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将来的事》剧照

 

2015年，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了一部名为《将来的事》的电影，她扮演的角色，是我们中国观众比较陌生的职业：中学哲学老师。我第一遍看这部片子时，对她最欣赏的那个男学生的选择感到好奇：一个巴黎高师的毕业生，出过哲学专著，却选择远离巴黎，搬去一个偏远农场，在那里过远离城市的集体生活。消费社会里的年轻人，会因为信奉何种观念，才会做出看上去挺反叛的决定？

我采访巴黎第五大学哲学老师阿维莎格（Avishag Zafrani）时聊起这部电影，她提示我，我应该想办法去采访于佩尔扮演的角色的原型，也就是导演的母亲劳伦斯·汉森－洛夫（Laurence Hansen-L?ve）女士。劳伦斯出生于1948年，毕业于索邦大学哲学系，退休前一直在高中执教，出过不少哲学会考指导书，也出过许多哲学著作，在哲学界有不小的名气。

我找到劳伦斯·汉森－洛夫的博客。博客照例有“联系我”的选项，我在那个很小的框里写了一封长邮件，希望跟她约采访。发出后，我开始仔细看她的博客，更新很频繁，几乎每天都更新一篇《疫情里的哲学课》，4月21号那篇的标题是：雷欧·汉森－洛夫去世。

我盯着那个日期，心里涌起复杂情绪——那不是就是昨天么。几个小时后，我收到劳伦斯的邮件回复，老太太也不含糊，没有寒暄，没有落款，直接回了我两句话。一句是：“你应该知道我前夫刚刚去世了吧，博客里通告了。”另一句是：“然而，我还是愿意回答你的问题。告诉我何时以及如何。”

电影《将来的事》剧照

 

浪漫的事

对劳伦斯·汉森－洛夫而言，一切始于1964年秋天。这一年她16岁，比同龄人快两级读高三。

高三，法国中学生要开始上哲学必修课。这门课自然不容易，首先因为它“面目全新”。高三之前，学校一般不会正式开设哲学课。这一年里，他们要学习大量概念，真理、美、艺术、幸福、意识与潜意识、时间……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非常抽象。谈论这些的哲学家们，有些距离现代十分遥远，语言习惯让当代学子感到陌生，有时佶屈聱牙，光是理解就属不易。苏格拉底、康德、笛卡尔……这些名字鱼贯而出，通常是，今天讲其中一位，还没来得及消化，第二天又换成全新的男主角。大量信息涌入，学生目不暇接。

另一个难点是，哲学会考在一年后等着他们。虽然根据高中文理分科不同，哲学会考得分最终所占比例有轻重之别，但被称为“女王之考”的哲学考试，会引发全法国媒体的热烈讨论，哲学老师会被请出来讨论、分析考题，其关注热度并不亚于我们的高考作文题，这样的社会氛围当然叫学生压力倍增。

哲学课还会挑战这些哲学菜鸟们的既有认知。比如说“美”，“当一件事物是美的，那意味着它能够让所有人感到愉悦”。学生听完可能立刻会想：怎么会呢？“美”当然是我个人认为好的、取悦我个人的东西啊！

劳伦斯属于那种第一堂课就被打了一个下马威的学生。她遇到的第一位哲学老师是位年近六十的夫人，第一堂课就跟学生讲“死亡”。她听老师说，“死亡是灵魂从身体的开释”，这话来自柏拉图。再往下听，劳伦斯反应过来，这等于是在否定上帝的存在。“那时候大家都是信上帝的”，第一次接触哲学，迎面撞上一个颠覆性的真理。16岁的孩子突然窥见另一个世界，又迫不及待想要看到更多。头两个月，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有康德，老师挨个儿地讲这几位哲学家，这些人和讲述这些人的老师组合在一起，迷住了劳伦斯。她现在回想，仍然感到她的哲学启蒙老师充满魅力，“很苏格拉底”。她讲课时激情澎湃，言语中有股魔力，这些都非常能够感染年轻的孩子们。

