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区一号

珠江穿广州城而过，中山大学幽静的校园就坐落在它的南岸。从紧邻江边的北校门进入，几何形状的草坪规整有序，红墙绿瓦的建筑中西合璧，这片被称作“康乐园”的校区是近代建筑和园林的代表，初建时是美国教会学校岭南大学的校园。

纵贯南北的中轴线两侧分列着十余座“红楼”，内侧是最初用作教室、科学馆等体量较大的“堂”，次之外围则是供重要教授居住的“屋”——如今已为办公、教学使用，供休憩的亭阁则穿插其中。沿轴线向前，国旗杆和望向珠江的孙中山塑像明确地标示出整个校园的核心地带。孙中山构建教育蓝图时，设立了一所“武学校”即黄埔军校，还有一所“文学校”即广东大学，后者在孙中山去世后的1926年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以作纪念至今。站在中山像环顾四周，会发现一栋建筑十分特殊——不同于其他的教授住宅，这座二层红色小楼四周附带独立的数千平方米草坪，古木掩映曲径通幽，自成一体不受外界打扰。即使对校园历史一无所知的访客也能够凭空间的独特性判断：只有最重要的人物才有资格住在这里。这就是东南区一号，陈寅恪生前居住过近20年的地方。

90岁的胡守为教授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故居和我们会面，如今故居仍专门用于纪念陈寅恪，未作他用。1949年时胡守为已在康乐园内就读，是陈寅恪在广州的第一批学生。后来胡守为一直留在中山大学，作为历史系的年轻教员与老师多有接触。“有一次杜国庠指着我说，你是最贵的一个学生啊！”胡守为说。因为中山大学始终为陈寅恪提供全广东乃至全国最高的教授工资，且不对其上课和带学生数量作要求，其课程艰深选修者寥寥，所以当时的广东省文教厅厅长杜国庠曾有此语。

胡守为指着小楼二层半开放的回廊说，以前上课就在那里。这座小楼的一层曾在不同时期供其他教授居住，二层始终供陈寅恪一家使用，房间仅三四间，但每一间开间都很大。因为行动不便，陈寅恪的研究、上课都在家中进行。站在二楼通透的回廊上，一块小黑板和十余个座位就放置在这里，旁边高大的棕树触手可及，阳光照在眼前开阔的草坪上，景致十分安宁。陈寅恪的课虽名气大，但从未过分拥挤，学生一般从几人到十余人不等，偶尔有其他教师来旁听。他从不点名、记考勤。有一次上课只有胡守为一人前来。“我到一层，看到陈先生了，他却让我等一下。他特意上楼换好长衫，然后对我这位本科生说：胡先生，咱们上课吧。”胡守为对近70年前这一幕仍记忆犹新，后来他自己也成为了中山大学的历史系主任、副校长，始终优先保证给学生上课的时间。

小楼旁边是一条著名的小路，学校为方便视力微弱的陈寅恪散步，在这条路上铺设特别的白色水泥，胡守为说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到陈寅恪在夫人唐筼的陪伴下在这里散步。

小路建成的1956年，也是陈寅恪在广州最愉悦的一段时光。学校对这位定居广东的史学大师提供尽可能好的待遇，《中山大学学报》为陈寅恪等人设立“特级稿费”制度，陈寅恪也处在相对的旺盛创作期，接连刊发了《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论唐代之藩将与府兵》《书魏书萧衍传后》五篇作于50年代的论文，校内仅有的两辆小汽车之一可供他随时调用，对于极少出门的陈寅恪更多是一种礼遇象征。

1956年9月份开学，陈寅恪在家中接待了刚考入中大的本科新生们的拜访，这对今天的大学教授也并不常见。陈寅恪兴致勃勃地问大家，有多少人是第一志愿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多少人第一志愿报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打趣地说没去北大也没关系，因为那里的教师“是我的学生”。陈寅恪给大家两点建议；一是学好古文和外文，打下阅读基础；二是要锻炼好身体，否则会半途而废。这些温馨的场景被当年的《中山大学学报》记载。10月16日，在广东视察的副总理陈毅专程偕夫人张茜来到中山大学，拜会了陈寅恪，广东省省长陶铸、广州市市长朱光等人陪同。这显然也是一次相当愉快的会面，根据报纸记载，他们主要聊的是《世说新语》和魏晋清谈的话题，得知陈毅也是一位诗人，会面后陈寅恪还专门找来他的诗词阅读。

不过这并非历经三朝的老学者脱胎换骨改造一新的简单故事，陈寅恪与新时代之间仍有着许多“不和谐音”。就在1956年这些和睦场景前不久，发生了著名的“陈寅恪拒绝北上”事件。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其中一项重要决定是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上古、中古、近代三个历史研究所，由三位最负盛名的学者出任所长：上古史郭沫若、中古史陈寅恪、近代史范文澜。对陈寅恪的任命因为他要求“不谈马列”而取消。

随着档案的披露，此事的内情渐为人所知。当时北京方面派出的是陈寅恪以前的学生汪篯，他捎来时任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劝老师北上，最终“谈判”失败，但他完整记录了对话过程，并笔录了陈寅恪亲述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陈的态度，原文中已显露得十分明白：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在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注：指毛泽东、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

答复信中其他部分基本是对以上观点的具体解释和对自己身体情况等的说明。这二条要求因为在当时的语境下过于“骇人听闻”，长久以来很多人都不相信此事的真实性。《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作者陆键东告诉我，他在中山大学保管的陈寅恪人事档案中见到了这一文件原件，深受震撼。档案中的文件是汪篯亲笔写下的，显然当时抄录两份，一份带回北京，一份留在中山大学存档。

汪篯将答复带回后引发的反应以及后续沟通过程，因档案未完全开放不得而知。不过陈寅恪与北京方面保持了体面的来往。据时任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日记，1954年1月30日科学院院务常委会上，仅任命中古史所两位副所长，所长职位仍虚位以待，而此前两天科学院在政务院的汇报上，周恩来强调“要团结一切爱国分子，如陈寅恪”。郭沫若再度发信后，陈寅恪客气回信称自己将继续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如果以后有需要或自己的研究取得新进展，会函告并求指正。此后，北京方面再未邀请过陈寅恪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