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慧英在北京家中，身后是她1977年在第二届女排世界杯上获得的三座个人单项奖杯（王旭华 摄）

 

归于平淡

1981年首夺世界冠军并获封“女排精神”的那一代老女排队员，即便在退役后，似乎也都有着传奇般的人生。

当年的主攻手郎平后来作为教练率女排三夺世界冠军，二传手孙晋芳做国家体育总局网球中心主任时推动“单飞”改革，主攻手张蓉芳做过国家体育总局排球管理中心副主任，接应二传陈招娣任解放军总政文体局局长时主持了王治郅的回国，副攻手朱玲掌舵四川省体育局担任局长，副攻手周晓兰随丈夫移民美国，副攻手陈亚琼移居香港，主攻杨希和副攻梁艳都自己开了公司。

但她们后来的人生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少再出来面对媒体，诉说往事。

“我们这批人都不太愿意接受采访。”曹慧英对我说道，“他们很多人都不理解，其实原因很简单，一个是我们不需要通过经常出现在镜头里让大家记住，再一个，我都66岁了，是那批队员里最大的一个，孙晋芳马上也65了，连梁艳都快60了。年纪大了上电视，节目播出后看到自己的形象，就会很难受，之后就不愿再上电视了。”

作为中国女排1976年建队后的首任队长，曹慧英在1981年第三届世界杯和1982年秘鲁世界锦标赛上随中国女排两夺世界冠军，退役后在国家体委工作，后来又辞去司局级干部职务，下海经商，搞旅游也搞房地产，还去加拿大做过陪读妈妈。“我一辈子有过很多头衔，参加活动，别人在介绍我的时候，我最想听的就是‘老女排队长’这个称号。”

曹慧英在北京方庄一处老小区的家里接受我的采访，她说，她们那一代老女排退休后的生活是归于平淡的。如今她在京郊寻了处院子，养了几十只鸡，种上各种蔬菜，她说她本是农民的女儿，现在只是重新当回了农民。

平静的退休生活并没有褪去她们身上的“女排精神”。曹慧英说自己后来待人处世，经常会被人说你的性格和别人不一样，“我会回答说这是球队培养出来的，在很多事情上我会往前看，做得不好就总结，总结完了赶紧改正。我们并不能把所有事情真的做到最好，但会把所有事情努力做到最好”。

满身的伤病也在时刻提醒着她们过往的付出和努力。几年前，曹慧英家附近一家洗浴中心的老板认识了这批老女排队员，便特意为她们安排了一位按摩理疗师和一个专用房间。于是，曹慧英、张蓉芳、梁艳、李延军等家住北京的几个人，便以此为由头经常聚会。身体哪块不舒服了，就约着去按一按，然后一起吃个饭，就这样已经持续了6年。

当年的主教练袁伟民也退休了，如今她们每半个月还会组织一次聚会，与袁伟民一起吃个饭，各地的老队员有时间都会来参加。“我们这些人对袁头儿，那种感情，既像对父亲又像对大哥。”

2016年老女排队员相聚参加活动，从左至右：张蓉芳、梁艳、李延军、沈散英、张洁云、曹慧英（中国体育图片供图）

 

成为“老大”

如今这些老女排队员的聚会上，大家对曹慧英的称呼只有一个：老大。这是一个从70年代就开始的习惯了。

1976年，袁伟民作为主教练重组国家队，曹慧英被招入队后便成了国家队首任队长。“当时袁伟民组队，从全国各地方队找最好的苗子，12名国家队队员，其中有8个是地方队队长。但怎么最后就把国家队的队长给了我，我从来没有问过。”

曹慧英17岁时作为“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学生进入北京体育学院练排球，两年后八一队重建，当时各省都已陆续有了自己的省队，自然不愿意放走自己的好队员，因此八一队只好从北京体育学院里招学生。被八一队一同选中的还有曹慧英在体育学院的同学陈招娣、杨希，她们三人后来从八一队队友变成国家队队友，直到1982年一同从国家队退役。

