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琳达·盖茨

 

今年2月，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夫妇发布了2020年度公开信《放手一搏：盖茨基金会成立二十年来的思考》。在这封年信中，他们回顾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自2000年正式成立以来，在20年中所发生的变化。

“我们不断加强继续推动全球健康和公共教育的承诺，同时我们也对另外两个问题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于比尔，是气候变化；于我，是性别平等。”梅琳达·盖茨在信中写道，在基金会创办后，她拜访了一些世界最贫困地区的女性，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代表了数百万有类似遭遇的女性。“我曾遇到一位女士，要我把她刚出生的孩子带回家，因为她实在无法负担抚养孩子的费用。我在泰国见过的性工作者让我明白，如果我出生在她们的环境里，也会和她们一样，为了养家糊口什么都愿意做。我在埃塞俄比亚见过的一名社区健康志愿者告诉我，有一次她为了躲避丈夫的家庭暴力，在一个地洞里过了一整夜，在她10岁那年。”

她将这些所见所闻更加详尽地记录在《女性的时刻》（The Moment of Lift）一书中，同时也在书中介绍了基金会在全球实施的各项具有针对性的、推动性别平等的相关举措。因为那些经历使她意识到，除非采取行动，否则同样的故事将会不断重演。

《女性的时刻》

 

梅琳达选择以“自主计划生育”作为倡导女性权利的起点——在发展中国家，有超过2亿女性不想怀孕，但却没有现代的避孕用品可用。当女性可以自行决定怀孕时间和生育间隔时，她们就更有可能完成学业、获得收入，并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所需的一切。

但自主计划生育并不是女性失去的唯一权利。在为基金会工作至今的20年间，梅琳达还看到不计其数的女性也不能自己决定是否结婚、何时结婚、与谁结婚；不能接受教育、赚取收入、走出家庭，甚至走出家门；她们不能支配个人财产、制定个人预算，也不能创业、贷款、置业、离婚、就医、参选、骑车、开车、上大学、学习编程或得到投资。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女性无法尽享这些权利，其中一些被法律明令禁止，但即使法律允许，歧视女性的文化也时常将它们剥夺。

在发展中国家，男孩和女孩的生活从青春期就开始急剧分化；五分之一的女孩会在18岁之前结婚，即便在家庭内部也无法享有平等的权利。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女孩平均受教育年限比男孩少两年。

相对而言，在高收入国家，性别不平等在职场上表现最为明显。尽管美国女性获得本科和研究生学位的比例高于男性，但她们往往集中于某些特定的专业，因此获得的工作薪酬也相对较低。男性成为高管的可能性比同龄女性高出70%。有色人种女性的情况只会更糟，她们受到了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双重排斥。

梅琳达所收集的数据给出的结论是：不管你出生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你是女孩，你的人生将更加艰难。事实证实，即便是她，也不得不为获得平等而做出努力。在《女性的时刻》中，她就袒露了自己这样的经历。

她说，女性追求平等的进展如此缓慢，原因并不神秘。尽管活动家、倡导者和女权运动已经做出了种种勇敢的尝试，但世界并没有将性别平等作为一个优先事项来对待。各国领导人并没有为推动真正的变革而在政治和财政上做出必要的承诺。那些问题看起来无法解决，是因为我们从未投入必要的努力去解决它们。

借由《女性的时刻》中文版出版，梅琳达·盖茨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2019年10月25日，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到访南非卡耶利沙镇

 

三联生活周刊：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令你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在人类共同的灾难下，性别平等问题是否会比以往更加突出，还是会被暂时忽略？

梅琳达·盖茨：疫情暴露并加剧了世界上现有的不平等现象，包括性别不平等。男性死于新冠病毒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但是病毒对女性的影响远高于男性。女性通常是照顾他人的一方，占全球卫生和社会部门工作人员的70%。在收入最低的行业中，女性的人数多于男性。卫生系统资源紧张时，女性死于妊娠或分娩的风险更高。另外，一些报道指出，居家隔离期间女性遭受的家庭暴力有所增加，这令人非常不安。

