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9日，浙江的一户失独家庭里，孙子在安抚哭泣的奶奶

 

穿越迷雾

6月22日，刘新宪和妻子准备好鲜花和一只写着“爸爸妈妈永远爱你”的气球，驱车来到离家10分钟车程的墓园。这条路，他们走过无数次，未来还将走无数次。12年前的这一天清晨，他们推开16岁独子刘丹的房门，惊愕地发现孩子已经停止了呼吸。

刘丹的墓碑四周种满了五彩缤纷的鲜花。像往常一样，夫妻俩除草、施肥、浇水。做完这些，他们会向孩子诉说自己的近况。最近半年，刘新宪颇为繁忙。他和上海市有关部门合作，正在为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们进行心理健康方面的科普，要编写一本小册子，制作8条科普视频。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刘新宪不只是一位“失独”父亲，他还有一重更重要的身份：哀伤咨询师。

孩子殇逝的时候，刘新宪正处于事业的顶峰。他在美国一家高速发展的高科技公司担任总经理，雄心勃勃地要把公司做到世界一流。孩子的葬礼之后，他迅速回归事业。支持他走进办公室的不再是远大的前程，他只想让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高负荷工作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然而，任凭工作多么繁重，内心中无法言述的剧痛依然时常有如巨浪，排山倒海，汹涌袭来。除了悲痛本身，最令他备受折磨的是巨大的孤独感：不是因为身边没人说话，而是身边的人，除了妻子，没人能理解他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这种痛苦，他也从来没听人说起过。

很快，刘新宪的心脏、血液指标亮了红灯，体重暴跌不止。医生要求他立刻停止工作。天伦之乐、健康、事业……孩子的离去如疾风暴雨般卷走了一切。他好像处在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被迷雾重重包围。长夜是否有尽头？人生在废墟之上还能走向何处？

一位失独父亲在网络失独者互助平台上寻求慰藉

 

迷茫中，刘新宪试着谋求心理学方面的支持。他居住在美国一个人口不到4万的小镇，镇上有户人家开了一爿小小的书店，虽然心理类书籍只有几十本，但在书架的醒目位置展放着一本书，专门讲丧亲之后如何疗愈哀伤。他去镇上的图书馆，一下子找到了近百本哀伤疗愈的书籍。刘新宪惊讶地发现，原来就像抑郁症一样，丧亲哀伤是一个专门的心理学研究领域。甚至，由于哀伤极为复杂和特殊，在美国有专门的哀伤咨询师提供心理治疗。

刘新宪开始大量阅读有关哀伤的心理学书籍。一些失去子女的心理学家和哀伤咨询师写的书给了他格外有力的帮助，他们提供了令他深有共鸣的真实情感经历，以及哀伤疗愈的心理学知识，这些信息好像一束光穿越重重迷雾，让刘新宪重新理解自己身处何处：原来自己和妻子并不是历经哀伤苦痛的唯一家庭；自己的种种不良情绪是哀伤过程中的正常反应，能够通过一定的办法疏解和调整；更重要的是，无论当下有多么痛苦，“黑夜不是无边的”。

有一次，刘新宪回到上海，想找国内作者写的相关书籍看看，却一无所获。心理学界的朋友告诉他，国内还没有人写过关于丧失子女这类特殊人群的哀伤疗愈书籍，这让刘新宪大吃一惊。他产生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在面临人生至痛的时候，中国失独家庭没有可供参考的经验和知识，他们的状况怎样，如何熬过来？刘新宪下决心，自己把书写出来。

回到美国，刘新宪辞去了企业管理咨询的工作，准备报考美国哀伤咨询师。在通过所有资格考试的那天，刘新宪被告知，他是历来考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2017年的一天，刘新宪按照专业期刊上注明的通讯作者邮箱，给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王建平发去了邮件，希望寻求合作，两人约好电话谈一个小时。没想到，这次素昧平生的沟通“相见恨晚”，直到午夜过后刘新宪才挂上电话。

两周以后，在纽约，王建平与刘新宪见了面。中国失独者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在王建平心里横亘了多年。王建平的弟弟在出差时猝死，她曾亲眼目睹父母痛不欲生，内疚自责，愤怒争吵，以泪洗面。母亲甚至一度远走他乡去寻找能让儿子复活的方法。此后3年，母亲带着对儿子无尽的哀思离世。这让王建平明白，哀伤得“心碎”绝不只是一种文学修辞。2011年左右，她第一次在心理咨询室遇到了失独的来访者。王建平是中国第一批临床心理学注册督导师、创伤治疗师，同时还有精神医学医师资格。“丧子在所有的丧亲类型当中是最为痛苦的，而丧失唯一的孩子更是‘悲上加悲，痛上加痛’。”面对这些父母，这位资深的心理专家只觉得“不知道该说什么”。

