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刻装置《1划》（《40m》），20×4000厘米

版画与油画的“双重奏”

一进展厅，一条长40米的白色木刻线条的版画摆在墙边，像个巨大的箭头，指向展厅深处。这条长长的白线对面，悬挂着艺术家各个时期的代表作，从1974年红卫兵主题的套色木刻，到后期逐渐成熟的抽象作品，沿着这条白线纵深开去，形成了谭平的创作轨迹。

这是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双重奏：谭平回顾展”展览的第一个展厅，策展人、艺术史家巫鸿在谭平的作品中找到的最鲜明的特质，就是版画和油画之间的碰撞，他称之为“双重奏”。谭平是学版画出身，又创作了大量油画，版画与油画从材料属性、技术方法、画面质感等各个方面都截然不同，而正因为不同，交错在一起有了一种张力。

这条40米的白线叫作《1划》，其实乍看上去非常简单，就是用一把刻刀在40米长的木板上刻画，再印出来，最终形成这样一幅“长卷”。2012年，谭平就在中国美术馆的个展上展出过这件作品。中国美术馆主展厅是个圆形的大厅，这条白线就在圆形大厅里绕场一周，悬挂在墙上，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尾。当时展出时，还引发过不小的争议。对于中国大多数艺术从业者来说，中国美术馆的圆形大厅象征着权威与经典，带着特殊的神圣感。《1划》贴着墙壁，形式又很简单，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没有，却把圆形大厅包裹了一圈，喜欢这件作品的评论认为这是一种“顽童般的破坏式的作品”，带着后现代的反讽效果。

这一划看似简单，做起来远比想象中复杂。“一把圆口刻刀与一块长长的木板，如同决斗的双方，静静地等待开始的口令。”谭平在一段有关《1划》的自述中这样写道。这一场决斗要连续打6个小时，在这段时间中刻刀不停地在木板上行走，“所有的力量、经历，对艺术的理解，包括我内心的挣扎，全部留在刀和木板磕绊的瞬间”。

1987年的铜版画作品《视觉》，36× 29厘米

这像是一个修行的过程，我好奇这6小时会经历怎样的心理变化？谭平告诉我，其实从刻刀留下的痕迹中就能看到内心变化的波澜：“在开始的那一刻，脑子里的想法就有很多。比如一刀下去，刀法该怎么变化？刻多深？用多大力？是不是歪了一点？要不要再正一点？每一米都会有怀疑产生。”

谭平给自己的规定是10分钟刻1米，中间会有间歇性的休息，像是跑马拉松一样。他觉得艺术家已经做了很多即兴的事，有时候也要给自己一些规则，自己跟自己较劲。“其实我画这一条线，并不是想表达一个人从兴奋到感到疲惫、累的状态变化，而是想表达自始至终没有变化的感觉，也就是无始无终。那么，你就要保持这条线在呈现的时候，让人感觉到整个线条的完整性，所以你就得给自己制定一个游戏规则。”

在不同的游戏规则下，谭平创作了各个系列的作品。展览中也呈现了近年的“覆盖”系列，这是与版画并行的另一重奏——绘画。简单来说就是用颜料一层一层地涂抹在画布上，不断覆盖，不断改变画面的面貌，他觉得“一幅画画得越是完整，越漂亮，就越会激发他去覆盖和破坏的冲动”。

德国最炙手可热的艺术家格哈里·里希特（Gerhard Richter）也走过类似的道路，从具象到抽象，用颜料在画布上堆叠、融合，去探索形式和内心的共鸣。在1982年的德国卡塞尔文献展上，他曾经这样阐释自己对看似毫无章法地刮涂颜料的理解：“当我们描述一个过程，或是拍摄一棵树，都会建立模式。如果没有模式，我们会对现实一无所知，沦为动物。抽象绘画是主观虚构的形式，它将不可名状却又真实存在的现实呈现在眼前。”