一些人或许认为在度过这次疫情前，我们应该先放一放对性别平等的讨论，但性别平等的讨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既然病毒对不同性别造成的影响并不是“一视同仁”的，那应对措施也应该有所侧重。国家应该优先考虑妇女和女童在疫情中的需求。这包括收集按性别分类的数据，确保国家意识到生殖健康方面的服务和为家庭暴力幸存者提供的服务是必不可少的，为女性制定经济救济计划，并在决策中听取女性的声音。平等，时不可待。我们一定不能让全球疫情进一步拖延它。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2020盖茨年信”中说，希望在今年的“平等的一代论坛”（Generation Equality Forum）上能够为性别平等议题激发出空前的能量和关注。如果再次错失机会，可能会助长一种危险的言论，即性别不平等是无法避免的。为什么你认为今年是促进性别平等议题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

梅琳达·盖茨：今年是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希拉里·克林顿曾经在这个大会上发表过著名的演讲，“人权是妇女的权利，妇女的权利是人权”。那次大会是一个分水岭，世界领导人开始致力于向性别平等大步迈进。尽管平权的路上已经有了些许进展，但很明显我们做得还不够。数据是不会骗人的：今天，不管你是在世界哪个地方出生，如果你生为一名女性，你的生活会更难。

国际社会原本计划于今年夏天在巴黎召开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会议，希望再次引发人们对性别平等的关注和投入。尽管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今年的“平等的一代论坛”将推迟举办，但我们不能在此问题上按下暂停键。新冠病毒影响经济和社会，尤其影响着世界各地的女性，如果我们在对疫情的响应中没有把女性的需求放在首要位置，我们将面临倒退的风险。但是如果国家利用这一时刻来实施支持女性的解决方案，他们可以创造一个更健康、更完善和更平等的社会。

三联生活周刊：你始终确信性别不平等并非无法避免吗？实际上，尽管活动家、倡导者和女权运动已经做出了种种勇敢的尝试，但就我们所见，性别不平等的状况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你认为，问题出在哪儿？或者说，在怎样的条件下才可以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

梅琳达·盖茨：首先，我们要注意到，性别平等在世界范围内已取得了巨大进步。以孕产妇死亡率为例：30年前，中国农村地区妇女死于分娩的概率是城镇地区妇女的两倍以上。现在，由于中国在妇幼保健方面的投入，这一差距几乎已完全消除。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鼓舞人心的例子，但是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进一步推进。世界经济论坛今年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估计，全世界需要超过99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四个类别的性别均等：经济参与和机会；教育程度；健康与生存；政治赋权。

这个数字令人生畏，但这不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协调一致的行动和更多的资源，我们可以加快实现世界范围内性别平等的步伐。为了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关于女性的数据。从历史上看，只有很少关于女性生活的数据被收集，这使女性所受挑战和所做贡献难以被社会了解。更好的性别数据可以改善决策，告诉我们如何以及在何处进行投资，以推进妇女和女孩的进步。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说，在这些年的走访中发现，那些生活极端艰辛的女性们的故事揭示了性别不平等的根源。你认为，根源是什么？

梅琳达·盖茨：对妇女和女童的偏见根植于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中。在世界各国，女性没有得到平等的机会去学习和工作，也不能决定自己和社区的未来。

我们需要扩大女性的力量和影响力，让更多的女性可以有能力去做决策，参与调配资源、政策制定和发表观点。打破桎梏妇女和女童的障碍将会在国家和社区层面产生积极的连锁反应。举个例子，当女孩可以上学时，她们可以挣更多的钱，有更健康的孩子，并为国家经济做出贡献。当女性在社会中能发出平等的声音时，每个人都将受益。

三联生活周刊：“自主计划生育”是你倡导女性权利的起点，此后，你在2012年主持的自主计划生育峰会又产生了广泛且长远的影响。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自主计划生育依然是女性赋权中最迫切的问题吗？

