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图》之《问征夫以前路》，此画为明代马轼与李在、夏芷合作，描述陶渊明弃官辞归的情景（FOTOE供图）

 

山丘与尘网之间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40岁的陶渊明正式辞去最后一任官职——陶泽令，回归自己心心念念的田园。正式隐居之初，他带着解脱而愉快的心情写下《归田园居五首》，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研究者发现，陶渊明这里的“三十年”有夸饰的成分，实则从他29岁第一次出仕担任江州祭酒算起，为官时间不过十来年。只是，人们从这首诗中不难发现，陶渊明在少年时代便与世俗不同，渴望山林的退隐生活。既然如此，他又为何出来做官呢？

陶渊明出生的时代，东晋门阀士族正兴，门第是每位士人首先面临的问题。正如陶渊明在《命子》诗中所追述的家族谱系，学界一般认为他的曾祖正是那位在东晋政权建立中立过重要军功、被封为长沙郡公的陶侃。即使这样一位东晋名臣，在当时仍然面临门第的考验。由于陶侃的父亲曾为吴国将领，作为一名亡国将领，陶侃在幼年时完全过着孤贫的生活，后来他汲汲进取，仍不为当时士林所重。《世说新语》的一则注解中，刘孝标引用《晋阳秋》中的记载，说有一次陶侃与羊晫同车去访东吴名士领袖顾荣，被吏部郎温雅看到，竟讽刺羊晫：“奈何与小人同载？”

陶侃去世后，其家族声望有减无增。史籍记载中，陶渊明的祖父陶茂曾出任武昌太守，他的父亲却未留下任何记录。学者钱志熙在《陶渊明传》中推测，陶渊明的父亲很可能未曾出仕，本身就是隐士。也就是说，按照当时门第划分，陶渊明只能算一名寒素士人，如此，似乎也不难理解他为何“性本爱丘山”。

宋画《虎溪三笑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描绘东晋儒者陶渊明与道士陆修静一同访问在庐山修行的高僧慧远的情景（FOTOE供图）

 

同样写于义熙元年的《归去来兮辞》序中，陶渊明谈到少年家贫，耕种不够自给，亲朋好友都劝他出去做官吏，以求温饱。后来很多诗文中，陶渊明都在说明，他的做官主要是生活所迫。对这种解释，钱志熙分析还有一个原因是，陶渊明曾做桓玄参军，而桓玄后来篡位为帝，尽管谋反发生时，他刚好因母丧离开江州，但对洁身自许的他来说，不能不算一个污点。正因如此，“渊明更感觉到早年轻率出仕，在政治选择上完全是一个错误，因此也就不愿意承认有追求政治前途的动机”。

尽管如此，这并不表明陶渊明没有建功立业的想法。祖辈的功业垂范在前，少年贫寒的他好读博学，积极进取，正像后来《杂诗》其五所写：“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然而，在担任江州祭酒不久之后，他便难以忍受那种俗吏的生活，辞职回家。一段时间，他和继配夫人过上了真正的耕读生活。直到34岁时，才再出仕成为桓玄的幕僚。在钱志熙看来，从主客观条件来看，陶渊明注定无法像祖辈那样建功立业：“陶侃一个寒素之士，曲刚作柔，折节事人，从一个小吏踏踏实实地做起，这种能力是渊明不具备的。陶侃在两晋之际，当门阀士人普遍缺乏实干精神和实际的治军理政能力的时候，依靠早年辛苦积累的政治资本，及时地发挥他的出群济时之才，走上功业的顶峰，可以说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的人。而渊明却把追求自然的个性和真、善的原则放在第一位，在乱世将临时，他采取的是退却而非利用。”

不管怎么说，义熙元年之后，陶渊明步入了真正的田园隐居生活，不再受尘网羁绊。其实在那个时代，隐士并不鲜见，却很少有坚决与世俗决裂的真隐。

更重要的是，与其他隐士不同，陶渊明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躬耕田园，自食其力。在当时士人中间，这绝对属于特例。学者葛晓音在《山水田园诗派》一书中发现，比陶渊明稍小，后来以“山水诗”出名的诗人谢灵运，虽然拥有连山带湖的庄园，其中农田、果园、山林、泽陂一应俱全，但他却鄙视耕稼，“既笑沮溺苦”“耕稼岂云乐”，对田园风光视而不见。

这也成就了陶渊明所开创的“田园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龚斌便这样对我说到他的观点：“陶渊明归隐田园，亲身参加劳动，才有了田园诗，成就了一个伟大诗人，如果他不隐居参加劳动，就不存在后来的陶渊明。”