哀伤可以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疾病：“延长哀伤障碍”。王建平注意到，在一些发达国家，哀伤早期干预和疗愈已经比较普及。“医院里有护士、牧师能够做个体的哀伤辅导，也会有一些同辈（具有同样经历的人）支持团体驻扎在医院，每周开展活动，由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社会工作者带领，及时给丧亲家庭提供支持。此外，火葬场也会有一些做哀伤辅导的社会工作者或者同辈支持者。人们在互联网上很容易找到同辈支持组织和资源。”但在国内，一切都还处于“灰色地带”。

“这首先和国内心理学研究起步较晚有关。”王建平解释说，“其次，这也源于大众对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必要的心理科普。具体而言，人们普遍不会意识到经历失去亲友的痛苦可能会发展成为病理性的哀伤反应，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即使出现问题了，也会被误解为抑郁或创伤。这会进一步妨碍经历哀伤的丧亲者寻求合适且有效的帮助。”更深层次的背景是：“我国的文化传统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们对于哀伤的认识与理解。比如，我们常说的‘节哀顺变’就反映出文化对哀伤表达的限制，而且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忌讳谈及死亡相关的话题。”

哀伤知识和干预的缺席，让中国失独父母们在心理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我国，亲友原本是丧亲早期重要的支持力量，但正像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舒雯所说：“很多时候，亲友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想帮忙却不知道从何下手，想安慰却不知道怎么开口，怕弄巧成拙，反而使人徒增烦恼。”

一些社会组织想要给失独父母提供帮助，达到的效果也往往适得其反。有公益组织负责人告诉刘新宪和王建平，他们通过殡仪馆和民政部门的帮助，及时得到了青少年逝去的消息以及孩子父母的联系方法，可是每当他们打电话过去，表示愿意提供帮助时，没有一个家庭会接受他们，甚至有的父母在电话里就大骂起来。

人们并非不需要帮助。学者沈长月等人的调查显示，有1/3的失独父母把心理援助和心理疗愈列为社会支持的主要诉求之一，但其中只有17%的受访者寻求过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极少数失独父母勇敢地走出了寻求心理援助的第一步，收获的往往是大失所望。

去年，刘新宪应上海有关部门的邀请给170多位社区工作者、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做了一场讲座，几乎没有人了解延长哀伤障碍。一位精神科医生告诉刘新宪，他一直苦恼于有些丧亲病人，按照抑郁症诊断、服药，没有效果，这回总算找到了原因。有失独父母告诉王建平，他们曾经请心理咨询师来做团体治疗，结果咨询师根本不能理解他们的心情，说一些话太伤人，被他们从台上赶了下来。

新冠疫情发生后，刘新宪参与了国内一些地方对丧亲者的心理干预和援助工作，他看到一本写给心理援助志愿者的小册子，上面赫然提醒说，心理援助过程中要对丧亲者说“我能理解你”，以实现共情。“我能理解你”也许是普通心理咨询过程中咨询师常常会说，也常常会取得良好效果的一句话，但作为美国哀伤咨询师、一名失独父亲，刘新宪深知，“我能理解你”恰恰是哀伤咨询中的大忌，这会瞬间激起来访者极大的不信任和愤怒，在国外不同的教科书中，这句话也都被列为最不妥当的哀伤咨询师沟通语言。

帮助的前提是了解。2016年，王建平和团队申请并获批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全国调研数据的中国失独人群心理健康援助体系研究》。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对中国失独人群的心理健康进行摸底调查。2017年4月到2018年12月，按照全国七大地理区划，项目组调研了共千余计失独父母。

结果证实了她和刘新宪的担忧。参与调研的失独父母中延长哀伤障碍的检出率为35.5%，对比以往研究，远远高于其他一般丧亲。出现严重抑郁症状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失独父母都超过了1/3，合并延长哀伤障碍、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三项心理问题的失独父母达到了10%的水平。每个失独家庭中至少存在一位失独父亲或者母亲困于严重的心理痛苦之中。有一位失独母亲，女儿去世已经20年，其中连续11年几乎天天到女儿的墓前看望。一份问卷调查耗时130多分钟，她几乎是在哽咽、抽泣中完成的。问卷里有个问题：“您最近一个星期以来，有没有想过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呢？”一位40多岁的母亲脱口而出：“有！已经买好药了，就等这两天交代好几件事就走人。”说这句话时，她没有哭声，表现得胸有成竹。

更锥心的是，这些数字并不是全貌。我国没有失独家庭数量的普查性数据，已有数据主要通过人口学方法进行间接测算。人口学家王广州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测算，目前，中国失独家庭数量超过100万，预计到2050年可达800万。“全国100多万失独家庭，我们就调研了一千多人。调研的难度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最大的困难来源于作为科研者，我们很难敲开失独父母的家门，走进他们的内心。”王建平和团队只好请熟识的失独父母帮忙，让他们去“敲门”。

