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之休郗道茂续娶新安公主图》，明唐寅绘

 

故都洛阳

公元416年，北府军将领刘裕率舰队从黄河驶入支流洛水，溯流西行，逐渐驶近洛阳城。魏晋南北朝研究者李硕在他的新书《楼船铁马刘寄奴》里，通过《水经注》《太平御览》《艺文类聚》这些古籍，复原了刘裕这趟时空之旅的所见所闻。“进入洛水的一条支流——阳渠水，它通往环绕洛阳的护城河。洛阳是周武王灭商后营建的新都，东汉、曹魏、西晋三百年建都之地。中原倾覆百余年来，匈奴人、羯人、鲜卑人、氐人、羌人相继成为它的主人。这是东晋军队第三次开进洛阳：第一次是五十余年前后赵王朝瓦解，第二次是三十余年前苻坚兵败淮南。”

距离洛阳七里远，有石桥横亘渠水之上，名“七里桥”。这座桥用大块的条石砌成，巍峨壮观，桥拱是高大的半圆形，大型船只放倒桅杆后也能驶过。昔日洛阳人送亲友东行，经常到此话别分手，也称“旅人桥”。当时西晋王朝刚刚平定东吴，天下一统，国势正如日中天，方能兴建如此规模的工程，算来已有一百三十五年。汉末董卓之乱，洛阳全城都被焚毁，此时洛阳城中的宫殿，多为曹魏文帝、明帝两代所建。曹魏立国之初，复建洛阳宫，一改东汉的南北二宫对峙的分散布局，采用单一宫制。公元235年，魏明帝在洛阳又大修宫殿，修建主殿太极殿，是皇帝举行大朝会等重要礼仪活动的主殿。太极殿前有通向宫城南正门阊阖门的主干大街铜驼街，由此形成一条由南而北的主轴线。明帝又于城西北隅建金墉城，具有制高点的作用，既是离宫暂住之地，又是军事性城堡。宗庙、社稷、街道的修整也在那时完成，一个官署府衙齐备，道路系统完整，殿堂楼阁林立，城池坚固高大的洛阳定格于此。一百三十五年中，这些默然的城垣曾见证过多少个皇帝来去，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又发生了何等缓慢的剧变。

宋武帝刘裕（视觉中国供图）

 

梁武帝萧衍（视觉中国供图）

 

刘裕的舰队继续西行。洛阳城头的堞雉逐渐浮现在树木掩映间，上面飘扬着晋军的旗帜。数千晋军正在毛修的统领下修缮城垣。渠水直通向洛阳朝东三座门中最北面的一座——建春门。建春门外路北有牛马市。“竹林七贤”之一的名士嵇康因触怒司马昭，在此处被斩首示众。嵇康看到阳光的影子还未到正午，离行刑尚有片刻，遂向市人索琴一张，在人群围观下从容弹奏一曲《广陵散》，然后引颈就死。这个魏晋风骨的影像与事迹仍然鲜活地映在随刘裕前来洛阳的士族文人记忆中，引得他们凭吊怀古。一切往事都随之逐渐复活。这是他们朝思暮想的故都。“永嘉南渡”一百多年来，回到这里的志向从未改变。让这些门阀士族后代深为缅怀的，是彼时洛阳城生活的流光溢彩和风流倜傥。洛阳曾是何等活跃的文化中心：撰《三国志》的陈寿、三曹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等都曾为这里写下华彩篇章；文人集团“二十四友”的成员左思一写出《三都赋》，富贵人家便争相传抄，一时洛阳纸贵。

遥想当年，司马氏的政治短暂结束了三国鼎立，但仅存在了52年。短暂和平中，等级制度变得愈发森严起来，历代禅让和封建土地制度的累积使得世袭封爵家族享有特权地位，形成门阀士族。官僚名士醉心于清谈，士族争相炫耀奢侈，洛阳兴建起豪华宅邸和著名园林，达官贵人终日宴乐。一些未曾有人察觉的历史暗流已在底层或边缘潜伏下来。

