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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书人的古旧书店漫游

作者:admin 2021-04-03 我要评论

文 刘江索 没有网红书店里常设的咖啡厅,也没有适合拍照打卡的灯光道具,但对于真正的爱书人来说,在故纸堆里掘金,绝非一件苦差事。 2021年3月23日,广州,古籍...

文 刘江索

没有网红书店里常设的咖啡厅,也没有适合拍照打卡的灯光道具,但对于真正的爱书人来说,在故纸堆里掘金,绝非一件苦差事。

2021年3月23日,广州,古籍书店北京路店。广州古籍书店成立于1957年。(图/阿灿)

拐进北京城琉璃厂字画一条街,不消片刻便能寻到位于琉璃厂西街34号旁门的“古籍书店”。抬眼看到李一氓题词的金字牌匾,颔首低眉,推门而入。

走进店里,最先看到的是笔墨纸砚和文创字画,书架陈设皆弥漫一份古意。登上二楼的古书专区,才能发现这座书店的灵魂所在。满目的古籍,堆砌陈旧气息。来访的顾客不多,店员也乐得闲散。没有网红书店里常设的咖啡厅,也没有适合拍照打卡的灯光道具,但对于真正的爱书人来说,在这座故纸堆里掘金,绝非一件苦差事。

这家国营古旧书店,是琉璃厂各家中国书店中营业面积最大的,也是鼎鼎大名的来薰阁书店的旧址。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曾在《来薰阁琴书店——琉璃厂杂记》里回忆道:“昭和三年到六年,即1928—1931年,也就是民国十七年到民国二十年,这三年间,我作为留学生,在北京生活。这期间的记忆,值得反复回味的美好印象,不在剧场和戏院,不在饭馆和餐厅,而在古书街市。”

北有中国书店,南有博古斋

《北京市中国书店建店五十年记》记载:“北京解放时根本没有一家官办的古旧书店,私营古旧书店也从最多时多达三百多家减少到一百五十多家,从业人员二百零九人,大部分古旧书刊论斤称售。资产五十八亿余元(旧币),营业用房不足四千平米,存有古旧书刊三十六万五千部,一百六十八万余册,价值四十四亿多元(旧币)。这就是旧中国北京古旧书业留给我们的全部家当。”

1952年8月,为加强古籍收集、保护以及整理工作,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友渔、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一批人民代表共同倡议,成立国营古旧书店——中国书店,专门管理和经营北京的古旧书业务。

同年11月,中国书店作为第一家国有古旧书店在演乐胡同成立。《壬辰甲子——中国书店六十年纪念文集》记载:“开业仪式上,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代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作了讲话,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向达等著名的学者参加了中国书店成立仪式。以国营的体制开办古旧书店,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国际图书业发展史上也创了一个先例。”

相关材料显示,此后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已不存在私人旧书店,所有需要购买古旧书的人,无论私人还是公家单位,都只能到各地的国有古籍书店或古旧书店选购。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旧书业逐渐形成两大中心,北方集中于北京琉璃厂,南方旧书业的龙头则在上海福州路。藏书家韦力认为,即便1952年公私合营,各地的私人旧书店基本合并为一家,但北方最大的古籍书店仍是位于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南方则是位于上海的博古斋,“60年过去了,这个格局也没有转变”。

和吉川幸次郎一样,韦力也常年流连于各大古旧书店。他寻访过多家国营古旧书店,观照不同时代背景下书店的变化。

和店员建立熟人关系,

是将好书收入囊中的捷径

在韦力的印象里,中国书店最大的亮点就应当是古书。

但中国书店新街口店的赵经理告诉他,现在店里文房四宝的销量超过了古书。“在这个地方卖古书,情况并不好,因为这里缺乏这类客人。”赵经理说,即使收到品相好的古书,也大都会送到拍卖会上。

这点倒是不假,书店要碰上合适的客人,也讲求机缘。

回到上世纪60年代,中国书店新街口店因距离北京师范大学较近,成为北师大师生经常光顾的门店之一。很多文人、学者回忆自己淘旧书的过程,经常提起这家书店。和往昔对比,新街口店的古书境况还是有些可惜。

