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蛮（贾睿 摄）

琵琶的前世今生

三联生活周刊：其实琵琶这种乐器本身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它最早是从西域传过来的，到了中国被本土化，所以它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物。不知道如今在中亚是否还存在琵琶这种乐器？

吴蛮：全世界的乐器无非是吹、拉、弹、打这四种，它们也都是在流动的，不是说在一个地方发明就一直固定不变。琵琶的发源地可能是在中亚一带，传到了中国以后，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最终变成中国人自己的乐器。

如今中亚已没有琵琶这样的乐器，但是有琵琶的“兄弟姐妹们”，比如说中亚的乌尔都，印度的西塔尔，我们新疆的都塔尔、热瓦普，哈萨克族的冬不拉……这一类的弹拨乐器。其实中国的三弦儿，西方的鲁特琴（lute），甚至包括吉他、班卓琴（banjo），还有夏威夷的尤克里里，也都来自这一个大家族。

三联生活周刊：提起琵琶，我们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白居易的《琵琶行》，还有一个就是敦煌壁画里飞天拿的琵琶。古琵琶和现在的琵琶，有什么区别？

吴蛮：相同点的话，曾经有过一个阶段都是五根弦——就是五弦琵琶，那是唐朝的时候。如果我们现在看壁画，或者《韩熙载夜宴图》，看到有琵琶被横着抱的，也有像我们现在这样竖着抱的。由此可以证明在唐朝时，这两种形式的琵琶都存在。

到了元、明时期，五弦琵琶在历史文献中消失不见，说明这个乐器慢慢地被淘汰了。原因是大家对四弦琵琶——也就是竖着抱的那个更感兴趣，或者那个用途更多。不过今天还能在日本看到五弦琵琶，正仓院就保留了一把真正的唐朝琵琶（注：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去年11月份他们还拿出来展示，是正仓院的镇宅之宝。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里有一把明朝的琵琶。看得出来，琵琶的身体形状是一样的，但个头要小很多。很多弹拨乐器上面都有一个毛竹做的东西，弹奏时要按住，叫作“品”，英文叫frets——我们现在的“品位”就是这么来的——明朝琵琶的“品”少很多，所以音域很窄。

现在大部分流传在民间的琵琶都是清朝的。清朝的和我们今天用的琵琶，放在一起比较的话也不一样。我们现在的琵琶有21个品，上面有6个大的，我们叫“相位”，在清朝时期是4个相位，下面大概10个左右的品位而已。现在是21、23个，就往下走了，整个音域宽了很多。

其次琴弦也不一样——以前用的是丝弦，所以琵琶传统上是声音非常小的一件乐器，因为中国民乐的传统演奏场合大都是小型的、面对面的、自己娱乐性质的。后来用过尼龙弦，现在则用钢弦，音量大了很多。弹奏呢，以前是演员把指甲留长，用自己的指甲弹。后来因为琴弦变化，声音更响，自己的指甲已经吃不住那个力量了，所以后来改革，像我小时候已经是一种特殊的塑料片做的假指甲，用胶布缠上。其实很多中国的传统乐器一直在做改革，总的趋势都是把声音放大。比如古筝原来才12根琴弦，现在也加了很多，有24根、25根琴弦。扬琴、二胡都是，也是加大声音。这也许在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审美的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琵琶留下来的传统曲目还有多少？是不是以独奏居多，很少与其他乐器合作？

吴蛮：琵琶的独奏作品，大多是从清朝流传下来的，比如《十面埋伏》《夕阳箫鼓》，一共不到30首。除此之外琵琶其实很多是小型作品——以前我们叫“小合奏”，现在叫“室内乐”。江南丝竹里面有琵琶、笛子、二胡，和一个小型的、敲的乐器——扬琴。琵琶也有和声，但所谓的和声，并不是很强调和声，它更强调加花、变奏，每个乐器演奏的是完全一样的旋律，但是每一个乐器有自己的特点，它会在一个音里面加不同的东西，这就是现在我们讲到的“即兴演奏”。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林石城先生。按传承来说，林老师属于“浦东派”。琵琶的演奏派别是怎么划分的，您属于哪一派？

吴蛮：那个年代因为交通不方便，交流也不便捷，所以同一首曲子——比如《十面埋伏》，这个村和那个村的人琵琶的弹法，都会有很大差异。古代的谱子，基本上就是骨干音，没有很多细节，细节是自己发挥的。比如说李村的人弹的和陈村的人弹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互相之间也没有太多来往，有时候他们会定期到什么地儿一块打打擂台，切磋，就跟以前武术一样，会交