劳伦斯·汉森－洛夫

 

这样上了两个月课，有一天，他们突然得到消息说，哲学老师死了。头一天，她还给他们上了课，毫无征兆地，人就没了。“突如其来的死亡给年轻孩子留下印记”，劳伦斯记得他们还去参加葬礼，心里感到震动。哲学课要继续，新来一位老师，不是那么回事了。“如果我一开始没遇到那位老太太，很难讲我会不会从事哲学”，所以对一件事她十分认可，也一直都在那样做：把自己对哲学的激情传递出去。她教中学哲学的头几年里，就碰到一个很聪慧的学生，后来这位学生也成为哲学老师，现在都已经退休了——她是劳伦斯最好的朋友之一。年轻一代去走哲学老师这条路的学生，现在还会向她请教备课时遇到的问题。

听到这种受高中老师启发而毅然投身某项事业的故事，总是令人心头一热。我于是也问今年37岁的阿维莎格这个问题：何时以及如何认定自己要当哲学家的？她说，也是因为高三哲学课。那是2000年，阿维莎格开始上哲学课后，读到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一段话，触发了她对哲学的热情。那段话在《神学政治论》第16章，关于“自然界与人类的关系”，“自然界中，每个存在者是根据其他存在者受到限制的力量来行动的”。阿维莎格被这个概念触动。一开始也觉得困难重重，不过她非常坚定地想要把哲学课学好。学期过半，阿维莎格交了一篇上述斯宾诺莎思想的文论。老师课后留住她，特意告诉她，“是了，有了质的飞跃”，又说：“我认为哲学可能是适合你的东西。”从那时起，她就觉得自己不太可能会去从事哲学以外的职业了。“后来我到索邦大学，一直读到哲学系博士，当然遇到过很多困难，但老师当年那句话，是决定性的，给予年轻孩子初始信任。后来当我感到困惑，会回过头去咀嚼老师当时的认可。”

索邦大学哲学硕士系主任罗西（Jean-Baptiste Rauzy）教授也有相似经历，他学习哲学的动力源于一个题为“存在和虚无”作业，老师把他的作业当堂展示，少年深受鼓舞，从此也走上了哲学的道路。我采访的三位哲学老师，都是从高三哲学课得到的哲学启蒙，并很早就决定了也要走哲学这条路，能在十几岁就确知人生兴趣所在，并以此为职业，是件幸福的事。

虽然所有学科上，老师与学生的关系都是紧密的，但哲学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会更私人化，阿维莎格觉得，这关乎“内省”，而哲学本来就是一个人与他自己的对话。

劳伦斯说她开始给高三学生上哲学课后，也经常从上帝谈起。“上帝是否存在？”十七八岁的孩子正处在对宗教充满疑惑的年纪，谈论这样的话题，经常能使课堂变得活跃。有的学生会告诉劳伦斯：“我认为，上帝存在，句号。”她则回答学生：“不，这不是一个观点。”有时，劳伦斯会换一种方法切入，她给孩子们讲述上帝存在的依据，当他们开心不已，她再抛出更多证据，说明为何之前的证据不可靠——一个让学生沉浸在课堂氛围里的小把戏。

劳伦斯发现，学生们对梦境很感兴趣，通常，只要讲一讲弗洛伊德和潜意识，课堂气氛总是很好。实际上，“意识与潜意识”，原本也列在高中哲学教学大纲的必学概念清单上。“那些潜意识里的念头，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对人产生影响，这是最能引起广泛兴趣的一个课题，一旦讲到这里，他们就被迷住了。”