陶渊明开创的山水诗，以纯朴的乡村图景和高远的感怀兴寄，为后世文人所追慕（FOTOE供图）

 

田园的现实与理想

从事耕稼，为陶渊明提供了写出田园诗的客观条件，但山水田园诗的出现，即将山水田园风光首次作为客观的审美表现对象，却与那个时代玄学思想的发展不可分割。正如葛晓音所言：“中国的山水、田园诗同时出现在晋宋之交，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中国文人在山水、田园两种题材中所表现的精神旨趣，在玄学思想的催化下趋同的结果。”

在东晋玄学的发展思潮中，支遁援引佛理对《逍遥游》的新解释是其中关键一环。根据支遁的理解，只有保证客观物质的“至足”，才能谈得上逍遥，要“物物”“至足”，并能满足于已享有的物质，自然天真快活。戴逵后来在《闲游赞》中对此有充分阐发：“况物莫不以适为得，以足为至。彼闲游者，奚往而不适，奚待而不足。故荫映岩流之际，偃息琴书之侧。寄心松竹，取乐鱼鸟，则淡泊之愿于是毕矣。”至此，山水游赏成为体悟“适足自得”这一最高境界的最好方式。

葛晓音分析，“陶渊明所接触到的玄学，应是支遁的‘新理’流行之后，到慧远时愈趋佛理化这一阶段的思潮”。可以佐资的是，尽管陶渊明的读书治学，并不以玄谈老庄为尚，但他却深受东晋名士，也就是外祖父孟嘉的影响。孟嘉曾为东晋权臣桓温参军。一次，众人随桓温游览龙山，席间大风把孟嘉帽子吹落，桓温示意众人不要告诉他，看他如何反应。谁知孟嘉却浑然不觉，依旧风度翩翩。桓温令孙盛以此作文戏弄他，谁知孟嘉即席出答，出口成章，引来举座赞叹。可以想见，孟嘉这种忘怀自我、放浪形骸的名士风度，不可能不对陶渊明产生影响。

其实，在田园诗外，陶渊明也写了少量山水游赏之作，这自然是那个时代风习的体现。《和郭主簿两首》其二：“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所写便是庐山秋天的景象。《游斜川》则可以看作标准的山水诗。龚斌还发现，此次游历明显带有模仿王羲之兰亭雅集的痕迹。“新年第五天带着老乡游玩，带着酒，写诗之后把自己名字写下来，属于文士雅集。在他之前最有名的雅集有两次，一次在西晋元康六年（296），石崇在洛阳外的别墅金谷园，邀请当时名士30人，游览之后各人赋诗，里面名士的头苏韶，50岁；第二次是王羲之在山阴会稽兰亭雅集，当时他周岁50。陶渊明的《游斜川诗序》明显模仿《金谷诗序》和《兰亭序》，先写游览地点，风光之美，接下来写生命短暂，再接下来写参会人员情况，与王羲之雅集一脉相承。这一年陶渊明也是50岁。”

《陶渊明故事图》，明陈洪绶绘，全卷分为十一段：采菊、寄力、种秫、归去、无酒、解印、贳酒、赞扇、却馈、行乞、灌酒，现藏美国火奴鲁鲁艺术学院（FOTOE供图）

 

田园、山水同为自然的一部分。或许可以说，陶渊明的田园诗正是当时游历山水之风与归耕田园结合的产物，唯此，田园不再是中国古诗传统中那个表现农事悲辛的对象，第一次具有了审美的意义。那么，陶渊明在他的田园中又发现了什么呢？

刚刚回归田园的陶渊明，有一种复返自然的喜悦，他笔下集中体现在《归园田居》中的乡村景致，看上去也有了一种理想的色彩。“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其一）这幅恬静安详的村居图，在晋宋之交的乱世，当然带上了几分理想的色彩，却也成为后世文人理想的耕读生活。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其三）与上面一幅图景不同，这首诗表现的是一种充满诗意的耕作生活，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晓音才将陶渊明所开创的狭义理解的田园诗，描述为“讴吟农村宁静悠闲生活的牧歌”。

陶渊明的田园诗所以成为后世诗人追慕学习的对象，还在于他独到而细微的发现。用龚斌的话说，“建安文人尽管也写到田园山川的景象，但内心与这些景象没有多大交流，主要还是一种娱乐的目的。至于到农村参加劳动，更加不可能。陶渊明把那种平凡简朴、司空见惯的农村景象，用诗歌形象表现出来，这是第一个”。

晋安帝元兴二年（403），陶渊明正式归隐前两年所写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便描述了朴实自然的乡村风物。其中两句“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最为后人称道。开阔的田野上吹来柔和的远风，感时而发，田中禾苗也发出了新芽。这些朴素不过的乡村景象，第一次在陶渊明的诗中焕发出无限诗意。