今天的洛阳市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枚晋归义胡王金印，印面篆刻“晋归义胡王”五字，印钮作驼形。归义，即归化、降顺；胡即指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匈奴。晋归义胡王是西晋时匈奴归化部落首领的封号，该印来自甘肃，当系居住在凉州的匈奴归化后为晋武帝所封。这是晋朝廷为了安抚少数民族，建立相互间友好关系，以减少边境战争的一种具体措施。三国时期战乱不止，西北边陲的许多族群陆续向内地迁移。魏晋统治者为了边防和经济的需要也常常招引这些民族入塞。居于漠北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各少数民族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迁入黄河流域，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这枚金印既反映了西晋时期西北境内部落内迁的历史事实，从一个当代观看者的角度，也预示了这些魏晋以来进入到中原地区的新群体，虽然尚处于不受关注的边缘，却将在西晋末年的政治动荡中释放出历史能量，通过五胡十六国登上舞台。

西晋主流政治的暗流也是残酷的。地主士大夫阶层对于封建主做的政治斗争，受汉末党锢的失败教训，再不能取李膺陈蕃的方式对政治有所主张，也不能用袁绍孔融辈的方式，拥家丁部曲割据一方。这个阶层与现实政治的距离和矛盾始终存在，置身于政府，观念意识不免受制于实力派，无可作为。汉魏之际，对这些士大夫来说，汉代经学已死，名教也随之破产，他们的精神和心灵正处于无路可走的境地。洛阳城一时魏晋玄学和老庄盛行，是否定现实，还是超越现实，后世各有说法。但无论如何，忽视或暂时忘却生活现实，方能投入精神境界，在超然的哲理思辨中遨游。伴随着清谈玄思的是饮酒。今天，洛阳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些形制朴素的器物，比如西晋出土的盘口鸡首青瓷壶，还可让后人遥想其洒落放达的酒风。

魏明帝时期，也就是嵇康少年时代，师学形式衰落到了谷底。两汉时期，人们热衷于求师读经。魏帝国建立后，选官制度向变相世袭制度变化，优秀的经师及生徒都得不到高官，求师读经风气一落千丈，家学传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钟会、王弼这些东汉以来的名门望族，有家学渊源；嵇康则没有接受到什么系统的儒家经师教育。王晓毅先生在《嵇康评传》这本书中写道，曹魏政府的形名法术，仅能应付社会政治法律方面的实际问题，但当时的人精神世界深层，却是一片空白。“这个空白并非真空，而像中国哲学中的那个‘无’，其实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混沌的全有。各种思想都在萌动，中国文化正处在新的‘百家争鸣’的前夜。”诞生出来的玄学思潮，“其本质是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汇合。在共同的时代矛盾促使下，年轻一代思想家以他们天才的敏锐，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新的共同精神武器，在各自的灵魂深层，爆发了对传统观念的自我革命”。

傅抱石《竹林七贤图》轴 （故宫博物院供图）

 

大约正始十年间，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革命正在洛阳形成。何晏是这场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他是汉末大将军何进的孙子，父亲何咸早亡，其母尹氏带着六七岁的儿子何晏进入曹操的后宫，被封为尹夫人，何晏成为曹操的养子。魏明帝曹叡太和年间，何晏与夏侯玄等少年贵族子弟组织了一个知识精英团体，聚众清谈，品评人物，宣扬玄学新思想。太和六年，政府以“浮华交会”的罪名镇压他们，他们被免官禁锢数年。曹叡死后，何晏集团中被压抑的精英受到重用，逐渐控制了中央政府的各个重要部门。何晏当上了吏部尚书，是朝中当权派集团的核心人物。他融洽了儒、道学说，初步创建了玄学理论，发起了对汉儒魏法的新思想革命运动。

思想革命在“清谈”这种新学术交流形式下进行。“清谈”时，甲乙双方就某个理论课题展开论战，探讨的是汉魏之际一些重大理论课题，社会名流云集于清谈场中，形成了思想界的中心论坛。青年知识分子被这股文化风尚裹挟，远离洛阳千里之外的琅琊郡、清河郡、馆陶县等地方郡县都出现了清谈活动。嵇康，住在洛阳附近山阳县里的青年才子，也受到了这股思潮的吸引来到洛阳。他刚取了长乐亭公主，当了驸马。