因为国家队建队时间短，所以目标明确。曹慧英记得很清楚，当时袁伟民让搞宣传的人在训练场里拉起一条横幅，“三年打败南朝鲜，五年打败日本”。如今回看那段时光，中国女排能够迅速成长，曹慧英认为首先是继承了大松博文的魔鬼训练方法，除了“三从一大”，从难、从严、从实际出发，大运动量，还通过全面的技术来弥补东亚人身体条件的劣势。“那时1米84的郎平还没入队，周晓兰1米82，陈亚琼1米81，我1米80，除了我们四个大个儿，其他人都是1米78、1米77，还有1米73、1米74的，张蓉芳打主攻位，才1米74，但她手法好，打得怪，所以效果非常好。”

另一个关键原因更在于举国体制。曹慧英回忆，国家队与地方队是一盘棋，最好的球员全都去了国家队。此外虽然训练艰苦，但国家也给了全力保障，那时她们一天的伙食费是3块8，排骨、鱼随便吃，而一般人一个月也就挣几十块钱。

“其实当时我们与男排国家队在同一片场地训练，男排两块场地，我们两块，他们也没有少付出，但就差了那么一点。训练基地的食堂大师傅经常等我们下课，其他队训练结束下了课吃完饭该休息就休息了，只有我们经常加练。排球是个集体项目，对团队要求非常高，一个队员在场上出了疏漏就会影响全队，所以袁伟民要求所有队员团结起来。”曹慧英说。

1977年，在日本举办的第二届女排世界杯是袁伟民带球队参加的第一场世界级比赛。经过一年多的训练，曹慧英已经成为当时国家队里的绝对核心。结果比赛开始不久，她大腿便出现了撕裂性拉伤，只好每场比赛前喷雾，再粘胶带，再绷护膝，就这样坚持了好几场。

最终中国、古巴、韩国取得了相同的胜负场，积分也相同。按照世界杯的排名规则，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比净胜局。世界杯最后一轮比赛，中国女排3比2艰难战胜古巴队。按照当时的实力，日本队本可以3比0赢下韩国队，但日本队并没有这么做，最终仅以3比1击败韩国女排，故意放水。这样，仅凭净胜局，韩国队获得第三，中国队排名第四，没有登上领奖台。

这是曹慧英这辈子印象最深的一场系列赛。“本来可以得到前三名，但只得了第四，我们当时很生气，但没有办法，因为自己不够强。”颁奖仪式一共20分钟，除了为前三名颁奖外，还穿插着颁发个人单项奖，曹慧英一个人拿了三个奖，“敢斗奖”“最佳拦网奖”和“最佳选手奖”。“颁奖的时候，就一会儿叫我上去领奖，一会儿叫我上去领奖，最后我捧回来三座奖杯，而我的队友连前三名领奖台都没站上去。”

从球场回酒店的大巴车上，队员们一路沉默，曹慧英带头低声唱起“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的《洪湖赤卫队》歌曲。“通过这一场球，我们意识到，命运，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上。那时候我们只想回去好好练，不吃不喝拼了也要练好，现在想来整个过程没有一点做作。”

1985年3月31日，8号主攻手姜英与1号郎平在“香港杯”国际排球锦标赛上比赛

 

错失巅峰期

球队回国后随即投入了在漳州训练基地的冬训，曹慧英却遇到了奇怪的伤病，“我的膝盖非常疼，但是不红也不肿，看着像没事一样”。袁伟民让她休息两天，却不见好，去医务室照片子，大夫也没看出什么。她陷入了巨大的压力，不能参加训练体重上涨她着急，解决不了疼痛她也着急，作为队长她还担心别人觉得她装疼偷懒。“我当时说要是有个疼痛检测仪就好了，往膝盖上一挨就知道我是真疼还是假疼，到底有多疼了。”

袁伟民并没有怀疑她的态度问题，让她回到八一队先休息，跟着打打全国联赛，但因为太疼了她连联赛也没打。但紧接着另一件事发生了，日本女排联赛球队东洋纺队来访与中国国家队打教学赛，无论上级领导还是袁伟民，都想把中国女排最好的冬训成绩表现给观众。曹慧英是队长也是球队核心，于是领队又来找她。“我当时真的挺为难的，因为真的疼，但我答应了，就这样去打了。”

