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

实习记者/张佳婧

记者/刘周岩

当头棒喝

“我的很多人生转变，都是57岁之后发生的。”王石在北京万科的顶层告诉我。助理问他录制视频的时候要不要换上西装外套，他说穿运动服就挺好，自然。虽然2017年已经从万科退休，只保留集团“名誉主席”的头衔，王石每天的日程仍然排得很满：赛艇、公益，但这些事都是他想做的。“如果你连自己的时间都决定不了，能叫成功吗？”王石说，33岁开始创业、66岁退休，自己人生的第三阶段才刚开始。能达到此刻的自如状态，王石经历了10年的蜕变——身体的塑造、个性的伸展、知识的提升、社会角色的变化乃至生死观的变化。

转折到来的2008年，万科作为中国地产巨头正风生水起，王石本人也完成了“7+2”满贯（登顶七大洲最高峰，徒步到达南极点和北极点）。“王石是天生的领袖人物，”经济学家张维迎评价，“他个性张扬，以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追求与众不同，不循规蹈矩。他有强烈的征服欲和表现欲，喜欢冒险和挑战，甚至愿意冒着死亡的危险证明‘我能，你不能’。他喜欢领导别人，不愿被别人摆布。”

但也是那一年，“拐点论”和“捐款门”事件让他跌落神坛。

2007年12月13日，王石在清华大学参加一场新闻发布会，记者提问道：“进入10月以来，珠三角住房交易量出现不同程度缩水，……楼市拐点是否出现了？”王石答：“我认可你关于‘拐点论’的说法。”此言一出，坊间一片哗然。

开发商、经济学家、房地产专家激烈地反驳“拐点论”。人们纷纷揣测王石的动机，各种“阴谋论”甚嚣尘上。王石和万科一时间被房地产同行和地方政府视为害群之马，“远离万科”甚至成为口号。消费者的抵制情绪高涨，上演打砸闹剧，万科陷入空前孤立。

就在“拐点论”持续发酵时，接踵而至的“捐款门”事件更是使王石的个人声誉跌到了谷底。“5·12”大地震当天，万科捐款200万元，备受网友质疑。三天以后，王石回应称：“万科捐出的200万元是合适的。”他强调：“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

王石发表的观点引来了众网友的谩骂，迅速酿成了王石本人以及万科历史上最大的道德信任危机。每天至少五六十万条批判、谴责、谩骂的帖子涌进他的个人微博。这对于当时功成名就、受人敬重的王石来说是巨大的心灵冲击。王石告诉我，一向认为理解年轻人的自己，这次发现公司里的“80后”们对自己无比失望。

曾经采访过王石的作家许知远这样评价他：“他非常在意社会标准，他不是一个彻底能够自我依赖、自我满足的人。”王石的一生都在自我证明，外界的否定对他打击巨大。王石自小就是个体育爱好者，但他始终对自己一米七多点的个头颇为介怀，当被问及这个困扰何时得以解决，他回答道：“直到登上珠峰之后。”

这似乎也解释了王石痴迷极限运动的最初动机：自我表现、个人英雄主义。谈起2003年攀登珠穆朗玛峰，他回忆，在距离登顶仅有600米时，“我走不动了，那个向导发现说，你没氧了……总指挥在7000米的位置听到我没氧气了，他紧张了，著名企业家可能要死在那儿了，说让我赶快撤吧”。但当时正值“非典”疫情，央视四个频道同时现场转播珠峰登山队情况，收视率奇高，王石一想，还是得“上去再说”，冒险登顶成功。

连最初下海经商，王石也承认不是为了谋生计，而是实现野心。当时在外经贸机关工作的他发现，自己最多也就是个厅局级了。“我这一辈子是个什么样子，甚至追悼会是怎么开，我都清清楚楚。我还待下去干吗？”由此来到深圳创业，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从倒卖录像机开始，将万科打造成中国房地产界的龙头。

但在2008年的危机中，王石此前所有的成就被大众抛之脑后。一条来自网友的批评让他至今念念不忘，“虽然你登上了珠峰，但你的道德高度还没有坟头高。”那个依靠万科与珠峰而构建的王石神话破碎了，曾经自信满满的他深陷旋涡之中。下一步，他究竟该何去何从？

求学西方

波士顿的冬天很冷，王石住的老式公寓供暖也一般，他常常喝热咖啡暖身提神。有一次，他做语法造句和写作的作业直到凌晨，听到窗外扫雪车“叮当叮当”的铃声，感到浑身冰凉，下意识起身去厨房倒咖啡，发现电炉上水壶里的水早已烧干，壶底烧得红通通的，壶盖上的塑料扣都已经熔化了。窗外透出曙光，一看表，凌晨4点，他这才上床休息，但神经仍旧兴奋，怎么也无法入睡。这是王石2011年年初来到哈佛访学的第一个学期。