另一个出乎韦力意料的事实是,除了文房四宝,新街口店最好卖、利润最高的书是线装影印本。韦力不明所以,“买几部影印本的价钱,足够买一部原版了”。但赵经理告诉韦力,大多数人可不这么想。“他(赵经理)当门市部经理已经20年,换了4个门市部。以赵经理的经验,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影印本,他们认为新书干净好看,古书又脏又破,而且,他们觉得古书是另一个时代的产物,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年轻人的这种观点,让喜欢收藏原版古书的韦力匪夷所思。

中国书店海淀店的薛经理则告诉韦力,旧版平装本近来卖得较火,有很多人来挑这些书的初版,“主要是因为古书的价格涨得太高了,让很多爱书人觉得够不着。相对而言,旧平装还是便宜得多,至少让普通人也能够玩下去”。韦力观察到,这些书的价格大多为几百元。

古旧书店和客人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更为紧密的羁绊。和店员建立熟人关系,对于求书若渴的读者来说,是一条将好书收入囊中的捷径。

韦力在中国书店灯市口店的古籍室见过一位很特别的老先生。每次到这里翻书时,韦力都会看到老人坐在一张旧桌子前翻阅一摞摞线装典籍,而后在笔记本上做记录。“无论我买不买书,他在我离去之时,都会客气地说声再见。”韦力说。

韦力记得,某次他选了几部书,那位老先生从中挑出几部,不予售卖。“老先生说近期一位买家从这里买走了不少古书,这几种也是那位大买主嘱咐要留下的……那位买家不想买的时候,这几部书再转让于我。”韦力说。

韦力知道这是书界的老传统,“故老先生将这些书收起,我也不以为忤”。一个月后,韦力再来灯市口店,成功将那几部书收入囊中,“而老先生依然记得哪几部书是我欲得者,这说明他对顾客的需求颇为留意”。

另一方面,国营古旧书店门市部的货源,主要靠总店不定期供应的线装书。韦力在《书店寻踪:国营古旧书店之旅》中提起,每当有好书上市的小道消息传出,“爱书人都会兴奋不已,大家都想透过各种关系提前看到这些生货。而与此同时,各位爱书人又都变得神神秘秘,唯恐别的朋友得到信息后捷足先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有的秘密都成不了秘密,因为在新书上架之时,你能看到许多熟识的面孔全都出现了”。

在古旧书店漫游时,韦力将“熟人是一宝”的方法论运用得无比娴熟。在每届书展开展前一天的下午,他常会和相关领导打声招呼,戴上书展工作人员专用的胸牌,或者请工作人员把他带进去。“总之,先到为王,我可以在里面挑选出一些自己喜爱之书。我当然明白自己在这里津津乐道这等丑事,有点儿不知廉耻,那真没办法,为了得到心爱之书,只能把脸皮弄得再厚一些。好在得到了那么多好书,多少能抵消自己如此做法带来的不安。”

组图:2021年3月22日,北京,位于琉璃厂西街的古籍书店里出售的图书。(图/ 聂一凡)

卖一部,少一部

对于以前的书店员工来说,在古籍堆里工作可不是一件美差。

1979年在上海从事古旧书和期刊整理工作的虎闱,曾在《故纸情深》中写道:“在上海古旧书业内,称书库为栈房,栈房的安全防火规定其中一条是,必须用不超过四十瓦的白炽灯,而且限制了灯的间距。故而高大的库房昏暗阴森。更有甚者,期刊库书架排列狭窄,让人压抑,且灰尘扑鼻,工作条件相当差。通常,工作人员在完成整理配套指标后,便立即起身去门外休息室呼吸新鲜空气,抽烟聊天,喝茶打扑克。”

韦力听过不少老店员说到这项工作的弊端:“很多人得了肺炎或支气管炎,还有的人因为手受伤,细菌感染,得了灰指甲。俗话说行行出状元,但少有人会留意行行有艰辛。”

