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美国的一名男孩因接种含有灭活不完全的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疫苗后被感染，导致终生瘫痪

 

主笔/袁越

疫苗研发竞赛

发令枪是在2020年1月10日这天打响的。

那天，新冠病毒的全基因序列被中国科学家破解了，来自全世界的疫苗研发者们立刻开始行动了。中国的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与美国的摩德纳公司（Moderna）几乎同时开始了人体临床试验。

但谁也没想到，最先宣布自己跑到终点的却是俄罗斯。2020年8月1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全世界宣布，俄罗斯研制的一款新冠疫苗已经获得本国卫生部门的生产许可证，自己的女儿已经率先接种。他还预计这款疫苗最早将在8月底或者9月初正式上市，第一批产品将率先供应医护人员和老年群体。

最有意思的是，这款疫苗居然被命名为“卫星V”（Sputnik V）。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冷战期间的美苏太空竞赛，苏联的Sputnik卫星第一个上天，逼得美国人硬着头皮推出了阿波罗登月计划。

此前很多人担心新冠疫苗有可能变成新时代的冷战武器，这个名字坐实了大家的猜测。

俄罗斯放出这颗卫星之后不久，包括《纽约时报》和《卫报》在内的欧美各大主流媒体纷纷发表文章，称这款疫苗尚未完成Ⅲ期临床试验，有效性存疑。第二天，包括《自然》和《科学》在内的主流科学期刊随后跟进，称这款疫苗的前期临床试验结果从来没有对外公布过，其安全性也存在疑问。

当然了，这段时间美国政府也没闲着。早在今年4月初，特朗普政府就启动了“超高速计划”（Operation Warp Speed），以“国会直接拨款+政府疫苗预采购”的方式帮助他们认为有潜力的疫苗公司加快研发进度，以期能在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前推出第一款新冠疫苗，为自己的连任加分。迄今为止美国国会为这项计划的拨款总额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共有8家企业获得了赞助，“新冠疫苗六杰”中除中国之外的另外3家企业均在此列。除此之外，强生、葛兰素史克和赛诺菲这3家老牌跨国药企也都拿到了20亿美元级别的疫苗订单，成为这场疫苗冷战的大赢家。

但是，这份名单上的一家名为诺瓦瓦克斯（Novavax）的制药公司却引起了很大争议。据《纽约时报》报道，这家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老牌疫苗企业获得了美国政府16亿美元的资助，导致公司股票立刻上涨了30%。该公司拥有一项专利技术，能够用飞蛾细胞快速生产出大量病毒片段，比用仓鼠细胞或者其他哺乳动物细胞要快得多，便于疫苗被批准后迅速扩大产能。但《纽约时报》认为，这家疫苗公司已经存在了33年，却连一款疫苗都没有研发出来，很可能意味着他们的技术存在一些外人所不知道的问题。再加上美国政府专门负责管理疫苗的机构负责人曾经是这家公司的高管，很难不让人起疑。

不过，包括盖茨基金会和“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在内的多家独立机构也都给他们捐过款，说明这家公司的这项技术很可能有其独到之处。所以关键问题并不是这项技术到底好不好，而是整个过程是否足够透明。特朗普政府的“超高速计划”和该公司签订的合同一直没有曝光，具体内容无人知晓，这不是和平年代的做法，更像是冷战时期的运作方式。

诞生于冷战高峰时期的阿波罗计划保密一点不要紧，只要最终把宇航员送上月球就算成功了。但疫苗的研发过程却不能保密，一定要做到全程透明才行，因为全世界的反疫苗组织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呢。如果有一点瑕疵被他们抓住，一定会大肆宣传，百般利用。只要有一部分老百姓因为听信了他们的宣传而拒绝打疫苗，新冠疫情就没法控制了。

正因为如此，很多科学家都担心美国食药监局（FDA）屈服于特朗普的压力而放宽新冠疫苗的审查标准。此前FDA已经两次在特朗普的逼迫下让了步，利用手中掌握的“紧急使用许可”（EUA）颁发权批准了血浆疗法和羟基氯喹。后者是特朗普极力推崇的“新冠神药”，但因为临床数据实在是太难看，FDA很快就收回了羟基氯喹的EUA许可证。

