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乌雷在2016年法兰克福的个展“真实乌雷”上，左边是其1990年以自己为模特的宝丽来摄影作品

德国的血液

1976年的一天早晨，一个瘦高的男子走进位于德国柏林的新国家美术馆。也许是因为瘦高，他有点佝偻着背，跨步很大，穿着当时流行的喇叭裤，走起路来脚下生风，又披着一头乌黑长发，连头发也在飞舞。他走向19世纪画家卡尔·斯皮茨维格（Carl Spitzweg）的作品《可怜的诗人》，迅速把画从墙上取下，塞进夹克，又大步流星地按照事先计划好的路线走出美术馆。他开车到了位于西柏林的一个土耳其移民家中，把那张画挂在墙上。一家人看着画自然是开心，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此时此刻的波茨坦广场上警察正在疯狂地进行搜查，他们要找出这个瘦高的长发偷画贼。

没过多久，男子就被警方找到，并接受了相应惩罚。这名男子便是年轻时的乌雷，将整个过程用照片记录下来的是阿布拉莫维奇，这算得上两人的第一次合作，后来他们将这组摄影做成了一件作品，取名《挑衅，对艺术作品的非法接触》。他们将艺术品盗窃做成了一件艺术品，这件事本身就挺荒诞的。

乌雷原名弗兰克·乌韦·莱西彭（Frank Uwe Laysiepen），1943年出生于德国索林根的一个防空洞里。“二战”在他身上留下了极大的创伤，父亲是既参加过“二战”又参加过“一战”的老兵，虽然是幸存者，但战争结束后仍整日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中郁郁寡欢。乌雷十来岁时，父亲去世了，母亲深受刺激，有些精神失常，失踪了。就这样，乌雷成了孤儿，不再跟身边的社会有太多联系。“我从未从战争中学到任何东西，这对我来说完全是禁忌。”晚年的乌雷在一次采访中说，虽然他没有真正经历过“二战”，但战争始终是一块他不愿碰触的伤疤。

乌雷最早接触的艺术门类是摄影，小时候父亲送给过他一台小相机。父亲喜欢园艺，也会让小乌雷在院子里种种花草，拍下这些亲手种植的植物就成了乌雷最早的摄影作品。父母离开后，他开始将相机对准自己，孤独的他选择用镜头自我对话、自省以及自我表达。

20世纪70年代，年轻的乌雷放弃了德国的生活，移居阿姆斯特丹，并参与了当地的一场无政府主义运动——“普洛佛运动”（Provo Movement），也进入了当地“偶发艺术”的团体中。在这个过程里，他被宝丽来公司选中，成为宝丽来初代的签约摄影师。

20岁出头的乌雷拍了上千张自己的肖像。2016年10月，法兰克福的西恩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名为“真实乌雷”的回顾展。展览中展出了一批从未发表过的作品，创作于70年代，《白色面具》和《S' he》是其中两组重要的作品。虽然模特只有自己，但乌雷在自己身上尝试各种办法。他给自己的脸上化妆，一半男妆，一半女妆，他希望通过自我审视和性别转换的方式来探讨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连接。

乌雷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的摄影作品《S' he》之一

在那次回顾展中，乌雷采用了“Life-Size”的概念，也就是“真人等大”的意思，同时这也是宝丽来在70年代推出的一个概念。与尺寸的等大相比，宝丽来更想强调的是照片的真实性，这也是乌雷看重的。他透过镜头去挖掘每个人身份背后的隐含意义——异装癖、同性恋、变性人，这些社会中极其边缘的角色成为乌雷探索的对象。

但是在70年代早期，在这些照片之后，乌雷逐渐意识到，照片中少了些什么，“摄影它总是停留在表面，永远无法进入皮肤里面”。他开始不满足于摄影的局限性，如何才能走到表面之下，如何才能更完全地表达自己呢？他必须要走进内心更深入的世界。

1976年，迷茫中的乌雷遇见来自南斯拉夫的阿布拉莫维奇，“身体”与“性别”是这两个艺术家共同关注的话题。他们一拍即合，于是就有了接下来长达12年的合作，也成为当代艺术领域最著名的一对伴侣。《挑衅，对艺术作品的非法接触》这个行为艺术是两人试探性的第一次合作，由乌雷主导。选择“偷走”卡尔·斯皮茨维格的《可怜的诗人》并非偶然，这幅画是希特勒非常喜爱的一件作品，乌雷把自己积累多年对“二战”的愤怒通过“偷画”的行为释放，虽然有些幼稚，但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抗议。这次事件也可以看作他的一个节点，告别德国留给他的伤痛。

乌雷与阿布拉莫维奇的行为艺术作品《时间中的关系》，两人将彼此的马尾辫绑到一起，背对背静坐长达17小时，以此来思考男女身份或对立或共生的状态

“他的工作就是他的生活，反之亦然”

