜人物形象，极具象征性的青铜太阳形器和神树，表现祭祀场景的器物，以及大量用于祭祀的青铜器、玉石器等。这些遗物的形制、含义和功能都揭示了三星堆文化与同时期的商文化并不相同。这个文化的重要特征包括：王权与神权并在，宗教信仰中太阳崇拜居于核心地位；社会上层控制了重要的资源和手工业生产；贵重物品用于宗教活动并为整个社会上层占有，而不是体现个人身份等级的丧葬用品，等等。这个时期成都平原可能已形成了早期国家。由此，我们确切地认识到，除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明之外，在长江上游还同时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性文明。过去我们认为中原不仅是文明的中心，而且中原以外都是“边缘”，“边缘”的文化欠发达，但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改变了这种认识。

三联生活周刊：观念的变化，在研究方法上有什么影响？

施劲松：过去考古材料有限，研究四川地区青铜时代早期的历史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文献，现在有了大量的考古发现，因此很多研究立足于考古材料。现有的研究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结合文献进行研究，比如将对考古发现的解读与《华阳国志》等文献中的记载相联系，甚至相互比对，这类研究通常将三星堆文化视为蜀文化，称之为“早蜀文化”“早蜀文明”等；另一种是立足于考古材料而不受文献左右的研究，力图独立地用考古材料来“建构”历史，因这一立场，这类研究还按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而将由考古发现揭示出的文化称为“三星堆文化”。考古新发现带来的影响还在于研究视角的转变。考古发现促使我们在看待商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时，不再是简单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而是一种“区域”与“区域”的关系，各“区域”之间存在联系与交流，对于各个“区域”的文化应放在更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下来看待。

三联生活周刊：从这个角度来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对于认识商时期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价值是什么？

施劲松：三星堆的考古发现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发达的青铜文明，这些发现重构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图景，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多样性。

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遗址分布

三联生活周刊：上世纪50年代发现的江汉平原上的盘龙城是长江流域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它在重要性和文化属性上，和三星堆遗址有什么区别？二者有什么关联性吗？

施劲松：盘龙城的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是地处不同区域的两种文化。盘龙城的文化和商文化有密切关系。二里冈时期出现的盘龙城，可能是商王朝在长江边建立的一个据点，目的或许是控制那个区域，以获取长江中游沿岸的铜矿资源。三星堆文化是一种较为特别的区域性文化，它受商文化的影响不多而且是间接的，与盘龙城商文化也没有直接联系。盘龙城遗址虽然不像三星堆遗址那样揭示出一个前所未知的文明，但它的发现对于我们理解长江流域甚至整个中国的青铜文明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至少在盘龙城遗址发现之前，学术界还不认为商文化到达了长江沿岸。所以，每一项考古新发现，或多或少都改变着我们的历史观。

三联生活周刊：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商时期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遗址大致是怎样分布的？从分布地点和出土遗物来看，各遗址之间有什么关联性？

施劲松：长江流域的不同地区都有很多考古发现，彼此也有一些联系，但各区域又都相对独立。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有三星堆文化。长江中游的盘龙城是商文化的一个类型，在那里发现的城址、建筑、墓葬、铜器、陶器等，都具有二里冈商文化的特征。

除了盘龙城和三星堆外，还有两个区域同样重要：一是赣江流域，重要的考古发现有吴城遗址、牛城遗址和新干大墓。新干大墓出土青铜器的类别、基本的形制和纹饰，都与商式铜器类似，比如，有鼎、鬲、甗这样的青铜容器，兵器有矛、钺、戈、镞等。但新干铜器群的组合却有自身特点，如没有商墓中最重要的饮酒器，但有镈和铙这样的乐器，又将大量的青铜工具和农具作为随葬用器，这些特点都与商文化不同，当然也与盘龙城的青铜文化有明显差别。另一个区域是湘江流域，在湘江下游和洞庭湖沿岸历年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很多青铜器都是零散出土，也不是墓葬随葬品。

在长江下游没有发现类似于盘龙城、吴城、三星堆这样的中心遗址，考古材料较为零散，没有呈现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区域性的青铜文明。但这并不意味着长江下游就没有中心性遗址或区域性的青铜文明。考古学向未来敞开，不断会有新发现，每一项新发现，又都有可能改变之前的认识。

总之，从整个长江流域来看，各区域的青铜文化是一个板块结构，我们还不能将整个流域的青铜文化看成是一个系统。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不属于同一系统，那各主要遗址，包括刚刚没有展开讨论的赣江流域、湘江流域主要遗址的青铜文明来源路径是怎样的？受哪些地区影响，如何影响？

施劲松：盘龙城的兴建可能与商人开发南方有关，那个区域的青铜文化应直接来自于商文化。江汉平原出土很多商时期的青铜器，其中二里冈时期的青铜器集中于盘龙城及其附近，指示出商人兴建盘龙城的目的应是控制长江沿岸地区而非占据江汉平原。江汉平原出土过殷墟时期的青铜器，表明晚商文化对这一地区仍有影响。二里冈和殷墟时期铜器的出土地点大致呈线性分布，从枣阳、随县等到黄陂，殷墟时期的铜器还出现在长江南岸。青铜器的分布路线，大概可以指示出商文化南下的路线。

