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否决了摄影师提出的请他在一片巨大的海芋叶下模仿龙猫的提议，他更喜欢真实的自然状态（蔡小川 摄）

 

画一部电影

由于受疫情的影响，我们没办法进入刘健执教的中国美术学院，只好把见面地点约在了西湖边的一个茶楼。此时的杭州还没有走出梅雨季节，雨说下就下，当我们见到刘健和他的研究生小龙时，雨声又大了起来。

2010年，刘健的第一部动画长篇《刺痛我》便入围了法国昂西动画节最佳动画长片奖竞赛单元，更在各大动画电影节频获大奖。7年之后，他的第二部动画长篇《大世界》，入围当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的争夺，并获得当年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在近年来势头生猛的国内独立动画领域，刘健是其中的佼佼者。

眼前的刘健，一如在那些电影节上的标志造型：短短的髭须，文气的眼镜，不过看上去更加安静。谈起从国画到动画的转型，一切对他来说都很自然。

刘健最早接触到动画，还是在1998年，他在南京一家动画代工公司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1993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的他，作品已在“偏执”当代艺术展、“It’s me”作品展上崭露头角。经历了上海美影厂的辉煌，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动画，面临来自日本、美国的动画冲击，陷入前所未有的断档期，国内动画人很多时候靠为外国动画做代工生存，那也是一个动画加工片的时代。“对方把剧本、人物设定、分镜这些前期都已经完成了，分镜之后，就开始画原画、动画、设计稿，加工便属于工作量最繁杂、劳动密集型的中期阶段。我做的工作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绘制动画人物后面的场景。”刘健说。当时做加工片收入不错，不过刘健在那里只干了一年多。像国内许多动画代工公司一样，那家公司也消失了。

《刺痛我》中在KTV买“摇头丸”的黑社会老大，巧合的是，外貌酷似左小祖咒（图左者）

 

“2007年进入创作前，我绘画、摄影、乐队都玩过，开始觉得之前这些艺术方式没有挑战了，而且不能完整地表达创作的意图。”刘健说。

写到这里，有必要提到2002年刘健与艺术家赵勤一起合作的《勇往直前》，这本以摄影图片配合文字的书，用波普艺术讲了一个后现代的中国故事，在刘健看来就是一个静态的动画。以动画的形式表现一个想讲述的中国故事，对刘健来说，是当时不多的选择：“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对我来说特别新鲜。不了解电影怎么做，但我会画画，当时想法很简单：画一部电影，画出来就是动画电影嘛！”

此前，刘健参与制作了冯小刚的《大腕》和孟京辉的《像鸡毛一样飞》制作过动画片段，还在2005年担任过电视动画片《虫虫》的导演和编剧。这部系列片一共做了300多集，做得特别累，但也为他积累了动画短片的制作经验。他决定改编自己的小说，做一部动画长片。

《刺痛我》讲述了一个变革时代中小人物的故事。电影中，故事发生在2008年的南京，因金融危机而下岗的农村青年张小军，先是被超市保安误认为是小偷打了一顿，丢失了工作，后来又在回家务农的前夕，因为好心救助一位老人而被误认为是肇事者受到审讯。不平之下，他在同乡大洪的怂恿下，向超市老板索要精神损失费，又在阴差阳错下，卷入一笔权钱交易。多线叙述的故事最后终结在一间茶馆，在从天而降的50万元巨款和生活的无望中，张小军纵身跳下城墙，留下一个开放性的结尾。

此前，中国动画中鲜有类似的现实主义题材。刘健是在看了押守井的《攻壳机动队》、今敏的《东京教父》后，才有了更多的信心：“原来动画也可以这样拍！”不过，鲜明的个人风格，也为这部动画的制作带来困难。

一部动画长片一般都有一个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团队，按照十几甚至几十道步骤的工业制作流程进行。刘健起初也打算组织一个团队来制作，可真正开始制作，发现自己偏爱的写实的个人风格，根本不适合团队创作：“比如里面的人物，采用国画的线描，这种绘画风格的设置，便不适合做工业化生产。我那些做动画的朋友，一直劝我不要弄了，说我无知者无畏。他们知道后面的工作量有多大。”