尽管如此，获得的数据必然是“偏”的——这些家庭和失独者愿意打开心扉，说明他们的心理状况不算太差，还有许多家门任凭谁也敲不开，里面封存的伤痛根本无法触碰。甚至一些失独者彻底切断了所有的社会联系，销声匿迹，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插图 老牛）

 

艰难启程

大侠一度以为自己疯了。2015年，儿子宇晨大学毕业，进入一家国际企业实习，年轻的生命即将开始新的旅程。含饴弄孙的晚年生活似乎就在眼前了，然而一场意外将孩子带走了。最初一段时间夫妻两人日不能食、夜不能寝，妻子终日在家抱着孩子的照片哀号不已。大侠最愿意做的事就是一个人去陵园与儿子静静相伴。厌世情绪挥之不去，两人甚至做了种种去天堂与儿子团圆的设想。

一年半以后，大侠决定回到单位工作。可是他发现自己变了。从前，他从未和同事红脸吵架，如今却一次次因为平常小事拍桌子大发雷霆，令他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每当这个时候，同事们都不再说话。大侠冷静下来，他解释、道歉，努力调整心态，可是无论怎么做，他都控制不住自己。“我认为我肯定是精神上有了问题。”他向领导申请调换到一个不需要和人打交道的岗位，把自己独自关进办公室里。

他也不敢在工作之外和人打交道。原本，他以为自己很坚强，可是一次，他偶然遇到一个老邻居，对方随口问道：“这么久没见你们，你儿子该大学毕业了吧？”如遇当头一棒，大侠脑子里“嗡”的一声，他一边应付道“是哩、是哩”，一边疾步避开对方走到室外，眼泪忍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他不愿也不敢哭诉。“哭诉多了，就算自己不觉得，别人也觉得你有了精神病。”

失去孩子几年后，大侠经人介绍读了王建平关于哀伤的文章。读完，他恍然大悟，原来包括无法遏制的愤怒、哭诉在内，种种复杂的情绪都是哀伤早期阶段的正常现象。大侠想，如果早些年看到这些东西，帮助会更大，“就能理解自己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在经历什么，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可是，他也会想，“咱们中国人很多事情都是避讳的，当家庭幸福的时候，有谁愿意去看这些东西呢？真等到悲剧发生的时候，又有什么渠道找到这些东西呢？我们这些年拼命地找一些东西来看，然后偶然才碰到这些。就算这些信息是充足的，在悲剧发生之初的时候，谁会把它递到我手上？又有什么人能让我在那一刻感到信任，愿意接受他的指点？”

悲剧发生的头一个月里，大侠和妻子在哀伤中陷入了巨大的迷茫。他们找到一位心理咨询师，对方听大侠介绍完情况，先是惊愕，继而实话实说：她也不知道从何说起，只能“试一试”。咨询师说了很多，没有一句能够走进夫妻两人的心里。妻子非常痛苦，一直在哭泣。最后，咨询师提出聊不下去了，主动结束了谈话。

这几乎是夫妻俩唯一一次主动求助，从那以后，他们走上了孤独的自救之路。

大侠和妻子萌生了许多失独父母都会有的念头：有没有可能再有一个孩子？这似乎是拯救破碎内心的唯一药方。试管婴儿漫长而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本就是一种煎熬，对于大侠和妻子来说，这种煎熬尤甚。医院里人山人海，放眼望去，他们是唯一头发花白的夫妻，自然有许多打量的眼神。有一回，大侠看到政府出台了政策，给“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提供绿色通道。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告诉值班护士：“我是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话还没说完，护士很不耐烦地说：“啥是特殊家庭，听不懂你说什么。”旁边的患者也投过来好奇的眼神，大侠又气又恨，掉头离去，从此不再提政策照顾。

煎熬了三个月，医生告诉大侠的妻子，她的身体状况实在不适合再做下去，要生孩子只能使用别人的卵子，但公立医院合法的卵子库非常紧张，近几年估计都排不上队，唯一的办法是走地下渠道，找黑中介高价买卵，甚至可以代孕。就在大侠动心寻找地下渠道的时候，他看到一篇报道，揭露地下中介欺骗在校大学生出卖卵子，差点造成其终身不孕。大侠只觉得不寒而栗，获得一个孩子的愿望建立在别人终身没有孩子的基础之上，不但不合法，他在道德上也接受不了。很快，妻子的身体也亮了红灯，在一场痛苦的手术之后，自然求子的努力戛然而止。