和不少其他“50后”一样，王石受的教育并不系统，虽然以工农兵学员身份上了大学，但他并不满足，“自视来讲，我还是特别好学习的”。这也让王石多年来一直存在身份认同的挣扎。“我感到文化人骨子里对商人是鄙视的，更不要说房地产商人。”王石说他自己很清楚这一点。

2010年初，首次受邀在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授课，王石发生了心态上的转变，他告诉我：“未来如何把握、经营企业，我有我自己的感悟，但我觉得更多的不应该是我去讲演，获得掌声，拍屁股就走了。未来是年轻人的，我当时就希望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到教育上。”但站在讲台上的吃力让王石越发意识到知识的不足，多年前的留学梦便就此复苏。在不久后的一次晚宴上，哈佛大学中国基金执行主任邀请王石前往哈佛游学，试探性地问，项目有三个月、六个月、一年，王石想都没想当场说：一年！如今又回顾这个场景，王石告诉我：“实际上不用很著名的大学邀请我都会接受，但正好就是哈佛。”邀请函又迟了许久才来，原来对于是否要邀请一位中国商人到哈佛做访问学者，在学校内部引起了争议，还好王石最终“过关”。

在哈佛，王石决定一切清零，选择最原汁原味的留学生活。每节课跑堂，没座位的时候席地而坐，午餐通常是一个三明治，下课后回学校图书馆还书借书、打印资料，晚餐在快餐店买一个四美元的土耳其鸡肉卷，吃一半就饱了，另一半打包带回。回到公寓，烧壶水，开始做家庭作业……

他不止一次强调：在哈佛学习期间有如“炼狱”，比攀登珠峰还难。这让人备感不解，毕竟相比冒着生命危险登山、在商场上厮杀，读书该是何等惬意。王石解释：“我当时第一个要过的就是语言关，听不懂啊，每天都是煎熬……这和你的尊严没有关系的，和你有没有掌控力没有关系，语言这个工具掌握不了，你怎么办？这对60岁的我来说是个挑战。”王石多次想过放弃，但最终还是熬到了英语能从嘴里说出来的时刻，过了这个坎，后面的一切就容易许多了。王石学习“上了瘾”，又接连到英国剑桥大学、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继续他的环球游学，贯穿的线索是认识西方宗教，也由此认识西方文明的根基。

经历高强度、连轴转的学习与交流，王石说他的思维“就像生锈的机器重新加了润滑油”，新想法层出不穷。另一个惊喜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再认识。在哈佛的第三学期，王石选听了普鸣（Michael Puett）教授的“中国古典道德与政治理论”——仅次于曼昆（N. Gregory Mankiw）“经济学原理”的哈佛第二热门课程。普鸣教授将21世纪的美国人和2500年前的中国人相提并论，指出两者都面临自我中心的困惑，这让王石感到震撼。他说自己的人生一直都想摆脱“传统”，追求“现代”，恨不得把西方的一切都学来，没想到千辛万苦跑去西方的知识中心，他们却在思考如何从中国传统中挖掘养料，赋予当代美国人以价值系统。

回顾过去，当年“拐点论”事件后，面对开发商和消费者的盛怒、警察对于恶性事件的袖手旁观，王石一度认为这是中国不够“现代”，没有契约精神而造成的局面，对社会感到失望。此刻再反思，他意识到中国在契约之外有其独特精神——“同情弱者原则”。不再公开降价，而是利用各种节日促销，事情实质一样，社会接受度却大大提高。王石发现不再和“传统”作对让自己好过许多，这不仅是商人的“应变”，也让他思考：自己有可能、有必要摆脱民族文化的身份吗？
 

在大学的陌生环境里，王石不再是周围所有人的老板，许多时候就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头。课堂考试，他最迟交卷，下了课，又发现自行车座被人毫不客气地偷走。这却无比难得，因为在过去，这样的机会很少。只有一次：王石的粤语很差，却喜欢逞能在公司开会时讲广东话，并对此洋洋自得，直到有一天在香港，王石用广东话在餐厅点菜，点一个服务员记一个，他正要高兴，服务员问：“先生，你的普通话怎么讲得这么差？”来到哈佛以后，王石发现身边就充斥着讲真话的“服务员”们。身份的落差，反倒激活了许多新的活力，开启了反思的大门。