刘健最初还很乐观，他卖了一套房子，打算花一年时间做完这部片子。没想到像滚雪球一样，越做越久，整整做了三年。回想起那段纯粹的时光，他依然充满感慨：“做《刺痛我》的时候，至少有十几次做不下去了，不知道怎么办。想了一下已经做好的不能浪费，只能问人，继续做。不知道哪天能做完，有一种感觉，就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不完这件事，等到真做完了也很恍惚：真做完了？自己也不确定，但实际上已经做完了。”

很多时候，是边学边做。在前期做完分镜后，刘健才发现业内大家都已将分镜做成视频的动态分镜，根据想要的节奏，拉着看整体效果，比在纸上看更准确。为了追求那种生硬的写实风格，需要他在动画语言上力求做到准确。刘健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人走路的动作，考虑到《刺痛我》的题材和主题风格，我不希望人物走路的动作像好莱坞迪士尼那种特别有弹性的动作，也不是日本动画的风格，请教了很多朋友，最终画成了大家看到的比较生硬、写实的动作。”

为了突出这种现实风格，刘健在片中设置了很多现实的场景，南京街头的小饭馆、超市、医院，以及满街的广告牌，都出于对生活细节的参照。他还特意让片中人物讲南京话。起初他请专业演员配音，对着画面一听很失望，后来全部换成身边的艺术家朋友来配，尽量还原生活中真实的声音。那种粗粝而生硬的质感，尽管明显带有小成本制作的简陋，却在最初便打上了刘健鲜明的个人风格。

漫长的制作过程，好像跑马拉松。“中间阶段，最折磨人，完全面对最具体的事情，一根线、一个颜色、一个动作，全是最具体的。非常枯燥，每天就像生产零件一样，看不到它是什么样的。到了后期，是比较幸福的，样子都呈现出来了，大概心里也有数了。”在那段时间，刘健像上班一样严格控制着工作进程，每天画3个镜头，至少工作8个小时，实在做不动了，就画一会儿画。

就这样，从编剧，到导演、美术、场景设计、声音合成，刘健一个人完成了《刺痛我》的全部工作。独立动画导演朱彦潼当时还在读书，对这部片子印象非常深刻：“我本身是南京人，住的地方正好在片中都有画到。身边朋友告诉我，有一部动画片就是说我们身边的事，在网上很火，我周围的人都去看了。他的片子中那些人物的动作都很生硬，但非常有力量。看完那部片子后，真的觉得可以一个人做动画，只是我们没有实施过。”

刘健创作于1993年的画作《人墙》，曾出现在《大世界》中刘叔办公室的背景墙上

 

粗粝与荒诞的张扬

《刺痛我》后来被视为中国独立动画的标志性影片，在刘健看来属于“赶巧了”。2007年，他开始做这部长片时，国内还没有独立动画的概念。对中国动画来说，那还是闪客时代。2000年左右，北京一批从中央美院、清华美院出来的年轻人，用Flash进行动画创作，他们随后建立的闪客帝国网站，孕育出了老蒋、皮三、卜桦等一批最早的闪客。刘健告诉我，自己受闪客影响很少，但在2007年之前，国内最早一批独立动画人如陈曦、卜桦、阮筠庭已在国际上获奖。真正标志性的事件，是皮三、董冰峰等人在2011年创立的“中国独立动画电影论坛”，为国内独立动画导演提供了一个线下交流的平台，独立动画一词也正式进入大众视野。2019年，陈莲华、朱彦潼等人策划的“费那奇北京动画周”，将全球范围内遴选的优秀独立动画短片带到中国。

独立动画的概念在学术上难以清晰界定，但一般来说，人们把由个人或小团体独立创作的动画作品称为独立动画，由于其内容多由艺术家自主发起，形式上多为短片，可以摆脱商业成果的硬性要求，也不必依附于大众审美取向，因而往往更具艺术性与探索性。刘健承认从上海美影厂到闪客时代，再到独立动画在创作精神上一脉相承，但他认为，“闪客跟中国独立动画还是两回事。二者无论是制作手法、关注主题都不太一样，是两个时代的东西。闪客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独立动画还在澎湃发展”。

如果说《刺痛我》是刘健出于长期积累的一个本能反应，那么接下来的《大世界》，对他来说意义更为重大。用他的话说：“第二部电影才是最重要的，你知道了电影本身的门槛是什么，工业的难度在什么地方，想做得更好，面临的问题也更多。”

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资金问题，《刺痛我》在三年时间里花了70万元制作成本，那种自费制作的小作坊模式显然不可持续。幸运的是，刘健这时遇到了自己的制片人杨城。