如果不能再生育一个孩子，收养一个也可以疗愈内心的创伤吧。大侠和妻子去当地福利院，发现不可能领养到健康的孩子。有一次，他看到新闻里说大连有一个弃婴，他顾不得护着隐私和疮疤，托一位朋友帮他去咨询。得到的答复是：异地领养不可能，当地已经有许多家庭在排队了。还有一次，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了解到一户农村家庭经济非常困难，想送养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夫妻俩萌生了巨大的希望，很快就去了孩子家。孩子的父亲患了肝癌，家徒四壁，同意他们把孩子带走。大侠看妻子抱起婴儿，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拨云见日的生活似乎就在眼前了。可是他注意到，一旦他们抱起孩子，孩子七八岁的姐姐就在夫妻俩身后形影不离。

大侠忍不住问孩子父母：你们舍得把孩子送给我们养吗？父亲说：说心里话，不愿意，可又没办法。孩子妈妈抹着眼泪不说话。大侠又问小女孩：我们把你妹妹带到很远的地方去，以后想她可以去找她，你愿意吗？孩子带着哭声说“不愿意”，眼泪掉落下来。大侠把妻子叫到屋外，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就达成了共识。临走时，妻子把给孩子买的衣服、奶粉和所有原本打算接走孩子路上使用的物品都留了下来。大侠掏出2000元钱，交给孩子的爷爷。他含泪说，自己经历了骨肉离别的痛苦，不敢再让自己成为造成别人骨肉分离的角色，经历了生死分离之后，才知道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尝试再生育和领养都是无法与外人诉说的煎熬历程，本来就足够艰辛，却还有人雪上加霜。为了了解信息，大侠进过一个再生养群。里面什么人都有，有号称送养孩子的，有预约送养孩子的，还有专门从事中介服务的。有人为了向他“推销”，不惜说出最恶毒的话：如果没有孩子你活在这个世上干什么？你就不是一个称职的男人！

经历了种种希望和失望之后，大侠和妻子进行了一次冷静的交谈，达成共识，不再提再生养之事，接受命运的安排。可是所谓“认命”又谈何容易。

儿子宇晨是在N城实习时遭遇意外的。大侠的妹妹住在N城，为了瞒着孩子的奶奶，也是为了减轻大侠的负担，孩子出事后，她就把老母亲接到了N城居住。宇晨去世后，大侠从不敢踏足N城的土地。那一次，母亲病重，他不得不去。独自出发前的一个晚上，对这次出行绝口不谈的妻子拿出孩子喜欢吃的零食，放到大侠的行李里，交代了一句话：去（儿子遭遇意外的小区）看看。

时至今日，大侠依然无法和我回顾他身处孩子出事小区时的情形。他可以平静地谈论这些年来的种种遭遇，但唯独在这件事上是哽咽的。那一天，他几乎是逃出了那个小区。失魂落魄中，他去了附近的一座寺庙。大侠想，这或许是儿子冥冥之中的安排。在寺庙里，他碰到了一个独自旅行的大三女孩，两人相谈投缘，便一起游玩。大侠忍不住告诉她，他到这里，并不是看什么风光，而是想看看儿子以前经常来的地方。没想到，女孩并没有被他诉说的悲剧吓到，只是静静地听着，没有惊慌，也没有反感。女孩告诉大侠，自己出生后被四个家庭轮番收养，经历颇为坎坷。她说：“我相信一生当中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碰到的每一件事都是有道理的，都是要教会我们什么，是要我们变得更好，而不是要击垮我们。”离开N城后，大侠发现自己几乎放下了近乎癫狂的状态，开始有力气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因为他终于真真正正接受了失去孩子的事实——此时距离孩子去世已经三年了。

在一些发达国家，哀伤疗愈已经较为普及，护士、牧师会在第一时间做个体的哀伤辅导，也有同辈团体开展活动

 

孤勇之旅

在哀伤中的挣扎，很多时候是孤独的。哀伤并不总能对家人流露。大侠是家里的长子，小时候两个弟弟相继夭折，他亲眼目睹母亲受到怎样的折磨。孩子去世后不久，老人家疑惑孙子为什么不来看她。大侠强装平静地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宇晨因为实习表现好，被公司派到国外去了，走得比较仓促，没时间告别。他还说，因为孩子节约，就不给奶奶打国际长途了，一切由父亲转告。

宇晨走后第一年过年，母亲问孙子是否回来。大侠说，他刚去，不愿意这么快就回来，想给老板一个好印象。妹妹在网上海淘了国外的奶粉，告诉母亲，这是宇晨寄回来给奶奶的，于是母亲高兴地逢人便说孙子给她寄奶粉了，真是孝顺。第二年春节，母亲又说，太想孩子了，从来没一个人出去这么久过，会自己照顾自己吗？大侠心如刀绞，他回答：孩子非常适应那里的工作环境，很受老板器重，要重点培养，所以今年也不回来了。第三个春节，母亲想听孙子的声音，要打电话。大侠解释：有时差，联系不上，而且他又进了新部门，还是不能回来。他心里奇怪：最早和母亲撒谎，他觉得生硬尴尬极了，可是后来，越说越顺，有时候，他自己几乎都要相信那些谎话。