2011年，乌雷被诊断出淋巴癌。这时他从阿姆斯特丹正式搬到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两年，与爱人莉娜（Lena Pislak）一起生活。莉娜是斯洛文尼亚著名的平面设计师，陪伴乌雷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十来年。乌雷不喜欢长时间待在同一个地方，他往返于阿姆斯特丹和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之间，有时去希腊教书，或是去各地参加展览，要么就自己找地方拍拍片子。

在1988年与他的明星艺术家伴侣阿布拉莫维奇分开之后，乌雷就淡出了大众视野，回归到属于自己的生活状态中，作品和展览也只在较小的范围内传播。

在斯洛文尼亚，有点野心和才华又会说英语的年轻人，基本上都离开本国去更发达的国家发展了。人才的流失让这里的节奏越来越慢，乌雷反倒非常喜欢，更适合上了年纪的他，能让他平静下来。2011年11月，导演戴米恩·科佐勒（Damjan Kozole）开始与乌雷一起拍摄一部纪录片《癌症计划》，记录下这位艺术家生病之后的生活状态，为期一年。

片子开场的第一幕拍摄于卢布尔雅那肿瘤研究院，乌雷正在那里接受化疗。原本以为这将是一部疾病抗争的纪录片，拍出来却是一部从卢布尔雅那到柏林，再到纽约和阿姆斯特丹的环球旅行片。与其说是对抗癌症，倒不如说是与癌症的和解之旅，乌雷选择了这四个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城市，拜访生活在这些城市的朋友，来告别和回顾他的艺术生涯。因为不知道死亡哪天会来临，他把这部纪录片看成人生最重要的艺术项目。

在行为艺术之外，90年代他又重新拾起摄影，拍摄了一批巨幅作品，尺寸超过真人大小。一直以来，乌雷都喜欢关注社会边缘的人群，他在意身份对人的影响，在早期的作品中，人物是主角。但到了90年代，他开始把镜头转移到物上。从1991年到1992年，他用了两年的时间拍摄最简单的静物——一长一短燃烧的两支蜡烛、被堵塞了瓶口的可口可乐玻璃瓶、杯壁流出血迹的白色咖啡杯。每一组简单的静物构成一幅巨型的照片，宽一米多、高两米多，日常的静物被放大了几十倍，在冷峻的深色背景中凸显出来，倾压在观者的眼前。

乌雷将这组照片命名为“不能打败自己的感情：长期记录”。在经历过1976年到1988年与阿布的合作之后，乌雷收敛起了自己面对艺术的那团热火，他更希望在日常中找到触动人心的东西。后来的几年，他又拍摄了“面包与黄油”“柏林残影：欧盟旗帜”几组作品，把一个德国人内心最冷静、克制的底色翻了出来，去定义自己的艺术。与此同时，乌雷的身体与镜头似乎在走两条不同的路。从90年代末开始，乌雷回到了行为艺术的舞台，一直持续到2019年。

在拍摄完《癌症计划》之后两年，乌雷痊愈，他又开始活跃在摄影和行为艺术的舞台，这是他艺术表达的两条线——内敛与释放、冷静与炙热。他在一次接受英国《卫报》的采访中告诉记者：“我必须疯狂的时候应该时刻捍卫我的‘必须’，即使是睡觉，我也是一个艺术家，因为‘必须’。”虽然在当代艺术史中，乌雷并不是一个那么耀眼的明星，这也不是他的追求，但他对自己从事艺术这件事有着强烈的执念，他一再强调“必须”，这种“必须”在他的一生中也从未减少。“他的工作就是他的生活，反之亦然。”

乌雷把自己从事的一切事都看作艺术，包括癌症。2019年乌雷的病情再一次恶化。这一年，他接受了英国《Dazed》杂志的采访，他说他的身体严重脱水，每天要喝掉4公升的水，“可我真的不喜欢生病，因为我是行为艺术家，我的身体就是我的艺术”。再一次提起1976年的“偷画”事件，乌雷已不再那么激进，他说：“我只是希望让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都挂上艺术品。”

去世之前，乌雷正在筹备今年11月在阿姆斯特丹市里博物馆举办的个展。与此同时，阿布也在筹备9月的伦敦个展。两人经历过2010年在纽约现代艺术馆“凝视”的和解之后，又经历了版税风波，直到2016年再次讲和。

乌雷去世之后，阿布拉莫维奇在社交网络上发布悼词——“今天我非常难过地得知我的朋友和曾经的爱人乌雷已离世。他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也是一个卓越的人，人们将深切地缅怀他。在这一天，知悉他的艺术和留下的回忆与感动将永垂不朽，这让人略感欣慰。”这段悼词有些冰冷，更像是来自官方机构的文字，而不是一位昔日爱得惊天动地又在艺术上相互成就的伴侣发出的文字，或许阿布在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又或许，是真的释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