流一下。就发现，“噢你弹得速度那么快”，“你弹得很文”，“你弹得很有刚劲儿”，所以就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我到了研究生的时候是跟林先生学的，他是浦东派，他把浦东派的各种曲目的看家本事全部教给他的学生了。其实我也学了很多不同的、其他老师的派别，最后要看自己怎么样融会贯通、变成你自己的风格。现在老一辈都走了，真正的有派的就很少了，如果说派的话，都是“学院派”。学艺术，就是要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才会真正有价值和存活下来。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分析：你擅长哪一方面？你怎么能够被接纳？我跟4位老师学过。但最后我的毕业音乐会上，包括外系的老师、教授们参加，他们听了后说：“吴蛮，你谁都不像，像你自己。”我听了非常高兴，因为我学到了我想要学的东西。

吴蛮把华阴老腔带到卡内基音乐厅

寻找中国传统音乐

三联生活周刊：起初您的“角色”是搭建起中国的传统乐器与世界的联系，后来又去陕西、山西采风，有意识地把中国的音乐介绍到世界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考虑？

吴蛮：其实那个想法也是考虑了很久的。我不太愿意把自己局限于仅仅是一位“琵琶演奏家”，我更希望我是一位“音乐人”。我在西方世界发展了30年，也得到了很多西方媒体的肯定，给了很多的赞誉。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之后，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这是我自己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些年来，我被邀请参加很多音乐节，会看到各国的音乐家，他们的传统音乐在国际级的大音乐节上被呈现、被观众认可和喜爱。我印象很深的是，有来自巴西的、图瓦的、匈牙利的，包括欧洲那些传统的音乐——非洲的就更别说了。后来还有韩国和日本的音乐。日本的音乐——能乐也好，“gagaku”，我们叫“雅乐”，就是他们的宫廷传统的音乐——其实一直在西方被尊重；韩国的“板索里”（…………）民歌，还有一些宫廷唱法的音乐，都保存得非常好；还有印度、中亚那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音乐……但唯独缺中国的。虽然我每次去也代表中国的传统音乐，但感觉我们丢掉了很多东西。

2009年，卡内基音乐厅要办一个持续两周左右的中国艺术节，除了像郎朗的钢琴或陈其钢老师的现代音乐作品参演之外，他们还特别邀请我来策划两台中国传统音乐的音乐会。接到任务后，我就在想，我到底应该带什么样的中国传统音乐，登上卡内基这样一个国际的音乐舞台？——此前，我们在西方舞台看到的、从中国带出去的音乐节目，除了歌舞晚会这种慰问华侨的不算，其他的要么是京剧，要么是琵琶、扬琴、二胡、笛子这种学院派的东西。可是中国那么大，有很多地方的音乐，比如北方的吹打、各种各样的道教音乐，它们是真正体现我们汉人文化的音乐，有很深厚的内涵，但是并没有被介绍到世界的舞台上。

我回国之后，找到音乐研究所的学者们，和他们交流、讨论，他们给了我一个单子，全国各地的、有特色的音乐品种，发现还真有不少被保存下来的，但是不在“主流”之列。我想我是南方人，我应该先去北方看看，然后我就先挑了皮影戏。我去了山西阳高，这是一个很穷的地方，但是他们的道教音乐保存得很好，也很多，有一支演出队伍水平非常高。

然后我又去了陕西，看了我们现在很熟悉的老腔，老腔是陕西一带非常小的剧种，秦腔、迷糊调都要比它大。老腔其实是演皮影戏时唱的，唱腔的发展和变化都跟戏里面的故事有关。我看了老腔之后非常感动。我总是和他们说：师傅你们应该演皮影戏，那是你们的传统。

的确，那才是真正的有生命力的音乐和文化，而且是真正代表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因为这些都是几千年的历史传下来的。我选了陕西的道教音乐，后来在卡内基音乐厅的台上做了一场道教仪式。演出的那天，鸣唱、哼唱……越敲越热闹，唢呐和笙也加入进来，然后从观众席走过去……纽约的观众都看傻眼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种艺术形式，演出结束时，他们全体起立，像疯了一样地鼓掌、欢呼。

实际上，摔板凳是他们编出来的一个戏，是舞台上的一种表演，后来我又把它带回到皮影戏里。我把皮影带出来，放到屏幕上。当天整个剧场都是暗的，皮影一出来，就像村里一样，100支灯光一亮，就在那儿演皮影，观众也全部沉浸在里面。很多观众跟我说回到了小时候，想起了没有电影的那个年代，他们说没想到中国还有这样的东西。这两场演出非常成功。我后来把广西的侗族大歌也带过去了，还有古琴，我也弹琵琶……其实也是融合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这两台当时是媒体报道最多的演出，票也被一抢而空。

