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黄宇 摄）

 

孤独的长跑

在90岁生日到来前，宗璞终于为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划上了最后的句号。此时，距离她开笔写这部小说，已过去了整整32年。

“人必须说了许多话，然后归于缄默。”在小说最后一卷《北归记》的后记中，宗璞借用父亲冯友兰的一句话，对她所经历与书写的年代、还有伴随她多年的书中人物，作了告别：“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十字路口奋斗。一直以为进步了，其实是绕了一个圈。需要奋斗的事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而我，要告别了。”

对熟悉宗璞创作历程的人来说，这段告白带着长跑之后难得的平静与释然。《野葫芦引》的创作，往往让人想起冯友兰在晚年凭借口授完成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那时候，宗璞一边创作，一边还要花费大量时间照料体弱多病的父亲。知情的亲友们说，冯老先生能够完成这部巨著，宗璞功不可没。冯友兰对女儿也向来怜爱有加，每逢女儿过生日，都要为她撰写寿联。1990年，冯友兰为女儿写下最后一联：“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其中的“双城”，指的就是《野葫芦引》的原名《双城鸿雪记》。在人生的最后时光，父亲依然关心着她的小说创作。

从1985年开始写作小说第一卷《南渡记》起，30多年间，宗璞先后经历了父丧、夫丧，还有几场大病的打击。她的身体很不好，视网膜数次脱落更使她双目几近失明。从第二卷《东藏记》起担任这部小说责编的杨柳告诉我，《野葫芦引》的后两卷半，完全以口授的方式完成。

早在2017年底，《北归记》初稿前五章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时，我便联系了采访宗璞，由于她的身体状态起伏不定，采访也不得不一推再推。2019年6月底，在昌平太阳城的家中，我终于见到了作者本人。

2012年，宗璞离开居住了60年的北大燕南园57号，也即宗璞笔下的“风庐”，冯友兰著述中的“三松堂”，搬到了偏远的昌平郊区。陈列简单雅致的客厅被一排书架一分为二，沙发背后的墙上是父亲在1976年为她所书的那幅诗联：“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在保姆的搀扶下，宗璞走了出来。甫一落座，她便说：“我这只眼睛视力是0.02，另外一只全盲。我已经很知足，还看得见蓝天、绿树。”

不知为何，眼前的宗璞，让我想起《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中那个明显带有作者印痕的八九岁的女孩子嵋。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时，9岁的宗璞还是一个跟在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父亲身后的小姑娘。整部小说正是以她童年记忆中的北平还有那个历史大事件开始的。此后的南渡、东藏、西征、北归，贯穿于整个全面抗战的叙述，是关于像她父亲一样的那批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经历与思考。当然，宗璞所求更大，她希望为那一代人、那个时代写史。

与许多小说家一样，宗璞反感读者将小说所描写的人物故事与真实人事对号入座。她将自己的创作方法总结为“再抟、再炼、再调和”，并引用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基尼利写在小说《此等王国》扉页的话作为回答：“这小说不是真人真事。如果有些线索有所指，作者希望它们和任何个人私事无关，而是关系到澳大利亚灵魂的特征。”

“《野葫芦引》这部长篇的想法，在50年代就开始酝酿了。那时候刚刚胜利不久，我觉得应该把我们整个抗战写下来。因为抗战实在是太全民总动员了。全民总动员，自发地一腔真心热血地去保卫自己的国家。但是一直也没有写，一方面总觉得写不好，一方面外面总是忙，事情多，或者环境不对。”宗璞说。

从酝酿到动笔，有30年；从动笔到完成，再30年。宗璞缘何对那段历史和这部小说如此地执着？

说起来，宗璞和比她小6岁的王蒙，同属50年代开始写作便小有名气，而后在“文革”后再次提笔的“归来的作家”。王蒙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宗璞1957年发表《红豆》，各为两人的早期代表作。早在1948年，刚从南开大学外文系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宗璞已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A.K.C》，但1957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的《红豆》为她赢得了最初的声誉。

“1948年前后，整个社会都很动荡，都在变化。一些人要走，一些人要留下来。”《红豆》讲述的是一对大学生恋人在那个大时代所做的不同抉择。隔着60多年的光阴，再次谈及这部小说，让宗璞记忆深刻的是王蒙的一句话：“我读《红豆》，读到的是沧桑。”

