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9日，惠若琪前往青海循化岗察塔哇小学进行支教（中国体育图片供图）

“后运动员”时期

1月4日晚上7点整，惠若琪准时出现在酒店大堂外，分秒不差。旋转玻璃门慢慢推开，她就这么若无其事地一个人走了进来。脸上的妆感极淡，梳着一个简单的盘球，恰好及肩的黑发，自然妥帖，没有任何烫染的痕迹。若不是因为那一米九一的身高，惠若琪实在是简单到不会引起太多人的注目。摄影师拍摄前刻意询问道：“要不要??弄一下头发？”她几乎没思考，散漫地回了句：“不用了吧！”

没有客套、没有寒暄，为了节省时间迅速进入采访状态，惠若琪外套脱了一半，松垮地卡在肩膀附近，直接就开始回答问题。我想她也许太习惯于这样的对谈方式了吧，她在退役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接受了数不清的采访，尝试跨界参加时尚秀、《快乐大本营》等综艺节目，还出资成立“惠基金”、创立“元气排球”。

我在接触她的工作人员时也了解到，惠若琪刚在2019年12月31日的央视跨年盛典上和李宇春同台演唱过。而在我的采访结束后，半小时内，她将开始抖音某个百万红包直播之夜的活动，之后的两天里，抖音和微博的开屏广告都将是她——一个单手持球的微笑的惠若琪。

而这，和惠若琪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不无关系。惠若琪的后援会具有精密的组织结构。据说，自2016年联赛开始，她的粉丝团开创了排球应援的先河，她们身着统一的应援服，头戴应援帽，执手幅和加油棒，出现在她还在役的联赛和全运会的每一场比赛中，努力把每一个客场变成江苏队的主场，或者说，是惠若琪的主场。惠若琪对后援会的组织一开始是完全不知情的，“本来场上就站6个人，场边可能就单薄地喊两声，突然有一次场边好多人穿着统一的服装在加油，气场一下子不一样了”。

2018年2月3日，惠若琪宣布退役之时，她的后援会在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定制了10万张专属登机牌，自2月3日起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始投放，从这个机场出发的东航国内航班的10万名乘客，将手持带有惠若琪字样的登机牌去往世界各地。

2012年7月30日，惠若琪和队友在伦敦奥运会上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猜测惠若琪有可能进军娱乐圈，在我当面求证时，她轻松地开起玩笑：“你见过一米九的人去娱乐圈吗？难道去演大树呀？”

现在，惠若琪终于用加入国际排联（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Volleyball）的正式宣告打消了大家的猜测。退役后，她一直与国际排联有着密切的交流。在受邀访问国际排联的洛桑总部后，惠若琪从中国地区的相关工作开始着手，以一种全新的身份去理解排球。“过去，我只是一个打球的运动员，现在近距离接触国际排球组织之后，反而常常会有‘原来排球是这样的’体会??比如，以往的我认为女排应该是最受欢迎的排球类别，但其实国际上的男排和沙排（沙滩排球）更受关注。通过多方位了解排球的每次变革是怎么产生的，我才能换一个视角，更深入地了解排球到底是怎么吸引人的，以及如何才能让它更吸引人”。

除此之外，惠若琪还曾在2018女排世锦赛中担任解说，见证了昔日队友们三战全胜、拿到直通东京奥运会的门票。惠若琪说，做解说的时候，依然觉得自己就在那支队伍中，她知道队友的表情意味着什么，知道郎导喊暂停后会说什么，但做解说的身份需要一个相对中立的态度，“我需要过滤掉作为运动员视角获取的大量信息，再将整个比赛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去讲明白，并且还需要让大家感觉到中国队是有希望的”。解说身份的艰难，郎平也曾在受访中提到，“解说的时候实在过于纠结，当球员出现失误时自己甚至会用手敲脑袋来发泄痛苦”。2012年那场刻骨铭心的溃败——中国女排在伦敦奥运会四分之一决赛上负于日本女排，曾让坐在解说台上的郎平掩面而泣。也正是伦敦的这场失利后，次年郎平回归，开始执教低谷期的中国女排，而22岁的惠若琪在她手下成为中国女排历史上第15任队长，是继张蓉芳、郎平、许新、李国君、孙玥后，又一位担任队长的主攻。而这个队长的身份，几经起伏，伴随着惠若琪的职业生涯。