去年，母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记忆已经非常混乱。大侠去N城探望母亲，没想到，一见面，她丝毫没有忘记那个老问题：“宇晨又来电话了吗？”大侠说，孩子在国外发展得越来越好。母亲的眼里闪烁出许久不见的光芒，她开始历数孙子儿时的种种趣事，让他在外千万不要苦着自己，还说也不知道他谈恋爱没有，叫大侠把她的工资存着，以后给孙子买房子。大侠借故去洗手间，踏出病房的大门，泪水不由得往下掉：“和母亲说的这一切如果是真的该多好呀！”

孩子去世后，大侠和妻子相依为命。我和大侠约采访，他只有一个考虑：必须找个不会被妻子知道的时间。孩子至今对妻子来说仍是禁忌的话题，任何人触碰不得。大侠理解她。早年自己工作繁忙，妻子在孩子身上倾注的心血比他要多得多。但这种避而不谈，未尝不是哀伤在这共患难的亲密关系间投下的孤独。每年孩子生日那天，大侠都会买一个蛋糕，默默地放在家里的桌上。妻子什么也不会说。可是大侠知道，如果他忘了这件事，她一定会大发雷霆。

刘新宪告诉我，对婚姻的支持是国外哀伤疗愈里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美国，失去子女的夫妻中，约有14%会走向婚姻破灭，国内有调查显示，这个比例超过30%。一部分婚姻的解体是因为文化因素。有失独父亲请教刘新宪：他的父母觉得他经济条件不错，希望他能和妻子离婚，找年轻女性再生育孩子，传宗接代，他应该怎么做？“我能给他什么样的回答？”刘新宪说，“我只能告诉他，他还处于丧子哀伤早期，在这个阶段请不要做任何重大决定。这也是美国哀伤愈疗的标准建议。”

还有很多时候，缺乏外援的婚姻就在哀伤漫长的历程里消磨殆尽。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在婚姻关系里恰当地处理丧子之痛。刘新宪说：“男女哀伤反应及应对哀伤的方式差异很大，如果没有基本的哀伤知识，丧失子女的夫妻很难携手共渡难关。”他们很可能相互误解、指责、发泄愤怒，将彼此纠缠在哀伤的痛苦里。王建平的团队在调研里发现，伴侣总是为对方着想，想要保护伴侣不受伤害，但是，丈夫越是为对方着想，忽视了对根本问题的沟通，反而无益于妻子从哀伤之中恢复过来；而当妻子越为丈夫着想，丈夫感受到的压力也有可能越多，从而加重丈夫的哀伤症状。

失去了4岁女儿20年后，雨青和丈夫离了婚。“没有外遇，没有任何特殊的事情发生，就是一句话：我们在一起不快乐。自从女儿走了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快乐过。你眼前的这个人永远在提醒你生命中最痛苦的事情。”失去女儿的时候，雨青刚刚30岁。头4年，夫妻两人之间无法谈到任何和孩子相关的事情。4年后，雨青萌生了再要一个孩子的念头，可是丈夫不同意：他走不出失去孩子的恐惧。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没能够走下手术台。如果再生一个孩子，也有问题怎么办？而且他们夫妻俩都无法忘怀，手术那天，是他们把孩子“哄”进手术室的。丈夫只觉得，他们被命运打趴在地，好不容易才摇摇晃晃爬起来一点，实在没有勇气冒遭受第二次打击的风险。

女儿走后的头10年，雨青从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女儿做手术的医院就在单位附近，她宁愿去更远的医院看病。谁能承载她的痛苦呢？作为女儿，她没有在父母面前哭过一次；作为妻子，“哭诉太多也影响对方”。实在难过的时候，她就待在单位，等同事们都走了，关起门来大哭一场，擦干眼泪再回家。这10年，雨青把工作视作解药。她一边工作，一边读了两个研究生。她没有请过一次假。有三四年的时间，她没有周末，每周还有两个晚上要上课，其余时间都要自己学习。这种回避哀伤的方式，让她在工作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获得不少成就感，也让父母深感骄傲。丈夫和她一样，也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心里的痛好像淡了一些，感情的凝聚力却也越来越淡。

在大家庭里，20年来，孩子的问题也是一根利刺，每个人都看得到它，被它刺痛，但没人有勇气去直面，彼此之间都在回避，不能提及。雨青的婆婆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再生养，可她不敢去问儿子，只能一次又一次旁敲侧击地哀叹：“我是个不认命的人，但我现在只能认命了。”“我和先生之间不快乐，我跟他家人相处的时候也不快乐，其实老人他们也不快乐。这件事对所有人都是摧残。”