除此之外，劳伦斯还经常在哲学课里添加电影内容，她的学生里因此还走出过一些电影人。她认为，有不少电影在阐述哲学内容，比如约翰·福特导演的经典电影《双虎屠龙》（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它关于“正义”“权力”提出的那个哲学思考是：我们是否可以仅仅通过正义性就能获取政权——这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哲学会考题目了。电影的回答是否定的，除了正义性，还得有武力和权力。通过这部电影，劳伦斯希望年轻的孩子们能获得一点对政治图景的感知。

巴黎 第五大学哲学老师阿维莎格

 

理性的事

法国经常罢工，诉求中常涉及对现行劳动法的改革。而“劳动”，也是哲学基本概念之一，比如，与此相关的一道题目是：拒绝工作有它的合理之处吗？

劳伦斯50年的教学生涯中，还遇到过切中“劳动”题目的现场——学生因为反对退休改革而上街游行，劳伦斯和她班上几个学生被游行队伍挡在学校门口，这个细节被她的导演女儿原样搬到《将来的事》里，“他们不让我进学校，阻止我工作，我挺生气，就把课堂搬到了公园”。

电影里，老师与学生们坐在公园草坪一棵大树下，讨论“真理”，关于“真理是否可以争辩”。学生问：“我看不出来真理怎么就不能争辩了。”老师反问：“是吗？你们看不到有些领域里有些真理已经确认了吗，比如科学领域？”学生又问：“那我们可以质疑真理吗？”老师反问：“那你看现在还有人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的吗？”……这一幕，不管是学生提问的踊跃程度，还是那种开放的氛围，当然不会是高三哲学课的常态，不过，却的确偶有发生过。它是哲学老师自己心中非常理想的上课形态，也是围观者眼里“中学哲学课的浪漫一面”。

正因为哲学在公共事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新冠疫情在法国暴发以来，哲学家们越来越多地被媒体或访问，或约写文章，对当下问题提出思考。我问劳伦斯：“现在这场疫情中，如果你还在教高中哲学课，如果你们可以像平常一样在教室上课，你会同学生们讨论什么问题？”她回答我：“如果我还在教高三，我会跟学生们谈谈‘确定性’和‘自由’等哲学概念。”

“我会跟他们说，你们看，在宗教里，是有确定性的，但科学里没有，因为科学处在持续进展当中，它受批评、争吵和辩论等影响，这听上去令人震惊，但你们去看疫情下的医生们，他们互相之间无法达成一致。”

“我经常告诉学生们，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自由不是说每个人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今天你们必须戴口罩，必须待在家中，这些就是自由的限制，它们不可避免。而限制，与自由并不矛盾。”

2014年至2015年，阿维莎格在一所中学教了一学年高三。新冠疫情在法国暴发后，她也收到一些来信，当年的学生在邮件里向她感叹，最近的疫情使他们想起当年哲学课堂上讲到过的福柯，主要是其关于“生命权力”的概念。

1975年，在法兰西学院的一场讲座中，福柯讲述了欧洲历史上治理疫病的两大模式，由中世纪对麻风病的“驱逐”模式，转变为近代对鼠疫的“规训”模式。即，机构代行个体生命权力，这种权力具有压迫性与否定性的力量，也具有生产性的、肯定性的力量，它们行使着“生命管理”的职能。在这场疫情里，切中要害的问题是：有些决定强加给了整个人类，在这个前提下，如何阐明每个个体的自由？阿维莎格经常与同侪讨论疫情这场危机引出的问题，孤独、自由受限等等，身处其中的人危机重重。她告诉我：“问题本身就是哲学的要义，在这些问题上思考，并试图解答它们，正是一代又一代哲学家在做的事。”

法国人认为，哲学教育是公民教育中顶重要的一环，它关系着公民是否被启蒙，是否能组成一个充满“citoyenéclairé”的社会。“citoyenéclairé”，即“被启蒙的公民”，或者“被照亮的公民”，谈到法国哲学教育时，经常会提到这个词。它显示着法国人的野心，他们期望自己的国民，从中学时期就能完成文化人格与哲学辩证思考的基础，面对危机时，公民参与其中，思考与批判——正如孟德斯鸠所言，自由地判断应是公民的美德。