梅琳达·盖茨：我们举办2012峰会的目的是就自主计划生育进行新的对话。我们知道自主计划生育使女性能够就是否以及什么时候要孩子做出明智的决定，减少意外怀孕、产妇死亡和新生儿死亡。这也使女性可以寻求经济机会。此外，这是一个国家可以做的对未来的投资中最具成本效益的项目之一。在峰会上，我分享了拜访一位来自内罗毕的年轻母亲玛丽安的故事，她说她想要避孕用品，这样她就可以在要第二个孩子之前给她的第一个孩子“所有好的东西”。我们都希望给自己的孩子所有好的东西。

那次峰会开启了2020年计划生育合作项目，在那之后，5300万妇女和女童开始自愿使用避孕用品。尽管我们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但在发展中国家仍有2.14亿女性不想怀孕却没在使用现代避孕用品。帮助妇女获得她们想要和需要的避孕用品是达成性别平等和创造更健康社会的关键。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走访美国各州的社区，调查当地家庭如何分配照护职责。你提到，研究这些问题可以用来帮助制定公共政策，诉诸市场手段，帮人们更好地应对家庭问题。可以具体说说有哪些有效的手段吗？

梅琳达·盖茨：关爱是人的本性，照顾家庭成员是爱的表达。这会为我们带来珍贵的瞬间，但是如果人们认为这只是女性单方面承担的责任，照料将变成负担而不是享受。有一些基于策略和以市场为导向的解决方案可以帮助美国和其他地区的护理体系更现代化。

在世界各地，商业管理者可以给他们的员工提供灵活的工作方式，例如让有家庭办公条件的员工在家工作，并且确保女性和男性员工都能利用这些方式。此外，企业家和投资者可以在看护领域进一步革新；有太多的市场潜力未被开发，我们需要发掘新的途径。

三联生活周刊：对你来说，为女性赋权的进程中，问题有轻重之分或难易之分吗？

梅琳达·盖茨：性别不平等是女性的普遍体验，尽管不同的女性在这方面的经历不尽相同。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多管齐下。我们既需要在防止童婚、女性生殖器切割，和其他对妇女和女童产生紧迫威胁的事情上给予投资，同时也要投资使妇女能够发挥其全部的经济潜力。多方面的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回应，也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决心。

三联生活周刊：在为女性赋权的进程中，你是否遇到或感到过以自己的精力和资源无能为力的状况？

梅琳达·盖茨：我非常感激能和全世界那些愿意慷慨分享自己生活故事的女性共处，她们讲述自己的困难、喜悦以及梦想。这些故事总是给我希望并激发我去行动。有时听她们的故事时，我不得不经历心碎。

举个例子，有一次在塞内加尔，我拜访了一群女性，讨论女性生殖器切割。这在她们的社区是很常见的做法，但在一些人的女儿因为切割生殖器失血过多而死后，她们在村庄里废除了这一习俗。整个对话极度痛苦，但是，我所学到的是在这样的时刻，我必须忍受痛苦，从中学习，并将其转化成寻找新途径去改善全球妇女以及女童的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面对一些苦难的时候，任何鼓舞都显得虚假无力，假装积极乐观就是无视他人的痛苦。在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你会避免在一些生活极端艰难的女性面前流泪。你希望在你帮助的那些女性眼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梅琳达·盖茨：当我因为基金会的工作出差，与当地女性坐下来交流时，我有两个目的：倾听和学习。但是很多时候，即便我原本只是去听当地女性谈论某一特定项目，对话也会变得非常私人化，我会感受到和对方建立起了深刻的联系。这在我和其他母亲谈论我们对于孩子的爱和孩子未来的期望时尤为如此。有些对话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会把那天拍的照片放在我的办公室里，每每看到照片，我就会想起那些对话。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定义女权主义？

梅琳达·盖茨：当我第一次被问到我是否是女权主义者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不太确定当时我是否清楚什么是女权主义者。20年过去了，现在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对我来说，这非常简单，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意味着相信每一个女性应该发出她的声音并实现她的潜能，相信男性和女性应该一起努力去消除障碍，终结阻碍女性前进的偏见。

（实习生印柏同对本文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