对于特朗普来说，如果能在11月3日的总统大选投票日之前批准一款新冠疫苗，将极大地提升他的个人形象，所以特朗普多次公开指责FDA太保守。但是FDA现任局长史蒂芬·哈恩（Stephen Hahn）一直拒绝让步，坚持认为起码第一款被批准的疫苗必须完成Ⅲ期临床试验，有效率也必须达到50%以上。FDA疫苗部的主任皮特·马克思（Peter Marks）甚至以辞职相威胁，拒绝降低审批标准。

FDA的态度让很多人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疫苗毕竟和登月不一样，绝不能为了政治目的而放松标准，否则的话，吃亏的将是广大普通老百姓。

美国FDA现任局长史蒂芬·哈恩

 

反疫苗竞赛

任何与人有关的事情，无论听上去多么美好，总会出现反对的声音，疫苗自然也不例外。

自从詹纳发明出世界上第一款牛痘疫苗之后，反疫苗的声音就出现了。但早期的反疫苗运动针对的主要是英国政府推出的儿童强制免疫政策，这项政策于1853年成为英国法律，世界上第一个反疫苗民间组织也随即于当年在英国正式成立了。这个组织对那些极端无政府主义者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不愿意被政府强迫做任何事情。美国一直标榜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的天堂，因此美国反疫苗的人比欧洲更多。美国的大多数州都允许本州居民以宗教等原因申请疫苗豁免，这就给那些反疫苗的人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于是美国政府只能采取一些变通的做法，比如不允许没有免疫的孩子上公立学校等等，来鼓励家长们给自己的孩子打疫苗。

当年的英国也有一些人是因为不相信科学而反疫苗的，著名剧作家萧伯纳就是其中之一。他相信顺势疗法和优生学，不相信疫苗能预防传染病。但因为牛痘疫苗效果出众，像萧伯纳这样的人比较少见，所以当年发自英国的反疫苗运动不成气候，支持的人不多。

二战之后，疫苗的种类迅速增加，反疫苗运动也随即驶入了快车道。1955年，一家位于旧金山的疫苗制造商“卡特实验室”（Cutter Laboratories）因操作不慎，误将一批灭活不完全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当成疫苗分发了下去，导致4万多名美国儿童被感染，169人终生瘫痪，10人死亡。这起事件严重伤害了美国民众对疫苗的信心，迫使美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疫苗法案，建立了极为严格的疫苗质量监管体系，完善了接种事故的后续赔偿制度，这才总算挽回了些许损失。

这起事件虽然后果很严重，但毕竟属于医疗事故，并没有影响到疫苗的核心。1974年，两位英国医生报告说他们怀疑百白破三联疫苗（DTP，即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联合疫苗）造成了36名伦敦儿童神经系统发育不良。这一次的罪魁祸首不再是疫苗的质量，而是疫苗这个概念本身，所以这篇报道一经披露立刻引发了全世界家长们的恐慌，直接导致全球DTP疫苗接种率大减。百日咳借此机会卷土重来，仅在英国就增加了10万病例，36人因病死亡。因为瞒报等原因，实际死亡人数甚至可能接近600人。

现在看来，虽然这两位科学家的结论是错误的，但当年的DTP疫苗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就如上一篇文章所说，第一代百日咳疫苗用的是灭活百日咳杆菌，不良反应率比较高，家长们本来就有些担心，所以两位科学家的负面报道一出来，立刻引起了家长们的共鸣，信者众多。直到第二代百日咳疫苗被研制出来，副作用少了很多，这股反疫苗风潮才终于平息了下去。

但是，无论科学家们多么努力，疫苗的不良反应也是很难完全避免的，这是由疫苗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将来也很难改变。再加上新生儿的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经常会得一些莫名其妙的病，大部分家长分不清因果关系，很容易把病因归咎于疫苗，这就是反疫苗运动一直持续不衰的根本原因。