清谈围绕着魏晋之际关心的“才性关系”展开。有才者可能无德，有德者可能无才，该如何看待这两者关系？东汉时期重德轻才，产生了很多道德骗子，使得平庸者身居要职。当时流传着两首民谣。一首说：“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后汉书·五行志》）品行正直得就像弓弦一样的人，最后死在道边无人理睬，而品行邪曲得像钩子一样的小人，反而获得富贵，拜将封侯。还有一则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葛洪《抱朴子·审举》）察举上来的秀才毫无学问，推荐上来的孝廉不孝不廉；标榜为寒门清白子弟的，其实品行污浊犹如淤泥；所谓的上等良将，实际上都是一些胆怯如鸡之辈。

宣扬“唯才是举”的曹操，其政策又产生了什么实际效果？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仇鹿鸣告诉我，回到历史中会注意到，曹操的“唯才是举”可能另有政治动机。山西大学古代史专业教授卫广来在他的文章《求才令与汉魏嬗代》中推测，曹操发布求才令，其实是在为代汉做准备。“曹操说，只要一个人有才能，哪怕他盗嫂受金，为乡里所不耻，道德形象很糟，也可以用。这实际上是要破除汉代以来与忠和孝密切联系的一套道德，鼓励士大夫可以为非常之举，摆脱‘忠’的义务，支持曹魏代汉。”因此，求才令的核心是鼓励官僚阶层破除旧的道德，从汉的大臣转为魏的大臣。放在汉朝的时间维度下，更容易理解。仇鹿鸣说：“汉朝400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一度被王莽篡汉、后来又兴复的王朝。400年的时间，不管是对当时的人，还是现在的人来说，都是非常巨大的时间概念。在这样的背景下，曹魏代汉在人性的转变上来说是不那么容易做到的。”另一个参考系是：很多汉代诗人都相信汉代会是一个千年王朝，就像西方人曾相信罗马帝国会永远存在一样。在这样接近永恒的观念中，“曹魏代汉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实力的问题，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忠于汉代的文化传统给扭过来”。曹操对“才性关系”的说法，有这样权力结构的图景隐藏于后。

王弼像（FOTOE供图）

 

嵇康15至20岁时，何晏、王弼倡导的名教与自然一致、无为与有位不二的新思潮席卷中国大地。他的兄长朋友大多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准备去实践现世逍遥，在功名利禄中，同样获得精神的自由快乐，包括他的兄长嵇喜。随着嵇康年龄的增长，他也不得不在入仕当官还是躬耕归隐之间作出选择。在官本位的古代中国，读书人的出路只有入仕一条。嵇康少年时代的亲友成年后都离开了他，奔向官场。

嵇康有比较强烈的越名教任自然的倾向，不热衷仕途。但最终，他不仅入了仕，还当了驸马。他违背自己的心愿步入官场是为了生存。王晓毅先生写：“在古代中国，读书人实际上只有入仕一条出路。封建社会中，自由权的多少与官位高低成正比；山林中没有自由的桃花源，只有被政府追捕的流民。遁世的隐士，也需要极高的知名度才能免受极寒和凌辱；而既然是知名的隐士，已抵得上一个大官，也就谈不上什么避世逍遥了。”封建社会的金字塔中，唯有越向上走，重力压迫才会越小，自由才会越多。“耕耨感宁越，马席激张仪”，表达了对同辈名士入仕的理解。这可能是魏晋风度之存在方式与现代价值观并非无所偏离的地方：它本质上是一种贵族生活方式与贵族的创造，比现代个人主义可能还强调自我。沈从文先生对“清谈”就并无太多好感。他写道：“这个阶层中人（多数是地主阶级的世家子弟）被征服的意识和自我中心的领袖欲，本来的矛盾，从清谈放纵中方得到一种调和或解放。”他批评他们意识仍然纯封建，言行表现却反现实，“多不免如干宝《晋纪》、葛洪《抱朴子》、颜之推《家训》等著作中常说起的汉晋齐梁人物性情作风：空疏、夸大、骄矜、任性，不善于经营世务”。这是对魏晋风气的另一种态度，或可作为参考。