然而，田园生活真的那么美好吗？事实恐怕并非如此。晋安帝义熙四年（408）六月，诗人在柴桑附近的上京之居遭遇火灾，不得已只好暂时栖身于门前水中的一条船上。不久后，他又迁徙西庐。义熙十一年（415），陶渊明完成最后一次迁居，搬到浔阳负郭的南村。由于家口日繁，年迈多病，屡遭年灾，诗人甚至常常有断炊之虞。《乞食》一诗中，他写道：“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被饥饿驱使，年迈的诗人带着惶惑与惭愧，不得不向乡人求食。只是，一旦有酒喝，他很快又忘记了困苦。

陶渊明笔下的田园，似乎始终震荡于浊世悲辛与“桃花源”那样的理想之境中，这一点，与他为官作吏10多年的无奈现实和“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慨叹之间的距离，何其相似。可以发问的是，支撑他甘于躬耕田园二十余载的内在力量，究竟是什么？

《渊明醉归图》，明张鹏绘，其诗文多与酒相关，该图描绘醉酒归家的陶渊明（FOTOE供图）

 

菊花与酒背后的道

世人皆知陶渊明喜爱菊花和酒。“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二十首》其七）这首诗，似乎最好地表现了菊与酒，在陶渊明心中的位置。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谈到陶渊明时说：“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忧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这样的自然态度，实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地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作诗，叫做‘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太像。”

渊明为何不易效仿？龚斌的看法是，“陶渊明的诗文是他整个人格思想的结晶，如果没有他那样高的人格和思想，怎么能达到他那样的水平呢？”陈寅恪大概是第一个将陶渊明视为大思想家的学者。在上世纪40年代的一篇长文《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的关系》中，陈寅恪将陶渊明的思想总结为“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这是一种富有创见的思想：“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唯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因其如此，既无旧自然说形骸物质之滞累，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触碍。”

尽管陈寅恪已对“新自然说”有所阐述，但究竟应该对此如何理解，龚斌进一步向我解释：“新自然说是针对以嵇康为代表的旧自然说而言。旧自然说，有一个取舍的问题，取自然而抛弃名教，这就是嵇康的一个重要命题：‘越名教而任自然’。另外一点，嵇康的旧自然说，相信神仙的存在，他的著名论文《养生论》，就认为书上写的古代神仙肯定存在。既然认为神仙存在，怎么成仙呢？就发挥出养生的办法。无论新旧，都有自然两字，意思是他们都肯定自然。区别在什么地方？嵇康的自然就是人的任情，嬉笑怒骂、喜怒哀乐这些东西。陶渊明是个伟大的诗人，也重视感情，但他的自然，是顺从化迁，顺着自然万物的变化而变化。”

陶渊明“新自然说”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形影神》诗中。第一篇《形赠影》中写“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便否定了神仙之说，肯定生命的自然终结；第三首《神释》中，他更是提出自己人生哲学的精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在龚斌看来，这种新自然观实则来自儒家的“居常待尽”和庄子所说的“处生乐死”。既然对生死有了了悟，顺从万物化迁，更有什么可以焦虑困惑？

有趣之处在于，在陈寅恪看来，即便在佛教大发展的东晋，陶渊明与佛教思想也无缘。要知道，陶渊明居所附近的庐山就是佛教的一大中心，他更与当时著名高僧慧远和尚有交游。这或许从《莲社高贤传》的一则记录中看出端倪：“时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晋安帝义熙十年（414）七月，庐山东林寺住持慧远等人结白莲社，与陶渊明同为“浔阳三隐”的刘程之也是社中成员。陶渊明为何“攒眉而去”，不响应他们的招集呢？龚斌认为：“核心原因在于陶渊明的思想和佛教思想存在深刻矛盾。一个矛盾是慧远认为‘形尽神不灭’，因为神不灭，才有了因果报应。但是陶渊明认为‘形尽神灭’，身体完了，灵魂也没了，所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另一方面，慧远主张佛教的善恶因果报应说，而陶渊明怀疑善恶因果报应，他在《饮酒二十首》其二便讲：‘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认为善恶之报为空言。”

陶渊明以好酒知名，龚斌粗略统计了一下，在他存世的120多首诗中，写到酒的便有50多首。饮酒对他来说，更像是体悟他那任真自然人生观的一种方式。正如《连雨独饮》中所写：“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  

（本文写作参考邵长满等人编选《陶渊明集》、钱志熙著《陶渊明传》、龚斌著《陶渊明传论》、葛晓音著《山水田园诗派》等书。感谢胡晓明、李亚娟对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