前美国小姐海瑟·怀特斯通的失聪其实并不是由疫苗直接导致的

 

这方面的一个著名案例是前美国小姐海瑟·怀特斯通（Heather Whitestone）的遭遇。她在18个月大时因病失去了大部分听力，但她没有放弃，于1994年参加选美比赛并获胜，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失聪的美国小姐。她妈妈在电视上回忆说，女儿是在打了DTP疫苗之后失聪的，此事立刻在美国掀起了又一轮反疫苗浪潮。但怀特斯通的儿科医生很快站出来辟谣，称她在打了疫苗之后不久又感染了流感嗜血杆菌（HiB），医生使用了氨苄青霉素和庆大霉素进行治疗，后者的副作用之一就是会影响婴儿的听力。可惜的是，针对HiB的疫苗那时才刚刚问世不久，如果怀特斯通小姐晚生几年的话，也许就不会出现这个悲剧了。

这件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虽然这位儿科医生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怀特斯通小姐的失聪，但她母亲第一个想到的病因不是女儿小时候使用过的有前科的抗生素，而是儿童疫苗，这事充分说明西方的反疫苗宣传有多么地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此事也说明大部分家长对于自己的孩子刚生下来就要打那么多疫苗是有点接受不了的，这是人之常情，很容易理解。可实际上，家长们的这种想法正是疫苗导致的结果，因为各种儿童疫苗的普及让很多过去很常见的儿童传染病变得极其罕见。想象一下，假如怀特斯通小姐出生在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流行的那个年代，周围都是被这些传染病感染的儿童，她的母亲恐怕就不会那么反对疫苗了。

美国小姐失聪事件虽然因为名人效应等原因在西方广为传播，但毕竟被儿科医生的证词反转了，后续影响不算太大。对反疫苗运动帮助最大的是一位名叫安德鲁·威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的英国医生，他于1998年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MMR疫苗（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的联合疫苗）会影响儿童的大脑发育，增加患自闭症的风险。

因为这篇论文发表在很著名的医学期刊上，因此这件事在全世界引发了轩然大波，导致MMR疫苗接种率大幅下降，麻疹和腮腺炎卷土重来，多年的免疫成果毁于一旦。虽然《柳叶刀》杂志不久便撤销了这篇论文，英国医学委员会也通过细致的调查认定威克菲尔德动机不纯，行为不端，取消了他的行医资格，但此事造成的损失至今尚未完全弥补回来，很多名人都因为这件事而变成了“反疫苗者”（Anti-Vaxxer），其中包括大家十分熟悉的网球运动员诺瓦克·德约科维奇(Novak Djokovic)、电影演员查理·西恩（Charlie Sheen）、艾丽西亚·希尔维斯通（Alicia Silverstone）、金·凯利（Jim Carrey）和他的前女友珍妮·麦卡锡（Jenny McCarthy），以及“碎南瓜乐队”的主唱比利·科根（Billy Corgan）和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侄子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等等。

现在想来，那篇《柳叶刀》论文之所以造成了如此大的影响，一方面在于当时西方国家儿童患自闭症的比例正好出现了上升趋势，而自闭症的原因至今也没有搞清楚，所以很多家长便把责任推给了儿童疫苗；另一方面，20世纪的最后几年互联网爆发，这就给反疫苗组织提供了一个更加自主和高效的传播机制，和正规的严肃媒体相比，来自草根自媒体的小道消息往往更有诱惑力，因此也就更容易被不明真相的民众所信任。

根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尼尔·约翰逊（Neil Johnson）教授所做的统计，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脸书（Facebook）上大约有1300个反疫苗页面，总的关注人数达到了8500万。这些反疫苗者非常愿意和陌生人沟通，尤其善于借助情感来向家长们宣传其理念，目标非常精准。而支持疫苗的人则只知讲道理，不愿意和中立者交流，给人一种自说自话的感觉，交流界面远不如反疫苗者那么友好。