或许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才能理解其中滋味。不管怎样，历史的沧桑，似乎一直是宗璞小说不变的主题。不管是早期的《红豆》，还是“文革”后写的《我是谁？》《弦上的梦》《三生石》，包括后来的《野葫芦引》，都是如此。

在不少评论者那里，宗璞属于“本色”作家，这或许从她对小说的理解也可一窥：“因为写小说，无外乎写真情。”对王蒙与宗璞的写作都比较熟悉的杨柳说：“王蒙在语言上是个天才，他的语言天赋不是随便谁能赶上的。他写同义词，一页纸哗哗写一大篇，比倚马可待还厉害；宗璞每句话、每个字，都经过她的心和脑，反复斟酌推敲，可以说是苦吟吧。宗璞对这部长篇小说的情结是不言而喻的。她和父兄们经历了民族历史上刻骨铭心的一段，她觉得写出来是她的责任。这种责任感，是非常纯粹、发自内心的。作为目睹宗璞30年写作过程的责任编辑，我对她的这种心情感同身受。”

上世纪80年代，宗璞开始创作《野葫芦引》，而促使她开始创作这部长篇的，是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1984年，宗璞参加了人文社在烟台召开的长篇小说会议。“韦君宜说，你应该写长篇了。我说我是想写，而且已经想了很多。后来开始写后，人文社叫一个责任编辑，那个时候是王小平。我写一章，她就拿去，和人文社主管当代文学的副总编辑李曙光一起看，提意见，我再写一章她再拿去。可见他们对这个小说很重视。”提及这段往事，宗璞依然记忆清晰。

野葫芦里的世界

在第一卷《南渡记》的后记中，宗璞解释，整部小说的名字，当初拟定为《双城鸿雪记》，后因不少朋友不喜欢，又将之改为最初构思时想到的《野葫芦引》。

小说的得名，反映出宗璞对历史的看法。在多个场合，她曾对此有过说明：“我写小说，常苦于拘泥于史。历史是哑巴，要靠别人说话。我很同情它。但我写的又是小说，里面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不明所以的东西，真是‘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人其实不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写的历史。所以人生、历史都是‘野葫芦’，没办法弄得太清楚。那为什么是‘引’呢？因为我不能对历史说三道四，只能说个引子，引你自己去看历史，看人生的百态。”

1985年开始写作《南渡记》时，宗璞目力尚佳，阅读书写没有任何障碍。1988年，小说问世，《南渡记》也成为她整部作品中唯一拥有完整手稿的一卷。小说以明仑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樾一家人在抗战爆发后南渡昆明的经历为主要线索。稽之以史，北平在1937年7月29日沦陷，清华、北大等学校陆续南迁，1937年11月1日清华、北大、南开在长沙联合设立临时大学，1938年国立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包括1938年4月到8月联大文、法学院在蒙自的生活，无不历历在目。

据张曼菱在《西南联大行思录》中的记录，当时联大师生迁滇路线，主要分为三路：第一路由长沙经粤汉线南下广州，至香港，然后乘船到越南海防，再换乘滇越铁路到达昆明；第二路由湘贵公路经过云岭、柳州进入昆明；第三路则是沿湘黔滇公路徒步进入昆明，那就是包括闻一多、袁复礼等教授在内的著名的“湘黔滇旅行团”，由200多位师生组成，徒步1600多公里。抗战期间，冯友兰从长沙经陆路，家人从北平经水路到云南蒙自会合。

尽管宗璞不同意以对号入座的方法进入阅读，可实际的情形是，人们在阅读整部《野葫芦引》时，很难不去对照那个时代与那些人。《南渡记》中，面对抗战，孟樾在校园慨然讲道：“我辈书生，为先觉者。”与之对照，“七七事变”发生后，清华物理系教授吴有训和哲学系教授冯友兰相约，夜间巡逻护校。小说中带有宗璞外公任芝铭影子的吕清非，也让人联想起在北平城破前夕，因拒绝进食而死的著名诗人陈三立，清华教授陈寅恪之父。