直到2015年，王石到剑桥大学上学，“走后门”进了赛艇队，自己一下变成队里最弱的了，才意识到以前的幼稚。“我划赛艇划了12年了，我也不和他们合练，到时候去了，哇，老板来参加……划了12年赛艇，我整个是个混蛋。”但在剑桥，王石回忆：“年龄、经验各方面都不如别人，自己是个弱者，但你发现人家不把你当弱者。”王石这才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赛艇精神的核心在于齐心协力，这对应着现代工业文明的一种协作模式：整体大于个人英雄主义。

同样是2005年，王石赴北极徒步，北京大学资深生物学教授潘文石专门赶到北京首都机场为他送机，转交给他一封信。潘教授在信中赞扬王石的探险经历，他认为探险是对大自然的尊重，与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等精神是一致的，衷心祝愿王石成功。这让内心自认不过是逞能与自我表现的王石面红耳赤。“我是个明白人，我能读懂老教授的言外之意：你是一个公众人物，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以高尚的行为带动整个社会。”王石说道。多年以后，王石竟然真的在潘教授的期待中找到了对自己的认同——环保。

企业家之责

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如此开篇：“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5985米的常年积雪的高山，据说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王石深深为这一句话所吸引，但2002年当他登顶乞力马扎罗山却发现：乞力马扎罗没有雪了。2006年“7+2”完成以后，王石还同队友们在南极点附近兴奋地脱光上衣庆祝，同样发现：南极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冷。气候变化就在眼前。

那时恰逢王石在万科推进住宅产业化的过程。所谓住宅产业化，就是像造汽车那样造房子，把尽可能多的比例在工厂制造预制件，然后到建筑工地组装成房子，可循环利用的钢膜取代了传统的木模。

王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万科，这个瞄准世界上最大房地产开发商目标的企业，同时也是巨量木材消耗商，究竟应承担起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必须坦率地说，万科推行住宅产业化的初衷是为了提升企业竞争力，不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后来发现推行住宅产业化能节省木材、节约能源，与绿色建筑的要求高度一致，才从不自觉到自觉，大力推行。也因此，在低碳经济时代占得了先机。”王石选择主动找到绿色和平组织北京办事处，希望能有所贡献，他说自己谈不上多高尚，但至少希望不要成为负面典型。绿色和平组织很惊讶，从来都是他们“突袭”大企业，第一次有人主动找上门。

在绿色和平组织的牵线下，2008年王石先是访问亚马孙雨林，后又去美国华盛顿拜访了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美国分部。后来的几年，万科与WWF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如：“地球一小时”、垃圾分类回收、珠峰地区环境保护、喜马拉雅山地区雪豹保护、推出全球木材绿色环保认证等活动，他也接受了美国分部的邀请，成为这家机构历史上第一位外国董事。10年中，王石借助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中国企业日”、世博会、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做了许多有国际影响的环保项目。如果说在国内，王石的标签还停留在企业家和登山家，那么在国际社会，是他在环保事业上的努力让他获得广泛认可。

“我在环保领域所体会到的力量感，是商人或者说企业家的身份带给我的。而因为环保，我对商人这个身份的理解，和我少年时、50岁时，有了很大的不同。”王石说道。这种自我理解、自我接纳对他来说实属不易。

在哈佛学习期间，王石曾选修了“资本主义思想史”的课程。正是在那一时期，他了解到工业革命中商人的角色，像福特、洛克菲勒等19世纪末崛起的那一代商人，按照现代工业模式所组织的生产，无论是炼钢、炼油、修铁路、造桥、造车等，显然都对社会起了推动作用，倡导了新的生活方式。那么，在改革开放40年以后，中国当代企业家又能为中国的社会带来什么呢？这是王石思考的问题。

随着在环保事业上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与定位，王石多了一条别人评价他的标签：“世界主义者”。“就现在的生活状态来讲，我完全是世界范围内的思考。但是我并不期许自己扮演一个担当世界责任的角色。”王石对自己的局限性认识得格外清楚，“比尔·盖茨那样或许是真正的世界人，我远远达不到他的影响力。但我可以做我力所能及的。”

“中国的企业家阶层除了财富外，是不是社会精神和高贵精神的代表者？是不是社会时尚的代言者？对于很多人来讲，财富可能只是个数字。但是否生活得真正健康，变成这个社会最受羡慕的榜样？我们的语言、思维的表达方式对社会的影响，包括对整个社会新思潮的引领，能否变成一种社会责任和使命？”这是2004年2月28日，上海举行企业家沙龙，联和运通董事长张树新的发问。

如今，这场聚会已过去15年，王石的“当头棒喝”也已过去10年，他认为自己对这几个问题给出了虽不完美却真诚有力的回答。

（参考书目：王石著《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