嵇康的不同在于，他为自己的言论和信仰付出了生命。这说明，他并不仅是空谈，而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发议论，并愿意为之付出高昂代价。他清议的背景实际上嵌入到时政和权力图景中，这需要很重的担当。既然无法抛弃现世功利，他就表现出对隐士生活的更强烈憧憬，为理想大声疾呼。鲁迅先生评述：“墨子当然要著书，扬子就一定不著，这是‘为我’。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成为‘为人’。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他还说到，东晋陶渊明之所以平和，乃是时间晚于嵇康，又经历了极多变迁，“既经见惯，没有大感触”，且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

“竹林七贤”几位名士中，嵇康的脾气很大，且喜欢臧否人物，一直不改，最后死于司马懿之手，与孔融何晏一样遭到了杀害。导致杀身之祸的文章，是流传甚广、影响力很大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其中写道“非汤武而薄周孔”。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分析，这句话在当时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有了直接的影响，就非死不可了。”死的罪名是说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魏晋时期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不能不杀。天子之位从禅让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立脚点不稳，必须以孝治。而这礼教，很多时候是自利，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读通鉴论》卷十二）孔融死后，知识分子的士气就低落了；嵇康死后，真正的清议就断绝了。嵇康死后，历史进入到了读书人不谈政治、只谈玄理的清谈时代。有很多人学习嵇康阮籍他们的风流，但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所学无非是表面，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社会上只多了些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在文学上，嵇康阮籍纵酒，但也能做文章；到了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但如嵇康阮籍那样能写万言大文章的人，却没有了。“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种魏末晋初的文章特色，随着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被灭，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到了东晋，实际的社会风气是更平和。

广州“魏唐佛光”龙门石窟精品文物展。图为舒像座菩萨像 （视觉中国供图）

 

“侨居”建康

夏季几近尾声。南京下过几场雨，笼罩在一片烟雨朦胧中。六朝博物馆人不多，大厅里，孩子们正在上六朝服饰与妆容的亲子课。公告板上的海报贴得很满，其中一张跃入我眼帘：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正举办师生十人画展，名字叫“六朝风韵”。海报写得诗情画意：金陵以六朝而为胜，立世代文艺风骨。犹可见桃叶渡乌衣巷里，思长干里青梅竹马，恰似东南校歌有云：“六朝松下听萧韶，齐梁遗韵在，太学令名标。”

在南京寻东晋，会有一些难以遥接古人的当代疑惑，源于碎片式的感受无法连续完整地呈现图景或意义。六朝博物馆最大展厅，主题为神采飞扬的六朝艺术之美。序言是宗白华先生的一段话：六朝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是留存之物所携带的信息和叙述的历史：类玉似冰般釉色的青瓷，竹林溪水的布景，王羲之《兰亭序》的仿作，人物俑沉静甜美的微笑，宽衫大袖的休闲服饰，墓志石碣的碑文，拼镶砖画的一砖一瓦，画中飞舞挺劲的游丝线条，已富有空间层次的山水草木画……这个时代留下的事物，是飞扬奔放而气韵生动的，富有那种内心自我释放才能传达出的真性情。

王献之行书《中秋帖》卷（局部）（故宫博物院供图）

 

史书中的六朝现实则是另一番模样：六朝历时三百余年，共传四十余帝，是一个南北对峙、战乱延绵的剑与火的时代，命运流转，聚散无常。在这样的历史舞台上，登场的人物却非凡卓越：它讲究诗礼传家和世代簪缨；六朝名士或雄才大略，或才华横溢，或放达不羁，怀有玄心与佛性，饱含妙赏与深情。也许恰好是在历史的纷扰离乱中，群星闪耀的光芒才如此灿烂，以照亮历史的暗夜。只是，微观世界里的东晋人，应该有更细微的情感脉络可触碰才对。