《大世界》海报，除了前期的所有工作，刘健还亲自为这部影片绘制了16张海报

 

《刺痛我》在国内的第一场放映，就是杨城帮忙策划的。在一篇文章中，杨城回忆起两人的交往：“我不会忘记第一次去刘健导演工作室的情形。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有一把椅子，一个桌子，一台电脑，和一块电子绘图板。我仔细看了这块绘图板，上面布满了密密的划痕，都是时间的印记。那一刻我非常感动。”2016年，杨城创办哪吒兄弟影业，从自己的天使投资人、嘉映影业董事长覃宏那里，为《大世界》融到一笔钱，自己也担任了这部影片的制片人，让刘健可以从此专心于创作。

如果说《刺痛我》奠立了刘健的动画风格，那么《大世界》则是一次制作与故事复杂性的升级。这一次，他可以更从容地放入自己对当代艺术的种种思考。

2012年，刘健开始写《大世界》剧本时，起初的名字还叫《好极了》。不同于《刺痛我》，完全创作一个新的剧本对刘健来说并非易事，他前后把剧本修改了几十稿，直到2013年才开始动笔画。剧本依然采用了刘健偏爱的多线叙事模式，整个故事发生在某一天的下午到当天晚上，不足24小时的时间内。为帮整容失败的女友重新整容，工地司机小张抢了老板刘叔的100万元现金，在菜市场卖肉却把女儿送去国外读书的冷傲杀手瘦皮，奉命追回这笔钱。巧合之中，江湖大盗“黄眼”和他的女搭档，小张女友的表姐和其男友，也全都盯上这笔钱。一群人的命运就这样被一笔钱汇聚在了一起。大雨之中，一切欲望与罪恶最终被洗刷一空，如同片头所引列夫·托尔斯泰《复活》中的开头：“尽管出土的小草都被清除，尽管煤炭和石油燃烧的浓烟四处弥漫，尽管树木被砍伐，鸟兽被驱逐，即使在这样的城市里，春天仍然是春天。”

《大世界》中孤傲的杀手瘦皮，平时的职业是猪肉贩，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国产凌凌七》中星爷的造型

 

与《刺痛我》相比，《大世界》在写实的基础上，明显多了一种荒诞的表达，更有当代艺术的感觉。刘健告诉我，在打磨剧本的时候，自己便在琢磨，如何让里面的人物显得既真实，又有荒诞的气息。正因如此，老板刘叔一边干着非法的勾当，一边满口马云、乔布斯，以教训的口吻训诫被自己一手捧红的艺术家；工地上喝酒的哥们，张口问出的问题却是佛祖和耶稣哪个更厉害；被瘦皮逼到绝境的小张，会忽然说起自己看了几十遍《英雄本色》，对古惑仔十分崇拜。

铁轨上缓慢爬过的蜥蜴，忽然升空的火箭，带着浓郁波普艺术风格的MTV狂想曲，一段忽然插入的江水实拍，都让片子带上了富有象征意味的超现实感。尽管会有观众吐槽片中忽然出现的黑屏，江水实拍场景的突兀，可在刘健看来，“你可以把突兀当成一种风格，这段相对比较松，其实很重要，那段音乐也特别好听，观众如果在影片前面完全看进去的话，会在那段感到特别悲伤”。

其实，如果读过刘健当年创作的那本图文并茂的《勇往直前》，对《大世界》的风格探索便不难理解。要知道，《勇往直前》中那两个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普通工人家庭、经历了各种荒诞而刺激的时代冲刷的主人公，一个叫赵富贵，一个叫刘百万，《大世界》中的刘叔本名正是叫富贵，全片围绕的核心冲突也是那100万元。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大世界》是以精巧的叙事模式，重构了《勇往直前》的表达内核。只不过，《勇往直前》中的表达更为狂放，用孟京辉的话说：“一种恬不知耻的快乐，一种臭不要脸的美感，一种奋不顾身的理想，一种情不自禁的阴坏，一种面不改色的残酷……”

《刺痛我》的海报

 

“手工的东西更有价值”

我曾请教刘健，为何要把《大世界》这样一个具有黑色幽默、荒诞气息的故事，以动画的形式拍摄。回头想想，这个问题有点傻，我背后的意思不外乎这样一个具有《疯狂的石头》或《两杆大烟枪》规模的剧本，完全可以是一个既叫好又叫座的真人电影，为什么非要拍成动画，这么想，显然还是受限于传统的动画框架。