走出家庭，失独者面对的是更难的世界。中国文化里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死亡，特别是孩子的死亡是避之不及的“晦气”。很多失独父母都在孩子去世后被动失去了某些原有的社会联系。儿子刘丹去世后，刘新宪经历了两件事：一位过去逢年过节都要一起聚会庆祝的老朋友在儿子的葬礼之后再没有和他有过联系。后来，处理孩子后事期间，一些华人朋友帮了很多忙。于是他和妻子准备了礼物，逐一登门致谢。造访一位朋友家时，他隐隐感觉有哪里不对劲，后来才反应过来，对方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显然并不希望他们夫妻二人踏进家门。“我在美国的华人朋友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西方文化中生活多年，可以想见，国内的失独父母面对的是何种情形。”

在做调研的过程中，王建平有一个感觉，失去孩子的父母面对的社会要求是很苛刻的：“太哀伤了不行，不够哀伤也不行。”很多父母疑惑：孩子去世之后，我还能不能穿花衣服，还能不能穿裙子，还能不能剪一个发型？“如果打扮一下，会有人说：你看这个人，孩子都没了，还有心思打扮。可如果太哀伤了，又有人会说：真晦气！这个人这么长时间了还这个样子！弄得他们无所适从。”

旧有的观念不只让旁人给失独父母“贴标签”，也难免让失独者给自己“贴标签”。刘新宪接触到的失独父母，有的白天不敢出门，晚上想出去散散步，“要先从房门小洞往外看看，确认走廊上没有人再出去”。“没有了后代，感觉心理上已经低人一等，与日常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不再能平起平坐平等交流，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被伤害、被刺痛。”大侠说。每年春节，他和妻子都会出门旅行。这在失独者中被称作“躲年”。“躲年”不只是因为怕被阖家团聚的情形勾起哀伤，也是怕自己给亲戚朋友们带来不愉快。

失独母亲艾咪在网上组织“同命人”互助，经常在各个群里发一些对自己有启发的内容。她很欣赏独立学者柳红。儿子子尤的葬礼上，柳红剪了短发，穿着花衣服，化了精致的妆容。因为这符合子尤对她的期待：“妈妈，你得是端庄的、典雅的、井井有条的、忙而不乱的，你每次歪着脖子驼着背从外面跑进来，都给我丢脸。”艾咪把柳红的事写成文章，想要发在互助群里，很快有朋友提醒她，发出去会被骂，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这些做法。

在更多时候，社会生活对失独者的难并不是出于歧视和恶意，而是因为普通人不了解他们的世界和需要。回想起这些年，大侠觉得，相比其他失独家庭，自己已属幸运。在失去孩子之初，他和妻子茶饭不思的日子里，有几位好朋友主动到家里照顾他们，给他们做饭。看见哪个菜夫妻俩多下了筷子，他们下回就多做。两人若是不吃，他们也不强求。没事的时候，他们坐下来听两人哭诉，不多说话。如果没有这些默默的支持和倾听，大侠怀疑自己和妻子根本挺不过来。

可是日子久了，情况就不一样了。社会总是急切地盼着失独者快点重振精神，像过去一样生活，恢复“正常”。“对别人来说，这是一段故事，已经结束了。但对我们来说，旅程才刚开始。”大侠说，时间越久，他越找不到倾听的对象。只要他一提起孩子，朋友们就会觉得他又要伤心，连忙阻止：“不要提了，不要提了。”

可是很多时候，大侠真的很想有人能和他说说孩子。可这个人不能是爱人，不能是亲戚，也不能是同事、朋友，只有宇晨的同学、朋友最合适。而他们也都已经踏上工作岗位，不便于去打扰了。今年春节，大侠抑制不住强烈的渴望，去苏州看了看儿子宇晨从前的同事——女孩小倪。大侠告诉小倪，自己来苏州的目的一是看一看她现在的生活工作情况，二是想多了解一些儿子的情况，三是想告诉小倪，宇晨很喜欢她。最主要的一点，大侠没说出来，他从内心里恐惧人们会忘记宇晨。

有一句话，普通人最爱说，失独父母最不愿听。前年新年单位开联欢会，几个年轻同事邀请大侠一起上台唱一首《朋友》。原本，大侠回避这样的场合，但他拗不过年轻人的好意。走到舞台上，他突然有感而发，非常想说几句，真心感谢朋友同事们这些年的包容和关心。不料，看到大侠有些动感情，有领导高喊了一句：“走出来！”同事们于是都跟着喊：“走出来！”大侠心里一下子难受极了：“我知道他们是好意，但这让我意识到他们还是不能够理解我。他们想象的‘走出来’对我没有任何意义。从那以后，我就不再和他们说心里的那些想法，我不想被当成祥林嫂。”