“独立思考”因此几乎是整个高中哲学课的目的所在。劳伦斯经常会跟第一次走进她哲学课堂的学生说，不要相信别人说的话，甚至，要怀疑学校教的东西，“从现在开始，忘掉迄今为止你学过的东西，开始独立思考”。对年轻人而言，高三哲学课，就像是一个与过去告别的过程。当然，“独立思考”这话说起来容易，也有点理想化，但先哲早就这样做，笛卡尔年少时，就说他要默认之前所学皆为错，然后尝试靠自己重构认知。

能够展示独立思考程度的哲学作业，就是针对一个命题的文论（即“dissertation”），它一般由三部分组成，立论－反论－综述，这也是哲学会考时的标准文体。劳伦斯说是否独立思考，完全能从这些文论里看出来。我在法国读硕士时，曾不断遭遇以“dissertation”为作业形式的专业课，直到学业结束，也没有完全领会这种文体的要点，而我的法国同学们，从中学开始就接受大量训练了。

当然，我们国内的高中也都学习过议论文写作，二者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我们的论文只申明其中一个立场，再用论据加以证明。不过，何以见得“文论”与“被启蒙的公民”之间有明显的联系呢？我把这个疑惑抛给阿维莎格。

她解释说：“哲学中，我们经常以‘理性’需要区分人与动物，并不是说动物没有智慧，而是说动物无法像人类一样以理性创造概念。文论的目的就是‘以理性思考’，学生能够以此完善他们的分析、总结能力。”

“博物馆里一幅‘美’的画作，小说描述的一位‘美’的女人，两种美各有不同，那么分析完两种‘美’后，最后要作概括。这种方法是康德提出来的。现实中充斥着混乱，分析与概括有助于厘清现实中的这些混乱元素，换句话说，这是在认知过程中推进思考。而思考过程，又凝结了大量资料研习，因此这也是提升知识的方式。康德还说，在思考过程中寻找方向，因为每个人都会思考，但思考本身，会令人迷失。哲学提供了理性思考的工具。”

“不过，在‘公民’之前，首先是个体，擅长思考的个体，或许我们还可以将切口放置得更小一点，比如，具体到某一个单一问题，这个单一问题，可以是哲学会考题，回答它们的形式，就是dissertation。” 

《将来的事》中那位极有哲学天赋的学生，现实中也确有其人其事。拜劳伦斯所赐，他领略到哲学魅力后，也走上哲学道路。几年后，学生回来质疑老师：“你觉得参加示威游行和请愿活动，就认为足以自称为积极分子了，这是有良心的行动，但却不影响你过资产阶级的生活。”老师回答说：“我没有要革命的雄心，我的计划很谦虚，我只想帮助年轻人学会独立思考——起码这是我教会你的东西。”

下一代的事

牛津大学政治研究员苏迪尔·哈扎吉萨（Sudhir Hazareesingh），在其《法国人如何思考》一书里提出：“法国式进步的思考方式是极具生产力的，它有助于启动强有力而迷人的思想体系。”这种生产力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想象力。而1968年的“五月风暴”，则让“想象力当权”（l’imagination au pouvoir）。

1968年，20岁的劳伦斯已经进入索邦大学，读哲学系，“五月风暴”发生时，她就住在索邦旁边一栋公寓的一层。撬起铺路石，堆成街垒，以此为战壕与警察对峙，这是19世纪里昂工人起义的传统，巴黎学生将这项传统发扬光大。劳伦斯的公寓大门离其中一处街垒非常近。白天，她在公寓里招待热血沸腾的“同志们”，夜里，她有时会被窗外明亮的火光震慑。

她们那一代年轻人，四下环顾，目之所及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在政治与哲学信仰上“不用特意寻找”，信奉马克思主义就得了。尤其在索邦大学哲学系，同学们都是立场鲜明的左派。轰轰烈烈的“五月风暴”，劳伦斯将自己深刻地纳入其中。