“刚开场没几个球。我是队长，我给手势一是打快球，手势二是打时间差。当时我一上步给了一，孙晋芳传了个高球，我第一下没跳起来，第二下再跳还是没起来。孙晋芳说你不是给一吗，怎么打了时间差？其实我是听见膝盖的声音了，但我当时不知道那是断了的声音。教练说换人，我自己走下去，缠了好多绷带，再走回休息室，将脚悬空架在椅子上，椅子一撤，脚就掉在地上了。大夫说你出问题了，可能是髌骨断了。正在给我检查的时候，领队跑来说你处理处理赶紧上场，大夫说她上不了了。”

回来去了科研所，再拍片子，确诊髌骨断了。当时领导发话，一定要想尽办法把她的腿治好。于是两名最好的主任医师在北医三院为曹慧英做手术。“我上手术台之前两位主任医师还在解剖小白兔，因为当时全国也没有多少缝合髌骨的经验，而小白兔的髌骨结构和人的差不多。”缝合髌骨的钢丝如今还在曹慧英膝盖里。

手术结束，曹慧英起码要修养三个月。此时国家队正准备动身前往苏联参加1978年的女排世锦赛。教练和全队队员跑来北医三院与她合影，并告诉她，只要顺利出院，打着石膏的腿能走路，就带她去苏联，不比赛，看看队员们比赛，能帮她散散心，也能激励她快速恢复。

第二天就要出院了，结果前一天晚上她开始有点发烧。医院规定发烧是不能出院的，后来就越烧越高，连续烧了半个月。北医三院主治运动医学，对这种发烧并没有太多了解，就不断给她打退烧药。国家对她很重视，找来日本直供的退烧药，每天放在冰袋里空运到北医三院，打下去马上退烧，一小时后又准时烧回39度、40度。“后来我就烧糊涂了，一会儿醒来发现一拨人在我手指头抽血，一会儿天黑了，一会儿天又亮了。”

“最后来了名结核病医院的主任医师。丫头你咳嗽吗？有痰吗？有。我拿瓶子吐痰，他一闻，然后说丫头你去我那里住院吧。我说你是哪儿呀？他说是结核病医院。我去了医院，照了肺部片子，然后问他住院要住多长时间。他回答先住三个疗程吧，我问多长时间一个疗程，他说三个月。那年我24岁，我一下就哭了……一个运动员就完了，真的就完了，太痛苦了。”

尽管她肺部的片子上白了一大片，但还没有出现空洞，于是医生将所有药的剂量都加到最大。奇迹的是，她没有出现一点副作用。住院满一个月，就已经恢复了很多，住满两个月，她的肺结核基本上好了。到现在她的病历在结核病医院还被作为一个范例。

紧接着她就偷偷让队员们给她带去运动鞋和运动裤，趁医生早上还没来上班的时候在病房里练走路。之前因为髌骨断裂，石膏从脚后跟一直打到大腿根，拆了石膏后肌肉严重萎缩。于是她用绷带套在脚上，拄着拐杖练。从在凉台上站稳，到在墙角倒立。

出院的日子终于到了。医生叮嘱，肺结核有传染性，尽管她已经痊愈，也不建议与其他队员住在一起。女排队员住在五层，曹慧英归队后单独住在了女足宿舍所在的四层。

孙晋芳（左）和曹慧英在训练接球

 

归队

实际上曹慧英回归国家队，袁伟民也是担了风险的。当时很多人劝袁伟民，说她的肺结核是富贵病，得养，不能累着，二次复发就治不好了，但袁伟民还是执意将她留在队里。

曹慧英归队时，周晓兰、郎平、陈亚琼等1977年、1978年入队的几位已经成长起来，她成了全队年纪最大的球员，外加刚从大病中恢复，已不可能再打主力，孙晋芳成了场上队长，但她老队长的身份，在袁伟民眼中，依然有着重要作用。

