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人一首》选编了日本570多年间100位著名歌人的作品，每人一首，共计100首和歌。图为第73首，由日本11世纪汉学家权中纳言匡房所作，歌曰：“遥远的高山上/盛开着樱花/近处山峦/升起的团团烟霞/啊，莫把我视线遮住了吧！”

疫情中的“川柳热”

“老太婆自制的口罩/我快不能呼吸了”

“心怦了一下/还以为是爱情/其实是心律不齐”……

前段时间，网上广为传播着这样一首首日本老人在疫情期间写作的短诗，自嘲的幽默，又带着一丝伤感，令人感动。这样像网络段子一样流传的小诗，其实都是日本“银发川柳”大赛去年的获奖作品。

这项由日本公益团队“全国有偿养老院协会”创办的诗歌比赛已走过20个年头。主办方为我们提供的材料显示，“银发川柳”的作品内容主要与老龄社会、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相关，以反映日本超老龄化社会的世相、以银色一代的第二人生援助为目标。互联网上广为传播的20首获奖作品，选自10663件投稿，这些来稿中排名前三位的题材分别为：新冠疫情，肉体与脑力的衰退，孩子、父母、妻子等亲人相关话题。

对中国人来说，更为熟悉的日本诗歌是俳句，念过一些文学史的人，多半还能脱口而出“俳圣”松尾芭蕉的名句，“古池呀/青蛙跳入水里的声音”，但对川柳却往往陌生。这种陌生，与周作人几乎在100年前引介日本诗歌时的情形相仿。1923年，他在《论小诗》一文中写道：“日本古代的歌原是长短不等，但近来流行但只是三十一音和十七音的这两种，三十一音的名短歌，十七音的名俳句，还有一种川柳，是十七音的讽刺诗，因为不曾介绍过，所以在中国是毫无影响的。”

简单来说，川柳就是一种俳句的变体，“川柳可以归入‘杂俳’，杂俳更为通俗、大众化，里面有个派别叫川柳。川柳是18世纪江户时代市民经济兴起后，有点文化的老百姓做的一些调侃讽刺社会现象的诗歌，有点像打油诗，但内容要有讽刺的诙谐。”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隽雪艳长期研究日本中世和歌，据她介绍，川柳虽然在学界不像和歌与俳句那样受人重视，却因其通俗简单、脍炙人口，在当代日本深受大众喜欢。

在日本生活四年多的孔晨，留学所学传媒专业，毕业后在一家不动产公司上班。虽然以前学日语的时候已接触到川柳这种诗歌形式，但真正让她印象深刻的还是在去年疫情期间。“那会儿日本有一家大的保险公司‘第一生命保险’举办了川柳比赛，疫情期间出了评选结果，我正好在地铁上看到了。很讽刺，日本人很强调社交距离，不能离太近，其中一句获奖的诗这样写：‘我和女儿/很多年前/就保持着社交距离。’”

在日本，川柳这种古典诗歌形式，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根据书写主题的不同，至少分为四类：上班族川柳、银发川柳、御宅族川柳、女子会川柳。与网络上流传的银发川柳相比，上班族川柳，又被称为社畜川柳，作为一种工薪阶层的吐槽式短句，受众自然更为广泛。其中一首上班族川柳这样写道，“想买独院住宅/可能买起的地方/都有熊出没了”。调侃了高房价的压力。御宅族川柳则偏宅一点，是风靡日本的二次元文化的体现，孔晨随手帮我翻译了两条，“与其花精力在一岁的孩子/不如投身于二次元/家里很乱”，“没有钱/没有伴侣/没有焦虑”。

