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1月，穆拉维约夫离开伊尔库次克往圣彼得堡。这是他任职东西伯利亚的第15个年头，身份虽还是总督，心理上则一片灰暗，早有了深深的倦意和离去的决绝。对于中国人，老穆是沙俄侵入黑龙江地域的急先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算是总设计师，实可谓穷凶极恶；而在那时的俄国，他在被捧为英雄的同时也备受舆论抨击，不是反对其侵华行径，而是揭露其在强制移民中的恶政。在职的最后一年，老穆仍下令加速向侵占地区调兵和移民，却没有再亲临现场坐镇指挥，不是他不想，而是总觉得身体扛不住了，时时担心自己会挂了。

本专栏一路写来，因纪事所需，花了不少笔墨在这个令清方又恨又怕的穆酋身上，也要有个终结篇了。经过梳理，给他在任的最后一年，排了一个大致的时间表——

1860年1月13日，也是俄历的新年第一天，穆拉维约夫从布市（海兰泡）返回伊尔库次克。为避开特地准备的盛大欢迎仪式，一肚子邪火的他宁肯在贝加尔湖畔的码头待着，到夜幕降临后才悄然进入市区。从次日起，穆督先是与几位亲密助手如省长温策尔、参谋长库克里等密谈，会见总署会议成员，几日后才接见全体官员与商界代表。众人等在总督办公室外的接见大厅，“穆拉维约夫伯爵蓦地从办公室走出来，好像不是走出来，而是飞出来的。伯爵手持军刀，向大厅中央跨了几步，用手拄着军刀，向大家扫了一眼，目光不是愤怒的，而是威严的，然后开始讲话”，这是在场的一位穆粉记述的，属下敬之如神，亦畏之如虎，他也习惯了这种神一般的存在感。

短暂在伊市停留后，穆督乘车横越西伯利亚往圣彼得堡，于2月27日抵达，次日即受到亚历山大二世的接见。他向沙皇提出分治建议，即将东西伯利亚分切三块：

将黑龙江下游至海口、包括乌苏里江直到绥芬河的地域划分出去，成立单独的滨海边疆区，驻军司令应享有总督职权，兼任东洋各海港和舰队的总司令，统帅驻防陆军，并授予与日本交涉之权；

东西伯利亚总署仍管辖伊尔库次克省、外贝加尔省、阿穆尔省、雅库次克省和恰克图市，总督拥有处理俄中关系和边界之权；

将叶尼塞斯克省交给西西伯利亚总署管辖。

穆督郑重推荐了两个人选，都年富力强、在当地的重要岗位上任职多年：卡尔萨科夫，35岁，陆军少将，外贝加尔省省长，可接任东西伯利亚总督；卡扎凯维奇，40岁，海军少将，滨海省驻军司令，可全面负责正在扩展中的滨海大区事务。他还表示如果需要，自己“可以以陛下侍从将军的身份于今夏前往”，协调划分行政区域之事。遵照沙皇指示，穆督迅速写成一份条陈呈上，亚历山大二世批交西伯利亚委员会传阅，“并在朕亲临之下予以讨论”，足证其重视。之后，穆拉维约夫又拜见了皇太子、皇后和一些大臣，尤其是一直支持自己的康士坦丁亲王，多方游说，然后于3月31日出国疗养。他在国外与普提雅廷意外相逢，“从科夫诺到巴黎结伴而行，一路上相处得很好”，可也决不会说心里话——他知道，老普早就瞄上东西伯利亚总督的位子，背后还有很多朝中大员的力挺。

6周后，老穆回到圣彼得堡，参加了西伯利亚委员会的专门会议，沙皇果真亲自出席。但他的条陈被否决，多数委员认为不宜分割东西伯利亚，只可增加一个助理，年薪8000银卢布。老穆当即保举卡尔萨科夫为助理，又提议在高加索时的老同事斯杜科夫斯基接任外贝加尔省省长，获得认可。会议上的意见是，在中国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穆拉维约夫必须留在边疆，至于其他原因无人会当着他说出。老穆只好再次返回伊尔库次克，临行前写信给弟弟：“关于这次我到圣彼得堡的情况，我什么都不想告诉你，因为这次情况比上次更糟。”

离开圣彼得堡时，穆督的心情是阴郁的，抵达伊尔库次克似乎更糟。而像他这样一边申请退休，一边要安排自己看中的接班人，同时也冀求更体面的位置，在俄廷的许多大臣看来难以容忍。没有让普提雅廷接替他，已经是沙皇给足面子了。回到伊市后，驻军司令布谢送来一份没有署名的“告示”，说穆拉维约夫是鞑靼人的后裔，要将很多人移往鞑靼地方，其心可诛。老穆写道：“这是从哪里知道的呢？是啊，这的确也对，穆拉维约夫家族的祖先阿利亚波夫斯基公爵是鞑靼贵族的后裔……根据这份告示来看，连我的邻居都不相信我。”他让人与掌控舆论的第三厅沟通，孰知秘密警察的头子多尔哥鲁科夫“不仅容忍，而且还纵容”，老穆只得“尽最大的可能来忍耐”。

穆督牵挂着小伊在北京的谈判，并为此（也有一些别的事情）乘坐“穆拉维约夫－阿穆尔伯爵号”轮船前往恰克图，希望在哪里得到更多消息。他也渴望前往黑龙江，在一封信中写道：“我非常想最后再到阿穆尔去一趟，但至今未能如愿。我待在恰克图附近，不能离开，天天都在盼望北京和直隶湾的消息，我不能去阿穆尔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健康每况愈下，我感到自己已经完全不适于长途旅行了，受不了跋涉之苦。”在另一封信里，他说：

根据阿穆尔和乌苏里方面的消息来看，当地居民很愿意相安无事，但布谢和卡扎凯维奇却都愿意开枪打满人。不用说，这是出于冲动，我要使他们冷静下来，这不仅是因为上级给了我指示，而且也因为我个人深信与其争斗不如苟和。更主要的是，开枪只会打死并不仇视我们的百姓，而满清官员却逃之夭夭，一无所失。话又说回来，我们也没有任何必要开枪打人，因为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愿意在哪里划界就在哪里划界，反正他们只是口头上以及在不高明的告示上吓唬我们而已。

读这段话的感受很复杂：不管怎样的不舒服，你得承认他说的并无夸张，俄国人在黑龙江的确是可以为所欲为；而老穆是一个扩张狂人，却非嗜血的恶魔，发布过多次战争叫嚣，也没有真正动手。丑化侵略者也是幼稚的，这才是一个更真实的穆拉维约夫，其可怕之处亦在于此。

伊格纳提耶夫在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后，经过伊尔库次克返回圣彼得堡，穆督亲自到渡口迎接，把小伊引到自己的官邸，并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他甚至产生过让伊格纳提耶夫接任总督的念头，又觉得其应有更好的位置，方才作罢。又过了一个月，穆拉维约夫永远离开了东西伯利亚，提前举行了一个又一个宴会，人们争相致辞，“有真诚的，也有虚伪的”。启程时广场上挤满送行的人，一些人跟着老穆的马车跑，米留亭写道：“东西伯利亚的曙光在消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