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桌上的四菜一汤、一盅两件、变成八九大碗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年来了。

所谓一盅两件，是广东人的茶楼日常；四菜一汤，是北方人的好客招待；餐盘数量代表着中国人对于这桌宴席的重视程度。八大碗、九大碗，也并非实际数量，容器也可盘可碗，可锅可屉，大碗在过去代表着一种声势，如今被替换成了精致的器皿。不过，在饮食文化迥异的南北方，大碗成为两方约定俗成的统一叫法，自此，也确立了年夜饭在中国餐桌上的地位。

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日常的繁忙工作和惬意的田园生活，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治大国”和“烹小鲜”，由此变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应酬和饭局比比皆是，每一顿饭，每一个局似乎也格外重要，它也似乎在消解着人们对于家宴的眷恋。由此也产生了一个问题，那顿极具形式感的年夜饭，还重要吗？

“年夜饭”最早出现在汉代，汉武帝统一了历法，正月初一的春节由此名正言顺，散落在各地的民间习俗，也逐渐向一家人的聚餐靠拢。不过最早的年夜饭，仅围绕着“稻、黍、稷、麦、菽、苽”六谷烹饪。张岱在《夜航船》里说的“汉高祖作汉饼，金日磾作胡饼”，说的不过是这些试图变着花样翻新的主食。

年夜饭是宴，而中国人心目中最顶级的宴，却是紫禁城里的满汉全席，坊间传闻中的“满汉全席源起康熙66大寿，是清朝最高级国宴”是人们对于盛宴的幻想，不过，厨房里的厨师们，认同的是宫廷筵席里的规矩和海纳百川的烹饪场面，而老百姓或是吃客则记住了它的繁文缛节和多姿多味，总之，它随着相声段子的贯口，成为了一种宴席的标准。排场，浓缩了中国人的礼仪、风俗，菜色混合，仪式精致考究，也与年味相称。

但真正能传入百姓家里的，不是满汉风味，而是全席，全也并非指代食材涉猎或是烹饪技法，而是全家到场人数。所谓，味不全不成席，人不齐不成宴，正是如此。寻觅美食的过程，是“知味”，也关乎“知情”。“北方饺子，南方汤圆”，早已不是什么特定的习惯，当食物分界被贯穿全国的交通和互联网所打破时，隐藏在食物背后的原由和味道，也呈现出不同的观感。乡愁与亲情，似乎又在其中捍卫着某种传统意识，老旧的烹饪，并非是人们的某种陈旧认知或是习惯，一年一度的家宴，似乎也在传承着生活的观念与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