女子会川柳，则偏于从女性角度书写家庭与职场生活。比如“最近怎么样？/在你问之前/都挺好的”，“收拾不了了/桌面是/人生也是”，读后让人总有会心的感触。

川柳为何在如今的日本如此盛行？一位日本博主在博客上谈到自己的理解：“川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盛行。可是，为什么川柳成了热潮呢？或许是因为，如今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闭塞。人们面对郁闷、压抑和未来无望的现状，想通过搞笑、诙谐和讽刺的方法，还有自嘲的话题，来排遣心情吧。而川柳热潮是否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力量’的复兴，还是一个疑问。不过，川柳热潮的主角是普通大众，这让人感到痛快。川柳在打动人心之前，有种震撼身体的力量，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最短的诗何以成立？

如果说一个惶惑的时代，需要川柳式的自嘲，那么深入理解川柳文化，则需要回到日本的诗歌传统与文化氛围。

日本浓厚的诗歌空气与人情之美，曾深深打动过周作人。1921年6月，罹患肋膜炎的周作人在北京西山养病，病中他写作了《山中杂记》等文章，开始对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表示怀疑，同时写下一系列诗歌。不久前，他翻出两年前所写的《日本的诗歌》发表。这篇文章开头，周作人引用小泉八云的话：“诗歌在日本同空气一样的普遍。无论什么人都感着，都能读能作。不但如此，到处还耳朵里都听见，眼睛里都看见。耳里所见，便是凡有工作的地方，就有歌声。田野的耕作，街市的劳动，都合着歌的节奏一同做。倘说歌是蝉的一生的表现，我们也仿佛可以说歌是这国民的一生的表现。眼里所见，便是装饰的一种；用汉字或日本文字写的刻的东西，到处都能看见：各种家具上几乎无一不是诗歌。”

周作人从两方面分析这种诗歌空气的普遍：一是风土人情的关系，日本国民天生对艺术的感受性；二是言语的关系，日本语一字一音，每字都用元音结尾，无需考虑押韵与平仄，顺着自然的节调，按照固定的音节数，排列起来便是诗歌体式。

比中国稍早，明治维新早期的欧化主义者在引介西方诗歌时，也曾发生过与古典诗歌的碰撞。不过长期以来，日本的诗歌，一般被称为“歌”。很多时候，“歌”特指三十一音的短歌，被称为“和歌”的古典诗歌。产生较晚、流行后世的俳句、川柳不过是和歌的变体。

“和歌并不是后来很多人想象的，都是花鸟风月，谈恋爱。和歌与日本的政治、社会、宗教思想等一直密切相关。例如都是天皇敕撰的八代集，其中很多歌人都是天皇身边的皇室精英或文坛、宗教界领袖。天皇敕撰的和歌集是当时的日本文化人的必读书，和歌的表达又影响到其他文体：如散文、剧本，对日本文化影响太大了。”隽雪艳称。一直到现在，日本皇室每年还要举办歌会，大家一起作和歌，在与民众的精神交流中，也显示着皇室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继承者的存在。

日本平安时代中期（10世纪初）由天皇敕撰的《古今和歌集》，收录130多位歌人的上千首作品，是在日本影响最大的和歌集。隽雪艳谈到，将这本和歌集的真名序（汉字书写的）与假名序（用假名、即日本文字书写的）对照看很有意思，真名序中更多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诗歌思想的影响，而假名序比如关于和歌的起源、和歌的功用等内容，则更能反映出日本固有的文学观。还有，“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要歌唱”这句话也很有日本的特色，应该与日本的“泛神论”思想是相通的。关于日本近世国学家本居宣长从和歌、物语中提炼、总结出的日本文艺思想的核心概念“物哀”，隽雪艳解释说：“我们把‘物の哀れ’（もののあわれ）中的两个汉字‘物’和‘哀’摘出来作为这个词的中文翻译，容易造成一个误解，导向伤感。实际上‘哀’在这里只是表达‘あわれ’这个发音，而这个发音就是一种感叹与感动，可以用来表达喜怒哀乐各种感情。‘物の哀れ’，就是人接触到外部世界触发的各种感动。”某种程度上，和歌中传递的“物哀”，正与中国古典诗歌中“兴发感动”的“感于物”相合。