近几年，美国的保守势力发展迅猛，反疫苗组织越来越喜欢和保守派互动，借助他们的影响力宣传反疫苗理论，指责疫苗是政府用来限制民众自由的工具。相比之下，欧洲的反疫苗运动则更集中在质疑疫苗本身的科学性上。欧洲人似乎更愿意相信顺势疗法，认为疫苗不但无效，而且有害健康。

不过，归根结底，反疫苗运动之所以有那么多支持者，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全民免疫运动从某种角度看是违反人性的。假如一种传染病致死率很高，疫苗的保护性又非常强，反疫苗运动是不可能成气候的。但是，如今西方发达国家的传染病威胁正变得越来越小，疫苗那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就被放大了。对于很多已经被彻底边缘化的传染病来说，疫苗副作用的风险甚至要大于被传染的风险，小儿麻痹症就是如此。任何一位家长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都会选择不让自己的孩子打那些疫苗，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大家都这么想，疫苗接种率就无法保证，传染病就会卷土重来，所以各国政府都在通过各种直接或者间接的办法强迫本国公民打疫苗，这一政策会让那些视自由为最高原则的无政府主义者相当不爽。再加上有些宗教人士和崇尚天然疗法的嬉皮士们一直在旁边鼓动，反疫苗运动在西方愈演愈烈，已经成为公共卫生的极大隐患。

在这种情况下，新冠疫苗只要出一点问题，都会被无限放大，后果将不堪设想。

2018年1月10日，阿富汗的一名儿童在医院等待接种免费的疫苗

 

疫苗接种竞赛

假如有一款疫苗今天获批了，明天你会去打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先说这款获批的俄罗斯疫苗，很多科学家已经公开表态自己是不会去打的，因为这款疫苗仅仅通过了Ⅱ期临床试验，还没有开始Ⅲ期临床，风险实在太高了。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已经通过了Ⅱ期临床，说明这款疫苗能够激发出足够强烈的抗体反应，否则俄罗斯人是不会这么快就批准其上市的。那么，既然已经产生了抗体，即便将来发现抗体只能维持3个月，那也总能买来3个月的平安吧？大不了3个月后再打一针就是了，总比没有抗体强。

如果你是一名医生，每天都要密切接触大量新冠病人，那么上述说法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一来你的工作性质导致你被感染的可能性非常高，预防一下就有必要了；二来如果疫苗让你出现任何不良反应，医院肯定会就近帮你解决，问题应该不大。

但是，假如你只是一个普通人，也没有生活在疫区，情况就不一样了。一款疫苗如果仅仅是刺激出了抗体，是不足以让你获得保护的。还有一种可能是，某款疫苗只能让身体健康者获得保护，万一你身材发福，或者血糖有点高，甚至只是因为年纪有点大，你都有可能得不到疫苗的保护。但是，如果你自以为打过疫苗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到处跑，不再小心翼翼地预防感染，那么这款疫苗不但将会增加你感染新冠的风险，而且还有可能把你变成一个流动的病毒传染源，让你周围的亲朋好友跟着遭殃。

不仅如此，如果这款疫苗刺激出来的抗体不对路的话，甚至有可能加重病情，这就是前文提到过的“抗体依赖增强效应”（ADE）。此前的经验表明，因为ADE的存在，有些疫苗的接种方案必须根据疫情的严重程度随时调整。比如登革热有4个亚型，如果你对其中某个亚型产生了抗体，却又感染了另一种亚型的病毒，就会出现ADE现象。因此，如果你生活在登革热疫情很严重的地方，那么打疫苗是合算的。但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疫情很轻的地区，那么你打的那一针疫苗反而有可能成为ADE的诱因。在这种情况下，最应该打疫苗的反而是那些已经被感染过一次的人。

今年8月底，美国内华达大学公开了全球第二个新冠二次感染的确诊病例，暗示新冠病毒很有可能具备了诱导出ADE的能力。这名美国病人先后两次感染了不同亚型的新冠病毒，第一次症状轻微，无需住院，第二次却因为病情严重而必须住院接受治疗。如果第一次感染用疫苗来代替的话，很可能会出现同样的结果。