风暴中心的索邦大学里，教室变成医务室，剧院变成自由讲坛，哲学系首当其冲，老师们当然也没袖手旁观。劳伦斯在索邦大学的哲学老师杨科列维奇（Vladimir Jankélévitch）是俄裔犹太人，出生在1903年，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一直坚定地支持学生们的运动。另一位巴黎高师的哲学老师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则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是他们“思想上的导师”。与此同时，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1963年出版的那本《单向度的人》，其批判“消费主义”的主张，成为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们扛出的一面大旗。

风暴结束后的第二年，劳伦斯去参加了中学教师资格证考试，落败，这年她才21岁。考到第三年，考上了，这意味着，她终身不用为找工作犯愁。退休后，劳伦斯也没有停止给中学生上课。50年哲学教学生涯，劳伦斯看到年轻思想的转变，别说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了，“五月风暴”结束后，劳伦斯自己感到非常失落。在随后的10年里，她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1975～1978年这三年里，劳伦斯数次前往苏联，终于对原有信仰彻底灰心。现在，她称自己为“相对激进的环保主义者”。

劳伦斯注意到，十几年前，当她给巴黎政治学院的学生上课时，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梦想是去大企业，用挣很多钱的方式来获取生活上的成功。但是这几年，她遇到的学生更关心有意义的活动，讨论最多的是环境问题，为拯救地球呼吁，上街游行，批评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他们被命名为“气候一代”（génération climat）。“在法国，像埃德加·莫兰这样的哲学家，不断强调要停止工业社会，对环境问题提出警告。你看疫情暴发后，政府仍在不断强调，抓紧恢复经济，要支持航空业、汽车业，快重新投入消费。我看到那些受教育最多的年轻人，对这样的社会十分厌倦，经常为此组织游行。我也经常参加，但我对这样的游行也感到厌倦了。”

年轻学生的转变就发生在最近十几年里。劳伦斯有个10岁的孙女儿，有一天她跑去跟奶奶说，老师今天告诉他们，他们会死。一问才知，老师带他们去看了一场关于环境危机的展览，看到因此死去的动物，孩子们挺受触动。在法国，有名为“教师为地球”（Enseignant pour la plante）的运动，初中乃至小学的老师，被呼吁去从小培养学生对环境问题的敏感度。劳伦斯认为，马克思主义信奉者们原本希望获得一个更慷慨的社会，没有成功。后来这一页揭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年轻人失去目标，玩物丧志，他们沉迷于电子游戏、智能手机，他们自私，致力于自我娱乐，哲学思想在这段时间对年轻人的影响是萧条的。这是失去集体目标的一代人。直到这10年，对环境问题共同的诉求，集结出一股新浪潮，年轻人获得了新的集体计划。

劳伦斯和阿维莎格二人年纪相差35岁，却都认为汉森·约纳斯（Hans Jonas）是与我们这个时代最相关的哲学家。1979年，德国哲学家汉森·约纳斯出版《责任原则》（le Principe Responsabilité），提出人类道德之必要性在于，不只是关心当代，还要关心下一代。

2019年法国高中会考哲学考题

整理/驳静

法国的中学，包含四年初中和三年高中，其中哲学课，发生在高中第三年。高中二年级开始，学生需要在或文（L）或社会经济（ES）或理（S）中三选一，但不论选择了哪一个，高三年级都必修哲学课，不过课时有所不同，分别是每周8小时、4小时以及3小时。即便是初中毕业后没有像大部分学生那样进入“普通高中”，而是选择了“技术高中”，到了三年级同样有每周两个小时的哲学必修课。

这些课程的学习最终引向哲学会考。每份考卷都会给出三道题，其中两题“文论”，一题“阐释”，从中选一题，考试时间为4小时。

我们来看看2019年法国高中会考哲学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