吴蛮与中亚音乐家一起演出后合影

三联生活周刊：他们回到国内后怎么样？

吴蛮：他们回到村以后就是明星了，后来才有谭维维与他们合作华阴老腔这些事儿。后来政府也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还是觉得我起了很大的作用。前年我把他们又带出去一次，在美国12个城市巡演一个月，全部都是主要的城市和主要的音乐厅，做了很多工作坊，师傅们非常开心。我记得《华尔街日报》评论说，虽然这几年中国的艺术、娱乐业在美国也不少，这些林肯中心也有，但是真正来自乡间农村的艺术、这样一种民间的音乐传统，这是第一次。我当然很自豪。其实我一直有这种想法：如果说我在西方有能力的话，我很希望能够把中国各地真正好的东西介绍给西方。

三联生活周刊：您的音乐生涯中得了很多荣誉，比如你的专辑六获格莱美提名；2010年获“美国艺术家”大奖；2013年获美国“年度演奏家”荣誉。对您来说，哪一个奖最重要？

吴蛮：我更看重2013年的“年度演奏家”奖。为什么呢？它只设有5个奖项：年度音乐家——大部分是指挥；年度歌唱家——出自歌剧；年度作曲家、年度音乐教育家、年度演奏家。这个奖项设立近100年，之前几乎全部都颁给西方古典音乐界，没有给过世界音乐的音乐家，而我是第一位。我是古典音乐之外的，或者说非古典音乐——所谓古典音乐就是大提琴、小提琴、钢琴——第一位获奖演奏家。所以当我的经纪人告诉我得了这个奖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弄错了吧？”怎么会给我？因为通常获奖者都是古典音乐界的。我去领奖时，负责人发言说：“其实我们跟踪吴蛮很久了……”而《纽约时报》的评论说：她改变了我们古典音乐界，改变了我们交响乐音乐界——因为我对很多协奏曲的创新。这个贡献是打破了人们对中国音乐、中国乐器的一个固定思维，好像觉得好奇就完了，新鲜新鲜，“哦这个乐器就是异国情调”那样就完了。

三联生活周刊：在大家的印象中，琵琶是“小家碧玉”型的，您跟现代音乐的参与和互动增多了之后，它的演奏方式可能是另外一种模式，有没有批评说你的演奏颠覆了所谓的传统技法？

吴蛮：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目前暂时还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但是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也是希望有多种路的，而且现在我觉得走所谓现代的人更多一些，回到传统的反而少。

我记得1996年，我第一次跟Kronos弦乐四重奏团在北京音乐厅演奏了一场，包括谭盾的《鬼戏》。我记得那一场北京音乐厅全都满了，还有人站着，音乐界的很多人士都来了，听说还有崔健。因为Kronos在国际上非常有名，专门演先锋的现代音乐，开创了“弦乐四重奏”这样一种西方古典的形式，走向了世界音乐和现代音乐。我记得演完以后，我问林老师怎么样，林老师笑着说，还是上海口音，“吾蛮欢喜个”。虽然他也觉得有点不熟悉，但是他喜欢这样的探索，觉得是一种新颖的形式。

与此同时，一些年轻的学生都觉得，“哎呀，吴老师真酷！”他们一下子觉得，噢！还有这样的一条路，音乐还可以这样做，或者说琵琶还可以这样演奏，可以用在这样的音乐里面。如果今天我再演《鬼戏》的话，不一定会再有这样的反应，因为大家在观念上已经接受，不觉得它有多新鲜了。

任何东西不可能停滞不前，它肯定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有不同的变化。琵琶这个乐器慢慢地在演变，其实包括小提琴、钢琴这些西洋乐器也一样，一定也是在演化。在这演化中，怎么样能保持它原有的语言特色——它要说中国话，说本身乐器适合的一种语言，这个我是一直在寻找的。

三联生活周刊：之前您对“中国音乐国际化”发表过一些看法，您说目前国内演奏有一些潮流，古琴、古筝往西方乐器的竖琴上靠近，二胡则往小提琴上靠，实际上是失去了自己的特色。但是一方面要说国际化，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特色，这个尺度和平衡点在哪里？