电影《地久天长》剧照。电影的一句台词浓缩了失独父母坚强与脆弱并存的矛盾处境：“都这样了，我们还有什么不能面对的呢？”

 

爱与疗愈

如果“走出来”不是一个真命题，在人生废墟之上，除了哀伤还有何种可能？刘新宪读到过一位心理工作者写在公众号上的文章：“你跟他们谈话，你从他们眼睛里读出来的都是忧伤。”刘新宪不能同意这样的结论。

从前，刘家有个传统，每年新年都会请孩子的朋友们到家里聚会庆祝。孩子离开之后，刘新宪有很长时间不能踏入孩子的房间，他把家里所有和孩子相关的东西都收了起来，更不要说举办这样的聚会。到了第四年，刘新宪把聚会重新办了起来。看到刘丹的朋友们，他内心依然哀伤，但这并不妨碍他同时为他们的成长感到愉快和欣慰。刘新宪清楚地记得，在孩子离去第六年的某一天，他又一次在梦里见到了刘丹：“他看上去很阳光、很快乐、很健康，我问他去了哪里，他就特别温柔地笑着看着我。”醒来以后，刘新宪发现，前所未有地，他居然没有感到哀伤，他只觉得内心充满感恩，感恩自己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能够重新看到孩子。“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已经具备了与哀伤和平共处的能力。它还会袭来，但我不会被它压倒，我们对生命依然有希望、有热情。”

孩子去世后有十多年，刘新宪和妻子一直保持着每周末去一次墓地的习惯。去得久了，他们发现总能碰到另外一些人。出于好奇，夫妻俩会去读那些墓碑，看看那些人都来看谁。“离我十六七米远，死去的是一位32岁的男子，他的父亲每个礼拜会来换上16朵玫瑰。有一个家庭的孩子是两岁半早夭的，他们家后来又有了两个孩子，但夫妻俩依然每个礼拜都要来。还有一个老太太，女儿是个律师，41岁去世。老太太年近80岁了，每个礼拜开车一小时过来，在女儿的墓碑边放一把椅子，读书。我所在的社区里，有很多人丧失了配偶和父母，但你不会看到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每周来看望逝去的亲人。”这个发现让刘新宪深感震撼，他终于明白了西方心理学家的话：“哀伤是爱。”丧子之痛之所以至痛，恰恰是出于人类最深刻的爱。如果说孩子离开后的人生是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那么这份爱不仅不陌生，反而更深刻、更强烈。

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对孩子的爱是刘新宪生命的一根支柱，启示他去寻找新生命的坐标。他的卧室床头柜上有一个放了近20年的镜框，里面镶着儿子二年级写的作文《爱》。孩子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爱可以赋予人勇气和平安，可以使人快乐有期盼。如果更多的人愿意将自己所拥有的给予真正有需要的人，爱可以净化整个世界。”去年，刘新宪和王建平合作的第一本书《哀伤理论与实务：丧子家庭心理疗愈》出版。最近，他与王建平等翻译的一位美国丧子母亲的自传体疗愈指南《浴火重生：一位丧子母亲的哀伤疗愈之路》也在国内上架。他的以哀伤疗愈为主题的网站“哀伤疗愈家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丧亲者和哀伤学者频繁登录阅读。

刘新宪正在和国内一家大型殡葬连锁企业及中国殡葬协会合作，通过这些渠道发放哀伤科普手册，以不同方法提供培训。刘新宪认为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迅速普及哀伤知识的方法。从事调查和研究越久，他越感到，“认识和理解哀伤是一个文明社会必要的生命课题之一”。如果不能针对死亡和丧失建立一种开放的社会文化，让人们普遍认识和了解哀伤，人们就不能打破哀伤的封锁。

艾咪有一个本子记录她在51个“群”的日常工作。2017年底，她成立“蓝天之家”失独者互助微信群的时候，女儿梦瑶因抑郁症辞世还不到一年半。女儿去世5个月以后，她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被警察和路人从大拖车下拉出来时，她只有一个念头：女儿在天上看着我，我还活着。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艾咪想明白了一件事：她要替女儿活下去。她是一位军医，看到很多失独父母身体不好，就在“蓝天之家”做常见病、多发病的科普，讲了上千次课。她发现很多失独父母深陷抑郁，甚至有自杀倾向，就找心理专家，给大家普及心理知识。她自费走了32个城市，访问调查同命人的现状、组织会议。她还组织失独父母在网上搞晚会，唱歌跳舞。这些年听到“同命人”有什么意愿和爱好，她就帮着建群，找有能力的人管理。“蓝天之家”的群里有的专门学英语、有的练瑜伽。