里约奥运，苦尽甘来。中国女排经历了小组赛的黯淡、八进四的惊险、半决赛的苦战，最后在决赛成功夺冠，这一次，惠若琪不再是那个因为身体原因做手术，而在2015年女排世界杯前夕缺席比赛，最终躺在医院病床上看着队友登上冠军领奖台的人，她终于在里约的赛场上放声痛哭，释放过去这一年来的情绪。

没有“不可能”

“我们是从这里出发的，今天我们又回到了这里。”即将在大年初一上映的电影《中国女排》的预告片里，女排姑娘们重新回到她们的第一个训练馆——漳州排球训练基地。“当时一进拍摄现场，就觉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现场的地板就是漳州训练馆的地板，地板边缘都是翘起来的，剧组为了高度还原，把老训练基地的地板一块块撬动，运到北京，再一块块拼接。”惠若琪退役后阔别球场近一年半载，因为这场电影，重新和女排队友们相聚。

惠若琪1991年出生于大连一个殷实的家庭，父亲惠飞在大学期间也是排球队队长。接触排球的初期，父母也只是抱着让她锻炼身体的态度，她倒是一下就着了魔。从小个子高的惠若琪，常被别人问是不是留级生，一进排球队发现每个人都高，一下就轻松了。她告诉我：“父母对我管教严，上完课就去打球，打到晚上7点多，在车上吃点饭就要上英语家教了，然后回家洗澡写作业半夜才睡觉，那时候就觉得打排球是我的娱乐，是一件轻松自由的事情。”但很快，她在排球上倾注的时间也让她获得了回报——15岁被正式招进江苏省省队，16岁就被选拔进入国家队训练。

与国手们一起训练，惠若琪立马意识到了自己身体素质的不足，别人不费吹灰之力能做到的事，她必须要付出200%的努力。在赛场上，有球迷发现惠若琪出汗格外多，其他队员最多换两套衣服，她需要换六套。“我的先天条件不是那么好，从肌肉类型来看，很多人弹跳和耐力天生就好，我是弹跳和耐力都不好，从小练的时候就不协调，跑步也总是倒数第一。所以我不能松懈，必须全力以赴。”

那些集体生活的日子，那些对着墙训练传球练到手速模糊，举重的练习又常常练到双腿颤抖的日子渐渐过去，惠若琪终于在2011年成为国家队主力，并在主教练俞觉敏的执教下，与队友一起拿到亚锦赛冠军和世界杯季军。在这期间，中国队接发球的战术是“主攻+接应+自由人”，惠若琪成为接一传的主攻，也就是比赛中连续接六轮一传的主攻。惠若琪在当时球队的位置不可或缺，国内国际比赛必须连轴转，洪刚曾经在一次比赛的解说中提到，惠若琪一年参加的比赛几十场，每场比赛起跳几百次。

在这样的比赛强度下，伤病悄悄找上了惠若琪。

虽说运动员的伤病见怪不怪，同为江苏女排的队友陈展提到，很多运动员每一天起床，都是需要用意志力去开始的一天。但惠若琪的伤病，却是一个无法靠意志力去“忍”、去坚持的病——室上性心动过速。她犯病时和心脏连续性早搏的状态类似，是一种血泵不上来要晕过去的感觉。临近女排2015世界杯比赛前夕，惠若琪却不得不做手术。送走队友，她进了手术室。手术用到的射频消融术，要从大腿根部的股动脉处插一根导管，一直进入心腔，并用导管内的电极放出电热能，烧掉那些“短路”的心肌。但这个手术做完也没法保证不复发。