然而，对于那时9岁的宗璞来说，驱动叙述的内在情感还是清华园乙所旁的溪流与萤火虫，北平城的小吃还有大茶壶，当然还有在蒙自，和哥哥一起去店铺为父亲石印《新理学》书稿时的情形。陈寅恪笔下“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的沉痛，化为宗璞小说中的伤感：“两个孩子没有想到，需要那么长时间才能回去。那时他们已经长大，美好的童年永远消逝，只能变为记忆藏在心底。飞翔的萤火虫则成为遥远的梦，不复存在了。”

1990年，父亲去世，紧接着宗璞自己又生了一场大病，让第二卷《东藏记》的动笔一直延迟到1993年下半年。从1996年开始，宗璞眼疾加重，《东藏记》后半部分的写作遂全凭口授。

宗璞向我回忆当时的写作过程：“我口授，助手来打字。写《东藏记》和《西征记》前面部分的时候，眼睛还可以看一点。有一个阶段我用两台电脑，一个在这边打，一边就传到另外一台电脑上，变成很大的字，我在电脑上就可以看了。后来不行了，大字也看不见了，索性不看了。”她把自己的写作方式称为“滚雪球”，“先写一个大概，然后自己慢慢往上添。我不能看，是凭耳朵才知道自己以前写了什么。只能请人念，念来念去，反复改”。

《东藏记》主要写在昆明期间联大教授的生活。他们在警报声中过日子，坚持授课。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联大教授家属不得不做一些副业补贴家用，梅校长夫人便曾做一种起名“定胜糕”的点心。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对宗璞的小说总有会心之感。

那时，宗璞是联大附中的一名学生。她至今记得光未然在学校里朗诵何其芳的诗《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时的情景。记忆中，那时候父亲总是很忙，上课，开会，演讲，回家后还要写文章，和孩子们讲话都很少。有一次，她走在文林街上，碰到联大文学系教授罗常培，问她“今晚你爸爸讲《论风流》，你去吗？”宗璞说自己那时的水平还不够听专业学术报告，不过正因为那时的记忆，她对父亲的那篇演讲稿印象极为深刻。

《东藏记》出版后，学者陈平原在《宗璞的“过去式”》一文中，比较联大学子们有关这段历史的文学创作：“鹿桥的小说侧重‘青春想象’，汪曾祺的散文更多‘文人情趣’，宗璞呢，我以为颇具‘史家意识’——其系列长篇立意高远，气魄宏大……我以为，在中国，能写抗战的作家不少，能写好抗战中的大学生活的则寥寥无几。屈指数来，当世作家中，最合适者，莫过于从《红豆》起步、兼具学识与文采的宗璞先生。”《东藏记》在2005年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多卷本长篇小说未全部完成即获奖，在茅奖评奖中是极为少见的。

对宗璞来说，写作过程最困难的是第三卷《西征记》。据张曼菱的统计，整个抗战期间，联大参军学生人数不止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所刻的832名，而是先后达1100多名，这一数字占到联大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1942年，是抗战史上一个极为艰难的年头。继滇越线被切断后，1942年1月，6万日军进攻缅甸，企图切断滇缅公路。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由于远征军中下级干部和特种兵严重缺乏，盟军大量来华急需翻译，国民政府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当时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联大学生大量从军正发生于这一背景，宗璞《西征记》所描写的，正是联大学子入缅作战的那段史实。

由于没有从军的实际经验，宗璞所依赖的只有从各方搜集来的材料。好在，宗璞的哥哥冯钟辽曾经从军。1943年，还是西南联大机械系二年级学生的冯钟辽志愿加入远征军，担任翻译官。为了获得更多的细节材料，宗璞请远在美国的哥哥一遍遍为她讲述当年的事情。为了写好和作战有关的情节，她还向现在军中的朋友请教，并得到热心的帮助。

尽管如此，纸上得来终觉浅。1988年，宗璞到腾冲跑了一趟。“当时昆明文化局给我派了一辆车，还有一个陪伴。我去了保山、松山、腾冲。在腾冲的国殇墓园，一望无际都是战士们的墓碑。我想这些都是很年轻的人啊！我一个人在那大哭了一场。回来以后，就觉得有了底气。”

