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广益

一个病毒，将人变成丧尸的变异埃博拉病毒，在世界各地徘徊。人类文明毁于一旦，劫余之人抱团求生，苟延残喘……

很多丧尸题材的类型小说和电影都是这样开头的，而故事也总是一个人或一群人寻找解药或避难所的冒险之旅。阿缺发表于网络的科幻小说《忘忧草》却另辟蹊径，化瘟疫之暗夜为新时代之黎明。一个丧尸身上偶然长出了克制病毒的奇异花朵，这成为丧尸们航向苦海彼岸的希望；然而，这种花仅仅能够停止丧尸身体的腐朽，恢复他们的神智，并不能治愈。幸存的人类和生还的 “半尸 ”尴尬地共同生活，在城市的废墟上重建文明。

《忘忧草》的背景，就是这样一个古怪的社会。说古怪，是因为 “生还者 ”形容枯槁，思维迟钝，身上还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能够同时从食物和阳光中获得能量，比牛马更加辛苦麻木地做着重体力活，跟“幸存者 ”已经不太像是同一族类了，因而饱受歧视。“人—半尸—丧尸 ”，令人想起 “文明—半开化—野蛮 ”的区分，只是科幻小说对这种文野之辨有新的诠释。在威尔斯的《时间机器》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由于长期的隔离，演化为不同的物种，前者娇美羸弱，嬉戏度日，后者狡诈凶猛，白天蛰居地下，晚上出来猎食前者——食人，在威尔斯笔下，已经不再是野蛮堕落的标志，而是阶级冲突的隐喻。

阿缺笔下的 “丧尸噬人 ”亦可作如是观。小说设问：“城市在废墟中拔地而起，这庞然大物下面又填筑了多少半尸的干枯血肉呢？”这一刻，美国铁路枕木下爱尔兰劳工的尸首，日本纱厂锭子上中国奴隶的冤魂，与“半尸 ”合而为一。不过，《忘忧草》并没有像《时间机器》那样沉浸在阶级冲突导致文明毁灭的悲伤中，而是让希望之花缓解了人类社会的沉疴，让人们有时间回答：半渡而滞，何去何从？

在这明暗不定的时刻，“半尸 ”领袖阿川的形象显得意味深长。相比大部分浑浑噩噩的 “半尸 ”，他具有极高的智慧和工作能力，以至于成为城市重建工作倚重的技术骨干。同时，他与人为善，长于沟通，逐渐化解了大多数幸存者同事对自己的敌意。尽管百废待兴，阿川要做到生活富足、优裕终老也是不难的。然而，他的心中，却有远比 “行尸走肉”更多的关切。

阿川超越小我，仰赖的是生长在头顶的 “忘忧草 ”。这株小草长得枝繁叶茂，并让他成为整个办公室最快乐的人——至少表面上如此。据说，它以忧伤为食，往往阿川还没来得及难过，就已经不难过了。能够麻醉情绪的 “忘忧草 ”，让人不禁想起布热津斯基的 “奶头乐 ”( Tittytainment)理论。不过，“忘忧草 ”以及其他长在 “半尸 ”头上的植物还有另一种奇特的功能，即让这些与植物共生的生还者心灵相通。这使阿川得以走向 “半尸”群众，成为先知一般的存在。

考虑到阿川的本职工作是用 CAD软件画建筑设计图，他和 “半尸 ”劳工的结合可以有两种理解。由办公室中逼仄的工位，走向广阔的工地，这是信息时代的 “亭子间知识分子 ”下乡和群众结合、为人民服务的故事。阿川将心比心，真诚地感受、承担一个又一个 “半尸 ”那拙于表达的深沉痛苦，在思想感情上与他们打成一片，同时认真地向他们学习，在“师—生”的辩证往复中成为他们信赖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和 “码农 ”较为接近、大致也可以归为 “IT民工 ”的阿川，当代社会掌握着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一员，和仍然从事着体力劳动的工人走到了一起。现实中，这都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前者像是一种年代淆乱，至于后者， “IT民工 ”通常会笼罩在消费主义中产生活的幻象中，自认为阶级地位高于在工地上搬砖的 “劳力者 ”（或所谓相对于国企 “老工人 ”的“新工人 ”），不会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些 “低端人口 ”关联在一起思考和行动。正如汪晖在分析 “两种新穷人 ”时所言：“在新工人群体与 ‘新穷人 ’群体之间难以产生真正的社会团结和政治互动，从而也无法通过团结或互动产生新的政治。”