赣江流域的青铜文化与商文化有所不同，但显然是受商文化的影响或刺激而产生的。商文化可能经盘龙城、九江一带传入。在九江的荞麦岭遗址就发现有二里冈商文化的因素。

湘江流域的青铜器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以动物造型的青铜器和铜铙最具代表性，多为零散出土，这类铜器应是当地生产的。另一类是商式铜器，以鼎、卣、觚、爵等器物最多，有的还带铭文，有的出自墓葬，这部分铜器最有可能从江汉平原传入。湘江流域有一部分商式铜器还可能是商末周初由南迁的商人带来的。

三星堆文化的铜器同样应是当地生产的，相关的技术和观念可能来源于西北地区和长江中游。

区域青铜文明的兴衰

三联生活周刊：讨论各个遗址所代表的区域文化，这就涉及一个文化覆盖面的问题，比如以三星堆遗址为核心的三星堆文化的边界在哪里？盘龙城文化的边界和传播范围又有多远？

施劲松：三星堆文化的核心区就在成都平原。盘龙城商文化集中于鄂东南一带，但它可能影响、刺激了赣江流域等长江以南地区。

三联生活周刊：之前看到一些论文，谈及了三星堆青铜文明向东交流的一些特点和脉络，这与你之前说的，三星堆是相对独立的青铜文明有出入，这个观点你怎么看？

施劲松：东西向的交流以由东向西的影响为主。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沙遗址都出土了一些可能来自于东方的青铜器、玉器等。比如，三星堆出土的一件龙虎尊，类似的尊在安徽阜南也有发现，两件尊的腹部都装饰了虎食人的母题。这种富有特色的器物出现在两个地方，可能不是偶然，而是存在某种联系。三星堆的青铜尊、罍两类容器，也与长江中游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这都是交流的例证。说一个区域性的文明“相对独立”，这主要是指它相对于其他文明所具有的独特性，并不是说它是孤立、封闭的。恰恰相反，任何一种具有活力的文明都离不开与其他文明的交流。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来说，如何界定一种文化的传播、延续，或者仅仅是零散式的文化交流？

施劲松：文化的交流有不同的方式。从考古学上看，器物的传播就是一种交流，但仅此并不足以揭示文化交流的全貌。

如果我们比较两个区域的文化，可以从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两方面来衡量。知识体系就是指对实践经验的归纳和总结，比如涉及器物制作、房屋建造等方面的技术，都属于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指的是对观念的选择和判断，宗教信仰、丧葬习俗等就属于价值体系。从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两方面考察，而不是只注重某类器物的流传、或单纯关注考古材料表面的异同，更能说明不同文化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视角来考察不同文化间的交流。

三联生活周刊：无论是三星堆还是盘龙城，商时期的长江中、上游青铜文明都相对短暂地繁荣、衰弱和消失，为什么无法延续？整个长江流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板块式分布的文化构成方式，而不是像黄河流域一样，有相对清晰的脉络？

施劲松：各个区域文明的兴衰各有原因。盘龙城的废弃与商文化的衰亡直接相关。赣江流域、湘江流域或多或少也都如此。赣江流域的青铜文明在吴城文化之后开始衰弱，可能还与当地没有形成成熟的国家有关，湘江流域似乎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权力统一、集中的社会。

至于三星堆文化，它并没有突然消失，只不过是成都平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曾由三星堆迁移到了成都金沙一带，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文化也属于三星堆文化，不过是另一个发展阶段。大约在西周末期时，“三星堆－金沙文化”才衰落，同时，长江中游的人群进入成都平原，当地的文化才发生彻底的改变。

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都是在相对独立的区域内形成、发展的，它们有不同的史前文化的渊源，与诸如商文明等也有着不一样的联系和交流，因此而形成板块式的结构。

三联生活周刊：从整体上看，在青铜器的铸造工艺、青铜文明的发达程度方面，以三星堆、盘龙城等为代表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与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原青铜文明有什么异同？是否滞后？

施劲松：中原地区的青铜文明出现得更早、更成熟、更发达，对外也有强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长江流域大多数区域接受了中原青铜文明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区域的文明既与中原文明相近，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点。在秦汉帝国建立之后，长江流域各区域的文化最终也都融合到统一的秦汉文明之中。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的研究阶段，你觉得现有的对三星堆文化的研究还有哪些不足之处，还有哪些关键性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施劲松：学术界对三星堆文化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研究总是需要不断推进。三星堆的考古材料非常独特，没有太多可以参照和比较的对象，所以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理论和解释体系，这就存在哪些理论更具合理性的问题。需要深入的重要问题也很多，比如三星堆文化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衰落的，这个文化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样态又是怎样的，等等。总之，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考古材料、更深入的研究，才能逐步“拼贴”出那个时期的成都平原的文明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