2008年，80岁的宗璞完成了《西征记》的写作。完成最后一卷《北归记》的计划，变得更为迫切。与前几卷相比，《北归记》的写作，更是她在与疾病的斗争中完成的。杨柳清楚地记得，《北归记》写到大概三分之一的时候，宗璞由于脑溢血住进了医院的ICU病房。“我到了医院，她就跟我说，如果她写不了了，写出来的这部分初稿怎么处理，感觉有点交待后事的意思。当时我也很担心，不知道她还能不能继续写，只是安慰她没事儿，别着急。”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宗璞不但挺了过来，而且坚持写完了整部小说。不仅如此，在写完主要讲述联大教授胜利北归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那段历史的《北归记》后，她还写了简短交待小说的主人公们其后命运的《接引葫芦》。在香港中和出版社所出五卷四册的完整版本中，《接引葫芦》附在《北归记》后一起面世。

与前几部小说相比，《北归记》的叙述风格一以贯之，偶尔略显散碎，由此正可以想见创作时的艰辛状态。尽管如此，宗璞的文气依然充沛，人物故事依然摇曳多姿。杨柳在说起小说里的一些情节时忍不住感叹：“她很多东西很神的。比如说卫葑和玹子一步步的结合，写得很扎实，又很飘，非常浪漫。出身、经历、个性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就那么相爱了，重庆舞会上卫葑飘然而来，和玹子互通心曲。在颐和园佛香阁扇面殿的小院子里，两人奇特的婚礼。碧初和绛初把一些金银、首饰缝在玹子的大衣里，因为曾经是公主般的玹子要跟着卫葑去解放区，过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一般想来，这种结合太不可思议了。可是这些都不是想象出来的，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依据。”

冯友兰和宗璞父女（摄于1988年）

 

向历史诉说

在宗璞的晚年生活中，如果说《野葫芦引》是文学创作的主轴，那么她所写大量回忆、纪念父亲的文章，则成为生活的另一重心。宗璞说：“我要把我亲身经历的历史写下来，起一点正视听的作用。”

父亲对宗璞的影响显而易见，《野葫芦引》中的孟樾便是某种程度上父亲的化身。在那个全民抗战的年代，冯友兰不但承担了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等职务，在繁忙的教学、演讲、教务外，还笔耕不辍，写下足以建构其哲学体系的“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如此总结自己在抗战中的著述：“颠沛流离并没有妨碍我写作。民族的兴亡与历史的变化，倒是给我许多启示和激发。没有这些启示和激发，书是写不出来的。即使写出来，也并不是这个样子。这六部，实际上只是一部书，分为六个章节。这一部书的主要内容，是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生活的反思。”

使冯友兰留存于历史的，还有他在1946年联大解散时所撰写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在这篇碑文中，冯友兰从中国历史地理的独特性讲起，讲到三校联合后“合作无间，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最后落到历史上的数次南渡，“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至今读来仍觉作金石声。

在宗璞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经常陷入冥思苦想的人。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的几位教授从长沙迁至昆明，途经镇南关时，汽车上的冯友兰因手臂碰触城墙而骨折。金岳霖有次提及这段往事时还和宗璞开玩笑：“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

采访中，宗璞还为我讲了一则关于父亲的笑话：“‘文革’的时候，我们的房子都分给别人了，全家住在一间屋里，非常挤，炉子都摆在院子里。我那时候住在城里，一次回家去，母亲说今天包饺子。等包好饺子要煮的时候，饺子不见了。大家说饺子哪去了？找了半天，发现我父亲坐在饺子上了，他一点没有发觉自己是坐在饺子上。”

在冯友兰的晚年，宗璞不但一手照顾父亲的起居饮食，还是他不可或缺的秘书与管家。1982年9月，宗璞陪同父亲一起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候机的时候，喜爱作诗的父亲吟诗一首，书写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三个女性：“早年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不论是写小说，还是写回忆文章，宗璞一直怀抱史家意识。只是，她的看法要低回得多，对“历史只能是写的历史”始终抱着一份忧惧与怅惘。比较起来，写童话似乎更加自由。早年，她便写过《总鳍鱼的故事》等一系列童话。告别时，她告诉我：“我现在依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我还想写童话，但得看身体。”

（本文写作参考冯友兰所著《三松堂自序》，宗璞所著《向历史诉说：我的父亲冯友兰》《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张曼菱所著《西南联大行思录》等书。感谢李辉、孟庆媛对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