手术结束后，惠若琪在医院病房的电视机前守着看自己错过的女排世界杯，看着看着，边上的监护器就发出警报，“滴滴滴滴”——她太紧张了，机器监测到心跳频率过高。看着队友们拿着自己的队服站上冠军的领奖台，回想起当初躺在医院时看到这一幕的心情，惠若琪说：“这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向往和努力的目标，而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看到我们的梦想实现了，很为队伍开心。但是反观到自己身上，还是会有些遗憾。”

人在脆弱的时候容易胡思乱想，惠若琪说当时的自己开始怀疑人生价值，“是不是我命里就是没有得冠军的可能？我是不是该退役了？”。回到现实中，队长惠若琪成了女排队里唯一一个没有得过冠军的人。世界杯回来后，一次全员列队，体育总局挨个报名字发奖章，所有人都去领了，只有惠若琪站在原地，她没有领的资格，“我就听着、看着，大家当时明明站得很近，但我一下子就觉得好远”。

而这，只是她心理调适的开始。

惠若琪依然是中国女排的队长，她努力追赶大家的训练进度，但赛场边的球迷都能看出，她的扣杀没有以前狠，跳得也没有以前高了。惠若琪自己更是清楚，“以前我训练很拼命，但做完手术后，心理上非常想发挥到100%，但是又忍不住恐惧，怕自己复发，实际就只能练到60%、80%的量”。惠若琪开始失眠，躺在床上数自己心跳，她需要确保心脏是好的，但实际上她也不知道一分钟多少次才是好的标准。在这漫长的寻回、心理调试、承受压力、追赶进度的过程中，惠若琪的状态在慢慢变好，球迷也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惠队长的回归。然而，第二次手术却在距离里约奥运会还剩5个多月的时候再次到来。

这一次的打击实在太大，她无法接受已经错过了世界杯的自己，在如此艰苦训练、追赶进度之后，很可能因为手术要再次错过奥运会。她纠结是否该再做一次手术，她害怕手术的再次失败，她甚至动了放弃继续打排球的念头。她去找郎导。“郎导在这种紧要关头，很清楚奥运会对一个运动员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这次我放弃了，我可能永远也不会参加了。她了解我的身体，了解比赛的价值。其实，在体育的范畴里面，确实没有东西是绝对不可能的。”惠若琪补充，“举个例子，训练当中有队员受伤了，一般大家都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但运动员可能会通过各种方法忍住，在家里躺几天就下地走。”

再三权衡之下，惠若琪再次走入了手术室。在当时，很多球迷都以为惠若琪的职业生涯将要画上句号，但惠若琪术后又一次出现在了训练场上。在奥运会名单公布之前，一直都是14个人一起训练，没人知道最终哪12个人会去里约。“那个时候教练队每周需要不断地开会来确认名单。我想的是，如果被选中，说明教练相信我；如果没选中，说明我的状态确实没有达到奥运会的标准，也不能拖队友后腿。”惠若琪提到父母的状态，“那段时间他们也是每天提心吊胆，过去看比赛是来热火朝天地加油，后来看比赛就特别揪心，就担心我有异样，万一倒地不起了??他俩的心早已不在看比赛了。”

最终，里约奥运会女排大名单中赫然写着惠若琪的名字。“带惠若琪去里约就是个定时炸弹”的说法一时之间甚嚣尘上，尤其在奥运会前的最后一次重要热身赛上，惠若琪表现不佳，无人知晓当时的教练组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2016年8月21日中午，里约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对阵塞尔维亚的决赛打入第四局，中国女排以24比23拿到赛点，张常宁发球，惠若琪在网前高高跃起，排球重重地砸在塞尔维亚女排的半场。她的这一记探头球得分，直接将中国女排送上了冠军的领奖台，这也是中国女排时隔12年以来，在“雅典奇迹”之后，再次站到了世界之巅。在所有女排姑娘都在欢呼雀跃之时，只有惠若琪抱着徐云丽大哭。她心里最清楚，为了获得这一次的荣耀，她经受了什么。

就像郎平在赛后采访中提到的那样，“奇迹是人创造的，在里约大冒险中，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在创造着属于我们的奇迹”。