吴蛮：这其实并不冲突。你要有自己的特色才能国际化，要不就不叫国际化了。现在很多人把这个道理理解反了。比如说印度音乐，你一听就是印度音乐，西塔尔的声音一出来，你不会说它是吉他吧，日本的三味弦一出来，你就知道这是日本的东西……正因为有它自己的特色才是国际的。你去模仿就没有任何价值，你丢掉了自己，你也不是别人，人家也不会承认你。

三联生活周刊：您走了这么多路，在职业上也取得一个相当高的地位，为什么还要选择再回到中国文化本身上面来？您可以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

吴蛮：按理说，我现在职业到了一定的层面，儿子大学毕业也独立了，我也不需要操心，应该和家人一起休假，到全世界走走。但是我内心还有一种声音。这两年我经常回国，很多人跟我说国内的民乐市场不好，没有观众基础，现在年轻一代都学西洋乐器……我听了就觉得不太甘心。前几年回来，我就说，我不走一线，我要走二、三线城市，看看到底观众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比如我到唐山、潍坊这种城市去演出，有时候观众只有六成，或者在底下边看边说话，但是我不怕，我有我的方法来跟观众交流。剧院的人说：以往的演出基本上一半都会走掉的，你这场演出观众都没走。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很多人看完演出之后会跟我讲：吴老师，我没有见过这么高级的民乐音乐会。我听了也很感动。

我走过了那一趟以后，我就觉得内心有一个声音在跟我讲：我要回来，我要把我的经验，分享出去。2018年5月，我跟大剧院合作了一台音乐会，琵琶和吹打，吹管乐，整场都是即兴演奏，很多业界的人都来了，他们给我留言：我们太应该有这样的音乐会。虽然这几年我在国外开辟了很多个“第一”，但其实我现在回国很多也是第一次：第一次在大剧院做了一场全是即兴的演奏会；7月份做了一场带流行色彩的音乐会。大剧院本来不允许插电，我在大剧院的舞台上做了第一场插电的流行音乐，吉他、贝斯、架子鼓、琵琶，一起合作，做了一场这样的尝试。我其实很想表达的是，音乐的呈现方法有很多种，传统的乐器也有很多的传统方法，像即兴演奏。

我在国外听过来自全世界的音乐，无论是拉弦乐还是类似于中国古筝的那种声音，最重要的一点是都保留自己的特点，所以我很希望听中国的声音。但很遗憾，现在许多民乐的演奏是往和弦、和声、钢琴的方向去靠。比如二胡去拉小提琴协奏曲，拉得高、拉得快，我有时候会放一些给西方朋友听，他们的反应是：“啊？这是中国乐器？”我说是。他们说：“很好，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干吗要听二胡拉勃拉姆斯或者什么的？我干吗不听小提琴原来的？我想听二胡原本的东西是什么。所以这个也让我思考未来。

我回国的另一个想法，也是想根据自己的理念，尽量能够给大家一点点的想法，打开一下思路；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他们现在都是学校里面的学子们，未来可能成为职业演奏家，我想把我的经历和经验介绍给他们，看看他们能否像我小时候那样，去思考很多问题，有一些发明创造的想法。

三联生活周刊：可能不止我一个人对“吴蛮”这个名字感兴趣，感觉也契合了您的人生的这条道路，就是特别有生命力、不屈服的这种感觉。

吴蛮：全中国用“蛮”当名字的人肯定不多，特别是女孩子。60年代出生的人，女孩子大多是“玲”“红”“梅”什么的，男孩都是“建国”“建军”什么的。我父母的想法比较特别，觉得女孩子应该要坚强一些，说干脆来个“野”的，就是“蛮”，好存活，可以活得坚强一些。另外，我爸是画家，他喜欢古诗词，有个曲牌叫《菩萨蛮》，“菩萨蛮”就是西域能歌善舞的美女，就是飞天，所以就给我取了“蛮”这个名。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因为我姓吴，wu是一个否定的发音，所以就不蛮，“无蛮”。

到了国外生活之后，我的名字引起的笑话太多了。有一次我在音乐厅碰到一位作曲家，我们握手之后进行自我介绍。我说：I'm Wu Man.他一下子愣住了，然后说，Excuse me？我又说，I'm Wu Man.他很客气地回答：Yes，I know you are woman.但是，What's your name？

我也没有改什么英文名字。这个名字也好，中文里面也好记，一看这个字大家都能记住你。最初很多人给我想过英文名字，从“蛮”M的音想起，什么Margaret，又是Mary……都不像我，我什么都不想要。然后就还是Wu Man吧，最后“吴蛮”大家都记住了！

（录音整理：祝烨临、卢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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