在现实的尽头，科幻表现了真正的创造性。大卫·哈维期待新冠疫情促成一种 “反资本主义政治 ”，但他并未给出对这种政治的具体形式的想象，《忘忧草》则更进一步。由于全球 97%的人类都沦为丧尸（离 99%一步之遥），阿川这样的 “IT民工 ”和准中产者不再能够企及 “小确幸 ”的中产生活，而是滑落为 “半尸 ”，和形形色色从前难以为伍的人一道被侮辱和损害。与此同时，共生植物使阿川与 “半尸 ”群众产生了灵魂关联——不仅能够交流智识、技能，还形成了一致的情感结构。仅从故事的表层看，这种偶然获得的关键能力是 “机器降神 ”；但如果我们把这种沟通、凝聚群体的植物视为现代通讯技术的隐喻，人类社会的一种新的可能便浮出了水面。随着万物联网、人体芯片等技术的发展，通过 “高度共情 ”逆转现代城市 “陌生人社会 ”的“反向运动 ”并非不可想象。

这种深刻的关联，使得新的共同体及其未来成为阿川的不渝信念。

小说中，与一望而知的 “美国资本家 ”罗伯特相比，市长形象更加耐人寻味。这个富有克里斯玛气质、掌握着军队的男人，显然是国家机器的化身。对于肆意虐待乃至杀害 “半尸 ”的罗伯特，市长是厌恶甚至鄙夷的；然而，他不愿意重手惩治，因为罗伯特既是城市重建的负责人，又是“幸存者 ”的一员，加以刑罚会引起这部分人的 “民怨 ”，而且会妨碍重建工作——说到底，市长心之所念仍是旧世界的繁华。能够让 “半尸”真正复原为人的药剂已经研发成功，但市长并不愿意给 “半尸 ”们使用，因为 “文明复兴 ”需要大批顺服而勤劳的奴隶，而且灾后残存的资源只能满足一小部分人的需要。当然，阿川可以得到解药，成为 “真正的人类 ”—“文明 ”的故伎。出乎市长意料，阿川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并率领 “半尸 ”们离去，即便市长情急之下表示会治愈所有人。阿川的质问清晰有力：若没有药剂，“继续当这座城市基座下的血肉泥浆吗？”若有了药剂，恢复成市长和罗伯特这样的人类，重新挣扎在旧日“文明 ”的逻辑当中？

新的文明是什么呢？新的政治又是什么呢？英剧《黑镜》遭受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它刻画了高技术社会的种种悖谬，却不去探索真正的挑战和改变。相比之下，阿缺并不惮于描绘新的文明图景，甚至可以说，《忘忧草》的文眼，就在于小说末尾这个华美的乌托邦。“半尸 ”们在 “共情 ”能力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全新的文明。他们承继了人类的所有科技，又在新的生态下研发出远超过往的新技术。凭借这些技术，他们能够航向星空，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得以抛弃肉身，在保留个体意识的同时，融为一个整体。地上，他们是同气连枝、绵延百里、光彩流转的森林；地下，他们构造了无比庞大的城市，但这城市不再让人迷茫和孤独，而是安顿所有人灵魂的家园。“自由人的联合体 ”得到了全新的诠释和实践，共产主义赋形为共生主义，从旧世界的锁链中解放出来的人们浑然无间，乐以忘忧。 

“科幻究竟是一种关于未来的书写，还是一种尽管不那么直接却更为有效的关于当下的书写？”戴锦华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忘忧草》中得到了很好的回应。我们很容易在小说中看到当下，看到陷入困境的现实社会，看到我们心中的焦虑和担忧，但“未来考古 ”或“科幻现实主义”并不是阿缺所要书写的全部。在这位 “九○后”科幻作家、中国科幻“后浪 ”代表的字里行间，闪烁着中国科幻乃至中国文学久已稀见的光辉，也就是恩斯特·布洛赫用以指称乌托邦的 “期盼意识 ”。《忘忧草》既是关于当下的寓言，也是关于未来的预言。它延续了十九世纪以来人类文明的自省，并在技术的土壤中培育着向善的希望。正因此，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在沉默而坚定的 “半尸 ”大众心中，在人类从未染指的荒郊野地，我们听到了亘古不灭的呐喊：

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