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国平（贾东流 摄/视觉中国供图）

周国平的文章多探讨人性、价值和死亡。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在谈论疾病时曾说：“一个人在健康时，他在世界上的可能性似乎是无限的，那时候他往往眼花缭乱，主次不分。疾病限制了他的可能性，从而恢复了他的基本的判断力。”他也曾在2003年“非典”期间重读加缪的《鼠疫》时说：“如果我们不把鼠疫仅仅看作一场噩梦和一个例外，而是看作反映了生活的本质的一种经历，也许就会获得某些重要的启示。”

由于疫情全球性暴发，目前身在美国的周国平无法回国，本刊对处于居家隔离状态的周国平进行了专访，聊了聊疫情和隔离对人们生活的改变。

三联生活周刊：疫情使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父母与子女、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关系会向更积极还是更消极的方面转变？

周国平：疫情和居家隔离导致人们的生活和心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个体层面上，这种改变是因人而异的，原因有二：其一，在客观上，人们在疫情中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因此所受影响的大小也不同。处在武汉和湖北重灾区，与处在受灾较小的地方，情况很不同。家里有亲人患病乃至死亡的，与平安度过的，情况也很不同。其二，在主观上，任何外部事件都是通过每个人的精神状况和素质发生作用的，精神状况和素质不同，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就不同。在探究改变的时候，要考虑这两个方面。

三联生活周刊：疫情之下，居家隔离使得人们同处一室的时间大大增加，很多关系出现了极端化的现象，本来亲密的可能更亲密，本来糟糕的可能走向终结，这是对人们在非常时期渴望良性亲密关系的一种反映吗？

周国平：居家隔离是疫情期间的特殊措施，根据疫情的情况有宽严程度上的区别。对于我们所有的人，这基本上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经验。在以往，即使是一家人，平时也是各忙各的，上班下班，上学放学，只在晚上和节假日相聚。而现在，在长达两三个月的时间内，一家人朝夕同处一室，真正是亲密接触，必定会有和以往不同的感受。

我一向认为，无论何种亲密关系，都以亲密有间为好。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有利于感情的维护，又有利于个性的生长。距离太近，形影不离，容易发生摩擦和冲突，或者使生活变得雷同和单调，都不利于感情的维护。距离太远，两地分居，常年不见，则容易使感情逐渐走向疏远。

现在是客观情势造成了朝夕同处，失去距离，这对于亲密关系既是一个检验，也是一个考验。夫妻之间，情侣之间，亲子之间，感情基础本来好的，就会珍惜这个机会，因为居家隔离终究是暂时的，以前没有这个机会，以后也未必会有。不过，仍要注意让这段时光过得有内容有意义，否则的话，天天无所事事地待在一起，也难免会日久生厌。感情基础本来不好的，这时会显出原形，甚至走向破裂。当然，感情基础的好坏是相对的，大多是处于中间状态，亲密接触的结果如何，是使感情变好还是变坏，取决于双方有无善意和能否采取合适的相处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关系改变的直接原因也许是居家隔离，那深层原因呢？是人们面对死亡的恐惧吗？

周国平：居家隔离的大背景是疫情蔓延，许多人突然死于非命。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个大背景既是威胁，也是警醒，会使人们意识到生命的脆弱，也意识到家庭和一切亲密关系的珍贵。在疫情的海洋里，人们据守在一个个家庭的孤岛上，会有相依为命的强烈感觉。

三联生活周刊：人们宅在家的时间更多了，消费减少、欲望减少，人们的自我认知是否会因此发生巨大变化？

周国平：疫情和居家隔离打断了以往的生活习惯，人们被迫进入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消费、娱乐、交往皆大幅度减少。这提供了一个契机，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我，思考人生。不过，这种效果仍是因人而异的，比如简单生活，有的人可能发现了它的价值，从此成为新的习惯，有的人则始终是勉强忍受，以后会变本加厉地追求奢靡。

三联生活周刊：所有这些因疫情而产生的改变里，比如与别人的关系，或者消费习惯和社交方式，你觉得哪些会在疫情过后成为新的常态？

周国平：公元前430年，雅典暴发瘟疫，死一半人口，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描述说，人像羊群一样死去。他告诉我们，因为瘟疫，人们看到生命无常，许多人就从此追求及时行乐，完全不在乎名誉、道德、信仰，雅典出现了空前违法乱纪的情况。这就是说，瘟疫导致的不是觉悟，而是普遍的道德沦丧。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正是在经历了瘟疫的第二年，苏格拉底创立了他的关注灵魂和人生意义的哲学，希腊哲学的黄金时代开始了。

所以，瘟疫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是复杂的，不可一概而论。至于因疫情而发生的改变，包括人际关系、社交方式、消费习惯等，其中哪些会在疫情过后成为新的常态，实在是难以预测的。如我所言，这是非常个体化的。我们还应该考虑疫情之后的形势，这次疫情将在经济、国际关系、社会心理各方面造成重大后果，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与疫情之前很不同的世界中。非常可能的情况是，疫情之后果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会远远超过疫情本身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将是极其长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