那么，目前流行的新冠病毒到底有几种亚型？ADE是不是新冠的普遍现象？某款疫苗到底能不能防感染？什么样的人能够获得保护？保护率是多少？能够维持多长时间？这些问题仅仅通过Ⅱ期临床是回答不了的，必须经过大规模Ⅲ期临床试验的检验才能略知一二。因此，如果你是个普通人，那么目前的俄罗斯疫苗最好别打，因为你冒不起这个险。

从群体的角度讲，如果一款疫苗的保护性不够强，却贸然进行大范围接种的话，有可能会帮助病毒进化出绕过免疫系统的新突变。这是因为一款质量差的疫苗相当于给病毒提供了一个选择压力，逼着病毒加快进化速度，以便逃过免疫系统的攻击，这里面的道理和滥用抗生素是类似的。

了解了这些基础知识之后，让我们重新回到文章开头提的那个问题：如果一款疫苗通过了Ⅲ期临床检验后被批准上市，你会去打吗？英国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研究者们做过一次民意调查，发现只有53%的英国人回答说他们肯定或者几乎肯定会打，16%的人回答说他们肯定不会打，其余的人则持观望态度。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和公共电视台（PBS）联合做过一次民意调查，发现有60%的美国人愿意打疫苗，35%的美国人不愿意。这些结果并不奇怪，因为西方国家以往的流感疫苗接种率也仅为三分之一左右，即使流感每年都会导致30万～60万人死亡。

如果这些民意调查结果属实的话，将会严重影响新冠疫苗的预防效果。根据美国纽约城市大学（CUNY）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布鲁斯·李（Bruce Lee）的计算，如果只有75%的人愿意打疫苗的话，那么新冠疫苗必须达到70%的有效率才能预防新疫情的暴发，必须达到80%的有效率才能扑灭已有的疫情。如果愿意打疫苗的比例降到60%的话，那么疫苗的有效率就至少需要达到80%才能预防新疫情的暴发，而要想扑灭已有的疫情，那么这款疫苗的有效率就必须达到100%才行。

事实上，还有很多研究表明，虽然新冠病毒达到群体免疫的阈值约为60%，但因为反疫苗运动的影响，很多人是不会打疫苗的。因此，如果大家想要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生活，疫苗的有效率至少需要达到80%以上才行，目前已上市的很多疫苗都达不到这样高的保护率，新冠疫苗究竟能达到怎样的高度还有待观察。

如果新冠疫苗达不到这样高的保护率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接种率，这就要求公众对疫苗的安全性非常放心才能做得到。想象一下，假如明年年初几款疫苗仓促上市，上亿人排队接种，但很快出现了一批接种后又被感染的病例，甚至有几人病情严重而死亡，或者有一大批接种者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那么反疫苗组织肯定会将这些案例贴到网上，并把矛头指向疫苗本身。与此同时，疫情也因为严格的隔离措施和逐渐增多的免疫人群而逐渐缓和了下来，于是尚未接种的那些人开始犹豫了，接种率直线下降，结果到了明年年底时疫情再度出现反弹，但那时很多国家都已采取了对病毒的零容忍政策，于是只能再次关闭国境，重新开始居家隔离，大家一夜回到解放前……

这样的事情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就看未来几个月里疫苗行业将如何行动，以及大家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了。

结语

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一直到明年年底，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做出自己的选择。按照现在的生产能力估算，即使明年年初有3～4款疫苗完成了Ⅲ期临床，各国监管部门以最快的速度审批通过，疫苗工厂立即开足马力生产，到明年年底时疫苗的总产量也很难突破40亿剂。考虑到疫苗接种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报废率，以及不少人很可能需要打两针，到明年年底时很可能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地球人有机会打上新冠疫苗。

当然了，发达国家的接种比例肯定会比这个高一些，但发展中国家就不敢保证了。问题在于，病毒是不分国界的，只要有一个国家控制不住疫情，隔离政策就难以彻底取消，国际旅行就无法完全正常化，孩子们就依然有可能被关在家里上网课……

被大家寄予厚望的疫苗，距离拯救世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