当时训练中经常会出现的一幕是，袁伟民发现有年轻队员没有认真训练，便喊停让全队停下来。转向曹慧英：“小曹你过来，给她们做个示范，应该怎么练。”袁伟民的言下之意很明显：她身上这么多伤这么多病，她年纪最大，看看她是怎么练的，你们自己考虑吧。往往曹慧英演示完了，袁伟民会让她直接结束训练去洗澡，剩下的球员也就不敢不好好训练了。久而久之，在队里，她逐渐成为了替补和“老大”的混合体。

1979年，为了备战两个月后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亚洲女排锦标赛，女排国家队进行了45天的集训，通过湖南领队的牵线搭桥，那年集训地从为全国女排各队提供冬训的漳州训练基地，改到专为女排国家队而建的郴州训练基地。

这座用竹棚搭建的简易训练馆后来成了女排艰苦训练传奇的一部分，当年赶工完成的木地板并没有抛光，在带刺的木板上进行翻滚训练，“一滚翻，刺就扎到肉里去了，蹭出去，一定会蹭出血印”。在曹慧英印象中，袁伟民与队员们的冲突经常出现，所有队员，除了梁艳没被找过，其他人都被单独拿出来调教过。

曹慧英自己与袁伟民最大的一次冲突发生在一个下午。当时大家练得都有点蔫儿了，打配合打得不好，袁伟民不满意，随即喊停了训练，让队长“说说”队员。“我当时一看就知道他快发火了，我就对队员们说，就10个好球，大家加把劲儿。”但曹慧英的话并没起作用，训练依然质量不高，袁伟民再次喊停，让队长再“说说”，依然不管用。第三次喊停的时候，曹慧英已经有点生气了，回呛了一句：“你站在旁边你说说，我说不管用。”

于是全体训练课就变成了对曹慧英单独的训练课。“袁伟民和我说，练习防守的时候，大家说‘加油’，你‘欸’一声就行，你就可以过关了。但我那天就拧住了，我就不说‘欸’。他前一个球后一个球地扣球，我救球，救到第三四十个球的时候我就跳不动了。看我跑不动了，又把我顶到墙角练‘堵炮眼’，他站在小凳子上，离我很近，就两米的距离，他从上面扣球，我去堵。球速太快了，球下来的时候根本看不见球，就是一条白线。他也不可能每次都能特别精准地扣球扣到我手上，一个球没反应过来，就打到我脑袋上了。我倒在地板上，看眼前的画面全在转，当时就想，打死我算了。”

曹慧英去了医院，检查出是脑震荡，到了那时还在赌气，三天没说一句话。袁伟民让队员先去和她做工作，然后他自己也来找她谈话。“他告诉我，我作为队长那时就不应该这个反应，并不是针对我，而是全队一定要这么做，咱们以后好好配合。我听了之后一下就哭了，说要是早说不就没事了嘛。”

1979年在香港举办的第二届亚洲女排锦标赛上，中国女排六战全胜，击败日本和韩国，第一次获得亚洲冠军，袁伟民和他的球队用了三年时间，实现了当年规划的五年目标。

曹慧英感受到了明显的心理变化，“那时候就觉得我们可以了”。只不过接下来的1980年苏联奥运会，她们是在北京备战期间接到的通知，中国代表团决定不参加（因苏联入侵阿富汗，遭到多国抵制）。那一年曹慧英26岁，孙晋芳、陈招娣25岁，张洁云和杨希24岁，她们都处在球员的黄金时期。这也就意味着，她们没有机会再参加奥运会了。

0∶9

1981年11月8日，东京代代木体育馆，第三届女排世界杯次轮比赛，中国对苏联。此前中国女排从没有胜过苏联队，3年前参加1978年女排世锦赛时，还被苏联队打过一个0∶3。没想到此次开场后很顺利，用了9分多钟，15∶4，中国女排拿下第一局。

但第二局局势突变，苏联队屡屡强攻，到0∶9落后时，袁伟民已经把两个暂停都用完了。“当时我在场下看得很清楚，第一局打得挺好，但第二局大家就像变了一支球队，所以当袁伟民走到我身边的时候，我已经跃跃欲试了。”曹慧英替补上场。“这不是主心骨的问题，我想上去起码能够活跃活跃气氛。”

