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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人间烟火

作者:admin 2020-04-06 我要评论

1996年,汪曾祺在家中。晚年的汪曾祺常常坐在沙发上打腹稿,一杯茶,几支烟,想好了动笔,极快(FOTOE供图) 我是一九二零年生的。三月五日。按阴历算,那天正好...

1996年,汪曾祺在家中。晚年的汪曾祺常常坐在沙发上打腹稿,一杯茶,几支烟,想好了动笔,极快(FOTOE供图)

“我是一九二零年生的。三月五日。按阴历算,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这是一个吉祥的日子。”汪曾祺在《自报家门》里写自己的出生。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

汪曾祺一生没有一部长篇小说,有的只是写意的故事,和零零碎碎纠缠于生活细枝末节的众多散文小品。在反思“文革”的八十年代,他写出了《受戒》《异秉》这样风俗画式的清淡作品,美学毋庸置疑,但叙事能力和思想性的评论标准曾限制了他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他对此早有自知之明:“写不出来大作品,写不出来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自我剖析时,汪曾祺一定不会想到,在去世多年之后,他的这份“小”反而成了某种时代情绪,紧紧地抓住了当下读者的目光。

在中国,很少有作家像汪曾祺一样,以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文体,400多万字,穷尽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仅以作品完成了自我和家乡的书写。

从民国时的高邮,到战乱时的西南联大,到失意的上海、被放逐的张家口,再到新时代的北京。他写故乡的水和寺庙,大街上的手艺人,写西南联大时期苦中作乐的生活。戏曲要谈,花鸟鱼虫要谈。写作是个严肃的话题,当然也要谈。

学者季红真曾评价汪曾祺,说他是“文化史的宠儿”。“文化史”不仅包含汪曾祺所经历的新旧交替的时代,同样包含当下对于汪曾祺的重新发现。这份“发现”里有对美、人情和现代性的追求,也有断裂传统与过去的神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阅读汪曾祺,何尝不是在阅读我们所处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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