除了整理、销售书籍,古旧书店店员还会接触收旧书的工作。常年浸淫在书堆里,慧眼如炬的“扫地僧”并不少见。

在《中国书店雁翅楼24小时书店:为每一位读者坚持》的报道里,记者张骜提及在中国书店工作10年的店员洛飏:“有一次,一位读者拿着同一本书的精装本和平装本犯了难。看到这个情况,洛飏主动解释道:‘精装的是全注解、全翻译的,有一定收藏价值,但是如果频繁翻阅容易破损,如果您要是放手头看,就买平装的。’不仅如此,经过十年的锻炼,洛飏甚至能够对一些连环画、旧书进行断代:‘有本《通志堂集》,说是清代的,但是我一看像翻刻的,就直接告诉读者了,并且请来店里老师傅给把关,碰到喜欢连环画的小朋友,我也能告诉他们哪个版本,谁画的是最好的。'”古旧书店店员的职业素养,可见一斑。

跟各地的古籍书店打了三十年交道,韦力发现了一个小规律:“他们似乎对买卖古籍的人比较戒备,用他们的行话说,‘这个人是倒书的’,言语中多少有鄙夷的成分。把书卖给做研究的学者或者真正的藏家,书店的人才觉得卖给了对的人。”

据韦力观察,“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之前,古籍书店的主要销售对象是各地的图书馆。到了80年代后期,古籍书价的上涨速度让图书馆渐觉难以承受,因为那些年图书馆的经费并没随着书价的上涨而增多,这使得图书馆的购书量迅速降了下来。图书馆买书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珍稀之本永远少见,而普通线装书馆里又大多有了,当然就不会再花高价买复本”。

到了90年代,古书拍卖开始流行,拍卖场的价格远远高于图书馆和书店的收购价。古籍善本又多了一种归宿——并非爱书人或藏书家,也许只是一个渴望转手升值的投资者。

和古旧书店接触的过程中,韦力发现,老店员们会时常念叨:卖一部少一部。在南京古籍书店,许多善本只展不销,韦力甚至从未在该店经理手中成功买到过一本书。韦力分析那位把持着店内书籍的“守门神”的心态:“他们书店的库存量本来就小,完全不能跟北京和上海比,如果不是他把得严,店里的库存早就卖光了。其实,我也明白,站在他的角度,这么做不但不是过,反而对书店是有功之臣……现在收购很难,而买书的人又很多,所以进书量远远小于出书量。即使像他这样使劲儿把持着,书也还是越卖越少,并且店里的经营还要靠古书来完成销售指标。”

事实上,古旧书店经历了一个逐渐平民化的过程。

藏书家薛冰曾指出:“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古旧书仍是不对中国读者开放的。南京古籍书店二楼上也隔出一个小房间,里面陈列起几架古旧书,但必须是具有特殊身份的外籍或‘内部’人士才能出入;到了80年代后期,曾挂过‘对公服务部’的牌子,虽然仍‘内外有别’,但其限制渐渐放宽,如我之辈的普通读者,能得人引荐也就可以‘化公为私’了。90年代,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古旧书的经营上终于也有所反映,即不再对读者的身份加以‘内外有别’的限制,谁有意都可以去翻检那几架古旧书,但书价已今非昔比,乘风直上了九重天;到20世纪末,晚清雕版本已到了非百元一册莫办的程度,其余可以想见。书店的想法,这些书已是书店的‘家底’,而且有出无进,卖一部就少一部,不卖也不缺这点营业额。不过对于爱书人来说仍然是一种幸运,买不起总还看得起,查查资料,过过眼瘾,现在还是不收费的。”

韦力认为,那些收藏在图书馆里的书不可能让爱书人染指,只有书店里的书才有可能飞入寻常百姓家,“只有这里的书才是自由的。我穿行在这自由的书海之中,真有了郑振铎说的那种感觉,像夺去了敌人的一座城池——虽然这些书并不归我所有”。

但实际上,在市场上流通的古旧书籍,也许并不比在图书馆待人翻阅的书籍更能惠及普通读者——前者的归宿不过是被某个爱书人私家珍藏,只能得到一双眼睛的注视和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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