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行坤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一个名为 “996. ICU”的项目在 Github（一个面向开源及私有软件项目的托管平台，因为只支持 Git作为唯一的版本库格式进行托管，故名 Github）上出现，之后很快就得到了程序员的热切关注。 “996. ICU”针对的是这样的境况：每天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每周工作六天，一旦生病就有可能被送进重症监护室（ICU）。

这并不是夸张，科学上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了长时间工作与身心健康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虽然在社会认知中程序员是高收入、高技能的精英群体，但长时间加班所带来的身心之痛和情感纽带的匮乏也是切切实实的，这也能部分解释为何会有那么多程序员起而响应这个反 “九九六 ”的项目。 

“精神健康的人，总是努力地工作及爱人，只要能做到这两件事，其他的事就没有什么困难。”很多人可能都听过这句话或者与此类似的表达。虽然这些关于 “爱与工作 ”的名言并非如流传的那样出自弗洛伊德，而是源于后来人的编造（见 Alan C. Elms,“Apocryphal Freud: Sigmund Freud’s Most Famous‘Quotations’and Their Actual Sources”, Annual of Psychoanalysis, 2001, Vol. XXIX, pp. 83-104），但也从侧面表明了，在大众观念中，工作与爱对健康来说的确非常重要。

弗洛伊德确实谈及爱与工作，但是与大众观念中所想的并不是一回事。在大众观念中，“爱”通常指的是两个人之间精神性的浪漫爱，“工作”通常指的是可以让我们安身立命、为我们带来成就感和意义感的生命活动。这种理解背后所反映的其实是现代以来的两种意识形态：爱情的意识形态和工作的意识形态，前者让我们相信爱情能够带来幸福、完满乃至拯救，诱导我们坠入爱河，奉献一切，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后者让我们相信工作能够提供意义、自我实现乃至拯救，说服我们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其中，全力以赴，任劳任怨。确立爱情，拥抱工作，便可以实现身心健康，很多软文和鸡汤文都喜欢引用 “爱与工作 ”的说法，这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两个人之间的爱主要是性欲的爱；至于说工作，弗洛伊德的态度是两难的：一方面，他认为 “我无法想象，完全没有工作的生活会令人感到安逸 ”，并且认为实现性欲上的快感与实现工作上的成就或野心并行不悖；但另一方面，他将工作视为一种强制，一种必然性：“人类的群体生活有着双重的基础：迫不得已的工作——这是外在必然性所造就的，和爱的力量——这使得男人想要将他的性欲对象即女人留在身边，同时也使得女人想要将从她身上分离出的一部分即孩子留在身边。性爱（Eros）和必然性（Ananke）是人类文明之母。”

这里弗洛伊德针对的并非个人健康或幸福，而是人类文明的总体发展。爱和强制性的工作让人类共同生活，展开协作，发展文明，但以工作为基础的文明会对人的性爱和本能造成压抑效果。因此弗洛伊德慨叹，尽管性爱生活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但却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被挤压到了较为边缘的地位。在当下中国，以“九九六工作制 ”为代表的加班文化的泛滥不正是造成人的欲望萎缩、爱欲关系缺失以及生育率下降的元凶之一吗？在加班文化同样 “发达 ”的日本，出现了很多探讨 “社畜 ”问题的电视剧，如二 ○一八年的《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和二 ○一九年的《我，到点下班》，在中国也引起了广泛共鸣。

提倡努力奋斗的工作意识形态造就了当下一个吊诡的现象：一方面，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发展让 “休闲性 ”唾手可得；另一方面，当代人越发难以找到合适的爱欲对象。单身成为社会性问题，甚至有社会学家说我们进入了 “单身社会 ”，这在中国也滋生了为一个人提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的 “孤独经济 ”。

因此，除了在法律上认清 “九九六工作制 ”的非法性，我们也应该认真反思工作的意识形态———这在社会上表现为 “爱工作 ”话语的泛滥。这种话语引诱劳动者毫无保留地将力比多能量投入到工作之中，放弃与家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积极建立与工作之间的 “浪漫爱 ”关系。如乔布斯所言：“工作将占据你生命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从事你认为具有非凡意义的工作，方能给你带来真正的满足感。而从事一份伟大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去热爱这份工作。”马云更是直言不讳：“我希望阿里人热爱你做的工作，如果你不热爱，哪怕八个小时你都嫌长，如果你热爱，其实十二个小时不算太长。”工作的意识形态劝导我们要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就像坠入爱河那样。但这种 “奋斗精神 ”很容易导致工作倦怠（burnout），这种倦怠除了损害身心健康之外，还会导致劳动者与家人朋友的心理隔绝，从而导致爱的关系的萎缩。工作之爱会戕害个体爱欲—无论是对恋人的爱，还是对家人朋友乃至其他社会成员的爱，这是不可承受的工作之爱。 

“爱工作 ”话语大行其道的深层原因其实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劳动者工作境况的恶化，谁不能全情投入，谁就会被淘汰，具体到 “九九六工作制 ”及其背后的爱工作话语则是因为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不景气。

文明的进程并未如马尔库塞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乐观期待的那样，实现劳动的爱欲化和人的真正自由。在八十年代之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和劳工力量的弱化，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一改下降趋势，开始持续增多，劳动者的境况呈恶化趋势：工作越来越不稳定，薪资待遇越来越差，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堕入 “穷忙族 ”的队伍。

时间来到了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技术依然在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相应地，生产力也在大踏步地发展，但是人类的工作时间却依然有增无减，过劳问题成为全球性现象。这又造就了一个非常吊诡的现状：一方面是对人工智能导致大失业前景的忧心如焚，另一方面却是工作时间的有增无减。

问题在于，大失业或 “工作的终结 ”是个迷思。人工智能能够解决部分工作任务，但不可能大规模取代人类，这种强人工智能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从现实来看，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在近些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完全没有大失业的迹象。以英国和美国为例，截至二 ○一九年四月的三个月中，英国失业率为 3.8%，为一九七五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二 ○一九年十月，美国失业率为 3.5%，为一九六九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这并不代表英美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起码对普通劳动者来说并非如此。

关键的问题不是大失业，而是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中产阶级工作会越来越少，工作两极化日益明显——一极是少数高工资的精英工作（主要在科技金融领域），一极是大量难以被机器取代的低工资工作（主要在低端服务业），后者正是未来主要的就业增长点。以美国为例，尽管失业率创历史新低，但是相较于生产力的增长，很多劳动者的工资并未见涨，低薪劳动者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在升高。据对美国二○一二至二 ○一六年劳动力数据的统计，美国十八至六十四岁的劳动人口中，有五千三百多万（超过 44%）的劳动者属于低薪劳动者（Martha Ross and Nicole Bateman, Meet the low-wage workforce, November 7, 2019）。失业率虽然降低了，但工作的品质也在下降。

在这样的境况下，劳动者除了 “主动 ”热爱工作以期获得老板的青睐，似乎别无选择，但是这种工作之爱无疑会严重地损害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和爱欲关系。中国的反 “九九六 ”运动抛开 “工作之爱 ”，根据《劳动法》提出关于劳动时间和劳动报酬的诉求，这无疑是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

虽然工作对我们来说的确至关重要———除了提供收入来源之外，工作也是社会纽带、身份感、成就感和意义感的主要来源。我们依然处于生产或者工作（work-centered）社会中——但我们依然需要深入反思 “工作之爱 ”，在争取更体面收入和更多自由时间的同时，也要思考如何重新组织工作，从而在工作中获得满足，并与爱人、家人、朋友，乃至其他社会成员确立健康的情感 /爱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