而对于谭平来说，无论是覆盖、滴墨还是刻线，任何一种形式也都建立在他自己的模式中，他也会将版画中的“模数”概念用在创作中，也就有了《1划》《一杯》《40×40》这些在游戏规则中的作品。

艺术家谭平

没有中国符号的东方气质

谭平是中国大陆第一位出身西方学院体系的抽象艺术家。198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之后留学德国，在柏林艺术大学获得硕士学位。80年代的中国艺术家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颇深，大量西方的书籍、绘画、思想涌入中国，成为那一代艺术家的现代启蒙。在这种启蒙下，谭平说自己那时候的作品黑白对比比较强烈，无论是版画还是绘画，这跟德国的艺术有相通之处，不是细腻温润那一派的。1989年，谭平申请到德国的奖学金，开启了5年的留学之路。

第二年，柏林艺大来了个央美的师弟刘野。谭平回忆道：“那时候大学是导师工作室制的方式，我跟刘野不是一个导师，教室也不挨着，但都在一层楼上，没事就喝喝咖啡聊聊天，谈谈各自的导师和最新的创作想法，挺开心的。”德国的几年学习为谭平和刘野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他们开始真正接受现代主义形式语言背后的独立、自由、理性的精神。

然而，从央美到柏林，看似相似的成长路径，两人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艺术面貌。刘野的心中始终住着一个孩子，他画得超现实，色彩丰富又形象乖戾，是一种可爱又有点邪恶或是悲伤的黑色幽默；谭平则完全不同，他的画从一开始就带着德国式的肃穆感，庄重而富有哲思，让人一点儿也笑不出来。他们走向了艺术的两个方向，表面上看是具象与抽象的不同，实际上一边是戏谑的游戏，一边是严肃的笃行。

这时的谭平画了不少受德国表现主义影响的作品，但他画面中的形象已经越来越简化，他开始从写实的景物中抽出几何形体，探索纯形式语言的表达方式。批评家易英在谈到谭平德国留学经历时认为，“不能说德国的教育彻底改变了谭平的艺术思想，因为在谭平的思想里本来就潜藏着自由的意识，形式本身就是自由的，它没有预定的模式，总是需要你自己去摸索与创造。谭平缺乏的是怎样把握形式创造的规律，德国的教育给了他最大的启示”。

虽然像赵无极、朱德群这样的华裔抽象艺术家早已在欧洲成名，但中国大陆的抽象艺术起步并不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大陆抽象艺术从崛起到逐渐成熟的关键时期，将欧美发展了七八十年的艺术形式浓缩在一二十年中进行。中国的抽象艺术虽然受西方影响很大，但大多数人也意识到了东方文化中的抽象内核，如何做出中国人的抽象艺术成了这批艺术家们共同的诉求。批评家黄笃将中国80年代的抽象艺术看作“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创作心理”，是对主流的学院派和现实主义艺术的反抗，而到了90年代，他们更强调绘画的自我意识，或是注入中国式符号与文字，试图与商业绘画对抗，形成了抽象艺术的中国面貌。

《覆盖—黄色》，布面丙烯，160×200厘米，2013年

谭平就身在这股潮流中，但努力着不被潮流左右。2003年，谭平的父亲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手术后，医生从父亲身上取出肿瘤，用刀划开露出密密麻麻黑色的癌细胞，谭平被这种强烈的视觉刺激冲击到了。从那年开始，“圆圈”和“扩散”成了他创作的主题，大大小小的圆圈由少到多，又由多到少，由圆圈逐渐变为线条，呈现在不同颜色的底色上，记录着那段时间他的心路历程。“后来父亲慢慢康复，艰涩的笔触也就逐渐流畅起来，后来看看，还有些诗意。”谭平对那段时间的创作记忆犹新。也有很多评论指出，他的这种抽象中是有东方气韵的，但他不会把中国元素用在画面中，而是希望找到内在气质上的吻合。