上场后曹慧英对孙晋芳说“这个球你传我”，进攻中孙晋芳二传给她，她起跳，因为太使劲，没打准，直接用手腕击中的球，却也一下将球扣死了。那一局她连续7次发球，发到第三个的时候孙晋芳过来说：“你发过去就行，你发过去就行。”“我干吗发过去就行，我发就要发死。”

曹慧英是后来看电视回放，才认清自己当时的状态。“球员当替补，往往越当越胆小，但球队顺利的时候是不可能让我上场的，替补上去就是要让我发挥。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快30了还天不怕地不怕。每一个球都去争，每一个球都不放弃，这就是我在队里的作用。”

曹慧英上场后中国队从0∶9追成了10∶10，随后以16∶14逆转取胜第二局，第三局更是直接打出了15∶0。后来袁伟民也说，那场对苏联的比赛最关键，如果输球，大家很可能接下来就不会有那么高的自信，也就很有可能拿不到世界冠军了。“不过现在想想，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三年前女排惨败于苏联队的时候，我正在北医三院的病床上得肺结核呢。袁伟民换我上场，是因为我没有被苏联打败的阴影。”

之后的比赛，中国3∶0胜韩国，3∶0胜保加利亚，3∶0胜古巴，曹慧英在与美国的关键之战上首发出场，最终她们3∶2艰难获胜。“我那时已经把最后一点劲儿都使出来了，喝水的时候手都哆嗦。”陈招娣腰伤，陈亚琼左肩关节受伤，张蓉芳的脚腕肿得像馒头，但每个人都坚持着。最后一场比赛对日本，又是2∶0领先的情况下被连扳两局，决胜局曹慧英主动请战，连续5次发球。胶着之中日本队率先拿到了赛点，14∶15。随后陈亚琼“海底捞月”救球，孙晋芳拦网得分，17∶15，中国女排第一次获得了世界冠军。

“升国旗、奏国歌，大家站在领奖台上掉眼泪，其实不只是激动，而是包含了太多太多东西。一路走过来，那些苦，那些难，那些伤病。现在我们都60多岁了，但让我重来一次，我还会这样选择。女排精神，就是玩命。”

吃了那么多苦，曹慧英回国后就想退役了，不过袁伟民并不同意，因为第二年还有秘鲁女排世锦赛要打。“那时候我有点抵触情绪了，不想干了，也交了男朋友。袁伟民让我休息休息。结果只休息了几天我就坐不住了。”看到别人去训练，曹慧英去找袁伟民谈，袁伟民回答说：“你想清楚了再和我谈。”就这样找了袁伟民好几次，都被拒绝，直到有一天她穿好了运动服背了一筐球来到训练场。“教练我回队了啊。”“入队吧。”就这样重新开始训练。

谁也没想到1982年秘鲁女排世锦赛更艰难。小组赛0∶3输给了美国队。主力副攻手陈亚琼对本刊回忆说，那晚全队都没睡着觉，袁伟民召集教练组和全体队员一起开会，把夺冠形势摆在了台面上：之后的所有比赛，只有做到一局不输，才能保证夺冠。于是后面的比赛，中国女排真的全部以3∶0一路战胜古巴、匈牙利、苏联、日本和秘鲁，第二次拿到了世界冠军。

再回国，曹慧英、陈亚琼、杨希、孙晋芳、陈招娣，五人一同退役。退役仪式上大家哭得稀里哗啦，袁伟民从她们训练用的球中捡出来几个旧球，分别写上她们的名字、日期、“欢送×××光荣离队”，一人送了她们一个球。老队员退役，年轻队员入队。1984年，成功换血的中国女排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夺金，实现“三连冠”。

如今每逢中国女排的比赛，曹慧英都会打开电视，甚至连吃饭都顾不上。她会开玩笑说，比赛进行中她会冲着电视机大喊“应该暂停了”，此时场边的主教练郎平往往随即便会叫暂停，仿佛心有灵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