有人不理解，批评艾咪是“岁月静好，歌舞升平派”，美化了失独父母的痛苦，其实哀伤从未缺席她的生活。我们坐在艾咪单位大院的凉亭里采访，她满眼都是回忆。“很多年前这里举办英语角，我穿着一条裙子，女儿就坐在我腿上，她的拖鞋掉到那里，她爸爸去捞了回来。有时候，看到别人带着孩子在外面玩，心疼孩子磕着碰着，我不能不去想：我们的孩子没了！”但她不甘心被哀伤吞没，“对于我们失独父母来说，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要么坚强。既然选择活，就一定得活出自己的风采，活出自己的尊严。”

雨青不久前刚刚退休，女儿走了26年，她说自己很难说快乐，但找到了内心的宁静。退休是新的生活阶段的开始，家长里短取代事业成了生活主题。雨青对这其中的挑战有所准备。她知道自己需要建立新的社会链接。她早早就报名了老年模特队，上了老年大学。雨青住在武汉，新冠疫情期间，她报名做了社区志愿者。三个月的时间里，她和几个姐妹结下了“战斗友情”。这么多年，雨青从来没有对新结识的人说过自己的真实情况。人们问她孩子怎么样，她就说自己是“丁克”。但对这几个老姐妹，她说出了这句话：“我没有孩子。曾经有过。”

这些年，大侠和妻子各处旅行，要替孩子看看世界。旅途中的很多事情让他对生活有了不同的看法。在月牙泉，他以为沙子磨脚，穿着鞋爬上沙山。不料好奇地脱鞋一试，发现光脚踩在沙地上异常舒服。“只有放开手脚，大胆尝试，才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境界，而现在的我们不就是被鞋套禁锢住的那一群人吗？”他想，“我们这个群体为思念所困，余生都将持续，但一直不敢大胆承认自己对孩子的思念，为了周边的人而刻意掩饰自己真正的情感，视哀伤是一种不吉利的情绪。我们认为失去了孩子就失去了一切，不想也不敢尝试能让自己放松一刻心情的做法。”他觉得自己和妻子就像荒漠和戈壁滩上倔强生长的草团状植物，干旱来临的时候，它们会从土里将根收起来，缩卷成一团随风滚动，终有一天会找到适合自己生长的环境，然后将根重新扎入地里，冒出新芽，发出新枝，绽放花朵。

和失独父母接触的这些年，王建平常常对他们感到由衷钦佩。“他们常常提到失独不失志，这是人类自身一种非常伟大的坚韧力。”调研项目进行的时候，有一位失独父亲马哥主动请求加入，成为项目的特聘研究员。他凭一己之力走遍了三省市数十个地区，完成了250户家庭的调研。王建平明白，每一次调研他都在直面血淋淋的伤痛，“可以说这是一段悲壮的历程！”项目结束后，马哥写了一份几十页的总结报告交给王建平。他说自己做这些事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了我和老伴生存的尊严；二是为了全体同命人的共同利益；三是怀着感恩的情怀回馈项目组的学者和学子。”

王建平看王小帅导演的讲述失独父母故事的电影《地久天长》，被一句台词触动，它浓缩了失独父母坚强与脆弱并存的矛盾处境：“都这样了，我们还有什么不能面对的呢？”

王建平注意到，电影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具就是圆镜，它象征着圆满。“这与我们的文化强调人生的圆满一样，子女之于父母就是家庭圆满的象征。但是当唯一的子女去世以后，破镜还能重圆吗？”作为心理学家，王建平总问自己：“心理援助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能够帮助到他们？”但她明白，对失独群体进行帮助，不简简单单是个心理问题。调查显示，收入水平较低的失独者会表现出更强的哀伤症状。“我们常说‘养儿防老’，在失去孩子之后，对于年迈的父母来说还面临着非常现实的问题：如何养老。生病之后无人照料，老无所依、老无所养，这是我国失独者面临的最主要的现实困境。”

在失独群里，大侠算是“年轻人”。他尚未退休，工作稳定，身体健康。但在哀伤沉淀的同时，岁月正把新的焦虑带给他。去年，母亲在医院做退行性脊柱骨折手术，在风险告知书上签字时，他忍不住想：万一以后我遇到这样的情况，爱人又不在身边，怎么办呢？他冷眼旁观母亲的“病友”。年龄最大的一位91岁高龄，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一个女儿经常在病房里陪着她，孙子孙女也是经常不断地来看望。老人年纪虽大但头脑清醒，天天笑眯眯的。另一位“病友”比母亲大4岁，只有一个独子，因为工作忙，只能雇护工护理母亲，两三天来看望一次。老太太原是某医院妇产科主任，从前在单位、家里都是说了算的人物。这个护工看她儿子不常来，不但不好好照顾，还吆五喝六。“我们以后都没有赡养人，又会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