2016年在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谭平和瑞士艺术家卢西亚诺·卡斯特利（Luciano Castelli）一起做了一个艺术项目“白墙计划”。他们要用几天的时间，在500米的展线、1600平方米的两层美术馆空间的白墙上不断覆盖绘画，最终用白色颜料再涂抹干净，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他们需要面对绘画、空间、布局的各种挑战，又要在创作中破坏、消解、重生，人们会把这个行为的过程与禅宗联系在一起。谭平也认为，“当作品什么也不是时，就是它自己的时候，可能离真正的创造就近了”。

（本文图片由上海余德耀美术馆供图）

“我的抽象是有内容的，是具体的”

三联生活周刊：1987年你创作过一幅铜版画习作《视觉》，原本画的是一只很写实的鸟，但由于铜板腐蚀，形成了一些抽象的肌理效果，你也提到过这是一个很偶然的因素，促成了你从具象绘画向抽象的转变。那么这个转变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谭平：一开始画具象，都画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或场景，但随着越画越多，时间的积累，画面中的这些人和静物就会慢慢被消解。这么说好像也挺抽象的，我的意思是会越来越关注画的是什么，画里面是什么鸟已经不重要了，但是在自己内心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白自己真正在画什么。这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但需要有一个契机去点醒你，这幅被腐蚀的《视觉》就是这个契机。而且我是学版画出身的，版画本身就要求艺术家有高度概括的能力，你怎么把自然中的形象、事物提炼出来入画，是很重要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个过程中，你对绘画的理解发生了哪些改变？

谭平：我还是会在绘画中表达我自己的经历、感情，我自己的判断、观念，所以抽象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这些东西都在里面，最终你会发现自己所看到的自己在一天天变化。画画对我来说，有点像照镜子，从年轻一直看到老，你自己看到的年轻的好，年老也好，喜悦悲伤这些，都会折射出你所有的生活经历，而这个个体的生活经历其实也是一个社会的变化，对我来说这几者之间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展览中，你会把一些不是同一时期创作的但有某种内在联系的作品放在一起，为什么会这么做？

谭平：其实对我来说，这是对过去不同阶段的自己的一个比较。人的变化挺有意思的，你看从15到25岁会发生很大变化，无论是样貌上还是心智上，但从25到35岁的变化就挺小，至少不是特别表面的那种变化。人有时候确实在某一阶段就会突然发生一个很大的转变，展览就是想把这个东西给大家看，看到时间在中间起的作用。

所以我没有按照正常的时间线来安排作品的展陈，而是通过时间点的对比，让每一件作品不因时间的流逝而被淹没。我一直想让我的作品活着，那活着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它们与其他东西发生关系。这样一来在布展上就自由多了，可以不受时间线的约束，而是把变化的内在逻辑呈现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怎么理解抽象的？

谭平：对我来说，抽象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抽象，而是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个人化。比如我的一些作品，我喜欢保持那种很直接的表达，刻、画，用自己的手、自己的身体直接地表达出来，让这个作品更加有质感，让人能看到它的真实存在性。因为现在有很多作品，无论是摄影也好，数字技术作品也好，个人已经和作品之间不直接发生关系了，不会有这种实实在在的作品与身体之间的关系，而我还是想要去揣摩这种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我挺好奇在你的创作过程中，更偏感性还是更偏理性？因为可以在你的很多作品里看到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子，又有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但还能感受到作品里的控制力。

谭平：两方面肯定都有，通常在作品的构思之初都是很理性的，要设定这个创作的模式，这一部分都是很深思熟虑的。我希望我的规则是非常理性、清晰、有逻辑的，但是最终出来的结果是无法控制的。

这个有点像我经常举的例子，为什么足球那么吸引人？其实是规则做得好，很多运动员在其中可以发挥每个人的能量，而且结果不好确定，你总觉得他应该赢，但是最后别人赢了，足球的魅力就在这里。艺术也是一样的。在规则之下，我又很强调直接性，比如在做木刻、一遍一遍用颜料覆盖画布的时候，是比较随性的、凭感觉的。在规则中去找不确定性，才是真正具有创造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