在日本国民的生活中，和歌不仅存在于天皇的仪式性活动，更通过“小仓百人一首”这样的日常游戏深入人心。约700多年前，日本藤原定家选了自天智天皇至顺德天皇570多年间100位著名歌人的作品，每人一首，共计100首和歌，并将之书写在京都嵯峨小仓山别墅的屏风上，因称“小仓百人一首”。到江户时代初期，这百首和歌被制成纸牌，成为人们在新年期间流行的游戏。叶嘉莹在一篇论文中，便饶有兴趣地介绍过这种游戏对诗歌诵读训练的重要：“这种纸牌共200张，100张写诗之上半首由吟诵者吟唱，另100张为和牌，写诗之下半首，并绘有图画。游戏时分两组，每组各分50张和牌，比赛时，各把50张和牌摊放在面前，然后仔细聆听唱牌人的吟诵，听到所吟诵的上句后，要尽快将面前所摊放的写有下句的和牌找到取出。如果下句的和牌是摊放在对手面前的，则将对手和牌取出后，可将自己面前的一张和牌移放到对手面前，直至比赛之一方面前的和牌先取净者为胜。这种游戏到目前在日本仍很流行。我曾经询问过好几位日本友人，他们都说在学生时代曾参加过此种背诵和歌的游戏，而且那时背诵过的歌往往终生不忘。”隽雪艳告诉我，在自己课堂的最后一堂课上，她也会把学生分成两组，一起玩“百人一首”的游戏。

从和歌到俳句（川柳），还经历了连歌的阶段。“和歌的节奏是五七五七七，连歌属于集体创作，第一个人五七五，第二个人七七，可以连很长。连歌最有意思的地方，比如你是五七五，我是七七，我这个七七的内容既要和上边的五七五有关，又要与下面的五七五有关。所以日本和歌、连歌的特点是开放性，意义的不确定。欧洲人翻译连歌的时候，从第二个七七开始，要译两遍，第一次是照应前面，第二次是呼应后面。和歌的五七五七七，到了连歌就分开了。第一句五七五叫‘发句’，所谓的俳句就是把它独立出来了。再后边才有川柳，一代代发展而来。”隽雪艳说。

不管是俳句还是川柳，只有17个音，有的地方也会称17个字。只是这里的字，指的是日语中的假名。日语的特点是，每个假名都带元音，所以也可称为17个音节。只是，一个音节或一个假名并非一个词，隽雪艳举例，比如日文“池（IKE）”是2个音节，“莺（UGUISU）”是4个音节，“算起来一共17个音节，总共才几个词？有时候没有7个词，6个词就算多的了。换成中文或英文，给你五六个词让你做一首诗，其实很难”。

日本学者川本皓嗣在《日本诗歌的传统》一书中，将俳句称为世界上最短的诗，并长篇论述这17个表音文字而非表意文字组成的格言警句式的诗形，如何成为普遍意义上的诗歌。表达的意外性，是俳句的灵魂。川本皓嗣把俳句结构分为基底部分和干涉部分：“我们将这种包含某种矛盾因素的意群称之为‘基底部分’，将由于和基底部分的矛盾或重复而产生某种紧张关系的部分称之为‘干涉部分’。”以松尾芭蕉的名句“真静呀/蝉声知知/渗入山岩”为例，首先抓住读者的正是蝉声渗入岩石的基底部分，“真静呀”这样的干涉部分又与蝉声产生新的紧张关系。在川本皓嗣看来，“不管最终想要表达什么，只要基底部分在表达上没有包含矛盾，那么就可以说它根本不具备俳句的格式要求。至少在芭蕉以后，作为‘俳谐根本’的滑稽或者说‘俳意’，指的就是基底部分体现出的文体结构上的意外性。”