永嘉元年（307），洛阳陷落后，司马睿渡江。过江的衣冠所见的建康，并非我所见的富饶江南。初入建康之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已弃置三十多年的废都。孙吴时期着力建设的秦淮河以北宫苑和政治区域，早已倾颓。存余的聚落、人口的市廛，集中在南部的秦淮河沿岸。东晋初期统治力量不足，建康因袭和权宜，建设缓慢。成帝时，才有余力开始用砖垒砌宫墙，都墙直到南齐时期仍是“竹篱穿不完”。

在南渡世家大族和南土世族的拥戴下，宗室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317年，司马睿称晋王，为建武元年。南渡大族与南土士族逐渐结合，奠定了东晋政治的统治基础。从晋元帝开始，王、谢、庾、桓四大家族相继秉政，世家大族垄断政治。

政治格局各处微妙变动之外，更可触摸到的情感，是南渡来的人无刻不怀念故都洛阳的思乡之情。并不清晰地知道，这种乡愁与现代人的乡愁有多少共通之处，毕竟已是不同时空。从称呼的方式上看，建康是移民的“定居地”，或许也是心深处的暂居地。“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隋书·食货志》）这些人不仅被称为“侨人”，而且用原来北方的地名在南方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只有名称，并无实土，所谓“故土虽迁，存旧名”。我不清楚，这些侨人的情感，更接近“五月花号”上新英格兰移民的心态，还是更近暂住客居的心态。一百年来，他们顽固地保留着北方人的习惯，集群而居，自报家门，填写的籍贯总是北方故乡的郡县。而那些没有来建康，去了东南沿海其他地方和港澳台地区的人，则被称为“客家人”。“客家人”后来成了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汉族民系。“客家”一词，《辞海》是这样解释的：自西晋末年至9世纪末（唐朝末年）和13世纪初（南宋末年），大批汉人陆续渡江南迁粤、闽、赣、川等省区以及海外；为了与当地原居土著居民加以区别，这些外来移民自称是“客家人”。他们身在异乡，对于故乡阿洛（以洛阳为中心的洛河流域）地区充满留恋，自称“阿洛郎”。客家人除语言上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原因有所变异以外，其余生产和生活习惯多数仍保留着浓厚的中原遗风，福建客家土楼和泉州洛阳桥就是这种遗风的见证。

宋拓神龙版《兰亭序》（故宫博物院供图）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范兆飞告诉我，魏晋南北朝，社会出现显著的变化是士族的门第婚、族内婚，朱门对朱门，竹门对竹门。“就江左而言，侨姓士族构成了一个婚姻圈，王庾桓谢这些北来的士族一起联姻。吴姓士族也自己构成一个婚姻圈，朱张顾陆互为婚姻，再加上会稽的孔、周、沈氏等等，他们之间互为婚姻。”南朝还有这样一件事，集中反映了门第婚的情况：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沈约知道这件联姻之后，觉得实在骇人听闻，马上向皇帝上章奏弹，“窃寻（满）璋之姓族，士庶莫辨”，表示有关部门应该出来干涉。王源是名门，但富阳满氏“士庶莫辨”，王源把女儿嫁给他们家，这不是玷污了士族吗？这个“封闭性的网络”，构成了一个婚姻圈、交往圈，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被摒弃于社交网络之外。这也是门阀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

洛阳口音也成为一种身份标志。《颜氏家训·音辞篇》中，颜之推说，凭语音即可分辨对方是士族还是庶族。建邺士族所操的洛阳语音是最高贵的，洛阳本地士庶共同操用的洛阳语音次之，建邺庶人所操的吴语是下等的。永嘉之乱以前，洛阳太学生诵读经典的“雅音”被称为“洛生咏”。洛阳作为汉代和魏晋首都数百年，已成为一个象征保存在语言符号系统中，从而保留在情感中、血脉里，成为想要返回的故土。江南风和日丽的日子里，这些过江来的人常相邀新亭聚会宴饮。有一次，晋朝才子周伯仁感叹道：“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大家都相对默默流泪。唯有王导王丞相愀然变色，说：“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何故作楚囚相对？”“克复神州”，在这些东晋精英心中，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连绵大梦。而身处建康，不过是“偏安东南一隅”——措辞中，已尽显内心世界的空间秩序，蕴藏着归乡的动机。