“主要因为动画是我能拿出来的东西。”刘健的回答很简单，但更核心的原因还在于，“动画与真人拍摄最大的区别在于，可控程度更高，我希望这个人长什么样，可以百分之百还原。演员有自己的气质，不一定能做到”。

朱彦潼也有类似的感觉：“动画更像是从脑子里倒出来的东西。”那种创作的高度自由，还体现为一种无所不包的容纳力。“比如说一种触感，通过动画的节奏，会把生活很细的质感，刻画进一张纸画面。动画能装进去的东西对我来说是最多的，我发现很多有名的动画作品，都与人的感觉有关。”

从《刺痛我》到《大世界》，虽然创作模式没有太大变化，刘健一人仍然承担了绝大部分角色，但整部作品的风格体系无疑更完整、更成熟，对刘健来说，制作上也有了很多提升。“我说的制作，比如画面清晰度，包括声音、音乐的全面提升，作品中的元素也更复合，趣味也更多样，不再是老老实实讲一个故事。”杨城说。

尽管如此，限于生产模式与资金投入，与近年涌现出的许多商业动画大片相比，《大世界》的制作仍显粗糙。朱彦潼曾参与了这部电影一小部分内容绘制，她与制片人杨城都认为片子的宣发有些问题。“这部动画是成人动画，不适合儿童看。处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观众看了后会失望。我认为这是一个片子打开方式的问题，如果在一个艺术影院寻找更懂电影的观众，而不是将它直接丢到一个很大的市场里，可能更好。”

尽管在一片叫好声中，《大世界》不足300万元的票房并不理想，远未达到之前投资方2000万元的票房期许，但对于独立动画来说，这依然是了不起的成绩。尤其在目前动画短片更适合做艺术探索、商业空间极其有限，商业动画又多依赖于传统IP支撑的情况下，《大世界》这样现实题材的动画长片，似乎更显珍贵。

2020之江国际青年艺术周上，中国美术学院影视与动画专业学生的毕业动画展映屏幕前，吸引了不少观众

 

比起许多动画大片中日益酷炫的3D特效，刘健依然偏爱二维动画。在他看来，“二维动画还是绘画性的，还是喜欢那种质感。3D科技没有人情味。当年Flash刚出现的时候，我也不喜欢，就像数码相机和传统相机的区别，平的，没有质感。我也会用绘图软件，但都是一笔一笔画出来的。Flash就像塑料，与木头的质感差别太远”。

那种质感，源于刘健对动画美学的自觉追求。2011年，当《刺痛我》获得以日本已故动画导演今敏的名义设立的“今敏奖”时，今敏的夫人今京子对他说：“看来你和今敏用的是同一个调色板。”对深爱今敏作品的刘健来说，这是一种鼓舞。

只是，对于刘健来说，风格永远服务于要表达的内容。他不愿意别人用某种固化的标签来形容自己的创作。眼下，他手头正做的一部关于青春题材的动画长片《上大学》已经进行到中期，如果进展顺利，这部电影有望在明年完成。由于故事主题不同，影片的整体节奏会更为流畅，配色也更加丰富。

刘健告诉我，未来他会继续探索用二维手绘的方式做一些科幻、动作等类型片的故事。“动画太累，一部作品要三到四年才能完成。我接下来也有可能拍一个小成本的真人电影，过瘾一下。”刘健似乎并不拒斥任何好玩的尝试，“动画电影容纳的东西很多，对我来说是目前最好、最丰富的艺术形式，以后可能游戏更加有意思，电影只是给定的一条线索，游戏可以设定各种情节和线索，会有更多可能。”

2017年，《大世界》制作后期，刘健到中国美术学院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任教。虽然创作时间被分散了，但年轻人蓬勃的创造力无疑也在触动着他。采访结束一天后，我们在象山艺术公社举行的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展上，看到不少人席地而坐，围着学子们尚显稚嫩的作品久不散去，仍能感受到动画带给他们的自由。

采访结束，大雨初歇，我的同事想邀请刘健，在一片巨大的海芋叶下拍摄一张照片，捕捉那种打着荷叶的龙猫的感觉，刘健婉拒了。如同他的电影场景，他似乎更偏爱粗粝的现实感。

（感谢傅广超对采访的帮助）

刘健在他狭小的工作室，在这里，他以一人之力创作了两部动画长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