女排新势力

里约奥运会夺冠后，惠若琪感觉到压力突然从身上抽离了。她紧接着在2017年回归江苏队，带领江苏女排先后拿下队史上的首个联赛冠军，以及首个全运会女排冠军。

陈展是惠若琪在省队的队友，她告诉我：“我们当时并不清楚小惠心脏的严重程度，教练也怕对我们产生压力，不会详细描述。尤其当时媒体很看好江苏队，队员们承受的压力已经不小了。”教练为了惠若琪能发挥出最佳状态，有的比赛都没有让她首发出场，，用陈展的话说，“最宝贵的要最后用”。对阵山东队时到2∶2的赛点，陈展意识到惠若琪已经体力透支。“我们一般打完一个好球，会一边喊叫一边跑，我就发现她已经不敢多说话，在节约自己体能。到第五局的时候，我开始有点担心，就冲着她拼命喊，小惠坚持！”

事实上，全运会比奥运会的赛程还要满。“奥运会是打一天歇一天，全运会是每天都打，所以对我的体能要求特别高。”惠若琪说。直到赛后大家才知道，赛场外早已叫好了救护车，以防万一有突发情况。

回想起全运会的几场比赛，惠若琪突然意识到，自己又能够重新享受排球这项运动了。对她来说，小的时候，打球就是一个纯粹的乐趣；进入省队国家队之后，她的责任远大于打球的乐趣。年纪渐长，身上背负的越来越多，要为自己负责、为球队负责，负责的内容甚至上升到了国家责任的层面。拿了奥运冠军之后，“突然意识到对自己有交代了，而那些原本被责任淹没的乐趣又出现了”。

我忍不住问：“听上去，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体会不到打球的快乐，这能不能理解成某种迷失？一种没有任何退路的迷失？”

惠若琪立马回道：“有时候，人的成功就是因为没有退路。一旦有退路，你就永远逼不出来自己最大的潜能。”

卸下奥运会的重任后，惠若琪学会了用全局的视角打球，她坦言，过去年纪小的时候只会一味去拼，没有节奏。一转眼，惠若琪也成为经历两届奥运会的老队员——在2018年上半年公布的中国女排新一届运动员大名单中，23岁的朱婷被任命为新一届的女排国家队队长。事实上在那之前，惠若琪在赛场上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改变，从既要接好一传，还要全力得分的主攻手，过渡至专注接好一传、侧重防守串联的攻防枢纽，她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润滑剂”了。

随着大批新生势力的涌现，“朱袁张组合”（朱婷、袁心玥和张常宁）也开始圈粉无数。在2019年结束的女排世界杯上，中国女排取得11连胜，成功卫冕，夺得队史上世界杯的第五次冠军。而这也是自2014年以来，郎平率领中国女排在五次世界大赛上三次夺冠，成绩已经超过了陈忠和执教的“黄金一代”。朱婷、袁心玥和刘晓彤三人世界大赛的奖牌数达到三金一银一铜。

事实上，中国女排的发展变化与运动员身体素质的变化有关。稍微回溯一下雅典奥运会时期，陈忠和教练带领的那批女排队员，副攻赵蕊蕊长期被誉为中国女排第一高度（1.96米），那个年代，女排姑娘们身高超过1.9米的寥寥无几。十多年后，赵蕊蕊的身高放在女排新势力中甚至都不算高挑，副攻袁心玥2.01米，朱婷和张常宁分别1.98米和1.95米。排球圈里也有这样一句话：过去的中国女排，只能“互相看”，现在的中国女排，能看到全世界。

这句话的潜台词在描述女排男子化的一个趋势，而这也从惠若琪口中得到了某种验证。“现在各个国家对排球的重视，使得整个排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古巴那种简单粗暴的打法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在更加男子化的立体打法，这种打法就需要身体素质的支撑，要高也要快，要有球队的默契。比方说后排进攻、三人拦网等，都是男排演变过来的，现在这批新队员一上来，就能参与到更广阔的排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