在六朝能称良将的履历中搜索，很多都莫不与北伐之“大义“有关。比如，祖逖（266～321）在公元313年请命北伐，从亲族部曲中选取精悍士族，“船至江心，祖逖中流击楫，立誓恢复中原，随行将士无不感奋”。祖逖数年间收复黄河以南大片故土，进封镇西将军，但321年，因朝廷内明争暗斗，国事日非，忧愤而死，北伐功败垂成。另一位是檀道济（？～436）。身处寒门，为南朝刘宋开国功臣。东晋末年，他随刘裕攻灭后秦，屡立战功，官至征南大将军，却因被宋文帝忌惮，被下诏以谋逆罪处死。史载，檀道济被捕时怒不可遏，痛斥：“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据说消息传到北方，北魏将领额手相庆，称从此南方再无可惧之人。檀道济死后，北朝屡次南征，南朝在军事上转入守势。读罢履历，除感叹这“功败垂成”之下多少权力场里的机关算尽外，也感叹这两位将军生活的时代，相去已百余年。祖逖、庾翼、桓温、谢安经营百年，收复中原仍是遥不可及的梦。

描述法显回到中国的绘画作品 （出版于1915年）

 

垂吊完古人，依然去城市郊外。在洛阳是踏访龙门石窟，在南京则是寻栖霞寺。暮色已渐浓，润如酥的小雨中，亭台楼阁和寺院的飞檐掩映在青葱树影里，不禁想象“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盛景与“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凭吊。佛殿或许已不能再称之为南朝初建时的那同一个，历代增刻修葺，是“忒修斯之船”式的疑惑。既然此物或许非彼物，那么不仅人非，物也非了。

在李硕所写的刘裕战史中，他宕开一笔，写了一章法显西行，似出离主题。他解释说：“杀戮和超度，好像完全是两个相反的方向，但他们又有某种相似。都忽略，或者说超越了饮食男女的正常生活。也许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看到人生和时代的全貌。”当他把史书和《大藏经》里东晋十六国时期翻译的佛经对照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淝水之战后，前秦王朝崩溃，苻坚据守长安，和鲜卑、羌人对手长期鏖战。与此同时，《大藏经》里的一些佛经篇章，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被围困的长安城内翻译的。将两者拼合重叠，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在靠吃人肉为生的长安围城岁月里，这群僧人翻译出了一部又一部佛典。”那会是怎样一幅洪荒可怖，但又宁静肃穆的场景？

这也是在龙门石窟端详那些沉静的大佛石像和苍劲温润的碑文时，我心中升腾起的疑惑。现实与心灵实在是太矛盾的事物，不禁让人猜测，这些艺术的创造者是在何等无路可走的绝境中，试图保存心灵的完整，以期与未来的生命遥相对望或寄希望于来世的？历史过于漫长，动力过于复杂，潮流过于浩荡，角逐过于纷呈，以至于人的力量在面对数千年浩浩荡荡的文化与历史脉动时，唯有一种沧海一粟的渺小感。不知这是否也是王羲之与谢安同登冶城山时，谢安的思绪所至。他悠然遐想，表达出超脱世俗的志向。王羲之说，国家危难之时，清谈废弛政务，谢安不以为然地答道：“秦国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后来秦朝两代而亡。难道是清谈造成的吗？”

此刻，在乌云卷动的苍茫暮色中，我回望栖霞寺。依旧在的是背后如黛的青山，还有覆盖它的苍松古柏。

（感谢实习记者岳颖在采访上的帮助。参考资料：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20年；鲁迅：《魏晋风度及其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演讲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李硕：《楼船铁马刘寄奴：南北朝启幕战史》，文津出版社，2020年；王晓毅：《嵇康评传：汉魏风骨尽，竹林遗恨长》，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