川柳在结构上与俳句相似，追求的正是那种触碰人心的意外表达。不同之处在于，川柳更为自由，没有俳句中咏入“季题”和“切字”等要求。所谓“季题”，是俳句的一个规则要求，一定要有与季节相关的词语；“切字”，则是起到较强语气断隔的词语，以赋予读者想象空间，为俳句留下余韵。或许正因更为自由的表达形式，川柳才能真正流行起来。

芥末味的风俗诗好理解吗？

上世纪20年代初，随着周作人的一系列译介文章，和歌俳句等小诗在国内开始产生影响，形成一股小诗写作的潮流。《论小诗》一文中，周作人甚至给小诗写了一个不甚严谨的定义：“所谓小诗，是指现今流行的一行至四行的新诗。”

“小诗运动”中，引人注目的是冰心的《繁星》，还有宗白华的《流云》，俞平伯、康白情、胡适等人也都写过一系列小诗。周作人分析小诗创作所受的外来影响：“但是中国的新诗在各方面都受欧洲的影响，独有小诗仿佛是在例外，因为他的来源是在东方的：这里边既有两种潮流，便是印度与日本，在思想上是冥想与享乐。”来自日本的影响正是和歌与俳句。不过，小诗运动很快便告一段落。按照朱自清的总结，这是因为创作者未能捕捉刹那的感觉，即周作人所强调的“俳句的趣味”：“这一派诗的要点在于有弹力的集中，在汉语性质上或者是不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这派诗的成功比较的为难了。”

虽然和歌俳句式的小诗有其难以创作的奥妙，但同时期在日本流行的川柳，为何在中国却没有激起一点水花？这并非如周作人本人所谓“不曾介绍过，所以在中国是毫无影响的”，因为就在1923年5月，他还写了《日本的讽刺诗》，专门介绍川柳这种也被称为“狂句”的和歌变体。

那么，川柳为何在当时的中国毫无影响呢？除了俳句本身写法不易之外，更重要的或许在于，比起俳句拥有纯诗的超越性，川柳更加紧紧依附于日本文化生活的内部，一旦离开那种语境，便不易理解，也不易学习。

这一点，其实周作人自己在1944年发表于上海《古今》杂志的《川柳、落语与滑稽本》一文中，便已点出：“浮世绘如称为风俗画，那么川柳或者可以称为风俗诗吧。川柳是只用十七字音做成的讽刺诗，上者体察物理人情，直写出来，令人破颜一笑，有时甚至还感到淡淡的哀愁，此所谓有情滑稽，最是高品。其次找出人生的缺陷，如绣花针扑哧的一下，叫声好痛，却也不至于刺出血来，这种诗读了很有意思，不过正与笑话相像，以人情风俗为材料，要理解他非先知道这些不可，不是很容易的事。川柳的名家以及史家选家都不济事，还是考证家要紧，特别是关于前时代的古句，这与江户生活的研究是不可分离的。”

也就是说，对于日本人来说，要理解江户时代的川柳古句，已经不易，因为必须先要理解那一时代的人情风俗。

然而，不断加速的全球化似乎正在消弭着各个地域风俗的差异。读到这样“银发川柳”大赛中选中的作品：“吃饭八分饱/还有两分/用来吃药”，“忽然发现/我的年纪/已经比妈妈还大了”，我们又怎能不为其中那带着温情的笑泪感染？

在隽雪艳看来，现在的中国，颇有点像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整个社会物欲涌动，人心躁动。那时，一本《清贫思想》的书风靡一时，中野孝次在这本书中梳理日本自古以来在俳人高僧艺术家中所积淀的追求内心自足的清贫生活之道，以为是物欲横流时代国民的重要思想资源。

“俳谐用俗语，崇尚离俗；离俗而用俗，离俗之法最难。”《清贫思想》一书所引用的这段俳论，似乎也在说明我们的现实处境：既执着于现实，又寻求精神的超越。某种程度上，川柳那同时指涉自我的芥末味的嘲讽，不正带给我们一种精神的慰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